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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金融风险就像一面多棱镜
作为一个对中国模仿得惟妙惟肖的邻居，越南这十年的表现令人瞩目。不过，它当前的震荡与其学习中国经验无关，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越南在金融市场的开放上与中国有了顺序差别，才陷入今天的僵局。
在工农业的改革政策上，越南确实是中国模式的好学生，但越南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工农业改革同步进行，无异是与虎谋皮。当越南集中精力吸引外资时，大量外资进入金融市场，却未能给制造业和服务业锦上添花，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得到改善。
这就为现在的金融震荡埋下伏笔——由于进口增长远快于出口增长，导致了越南的贸易逆差以及低外汇储备。然而汹涌而来的外资如同拉开闸门的洪水，资本市场推到惊人的高度，然后在价格难以为继时发生雪崩。在国家尚未具备创汇能力的时候，资本账户的开放走得过快，只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当全世界都说好时，越南政府便被冲昏了头脑，忽视了金融开放和监管脆弱带来的隐患。如今的越南正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贬值还是不贬值？如果坚持不贬值，通胀便会居高不下；而一旦贬值，又会引发外资撤离。
越南的金融风险如同一面多棱镜，照出了越南的脆弱，也照出了中国式做法的价值。中国过多的外贸盈余、巨额的外汇储备一度遭到诟病，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就转型经济而言，我们需要一些超常的外汇储备来应付突发情况，尤其是当我们的金融监管制度还比较脆弱的时候。
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在2002年之后，都曾考虑过加快金融领域的开放，但最终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越南的局面再次提醒我们，在宏观经济基本面转好之前，金融领域的开放要慎之又慎。(采访、整理/季天琴)
亚洲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国内某学者说，6月3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暂时停止降息，他认为是一善举，理由是在亚洲面临压力的时候，美国如果再宣布降息，势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环境的恶化，美国没给亚洲火上浇油，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
对这个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事实上，每一场规模或大或小的全球金融震荡，几乎都伴随着美国的身影，拉美债务危机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今天亦不会例外。美国的次贷危机仍然没有风平浪静，大量游资今年年初以来撤离东亚新兴市场，就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受损严重，需要从境外抽调资金回补。韩国年初出现的韩元贬值、股市下挫，以及此次越南金融震荡，都和这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动向有关。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联储目前暂停降息，未来甚至有可能进入加息升值通道，一旦美国提高利率，更大规模的外资很可能迅速撤出东亚，流回美国本土，倘若巨额热钱短期急速撤离新兴市场，亚洲的形势便岌岌可危。有例为证:泰国央行行长最近宣布，泰铢在近期持续贬值，主要原因便是外资大量抛售泰国股票。
亚洲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防止情况的恶化。就越南目前的经济震荡而言，我认为只是暂时性的“流动性危机”，而非长期性的“资不抵债危机”。按照市场估计，越南所需的贷款支持估计为300亿至500亿美元，而目前亚洲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缺口并不算大。如果越南提出援助请求的话，对东亚国家来说，拿出这点钱帮助越南度过难关，等于以一瓢之水消除一场潜在的火灾。
就援助方式而言，我们无需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屈从于国际货币组织向东亚提供的苛刻贷款以及荒谬的政策要求。东亚国家可考虑将所有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脱钩，并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援助帮助越南尽快恢复稳定。(采访、整理/季天琴)
原有逻辑的忽然死亡
沈洪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2006年以来，越南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此次金融震荡对越南而言，我认为是原有逻辑的忽然死亡，原因更多在于世界经济大环境的恶化——美国为转移次贷危机损失，推动美元贬值，直接造成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危及了像越南这样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
作为亚洲经济“雁行”队列的重要成员，由于经济体容量较小，比较优势弱化，越南在这一轮遭遇了高速通胀、本币急升、股市崩盘、楼市暴跌等负面冲击，不过，队伍后面的越南被击中了，飞在前列的国家未必就能掉以轻心。
中国的问题不比越南更乐观。在越南震荡初显之前，中国在股票、房产市场便已波折不断，真实生活中，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联袂上扬。此前已披露的5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2％，不仅创下3年来最高增速，也说明中国PPI涨幅已完全反超CPI(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涨价正无可避免地向生产环节蔓延。
与越南不同，中国式通胀根本无法纯粹从“输入”层面找到立论依据。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先于商品牛市，中国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能源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等无不在提高。从根本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30年被压低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奇迹”埋单的性质。
这还意味着，中国面对的并不仅仅是通胀一个命题。过去30年来，中国通过压低内部成本营造了优越投资环境，与美、欧旺盛的外部需求结合，建构了一个新兴大国的增长模式。这一设计曾无比精巧，但随着全面通胀时代来临，中国制造不再廉价，美国需求也不再旺盛，好时光已有戛然而止的苗头。
这足以让我们怀疑亚洲模式是否已走向终结。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家史几乎类似——以低成本优势作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在中国、越南这些转型国家，成本被挖掘到极限，社会成本被政府牢牢控制并保持了暂时的稳定。但是，在全球经济大环境转变之时，成本控制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或许，从本次越南的金融震荡中，中国更应去反思自己在过去30年的成长逻辑。(采访、整理/季天琴)
作为一个对中国模仿得惟妙惟肖的邻居，越南这十年的表现令人瞩目。不过，它当前的震荡与其学习中国经验无关，恰好相反，正是由于越南在金融市场的开放上与中国有了顺序差别，才陷入今天的僵局。
在工农业的改革政策上，越南确实是中国模式的好学生，但越南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工农业改革同步进行，无异是与虎谋皮。当越南集中精力吸引外资时，大量外资进入金融市场，却未能给制造业和服务业锦上添花，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得到改善。
这就为现在的金融震荡埋下伏笔——由于进口增长远快于出口增长，导致了越南的贸易逆差以及低外汇储备。然而汹涌而来的外资如同拉开闸门的洪水，资本市场推到惊人的高度，然后在价格难以为继时发生雪崩。在国家尚未具备创汇能力的时候，资本账户的开放走得过快，只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当全世界都说好时，越南政府便被冲昏了头脑，忽视了金融开放和监管脆弱带来的隐患。如今的越南正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贬值还是不贬值？如果坚持不贬值，通胀便会居高不下；而一旦贬值，又会引发外资撤离。
越南的金融风险如同一面多棱镜，照出了越南的脆弱，也照出了中国式做法的价值。中国过多的外贸盈余、巨额的外汇储备一度遭到诟病，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就转型经济而言，我们需要一些超常的外汇储备来应付突发情况，尤其是当我们的金融监管制度还比较脆弱的时候。
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在2002年之后，都曾考虑过加快金融领域的开放，但最终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越南的局面再次提醒我们，在宏观经济基本面转好之前，金融领域的开放要慎之又慎。(采访、整理/季天琴)
亚洲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国内某学者说，6月3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暂时停止降息，他认为是一善举，理由是在亚洲面临压力的时候，美国如果再宣布降息，势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环境的恶化，美国没给亚洲火上浇油，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
对这个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事实上，每一场规模或大或小的全球金融震荡，几乎都伴随着美国的身影，拉美债务危机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今天亦不会例外。美国的次贷危机仍然没有风平浪静，大量游资今年年初以来撤离东亚新兴市场，就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受损严重，需要从境外抽调资金回补。韩国年初出现的韩元贬值、股市下挫，以及此次越南金融震荡，都和这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动向有关。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联储目前暂停降息，未来甚至有可能进入加息升值通道，一旦美国提高利率，更大规模的外资很可能迅速撤出东亚，流回美国本土，倘若巨额热钱短期急速撤离新兴市场，亚洲的形势便岌岌可危。有例为证:泰国央行行长最近宣布，泰铢在近期持续贬值，主要原因便是外资大量抛售泰国股票。
亚洲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防止情况的恶化。就越南目前的经济震荡而言，我认为只是暂时性的“流动性危机”，而非长期性的“资不抵债危机”。按照市场估计，越南所需的贷款支持估计为300亿至500亿美元，而目前亚洲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缺口并不算大。如果越南提出援助请求的话，对东亚国家来说，拿出这点钱帮助越南度过难关，等于以一瓢之水消除一场潜在的火灾。
就援助方式而言，我们无需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屈从于国际货币组织向东亚提供的苛刻贷款以及荒谬的政策要求。东亚国家可考虑将所有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脱钩，并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援助帮助越南尽快恢复稳定。(采访、整理/季天琴)
原有逻辑的忽然死亡
沈洪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2006年以来，越南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此次金融震荡对越南而言，我认为是原有逻辑的忽然死亡，原因更多在于世界经济大环境的恶化——美国为转移次贷危机损失，推动美元贬值，直接造成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危及了像越南这样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
作为亚洲经济“雁行”队列的重要成员，由于经济体容量较小，比较优势弱化，越南在这一轮遭遇了高速通胀、本币急升、股市崩盘、楼市暴跌等负面冲击，不过，队伍后面的越南被击中了，飞在前列的国家未必就能掉以轻心。
中国的问题不比越南更乐观。在越南震荡初显之前，中国在股票、房产市场便已波折不断，真实生活中，消费品和工业品的价格联袂上扬。此前已披露的5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2％，不仅创下3年来最高增速，也说明中国PPI涨幅已完全反超CPI(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涨价正无可避免地向生产环节蔓延。
与越南不同，中国式通胀根本无法纯粹从“输入”层面找到立论依据。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先于商品牛市，中国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能源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等无不在提高。从根本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30年被压低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奇迹”埋单的性质。
这还意味着，中国面对的并不仅仅是通胀一个命题。过去30年来，中国通过压低内部成本营造了优越投资环境，与美、欧旺盛的外部需求结合，建构了一个新兴大国的增长模式。这一设计曾无比精巧，但随着全面通胀时代来临，中国制造不再廉价，美国需求也不再旺盛，好时光已有戛然而止的苗头。
这足以让我们怀疑亚洲模式是否已走向终结。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家史几乎类似——以低成本优势作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在中国、越南这些转型国家，成本被挖掘到极限，社会成本被政府牢牢控制并保持了暂时的稳定。但是，在全球经济大环境转变之时，成本控制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或许，从本次越南的金融震荡中，中国更应去反思自己在过去30年的成长逻辑。(采访、整理/季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