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齐国君主齐威王有一天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居守即墨以来，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话天天传到我这里。可是，我派人到你居守的地方调查，看见田野都开垦了，到处都长满了庄稼，人们都有饭吃，有衣穿，一派安居乐业、欢快祥和的样子。官府也没有积压不处理的案子，你的出色治理使齐国的东方得以安宁。看来，我的左右近臣之所以说你的坏话，是因为你不巴结他们来企求声誉”。于是，下令将即墨大夫管辖的范围扩大至万户大邑。
　　接着，齐威王又召见阿大夫，说：“自从你管辖阿邑以来，称赞你政绩如何好如何好的话我天天听说，可是，我派往阿邑调查的人看见的情况是，百姓衣着褴褛，生活困苦，面有饥色，无心耕种，田园荒芜很多。向百姓询问情况，百姓惊恐不安，不敢回答。赵国攻打甄地你不派兵救援，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看来你是经常用钱贿赂我的左右近臣，来沽名钓誉。”于是，齐威王当日下令把阿大夫和那些称誉阿大夫、谗言即墨大夫的左右近臣治了罪。
　　齐威王即位九年，并不亲自执政，将政务完全交给重臣处理，自己从旁暗察，建立了以实绩用人的制度，于是齐国大治。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周围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敢打齐国的主意。
　　从齐威王考察官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是政绩有真有假，有实有虚。真实的政绩是靠一件件实事堆砌而成，求实绩，干实事是很辛苦的，要付出时间，花费精力，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求实绩的干部必定不会刻意去追求名誉，他们舍不得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相反，制造虚假政绩的人，会靠浮夸，靠形式主义花架子，靠编造假数字，靠有偿新闻，靠拉拢行贿来制造虚假政绩，欺骗上级。
　　二是评价政绩重实不重虚，重行不重言。齐威王是个有作为的君主，他的目标是富民强国，因此十分重视官员的实绩。他听了诋毁即墨大夫和赞誉阿邑大夫的话之后，并没有轻信此言以此为依据来处理二人，而是派人亲自到实地去调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与左右近臣说的一致。官员们的政绩最终都反映在百姓的生活上，反映在国库的银两上。通过调查，用实绩用事实证明了即墨大夫是好而不是坏，同样也是用实事用事实证明阿大夫是坏而不是好。如果满足于听听汇报打打分，走马观花，浮于表面，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三是掌握标准的人心要公行要正。量物，尺标称准是前提。但是，尺标不能自量，称准不能自称，关键在于拿尺握称掌握标准之人。量人，也是一样。一要有先进的用人标准，二要有客观公正的考察部门和考察人。齐威王派出的调查者必定是公正无私，清正廉洁，完全可信赖之人。阿大夫既然能向威王左右近臣行贿，怎能不想向调查之人行贿？要么是久闻调查者廉洁之名而根本不敢行贿，要么调查者根本不为贿赂所动。即墨大夫既不向威王左右行贿，亦不会向调查者行贿，可是调查者照样实事求是地作出有利于即墨大夫而不利于阿大夫的公正结论。由此可见，有标准很重要，有公正廉洁铁面无私的执行标准人更重要，没有后者，前者要么如同一张废纸，要么被扭曲，被颠倒。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标准的人就是标准。
　　四是执法如山，惩恶扬善。齐威王在查清事实真象之后，并没有就此罢手，搞下不为例，不了了之。而是果断提拔即墨大夫，严惩阿大夫和受贿的左右近臣。这就履行了自己的用人的标准。如此一来，那些不干实事，想靠弄虚作假，拉帮结派欺骗上级的人必定会有所畏惧，从而不敢再胡作非为。奖是方向，像东方之大海，惩是禁止，像江河之两岸，方向明，堤岸固，则江河东流不回头。这样，民才能不断地富，国才能持久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