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书法家孙晓云所言：现在中国的书店，最多、最齐全的书大概就算书法类了。书史、书论，碑版、阁帖，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编了再编，印了再印，尽管印刷质量差些，却大大地供过于求。正所谓，旧时在少数人手中把玩的“王谢堂前燕”，如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书法类的著述虽多，但真正想找一本既有质量又好读的，也并非易事。而刘涛每次新的著作面世，总能给书法的研究与阅读带来一股清风，其隽永而深刻的撰文风格正如作者之为人，一种谦谦君子之风，跃然于字里行间。不久前，刘涛又将应约在《三联生活周刊》“书法故事”栏目撰写的随笔，经“重新清扫文中‘落叶’、调整补缀”后，以《字里书外》为书名结集出版。这是先生以史家之笔奉献给读者的又一份厚礼，其所呈现出的完整、一贯而清晰的书法史面貌，即使从前熟读各篇，合观静思仍能启人心智。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当下，人文阅读面临许多困境，更不用说在毛笔书写退出日常书写已经大半个世纪的今天，作为“无用之学”的书法艺术，如何走出书斋，走进大众是书法艺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不小的考验。大众渴望听到更多更好听的“书法故事”，但现实是：一些书法研究者或者善于用西方人说的话讲“书法故事”，或者习惯用过去古人的话讲“书法故事”，更有甚者故弄玄虚，生搬硬套，弄一些新名词、新术语套在书法艺术的头上，加上某某主义或这个论那个论之类。总之，我们的书法研究者讲了一些不用说西方人，就是连我们自己人都听不太懂也不愿意听的“书法故事”，越讲越不能让人理解书法艺术的意义了。这与书法的“声誉”和大众对书法的“需求”显然不符，更不用说走出国门与外国的艺术进行对话和交流了。而在这方面，刘涛所著《字里书外》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刘涛所讲述的“书法故事”，虽然关注的是书法史中的一些“个体”现象和书家，却具有历史文化的大视野。《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没有对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书法史的整体了解和把握（“论世”），就没有办法理解每一个书家（“知人”），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书家的书迹（“颂其诗，读其书”）；反过来，要真正吃透书家的作品（“颂其诗，读其书”），就必须先了解每一个书家（“知其人”），而要真正走进每一个书家的内心，就要先了解书家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论其世”）。 只有“论世知人”和“知人论世”二者相互结合，相互验证，才能契合无间，揭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存在和发展的魅力。从事书法史研究的人首先要有很好的史学素养，对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刘涛以史家身份进入书法史研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书法史研究文献能力不足的现状。正如书法家邱振中所言：“研究书法史的人群中，大部分是书法实践专业出身，像刘涛这样经过系统的史学训练，而又对书法有所领悟的，全国大概一二人而已！”
　　《字里书外》所呈现出的是刘涛一贯的书法史学术研究方法与路径：在历史的场景里解读书家、书迹及书法现象。“所写内容，大多是自己体贴过的人物，关心过的现象，思考过的问题，还有引发索隐探幽兴趣的一些历史碎片。”作者力求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大语境的角度切入书法史上一个个小的局部与问题，展现每一个书家的成长轨迹、每一个书迹的类型特点，以及各种书法现象的背后成因，并对此做出合乎历史真实的判断，使个人的叙述与历史的逻辑相符。在作者的视野里，一片龟甲，一片简牍，一张帛书，一块碑刻，一卷手卷，这些孤立的书法作品，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论证，便活络起来，成了古代某一生活场景的缩影。书迹，不再是闲情的玩物；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正如刘涛在《文论且当书论读》一文中借用张融《门律自序》思考书法时所言：“文章从来没有全新的创造，书法也是如此。钟繇、王羲之那里，何尝没有前贤的旧物，只是后人看不到，因为弄不清钟、王‘弥缝’的‘旧物’，所以扩大了他们的创造性，误以为某一书体可以由一人于一时独造。”
　　刘涛所讲述的“书法故事”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文献考证方法，对过去的书法史研究进行大幅拓展。对历史文献与图像的解读，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历来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分。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波认为：“中国学术有‘照着讲’的传统，倡导和鼓励‘我注六经’，充斥着对前人、古人、洋人的顶礼膜拜，对过去典籍的崇拜和敬畏；但对‘六经注我’常加贬抑，从不倡导和鼓励‘接着讲’，谓之为‘不扎实’‘肤浅’‘轻狂’。所以，在中国，学问家多，思想家少；学者的作品中，评点感悟式的多，自创一格、自成体系的少。”事实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关系，就是我（主体）与文本（客体）的关系，二者的不同在于还原历史的方法与各自对历史的态度。在前辈学者日渐稀少、学术风气变得越来越浮躁的今天，秉持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在继承的同时结合新的史料不断加以完善，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字里书外》不但是讲给大众的“书法故事”，对艺术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学和方法学上的意义。
　　《字里书外》开篇《金石之制》一文三千余字，引用古代文献十九处，阐述了古代铭刻文字的金石之制，先秦时期“金多石少”，秦汉以来“石多金少”的成因和例证，对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西汉无碑刻”这一史实，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汉承秦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原因造成了“西汉有刻石，无石碑”。并通过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和近年学者的研究，指出了“东汉的大型石碑，可能与西汉出现的大型石雕存在某种承继关系”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南宋学者“新莽恶称汉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的说法。再如米芾察觉到孙过庭草书异于右军者，在于“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称为“过庭法”。这句话，为历代书论家所未道，也很少有人结合《书譜》墨迹探其究竟。作者在《孙过庭〈书谱〉》一文中，将事件重新拉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没有简单地“照着讲”，而是结合前人的评论“接着讲”：所谓“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不太好懂，就字面意思而言，“落脚”指字的下端落笔或收笔处；“差”是略为的意思；“近”指偏向；“前而直”是说收笔之势偏左侧或向下。这样写草书，结字周正而纵长，而且字势偏于直，不如王羲之那样欹侧洒脱。王羲之写字姿势是跪坐单钩斜执笔。孙过庭生活的唐朝有高桌高椅，执笔偏直，这些都会影响运笔的“落脚”。此等缜密的考证分析，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足见先生功底之深厚。书中对《中郎女帖》书迹并非伪作的考证分析、对颜真卿“挑踢”笔法的比较分析等等，都是作者“接着讲”的例证。
　　正如作者所一贯主张的：从事书法的研究，虽是无用之学，但书法和许多文化遗产一样，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在书法这门传统艺术面前，我们都是传承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书法比较本位地传下去，能够尽量少点讹误，这已经是对历史有功了。讲好“书法故事”，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特别是“古代书法的人与事，文献记载零零散散，查资料，拍图版照片，都耗费时间”，没有一份对传统书法艺术的虔诚和担当，没有一份沉进去、慢下来、不惜力的学术功力，是不可能讲出如此好听的“书法故事”的。《字里书外》呈现给我们的方法和价值，为书法这一国人最具传统意义的艺术门类重回人们的日常审美提供了一种范式，也对构建一种亲近而向善的阅读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字里书外》，刘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