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上午,温家宝在长沙主持召开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经济数据支持温家宝的说法。过去半年来,人们一直在讨伐过热的楼市,若干商品价格轮番上涨,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控制措施。5月份,中国出口额还达到了创纪录的1360亿美元。然而,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汇丰(HSBC)中国指数双双下跌,令人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二次探底。面对相互冲突的数据,决策层当然会陷入两难困境。
　　但仔细回想就会发现,这样的两难困局并不新鲜。过去若干年来,类似的两难局面反复出现,最新一次就在两年前。当时政府也是在担心经济过热,出台诸多降温措施。但到下半年,经济形势就来了一个大逆转,似乎将要陷入衰退。政府急忙出台空前规模的刺激措施,于是,中国经济又进入到现在的“两难”局面。
　　“两难”局面的周期性出现,反映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在紧张——高增长速度与僵化的结构之间的紧张。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内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但这种较高速度的增长的实现,部分地是以结构的僵化为前提的。这种僵化的表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受到人为抑制,而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超常规低廉状态。
　　举例来说,由于乡村人口数量巨大,中国确实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过,在过去若干年中,通过法律和政策,政府创造与维持了一个“农民工体制”。现有户籍制度让农民工的国民权利在打工地普遍被忽视甚至剥夺。法律没有即时提供保障,因而,他们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相关制度的滞后使得工人集体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成本很高,因而,他们的工资也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
　　这样,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长期被人为地抑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由此导致大规模劳动力投入带来的产能,在国内无法消化,而转向出口。而为了与劳动力的价格、企业低利润相匹配,中央银行在国内则长期维持较低的利率,这几年来,实际储蓄利率一直都是负数。同样,各地政府也长期保持工业用地价格在较低水平,为此,不惜滥用权力,强行从农民手里低价征收土地。
　　上述各种要素的低廉价格,确实部分地具有经济学上的一定合理性,但也确实明显地受到人为抑制。本来,随着生产率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但是,这一自然的提升过程因为制度限制而没有发生。本来,随着劳动力价格、人民币币值提升,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将会提升,经济结构将会逐渐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但是,由于人为抑制,这一转型过程没有能够自然地发生。
　　结果,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经济结构却严重失衡。麻烦的是,从决策层到经济学界,尽管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决策层也早在200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每年也都会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但是,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保持着其巨大的惯性,经济结构也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调整。
　　这样,“两难”局面出现的周期甚至比以前更短了。它表明,现有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高速增长的能力正在衰减。通过刺激措施,确实可以实现快速增长,但必然在短时期内就出现诸多危险倾向,迫使决策层取消刺激措施。而只要刺激措施一取消,经济立刻就可能急剧减速。换言之,现有经济结构让经济很容易大起大落。
　　尽管如此,市场机制不可能始终被抑制,它终究要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最近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就证实了这一命题:第一,新生代农民工通过集体行动,要求提高薪资;第二,中国启动汇率改革,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换言之,两个重要的要素价格,劳动力价格和人民币币值已经打开了提升的窗口,而这两者是支持现有的高投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
　　也就是说,内生的力量已经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周期,一个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剧烈调整的时期。面对这一市场自发启动的调整过程,最为明智的做法是让这个调整过程自然地进行。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降低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容忍经济在一个略低一些的水平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