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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出口
在半夜进入一座城市，就好像撞见一个卸完妆的女人——黯淡，懒散，毫无准备。
夜幕模糊了城市的轮廓，连脚手架和建筑物都不太分得清，不知不觉就从城郊过渡到市区，结束这段冗长的前戏。大巴上刻薄的女乘客一会儿指责司机不该开车时接电话，一会儿揶揄车速太慢。司机大概是累了，回头一瞟，爱理不理。仍然通亮的只有路灯、信号、711便利商店和摩托车影，这些就是台北夜以继日需要的东西。
半夜投宿西门町，这里是台北的城市名片之一。可惜已经错过最热闹的时间，只剩几个环卫工人在打扫喧嚣的残余。西门町的生命力每天只会从傍晚持续到午夜。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全台北甚至全台湾的初中、高中生好像都朝这里赶，约在地铁6号出口见面。他们手里通常都拿着一杯饮料，有的杯子看起来足足半米有余。
街头艺人们也来，6号出口对面的空地是街头表演的主场，表演者要向管理单位申请报备。有的是在校学生，耐不住寂寞，出来耍嘴皮，有的一看就满身风尘，大概受了社会的亏待，上演品质粗糙的变装秀，吓得旁人绕道而行。路过时，一个年轻人正在这里饶舌，一台音响、一支话筒、一个iPhone，噼里啪啦讲述自己出唱片的决心，顺带讽刺一下台湾女孩，她们的妆容啊，“厚达2公分”。如果有人中途离场，他立刻出言挽留：“如果不赶时间，请看完再走，如果赶时间的话，请看完再赶时间。”
其实台北本地人已经不那么热爱西门町，甚至嫌她土气，拿着巨型饮料杯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也会转移。比如台北东区，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商圈，堆积了101大楼、新光三越、微风百货等全台湾最现代的建筑，有许多明星或本土设计师开的商店，走在潮流尖端的男人女人，都走在那里。
与之相比，西门町的白天无趣许多。霓虹和人流消失不见，房子和地板老实地露出正常的老旧砖瓦该有的颜色，一副卸妆后的疲态。好容易找到一家早餐铺，卖的是“猪排蛋饼”这样一种土洋结合的食物。招牌上写着典型的台湾腔调：“忙碌时照顾不周请见谅，但我用的食材都超好！感恩哦！”小店里挂着一台电视机，反复放着老板娘接受采访的片段，她在屏幕里跳跃着身体，夸自己是30年前的大美女，可现实中的她却没有那样开心。
不过，白天来逛有一个好处，西门町的身世就在眼前。路口的西门红楼是一座醒目的日式小楼。日据时期，日本人在行政区划里把这片不毛之地列为新的商业区，几年之内，风头便盖过了台北作为大都市的原点——大稻埕和艋舺。
艋舺
大稻埕在西门町的西边，艋舺在南边，被一条淡水河连起。自清朝始，来台开荒垦殖的早期移民逐渐在通商口岸集中，先是艋舺，再到大稻埕。在淡水河沿岸，来自福建不同县市的商人常为抢码头发生摩擦，1853年爆发了一场扩及全台的恶斗，随后淡水开港，台北的商业重心从此转移，港深水阔的大稻埕成了赢家。
大稻埕早期是北部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现在被一些药材店占据。传统的布置、古老的香味，个别店家为了迎合慕名而来的客人，打起堂皇的灯。码头完全成了市民锻炼的公园，旧时的航船被制成模型放在岸上，河面一片平静。几个老街坊开着电视，唱着老歌，互相捧场，“忽然听见你的声音，向我这里飞奔。”药材店门口的音响大声放着黄小琥的流行金曲，“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
艋舺更老态龙钟一些。退休老人聚在龙山寺门前的广场，大声讲台语，埋头刮彩票，中年男人则在阴暗的游戏厅里打麻将和扑克牌。不知道昔日的街头霸王们藏身哪里。除了龙山寺、青山宫，一般民居的底层会突然冒出一间家庭小庙，所以无论走在哪条街，都能闻到香火味。有的人家在窗户外高挂一只灯箱，上书“童子神功”4个大字，这让偶尔出现的意大利咖啡店显得不合时宜。
如今这两个地方已经相忘于江湖，在城市化的新战场里缴械投降。一条纵贯的高速公路隔断了码头和街区，呼啸的车流强势入侵。
“一府、二鹿、三艋舺”，人们常用这7个字概括台湾的发迹。在大众文化里面，鹿港因为罗大佑的《鹿港小镇》而被传唱，艋舺因一部青春热血电影而走红，唯独台南似乎受了冷落。这座颇为低调的城市，被称为“全台首府”，在荷兰人、明郑和清朝时期，均是台湾的统治中心。
台南比台北旧三分，荷兰人在台南修筑的城墙现在只剩下一小段，主体部分被日本人拆掉重建。城内道路蜿蜒曲折，少有横平竖直的规划感，沿街的小店密密麻麻挤着，挂出的招牌互相拉扯、向外探头，无声地扯着嗓子叫卖。台湾版LP杂志的撰稿人朱家莹说：“台南的人见惯了历史的起落，生活上颇有自己的坚持。”台北人还挤在地铁上的时候，台南人已经吃过饭、洗完澡、在街上散步，或者在旧书店翻书。他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奔命。
旅途中误打误撞的一条小巷子把这种惬意精神暴露无遗。这条神农街，一路都是50年代的老房子。巷子入口一户人家正忙着维权，贴着大字报，大门紧锁。再往里走，几间屋子已经废弃，被搬个精光。几间变身为装修考究的咖啡馆和小酒吧，其中一家挂着标语：“open不一定，close看心情。”另一家是沙龙加民宿，厅里空无一人，需要换拖鞋才能进去，看店的文艺女青年正一个人窝在里面看电影。还有一家旧式文人的“台南兰亭雅集”，门口严厉地声明：“老街保持原音，来客请讲台语，台语乃清朝话。”不过百米的巷子里就有好几座大小庙宇，分别供奉药王爷、榕树公等各路神仙。此外，一间中药铺，一间牙医诊所，另有参差其间的设计公司、陶艺店、学生制服店和隆隆开工的印刷作坊，还有几户民居，毫不害羞，把自家客厅透过纱窗敞在外面。
台南的个性大概全在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自谋生，不求千篇一律。在另一条南门路，“全台首学”明伦堂是台湾第一座孔庙，郑成功在此推行儒家教育，中华文化的传统也从这里开始生根。
火车站
在台北华山创意文化园区，词作者方文山开了一间茶室，里面摆了一座微缩长安城，介绍里写：“它们淋过唐朝的雨，吹过汉朝的风，经历过我们无法想象的历史事件，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
整个台湾的面貌其实都算旧，把风吹雨打都写在脸上。即便在台北、高雄、台中这几个都市，也只有少数CBD地区才见高楼大厦。台湾的经济起飞在20世纪中后期完成，城市与社区建设也同步进入稳定状态，几十年的老房子用到现在，不足为奇。有人觉得破落，也有人欣赏这种守旧。街区翻新曾进入政治议程，但一般台湾人不以为意，走街串巷，在夜市里摩肩擦踵，已经成了习惯，就好像过去的北京人都骑自行车，现在他们生长在汽车和地铁里。
内地许多城市的规划思路，是把火车站、汽车站迁移出城，布置新区，而台湾没有富裕的空间来腾挪，这里的做法是“铁路地下化”，把插入城区的火车引导到地下，原本地上的铁轨让给道路，火车站的上层则完全变为与地铁、客运接驳的转运站。
这样一来，各大火车站依然占据城市的中心。台北车站、台中车站、台南车站、高雄左营火车站都一派老相——大多始建于日本人来台前后，几经修改，木制结构已被取消，但风格仍在。它们是每个城市的额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岁月都刻在它们的铁轨和皱纹里面。
作为早期城市的发动机，火车站附近总是城中最热闹的地方，这和台湾的城市发展围绕港口是一个道理。有趣的是，最贴近火车站的是各类补习班，台北的南阳街、台中的复兴路，至今林立着名师广告和教辅书店。许多人还记得自己少年时坐火车上台北，路上花一两个小时，在补习班上完课，在夜市里吃一顿，再原路回去。
码头
作为岛屿，台湾自有她的命运，海洋、港湾、河流是摄取营养的管道，危险也从那里来袭。明朝时，这里已是中国沿海海盗和倭寇的巢穴，台湾由此被各国所重视。十六七世纪之交，海上新势力荷兰与旧霸主西班牙在全球各处争夺市场，为了开辟在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同时占领台湾，分据南北。
同一时期，日本的丰臣秀吉也有袭台的想法。德川家康执政之后，在1609年和1616年两次派船攻击台湾，均告失败，但中日走私商人已在此媾和。成功领台的是荷兰人，他们自安平（今台南）登陆，建起奥伦治城（Orange），后改为热兰遮城 （Zeelandia），亦即今日的安平古堡，从此吞噬台湾38年。原本占据基隆（旧名鸡笼）的西班牙人被赶走，他们在台17年，没有大的作为。
郑成功逼退荷兰人后，试图以台湾作为基地东山再起，一批不愿归顺清朝的文人学士跟随他来到台湾，抗清复明。直到施琅东征澎湖，才结束了郑氏家族在台的统治，台南的赤崁楼作为郑成功的指挥部，至今还陈列着荷兰人的降书。
光绪年间，《天津条约》先后约定台南、淡水、打狗（今高雄）、基隆开埠通商，台湾各河口港均被拽入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之中。那以后，海上各国没有停止对台湾岛的骚扰，日本人多次进犯，中法战争又打到了基隆和澎湖。《马关条约》之后，人类的航海技术日益摆脱地理、天气的制约，日人殖民、国民政府南迁、美国驻军，进出台湾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些心怀不轨的登陆点，如今大多有了美好的名字，比如高雄的真爱码头、淡水的情人塔和渔人码头，摇身一变成了风景。
在淡水港，游人如织，一座高级酒店刚刚落成，街头艺人唱功不俗，旁边仍有军队驻扎。这里是台湾历史中一个症候性的褶皱，西班牙、荷兰、英国、日本都曾盘桓于此——16世纪，西班牙人抢滩北台湾，在这里筑起“圣多明哥城”（San Domingo），即今日的红毛城，盘踞南台湾的荷兰人并不罢休，北上占为已有，郑成功收复后，清政府又在这里开港，淡水一度跃为全台最大贸易港，英国人顺势圈地，把红毛城改成了自己的领事馆，日本人领台后，淡水港的地位让给水陆畅通的基隆。
今天的基隆港渔业繁荣，腥味很重，下午4点便开张迎客的庙口堪称北台湾夜市之翘楚，只是不再有即将服役的兵哥和女友在海边泪别。台南安平港，偶尔会碰到几个荷兰游客，他们是这座岛屿的遥远记忆之一，而旁边的老街，又是吃货们的世界。澎湖也是一处兵家必争的堡垒，欲占台湾，可从这里进入又可从这里离开，消极的清政府一度打算弃台湾而“专守澎湖”。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前，多次以澎湖为基地，曾要求明朝割让此地。只是一过10月，东北季风吹来，水温降低，轮船停开，澎湖又人迹罕至了。而在高雄，暮色一来，天光海光相映，路灯船灯齐鸣，跑步者沿着这座新城里最辉煌的爱河匆匆经过，护航舰还停在港口，等待着未来可能的敌人。
原乡
台湾历史里的另一道伤痕被魏德圣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揭开。
影片重现了雾社事件——1930年，赛德克族原住民在部落头目莫那鲁道的带领下抵抗日本人统治，在飞机大炮和化学武器的逼迫之下集体自杀。近5小时的影片在台湾赢得不少观众，赛德克族因此成了原住民中的文化强势。花莲县的赛德克族人趁势举办岁时祭，合欢山上的族人也驱车前往。仪式中除了歌舞、祭祀、鸣放猎枪，还有降落伞表演和领导讲话。县长高调出席，主持人高声呼喊：“五星级的县长，最爱我们原住民，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 在仁爱乡，雾社一日游红火起来，赛德克族导游在脸上粘了纹面贴纸，带游客走一圈旧时部落、战时铁索桥、莫那鲁道的衣冠冢以及决战之地。原住民袭击日本人的小学原址被台湾电力公司占据，不久会被恢复原样，开放参观。日本人造的神社再次改奉中国神灵，藏在深山里的马赫坡古战场种植着糯米辣椒，一包100块台币。
导游一边介绍景区，一边埋怨日本人奴役他们的祖先砍伐、运送桧木和樟树，用他们的血肉开出了险峻的合欢战备道。这条路线后来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出了中横公路，至今仍是汽车穿越东西台湾的必经之道。
在全球向西看的今天，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痕迹依然浓重：流行文化中的哈日倾向，日常对话、饮食习惯中的日式风格，一家名叫“杂志疯”（Mag Freak）的连锁店贩卖各国杂志，其中大半来自日本，有的女生根本不识日文，只为获得附赠的彩色背包。
与年轻人不同，一批近代作家把对日本人的痛恨写进小说。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里写：“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钟理和在《原乡人》里写：“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自我和他者于是成为台湾近现代文学创作中一条痛苦的脉络。陈映真著名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把矛头对准外资企业，认为台湾“对于美国的一切，怀抱着几近幼稚的幻想”，市民阶级已经逐渐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失去关联，岛内政客多有留美背景，这让美国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制度层面。公子出身的白先勇则缱绻地怀念另一个逝去的阶层，美艳的戏子、花蝴蝶一样的社交、周到的礼数、长官的尊严，这个精致的世界在迁徙来台之后试图重生，但终究回不到过去。
这是作家们观察到的心态，也是台湾的处境。每个人的伤感和怀念都有所不同，但调性多有几分悲怆。被占领、被奴役、被隔绝、被抛弃，这个轮廓像极了地瓜的岛屿历经沧桑，陈映真说，“东方像是个深情而又保守的寡妇。”《赛德克·巴莱》的台词讲：“摊开他的手掌，手上揉搓的都是血痕。”
牛肉面店
岛屿的另一个天性，是与陆地的距离。内地人来台旅游，时刻都在攀比，这里像北京，那里像上海。台湾岛与大陆分分合合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唐朝。
新北市八里乡的十三行遗址曾出土几十枚唐宋时代的钱币，这说明在那个时期，台湾西部的南岛民族已经和当时的福建泉州有某种程度的往来。1630年，开始有汉族人集体移居台湾从事开垦，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每年更有几万汉族人投靠明郑。清朝乾隆年间，内地庞大的人口压力促使很多闽粤人口向尚未开发的岛上迁徙，相传“到台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温饱”，大量移民的到来也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动荡。1718年，清廷终于下令禁止渡海来台，已渡台者也不准回乡携眷来台。这次海禁隔绝了海峡70年。取消海禁后，闽粤人士再次大举来台。
光说食物，海峡两岸就有亲近感。马路边常挂着东北水饺、山东牛肉面、温州大馄饨、老上海卤味等招牌。只要和台湾人谈吃，他们一定会兴奋地告诉你哪家的牛肉面最好，哪家的珍珠奶茶不可错过。言辞虽然夸张，但诚意不假，只是吃到嘴边，不一定能尝出那种激动。一个原因也许是，食物经过在台湾的二度本地化，大抵都会变淡。所谓台湾味道，正是一种迁徙的味道，是用力找回的味觉。台湾店家喜欢强调“古早味”，里面就带了一种回不去的故乡的愁滋味。
文化人詹宏志帮台北市政府策划了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他说，大江南北的人全来了，这些东西的历史背景里面有灾难、有伤痛，可后来全部变成台湾的能量。类似节日在台湾很普遍，凤梨酥节、鸡肉饭节等等。牛肉面不算台湾的发明，却被台湾发扬光大，成了备受喜爱的庶民饮食，粗略估计，台北市目前有三千多家牛肉面店。
拜访位于开封街的一家老店，老板是从山东来台的军人。从摆地摊做起，慢慢积攒熟客，坚持到今天。如果换了酱油，客人就会不满。老板若要外出旅行，就要提前告知街坊邻居。手艺传到儿女一辈，味道依然不敢变，87岁高龄的老爷爷每天到场，下楼亲自吃一碗。
711
在台湾旅行，最大的便利是有时可以藏起游客的身份，假装自己是本地人。但停留久了，也会产生错觉，不知是走进了过去，还是穿越到了未来。
过去是相似的传统。比如，在大稻埕戏苑，偶遇一场户外歌仔戏表演，唱的是《雪梅教子》，几个演员拿着不锈钢饭盒当道具，没唱几句，话筒哑了，光靠嗓子喊了很久。老街坊出来捧场，还有人停在路边、坐在摩托车上听戏，小女孩也学着样子翘起兰花指。6点一到，饭香就悠悠地飘进这个露天戏院。
在澎湖观音庙前，他们洒仙水，抛糖果，专门唱一出八仙过海戏为观音祝寿。团主淑芬说，歌仔戏是自己从小的爱好，被父母打过也不改初心，自己搭起这个班子，希望可以在主流演出团体之外谋一条生路，时下观众年轻化，她就加入流行音乐、即兴表演和观众互动，“因为市场就在那里，看我们怎么努力。”
未来则是不同的可能性。711便利商店里的Ibon就是一台神器：打印、复印、扫描、缴费、演出或交通购票、预订酒店等服务都可以在这里完成，除此之外，店里还可以送洗衣物、接收快递。难怪台湾人要以距离711的远近作为租房指标之一。还有一道跨越全台的风景，那就是所有711店门口悬挂的条幅，即使是在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武岭、号称全台湾最高的711门前也一样飞舞着这面旗帜，上面写着：“美式咖啡第二杯半价。”
台湾人擅长这样的幽默和清新。开车越过阿里山的盘山公路，在路旁的茶场，采茶的老姑娘们一边采着金萱茶叶，一边热络谈笑，唱歌，“阿里山的姑娘没一个漂亮。”十几公里行车，进入大雾，天快黑了，零星下着小雨，几个年轻人还在深山里搞怪合影。高雄电影院的厕所里贴着某网站的广告，文案竟是：“你知道忍住不放的屁去了哪里？”
华尔街
在台湾，还遇过两场规模不小的游行示威。
效仿纽约“占领华尔街”的“占领台北”，主事者自称是“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位置的人”。“我们愤怒，但不知道愤怒什么，我们想要改变，又不知道要改变什么。”于是他们打出了“台湾99%”的旗号，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公共讨论，呼唤每个人分享自己对台湾社会弊端的看法。许多政客抢过话筒想发言，立刻招来嘘声。虽然没有清晰的诉求，但主事者说：“我相信，功不唐捐。”
10月29日，是一年一度的台北同性恋大游行，号称有四五万人参加。队伍里的人花枝招展、袒胸露乳，尽情扭动身躯，有的背着黑白翅膀，有人打扮成黑白无常，一位小哥扮成观音大士，另一位不停地攀上高处，挥舞着彩虹旗。有的同性情侣牵手飞奔，也有伯伯不停摇头，俨然已经无法理解这个疯狂的世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群热衷日本Cosplay的年轻人在台大校园里聚会，行头要比同志游行劣质多了，热情却丝毫不逊。
男性与女性、岛内和岛外，都是一些没有终点的相对运动。不仅可以分合，还可以混同，甚至相互转变。在台湾大街上飞驰的那些摩托车们，成了这种相对性最好的隐喻。
台湾人管摩托车叫机车，在汽车当道的今天，只能算是一种半现代的交通工具。但他们如此热爱它，以至于创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摩托车街景，像蟑螂一样无止境地繁衍。对当地人的生活来说，这种轻便的小车太重要了——岛上各地的直线距离不远，售价、油钱又不贵，同时避免了公共交通的局限。既拥抱技术，又保持任性，有一种杂交与折中的言外之意，一如复杂的台式现代性。坐在摩托车上，可以闻到汽车尾气和路边的饭香，听到旁人交谈和引擎轰鸣，骑手和乘客不能关上车窗，假装自己和这个一股汽油味的世界毫无关系，他们只能暴露在台湾的温度和体味中——精明，温吞，还有一点刺激。
选择在清晨离开她，是一次冷漠的告别。至少台北还没有恢复神气，慢慢积蓄的天光，起先只是一片惺忪的蓝色，然后从乳白变成土黄，毫无杀伤力。大部分店铺要临近中午才会开张。卸妆的女人微微动了动手指，她还没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