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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信息传播的发生机制来看，以手机界面为代表的“竖屏”的“出场”，遵循的是移动传播逻辑，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人体工程结构。“竖屏”极大地解放了身体，赋予了身体更大的超越、自由与流动性，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进入“另一个世界”。从“宽屏”叙事到“竖屏”叙事，信息表征形式和信息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前者主要体现为视觉逻辑的崛起及其对语言逻辑的压制，后者则表现为数据逻辑驱动下的“10万+”游戏规则的出现及其对内容生产的结构性影响。从融合文化到融合新闻文化，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和新闻内容的“跨媒体叙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
【关键词】竖屏;融合文化;人体工程学;生产型消费者;跨媒介叙事
曾经，“宽屏”是一种标准的媒介界面，它牢牢地占据着现实空间的重要位置，源源不断地输出声音、图像，还有我们时代的各种话语和权力。作为社会空间的“不速之客”，以电视、电影、显示器、LED显示屏为代表的“宽屏”媒介的“出场”，本身即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媒介事件”，其在文化与政治维度上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空间生产实践。实际上，空间生产不仅强调空间本身的生产，如空间的形式、结构，以及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还强调对空间得以持续性再生产的权力关系的生产。①从电视走进客厅的那一天起，家庭空间的权力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视决定了家庭成员的视觉中心，同时也将客厅推向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公共空间。电影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它的思路非常清楚，就是带领人们暂时告别日常生活，进入一个光与影的梦幻世界。个人与银幕的相遇，注定意味着一场盛大的消费仪式，而“梦”醒之后，人们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社会公共空间的LED显示屏则出现在商场、站台、楼宇电梯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它们作为广告输送的重要端口，仔细打量着每一个“过客”，贪婪地接管了行人的眼神……
今天，手机端口逐渐主导了社交生活的界面，我们同样猝不及防地进入一个“竖屏”时代。不同于电视、电影等“宽屏”媒介，手机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界面形式——不仅改写了信息呈现的“物质形式”，同时也作为一种“底层装置”改写了信息内容的“生成系统”。信息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只有回到物质性，回到物质存在的“形式”维度，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文本的内涵及其生成系统。本文立足于融合新闻这一新兴的新闻形态，主要关注融合新闻传播的主导性界面形式——“竖屏”。之所以将“竖屏”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加以研究，根本上是立足于这样一个逻辑假设：信息生产存在一个普遍的物质逻辑，从“宽屏”到“豎屏”的媒介“形式”变化，必然伴随着一套信息系统的变化，而这一变化过程又必然在内容形态和媒介文化上有所体现和反映。基于此，本文立足“竖屏”产生的人体工程学原理，探讨“竖屏”时代的新闻生产逻辑及其制造的新的融合文化。
一、竖屏：一种新的人体工程结构
从信息传播的发生机制来看，“宽屏”出现的物理逻辑是人体工程学，而以手机界面为代表的“竖屏”的“出场”，主要遵循的是移动传播逻辑，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人体工程结构。具体来说，两只眼睛的视野范围并非正方形，而是一个水平范围远大于垂直范围的长方形，“宽屏”因此成为视觉认知的最佳“形式”，这也是为什么“16：9”是当前电视、显示器界面的标准比例。如果说“宽屏”服务于“眼球逻辑”，“竖屏”则是手与眼相遇的“产物”，是移动传播时代人机交互的“产物”，是“眼球逻辑”遭遇“移动逻辑”之后被迫妥协的“产物”，因此它意味着一种典型的“人机结合”装置。
如果从身体视角来看，以电视、电影、显示器为代表的“宽屏”往往驻扎在既定的物理空间，信息传播的默认逻辑是“身体在场”，即人们只有克服现实距离，抵达既定的空间，才能与“宽屏”发生关系。实际上，“宽屏”不仅意味着一种单纯的界面形式，同时也演绎着“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宽屏”所到之处，往往重构了一种新的空间结构和关系，而权力话语则恰恰通过这一界面“管道”流淌出来，悄无声息地将主体纳入到空间生产的逻辑轨道之上。与此同时，人与媒介的关系也是静态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在身体“离场”的一瞬间，“媒介生活”便宣告终结。相反，从“宽屏”到“竖屏”的变化，反映出人与媒介之间的另一种具身传播实践——手机的“出场”，恰恰是“以竖屏的方式”重组了手与眼的关系，使得二者产生了永久的关联，不舍昼夜。在电影《骇客帝国》中，尼奥不断地穿梭于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但空间切换存在一个物理“接口”——电话亭。身体只有抵达电话亭这一特定的空间场所，尼奥才能完成空间转场，进而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然而，“竖屏”时代的赛博格身体，永远在线，但又可以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露痕迹。概括来说，“竖屏”极大地解放了身体，赋予了身体更大的超越、自由以及流动性，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进入“另一个世界”。
如果我们仅仅将“竖屏”的兴起视为一种信息“端口”的变化，而忽视了这种变化可能引发的深层次的“信息结构”问题，那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技术形式”与“信息形态”之间的勾连逻辑。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明确阐释了媒介技术对信息系统的直接影响——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的兴起，并非只是贡献了一种新的信息载体，而是创设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方式”。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电子交流手段因为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新的语言经验”。②于是，在波斯特的讨论中，“电视广告与波德里亚、数据库与福柯、电子书写与德里达、科学与利奥塔两两结合”，③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引入传播学/传播史的考察视域。今天，新媒介的出现，进一步重构了我们时代的“信息方式”。媒介装置中的呈现端口，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工具性“面板”，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技术装置”作用于整个信息系统，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内容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界面自身的物质性内涵，成为我们考察“信息方式”的基础构造，也成为我们理解“信息方式”的理论维度。因此，本文之所以关注“竖屏”及其叙事问题，不仅仅只是在关注一种新的“界面”，而是尝试考察这种“界面”的物质基础，以及建立在物质性维度上的叙事及其文化问题。 二、“竖屏”叙事的新媒体逻辑
指尖上的滑动，构成了“竖屏”叙事体系的基本“表征”，也成为信息生产的基础引擎。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是媒体机构“推”（push）给受众的，网络时代的信息则是受众主动“拉”（pull）出来的，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竖屏”叙事体系中，信息的“生产”方式则变得尤为复杂——“推”与“拉”同时存在，但又在算法逻辑和消费逻辑的双重驱动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模式。必须承认，“竖屏”叙事不仅仅是内容编排格式的变化，即从“宽幅”到“窄幅”的变化，而是涉及到信息生产方式的变化——不同于“宽幅”生产逻辑，“窄幅”挑战并召唤的是一种新的信息形态。所谓信息形态，主要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最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信息样式。相对于传统新闻的互文编排，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正在全面接管融合新闻的展演空间。相应地，新闻内容的生产和推送方式，必然沿着“竖屏”叙事的社交逻辑展开。比如，作为H5新闻叙事的理想终端，手机既是H5新闻传播的核心端口，同时也为H5新闻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叙事座架——竖屏。
本文的研究重点并非梳理“竖屏”叙事的文本语言，而是重点揭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语言”，即探讨“竖屏”叙事深层的新闻表征形式及其生产逻辑。第一，从信息表征形式来看，不同于传统新闻叙事中的语言逻辑，融合新闻叙事就是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可视化”（visualization）实践，图像逻辑成为我们理解融合新闻不容忽视的一种逻辑话语。“竖屏”结构中的视觉狂欢，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逻辑。第二，从信息生产逻辑来看，数据一跃成为融合新闻的本体内容，并且决定了融合新闻的叙事内容和传播生命。基于此，我们主要从视觉逻辑和数据逻辑两个维度把握“竖屏”叙事的表征方式及其生产“语言”。
第一，尽管“竖屏”叙事的主要表现形式依然是图文编排，但图文编排的结构和语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编辑逻辑，其主要表现就是视觉逻辑的崛起及其对语言逻辑的压制。在新媒体视觉“场域”，手机屏幕不可阻挡地成为视觉文化的重要操演平台。“竖屏”叙事中视觉逻辑的崛起，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数据本身的可视化。我们并非是对数据的直接呈现，而是将其转换为一种“图像”，在图像的维度上编织新闻内容。④纵观今天的数据新闻，数据化和可视化已经成为新闻产生的基本编码法则，前者强调将信息转化为数据，使其生成一种可以结构化认知的数理逻辑，后者强调对其进行图像化转换，从而帮助人们以一种图示化的方式完成新聞内容的意义建构。二是图像内容的扩展性。传统的图文结构一般沿着“左图右史”的编排逻辑，图像与文字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文叙事结构。一般的认知逻辑是，我们从文字那里获取信息之“理”，从图像那里得到表征之“象”。尽管语言逻辑主导了图像叙事，但图像并未因此无足轻重，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元素参与叙事。反观今天新媒体语境下的图文叙事，大量图像的“出场”，并不是服务于叙事目的，而是服务于消费逻辑，微博、微信公号文章中的许多图像，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叙事，但它们又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尽管“宽屏”时代的媒介内容评价，也离不开收视率、发行量等数据化的评价方式，但“竖屏”叙事则将数据逻辑推向了极端，甚至评价本身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内容生产之中，并且作为内容构成的一部分，共同服务于一个更大的消费逻辑。具体来说，一方面，不同于传统新闻的数据形式，融合新闻的数据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除了一般的数字，还包括通过大数据技术抓取的具有信息功能的一切数据形式;另一方面，在“流量逻辑”所建构的游戏规则中，诸如阅读量、转发量、粉丝数等数据形式也成为融合新闻的重要评价指标，⑤即“竖屏”逻辑中的新闻生产，依附于一个基础性的数据逻辑。在传统电视时代，收视率作为一种典型的数据评价方式，往往是对节目的“事后评价”，即内容生产与评价过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即便我们可以根据收视率来调适后续的节目生产，但内容和评价依然是分离的，并不存在实时的影响结构。然而，手机端口的“竖屏”内容，则深刻地嵌入在一个结构性的实时评价体系中，算法时代的智能推送和热搜榜，将内容与评价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而在所有的数据逻辑中，“10万+”则是被媒体平台精心炮制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神话”。有多少文章折戟于“10万+”而早早“退场”，又有多少文章因为迈过了“10万+”这道坎而再起波澜。那些“10万+”文章，反倒会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便是“竖屏”端口的生产逻辑。
三、从融合文化到融合新闻文化
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是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詹金斯所使用的“融合”概念，主要包括“横跨多种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那些四处寻找各种娱乐体验的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等”。⑥简言之，融合文化强调在媒体融合的总体语境下，不同媒介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筑了一种新兴的媒介文化实践。而媒体融合的原动力，已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或机构实践，而是在用户的广泛参与下，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权力博弈“场域”，即用户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概括而言，融合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二是信息内容的跨媒介叙事（transimedia storytelling）。实际上，詹金斯提到的融合文化，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媒体融合文化，所关注的媒介内容则涵盖包括电影、综艺、游戏等在内的一切信息传播形态。纵观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生态，融合文化已然构成了“共绘”新闻图景时代的文化基础，新闻业应该保持开放心态、适应融合带来的全新变化，同时也应认识到融合文化背后来自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控制问题，警惕新闻业边界模糊的危机，维系新闻职业权威和专业底线。⑦本文立足于新闻这一信息形态，将以手机为终端的“竖屏”新闻置于媒体融合的内容生态和传播渠道之中，沿着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和新闻内容的跨媒体叙事两个维度，考察融合新闻文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方式。 第一，就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而言，用户不仅参与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同时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转发者和分享者，通过手机终端重构了融合新闻的生态系统。在融合文化语境下，用户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迁，成为一个同时参与生产与消费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所谓生产型消费者，强调的是用户的双重身份，即用户既是生产者亦是消费者。詹金斯通过对美国流行文化的研究发现，用户对媒介内容的闲聊与评价，也成为一种积极的信息形态，而且在媒介“场域”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具体来说，“闲聊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共同之处，因为那些交流信息的人彼此担保他们共享的内容。通过批评他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闲聊最终成为一种谈论自身的方式。”⑧在社交媒体语境下，用户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言、评论、转发、分享，以及线下的各种参与性媒介实践，深刻地改写了新闻生产的内容生态和操作流程。当《穹顶之下》《疫苗之王》《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等自媒体内容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公共议题，我们便不能忽视媒体生态格局中的用户角色及其功能。在中央关于“四全媒体”的重要论述中，“全员媒体”即是强调公众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第二，就新闻内容的跨媒体叙事而言，媒体融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渠道融合，而基于手机终端的“竖屏”新闻只是众多媒介渠道中的一种新闻形态，因此，只有将“竖屏”新闻置于一个更大的互文结构中，才能真正把握融合新闻文化的构成与内涵。为了揭示融合文化生态中的信息流动与增殖问题，詹金斯提出了“跨媒介叙事”与“集体智慧”这两个关键概念，旨在揭示信息与故事在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流动状态和趋势，即每一种媒介表达都丰富了故事的呈现形式，同时也对阐明整个故事作出了特殊贡献，且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以自身的知识补足并缝合既有的叙事链条，使得不同故事之间呈现出一种对话结构。融合新闻生产同样存在“跨媒介叙事”的问题，即如何对一个新闻故事进行“一次采集，多次分发”，按照不同传播渠道的特色和优势进行内容编码，以期实现不同渠道之间协同作战。只有将“竖屏”新闻置于与其他传播渠道的对比与融合视域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融合新闻文化的构成结构。例如，为进一步提高用户的参与感、优化创新用户的信息获取体验，基于手机终端的融合新聞产品往往加入了互动程度更高的交互设计——除了常规意义上的浏览交互、分享交互，“竖屏”新闻还引入了一种极具特色的定制交互，即用户可以上传内容，进行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人民日报的H5新闻《复兴大道70号》的每个节点都有“下车参观”按钮，用户不仅可以上传自己的个人正脸照，经过人脸融合技术处理生成个人专属的年代纪念车票，还可以进行转发和分享，制造一种全员参与的新媒体仪式。
注释：
①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②③﹝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第29页。
④刘涛：《理解数据新闻的观念：可视化实践批评与数据新闻的人文观念反思》，《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4期。
⑤刘涛：《融合新闻选题：“信息逻辑”与“流量逻辑”的对接》，《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1期。
⑥⑧﹝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旧媒介的冲撞》，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0页、第141-142页。
⑦毛湛文、李泓江：《“融合文化”如何影响和改造新闻业？——基于“新闻游戏”的分析及反思》，《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特约编辑：刘 原;责任编辑：韩 勇】
【关键词】竖屏;融合文化;人体工程学;生产型消费者;跨媒介叙事
曾经，“宽屏”是一种标准的媒介界面，它牢牢地占据着现实空间的重要位置，源源不断地输出声音、图像，还有我们时代的各种话语和权力。作为社会空间的“不速之客”，以电视、电影、显示器、LED显示屏为代表的“宽屏”媒介的“出场”，本身即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媒介事件”，其在文化与政治维度上酝酿着一场深刻的空间生产实践。实际上，空间生产不仅强调空间本身的生产，如空间的形式、结构，以及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还强调对空间得以持续性再生产的权力关系的生产。①从电视走进客厅的那一天起，家庭空间的权力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视决定了家庭成员的视觉中心，同时也将客厅推向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公共空间。电影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它的思路非常清楚，就是带领人们暂时告别日常生活，进入一个光与影的梦幻世界。个人与银幕的相遇，注定意味着一场盛大的消费仪式，而“梦”醒之后，人们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社会公共空间的LED显示屏则出现在商场、站台、楼宇电梯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它们作为广告输送的重要端口，仔细打量着每一个“过客”，贪婪地接管了行人的眼神……
今天，手机端口逐渐主导了社交生活的界面，我们同样猝不及防地进入一个“竖屏”时代。不同于电视、电影等“宽屏”媒介，手机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界面形式——不仅改写了信息呈现的“物质形式”，同时也作为一种“底层装置”改写了信息内容的“生成系统”。信息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只有回到物质性，回到物质存在的“形式”维度，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文本的内涵及其生成系统。本文立足于融合新闻这一新兴的新闻形态，主要关注融合新闻传播的主导性界面形式——“竖屏”。之所以将“竖屏”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加以研究，根本上是立足于这样一个逻辑假设：信息生产存在一个普遍的物质逻辑，从“宽屏”到“豎屏”的媒介“形式”变化，必然伴随着一套信息系统的变化，而这一变化过程又必然在内容形态和媒介文化上有所体现和反映。基于此，本文立足“竖屏”产生的人体工程学原理，探讨“竖屏”时代的新闻生产逻辑及其制造的新的融合文化。
一、竖屏：一种新的人体工程结构
从信息传播的发生机制来看，“宽屏”出现的物理逻辑是人体工程学，而以手机界面为代表的“竖屏”的“出场”，主要遵循的是移动传播逻辑，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人体工程结构。具体来说，两只眼睛的视野范围并非正方形，而是一个水平范围远大于垂直范围的长方形，“宽屏”因此成为视觉认知的最佳“形式”，这也是为什么“16：9”是当前电视、显示器界面的标准比例。如果说“宽屏”服务于“眼球逻辑”，“竖屏”则是手与眼相遇的“产物”，是移动传播时代人机交互的“产物”，是“眼球逻辑”遭遇“移动逻辑”之后被迫妥协的“产物”，因此它意味着一种典型的“人机结合”装置。
如果从身体视角来看，以电视、电影、显示器为代表的“宽屏”往往驻扎在既定的物理空间，信息传播的默认逻辑是“身体在场”，即人们只有克服现实距离，抵达既定的空间，才能与“宽屏”发生关系。实际上，“宽屏”不仅意味着一种单纯的界面形式，同时也演绎着“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宽屏”所到之处，往往重构了一种新的空间结构和关系，而权力话语则恰恰通过这一界面“管道”流淌出来，悄无声息地将主体纳入到空间生产的逻辑轨道之上。与此同时，人与媒介的关系也是静态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在身体“离场”的一瞬间，“媒介生活”便宣告终结。相反，从“宽屏”到“竖屏”的变化，反映出人与媒介之间的另一种具身传播实践——手机的“出场”，恰恰是“以竖屏的方式”重组了手与眼的关系，使得二者产生了永久的关联，不舍昼夜。在电影《骇客帝国》中，尼奥不断地穿梭于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但空间切换存在一个物理“接口”——电话亭。身体只有抵达电话亭这一特定的空间场所，尼奥才能完成空间转场，进而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然而，“竖屏”时代的赛博格身体，永远在线，但又可以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露痕迹。概括来说，“竖屏”极大地解放了身体，赋予了身体更大的超越、自由以及流动性，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进入“另一个世界”。
如果我们仅仅将“竖屏”的兴起视为一种信息“端口”的变化，而忽视了这种变化可能引发的深层次的“信息结构”问题，那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技术形式”与“信息形态”之间的勾连逻辑。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明确阐释了媒介技术对信息系统的直接影响——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的兴起，并非只是贡献了一种新的信息载体，而是创设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方式”。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电子交流手段因为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新的语言经验”。②于是，在波斯特的讨论中，“电视广告与波德里亚、数据库与福柯、电子书写与德里达、科学与利奥塔两两结合”，③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引入传播学/传播史的考察视域。今天，新媒介的出现，进一步重构了我们时代的“信息方式”。媒介装置中的呈现端口，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工具性“面板”，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技术装置”作用于整个信息系统，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信息内容的呈现方式。与此同时，界面自身的物质性内涵，成为我们考察“信息方式”的基础构造，也成为我们理解“信息方式”的理论维度。因此，本文之所以关注“竖屏”及其叙事问题，不仅仅只是在关注一种新的“界面”，而是尝试考察这种“界面”的物质基础，以及建立在物质性维度上的叙事及其文化问题。 二、“竖屏”叙事的新媒体逻辑
指尖上的滑动，构成了“竖屏”叙事体系的基本“表征”，也成为信息生产的基础引擎。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是媒体机构“推”（push）给受众的，网络时代的信息则是受众主动“拉”（pull）出来的，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竖屏”叙事体系中，信息的“生产”方式则变得尤为复杂——“推”与“拉”同时存在，但又在算法逻辑和消费逻辑的双重驱动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模式。必须承认，“竖屏”叙事不仅仅是内容编排格式的变化，即从“宽幅”到“窄幅”的变化，而是涉及到信息生产方式的变化——不同于“宽幅”生产逻辑，“窄幅”挑战并召唤的是一种新的信息形态。所谓信息形态，主要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最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信息样式。相对于传统新闻的互文编排，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正在全面接管融合新闻的展演空间。相应地，新闻内容的生产和推送方式，必然沿着“竖屏”叙事的社交逻辑展开。比如，作为H5新闻叙事的理想终端，手机既是H5新闻传播的核心端口，同时也为H5新闻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叙事座架——竖屏。
本文的研究重点并非梳理“竖屏”叙事的文本语言，而是重点揭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语言”，即探讨“竖屏”叙事深层的新闻表征形式及其生产逻辑。第一，从信息表征形式来看，不同于传统新闻叙事中的语言逻辑，融合新闻叙事就是一场普遍而深刻的“可视化”（visualization）实践，图像逻辑成为我们理解融合新闻不容忽视的一种逻辑话语。“竖屏”结构中的视觉狂欢，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逻辑。第二，从信息生产逻辑来看，数据一跃成为融合新闻的本体内容，并且决定了融合新闻的叙事内容和传播生命。基于此，我们主要从视觉逻辑和数据逻辑两个维度把握“竖屏”叙事的表征方式及其生产“语言”。
第一，尽管“竖屏”叙事的主要表现形式依然是图文编排，但图文编排的结构和语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编辑逻辑，其主要表现就是视觉逻辑的崛起及其对语言逻辑的压制。在新媒体视觉“场域”，手机屏幕不可阻挡地成为视觉文化的重要操演平台。“竖屏”叙事中视觉逻辑的崛起，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数据本身的可视化。我们并非是对数据的直接呈现，而是将其转换为一种“图像”，在图像的维度上编织新闻内容。④纵观今天的数据新闻，数据化和可视化已经成为新闻产生的基本编码法则，前者强调将信息转化为数据，使其生成一种可以结构化认知的数理逻辑，后者强调对其进行图像化转换，从而帮助人们以一种图示化的方式完成新聞内容的意义建构。二是图像内容的扩展性。传统的图文结构一般沿着“左图右史”的编排逻辑，图像与文字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文叙事结构。一般的认知逻辑是，我们从文字那里获取信息之“理”，从图像那里得到表征之“象”。尽管语言逻辑主导了图像叙事，但图像并未因此无足轻重，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元素参与叙事。反观今天新媒体语境下的图文叙事，大量图像的“出场”，并不是服务于叙事目的，而是服务于消费逻辑，微博、微信公号文章中的许多图像，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叙事，但它们又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尽管“宽屏”时代的媒介内容评价，也离不开收视率、发行量等数据化的评价方式，但“竖屏”叙事则将数据逻辑推向了极端，甚至评价本身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内容生产之中，并且作为内容构成的一部分，共同服务于一个更大的消费逻辑。具体来说，一方面，不同于传统新闻的数据形式，融合新闻的数据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延伸，除了一般的数字，还包括通过大数据技术抓取的具有信息功能的一切数据形式;另一方面，在“流量逻辑”所建构的游戏规则中，诸如阅读量、转发量、粉丝数等数据形式也成为融合新闻的重要评价指标，⑤即“竖屏”逻辑中的新闻生产，依附于一个基础性的数据逻辑。在传统电视时代，收视率作为一种典型的数据评价方式，往往是对节目的“事后评价”，即内容生产与评价过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即便我们可以根据收视率来调适后续的节目生产，但内容和评价依然是分离的，并不存在实时的影响结构。然而，手机端口的“竖屏”内容，则深刻地嵌入在一个结构性的实时评价体系中，算法时代的智能推送和热搜榜，将内容与评价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而在所有的数据逻辑中，“10万+”则是被媒体平台精心炮制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神话”。有多少文章折戟于“10万+”而早早“退场”，又有多少文章因为迈过了“10万+”这道坎而再起波澜。那些“10万+”文章，反倒会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便是“竖屏”端口的生产逻辑。
三、从融合文化到融合新闻文化
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是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詹金斯所使用的“融合”概念，主要包括“横跨多种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那些四处寻找各种娱乐体验的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等”。⑥简言之，融合文化强调在媒体融合的总体语境下，不同媒介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筑了一种新兴的媒介文化实践。而媒体融合的原动力，已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或机构实践，而是在用户的广泛参与下，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权力博弈“场域”，即用户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概括而言，融合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二是信息内容的跨媒介叙事（transimedia storytelling）。实际上，詹金斯提到的融合文化，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媒体融合文化，所关注的媒介内容则涵盖包括电影、综艺、游戏等在内的一切信息传播形态。纵观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生态，融合文化已然构成了“共绘”新闻图景时代的文化基础，新闻业应该保持开放心态、适应融合带来的全新变化，同时也应认识到融合文化背后来自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控制问题，警惕新闻业边界模糊的危机，维系新闻职业权威和专业底线。⑦本文立足于新闻这一信息形态，将以手机为终端的“竖屏”新闻置于媒体融合的内容生态和传播渠道之中，沿着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和新闻内容的跨媒体叙事两个维度，考察融合新闻文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方式。 第一，就用户行为的参与性实践而言，用户不仅参与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同时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转发者和分享者，通过手机终端重构了融合新闻的生态系统。在融合文化语境下，用户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迁，成为一个同时参与生产与消费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所谓生产型消费者，强调的是用户的双重身份，即用户既是生产者亦是消费者。詹金斯通过对美国流行文化的研究发现，用户对媒介内容的闲聊与评价，也成为一种积极的信息形态，而且在媒介“场域”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能。具体来说，“闲聊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共同之处，因为那些交流信息的人彼此担保他们共享的内容。通过批评他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闲聊最终成为一种谈论自身的方式。”⑧在社交媒体语境下，用户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言、评论、转发、分享，以及线下的各种参与性媒介实践，深刻地改写了新闻生产的内容生态和操作流程。当《穹顶之下》《疫苗之王》《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等自媒体内容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公共议题，我们便不能忽视媒体生态格局中的用户角色及其功能。在中央关于“四全媒体”的重要论述中，“全员媒体”即是强调公众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第二，就新闻内容的跨媒体叙事而言，媒体融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渠道融合，而基于手机终端的“竖屏”新闻只是众多媒介渠道中的一种新闻形态，因此，只有将“竖屏”新闻置于一个更大的互文结构中，才能真正把握融合新闻文化的构成与内涵。为了揭示融合文化生态中的信息流动与增殖问题，詹金斯提出了“跨媒介叙事”与“集体智慧”这两个关键概念，旨在揭示信息与故事在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流动状态和趋势，即每一种媒介表达都丰富了故事的呈现形式，同时也对阐明整个故事作出了特殊贡献，且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以自身的知识补足并缝合既有的叙事链条，使得不同故事之间呈现出一种对话结构。融合新闻生产同样存在“跨媒介叙事”的问题，即如何对一个新闻故事进行“一次采集，多次分发”，按照不同传播渠道的特色和优势进行内容编码，以期实现不同渠道之间协同作战。只有将“竖屏”新闻置于与其他传播渠道的对比与融合视域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融合新闻文化的构成结构。例如，为进一步提高用户的参与感、优化创新用户的信息获取体验，基于手机终端的融合新聞产品往往加入了互动程度更高的交互设计——除了常规意义上的浏览交互、分享交互，“竖屏”新闻还引入了一种极具特色的定制交互，即用户可以上传内容，进行个性化的自我表达。人民日报的H5新闻《复兴大道70号》的每个节点都有“下车参观”按钮，用户不仅可以上传自己的个人正脸照，经过人脸融合技术处理生成个人专属的年代纪念车票，还可以进行转发和分享，制造一种全员参与的新媒体仪式。
注释：
①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②③﹝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页、第29页。
④刘涛：《理解数据新闻的观念：可视化实践批评与数据新闻的人文观念反思》，《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4期。
⑤刘涛：《融合新闻选题：“信息逻辑”与“流量逻辑”的对接》，《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1期。
⑥⑧﹝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旧媒介的冲撞》，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0页、第141-142页。
⑦毛湛文、李泓江：《“融合文化”如何影响和改造新闻业？——基于“新闻游戏”的分析及反思》，《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研究员、“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特约编辑：刘 原;责任编辑：韩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