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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我追随莫江白、王诚、周志方等同志，参加了广西忻城县首举义旗的高楼游击队。此前半年，我由柳州疏散而来，经莫江白安排，担任县城“表证中心学校”教导主任。
以后，我又从高楼辗转来到嘉仁游击队，不久便参与了驱赶屯桃日军哨所的夜袭之役。游击队得知日敌将撤离县城，退至柳迁公路沿线的大塘和思练。两个主力游击队火速进军，一边先期收复县城，迅速处决了几个“维持会”头目，一边又飞骑联络。仅仅二三天时间，游击队就会集了全县13个大队的人马，再加上近邻的宜山、都安各来一个大队。每队少说也有五六十枝步枪，还拥有从敌军手里缴获的轻重机枪，一时声势鼎盛。
趁着这个机缘，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大家树起了“广西第一游击司令部”的旗号，下设参谋、政务、政工、军需等部。这个特设的政务部，便是用来取代原县政府的。政工部公推王诚负责，莫江白则兼任高楼、加仁两个主力队的指导员，周志方和我则是政工部的主干。大家夜以继日，搞内外宣传，筹措如何使松散的武装队伍正规化。
受降仪式
就在司令部成立不久，大塘前线传来了一份捷报：抓住了一名日俘。适巧莫江白他们都在司令部。大家商定，一要善待日俘，争取感化；二要以参谋长为主审(前国中童军教练)，由我具体配合。等那个日俘押解到，我们就按步骤进行，先不忙查问详情，而是将其安置在一处静室，并把诚兄从柳州秘密弄来的“在华日军反战同盟”等许多宣传品拿给他观看。早晚三餐，则由我这个“陪审官”亲自送去，以示优待。事也凑巧，前些天司令部又把前县长王某委派的“代县长”黄人震押解进看守所。沦陷期间，黄某带着一部分“县自卫队”留守东崮，高楼等游击队多次主动联系，都吝给一枪一弹，所以这次就给了他一个“消极抗日”的罪名。经我们了解，黄某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在日本经商的经历，懂得一些日语，正好为我们所用。此时黄某赎罪心切，确也尽心帮我们翻译。大约5天以后，日俘就向我主动索要纸笔，显露出极其真诚的神色，自愿回答我们写在书面上的各种提问。
原来他叫高田睦夫，家住静冈县清水市，1923年出身于贫苦家庭。虽为独子，他仍然被天皇的“大红书状”所征，当了一名基层士兵。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多张告白书中，毫不掩饰地坦陈了其祖国已经彻头彻尾地跌进了“日暮途穷”的深渊，从其陈述中还可知日本已陷入了全国性的“粮荒”。接下去，他还说到天皇已下令放弃日本三岛，举国迁来我国东北的“图谋”。高田宣称军营里已经哀歌四起，日军在广西且战且走，穷途已至。在书写期间，高田多次号啕大哭。尽管为文字的水平所限，他没有写出认同反战的话语，但诚兄提供的那些小册子无疑是起到催化作用的。审讯过程中，王、莫等几位都去见过高田，还让我带他来办公之处，让他知道我们完全信任了他的真诚悔悟。
不久，高田再一次恳求帮助我们工作。得到允许后，他先试着搞油印，打着赤膊，极其使劲，往往弄得浑身油汗。我们又让他多次书写反战标语，然后拿去大塘沿线张贴。稍有空，高田又主动去搞卫生。到了傍晚，仍然由我负责带他去街上散步。慑于群众仇恨的眼色，他终是俯首疾行，好久才恢复常态。
大约半个多月之后，司令部作出决议，打算追击由大塘、思练撤离的日军，打往柳州去。不料形势突变，风闻那个王某已“告”了“忻城树起了红旗”的“状”，汤恩伯部队即将前来“清剿”。莫、王等同志早已料到有此变局，为了谋求“缓冲”，最后同意了将高田先一步送去张发奎所部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由我起草俘获高田的经过，并着重叙述其接受感化的种种表现。起程这一天，我们多备了几份菜肴为其送行，还叮嘱护送的游击队员好好护卫。大出意料的高田得知就里后，对着我们又一次放声大哭，临行前还写上清水市老家的地址，恭送给我留念。我清楚地记得，这应当是1945年5月间的事情。由我专职参与感化高田的这段不平凡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弹指一挥，40年居然快将过去，1982年我和被我们感化的日俘高田睦夫，居然又恢复了通讯，这时距离中日复交也快10年了。期间，我多次回溯当年往事，深感自己也有借此开展“人民外交”的义务，曾多次写信给相关单位代为查询，可是均无结果。直到1982年秋，一个偶然机缘，友人吴老师介绍认识正来杭州探亲的日本人吉田辰彦君，经其回国后凭着我仅记得的“静冈县高田睦夫”7个字，向厚生省查询，终于很快有了着落，原来当时日本早已电脑化。吉田先回信告知高田确实仍健在，并居清水务农。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久违37年高田的信。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突然收到您的信，真是令人惊讶啊，我从什么地方写起好呢，简直茫无头绪。啊!总算您我俱健在，这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事情啊!过去的那个时节，真是多承您的照顾，就像处在地狱里遇到了菩萨。我经常在老妻面前说这段生活，确是多多亏了您的照顾。”
接下来，信中叙述了他的情况：除种水稻以外，又种植经营柑桔、茶叶、蔬菜等。有两子一女，早已婚配，还有了5个孙辈。遗憾的是目前正处于农业不景气时代，生活过得不容易。
这确实是一封难得的来信。翻译好后，我当即寄给了中共忻城县党史办。
此后，我与高田持续通讯了9个年头，细检保存下来的信札，彼此间一年还不到2封。我这边，是自学日语的成绩不佳，写一封回信要费去好多精力。高田呢，据其自述，干农活再加上电脑化的影响，疏远了笔墨，本来文化就不高，不能顺畅地表达一些见解，加之此后又遭遇丧妻之痛，所以每来信多叙些家常。但他也屡屡提到受美国柑桔等倾销之苦，向政府游行请愿而均无结果。还述说日本多年来从大米起许多农产品总被大量进口，由此宣泄了他的怨愤和殷忧。对于我国每次到静冈巡展他都邀朋前往，透露出对中国真挚的友谊。
到了1994年，几乎一年多收不到高田的信了。我正待再找到吉田查探。一天，忽然信箱里又冒出来自清水的日文信。疑心参半之余，读到的竟是其长子驰根的来信。原来高田因高血压中风瘫痪而住院，经过一年多的顽强抗争，终于因并发症而病逝。此信还附有高田生前由家人扶持坐上轮椅的相片。最后一段，其长子郑重地询问我与高田交往的经过。我就在回信中坦述高田当年被俘并很快接受感化，站上“反战”立场的往事。
我哪里知晓，盼望中的回音，竟然从此杳如黄鹤，从此断绝了我们的音闻!这就逐渐让我领悟到战后的日本，右翼的影响愈发成了气候，“武远长久”的迷信，正被有计划地在老百姓的脑海中催生、复活。难怪当年高田要一再隐瞒往事，只告诉老妻而不向儿孙透露。
以后，我又从高楼辗转来到嘉仁游击队，不久便参与了驱赶屯桃日军哨所的夜袭之役。游击队得知日敌将撤离县城，退至柳迁公路沿线的大塘和思练。两个主力游击队火速进军，一边先期收复县城，迅速处决了几个“维持会”头目，一边又飞骑联络。仅仅二三天时间，游击队就会集了全县13个大队的人马，再加上近邻的宜山、都安各来一个大队。每队少说也有五六十枝步枪，还拥有从敌军手里缴获的轻重机枪，一时声势鼎盛。
趁着这个机缘，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大家树起了“广西第一游击司令部”的旗号，下设参谋、政务、政工、军需等部。这个特设的政务部，便是用来取代原县政府的。政工部公推王诚负责，莫江白则兼任高楼、加仁两个主力队的指导员，周志方和我则是政工部的主干。大家夜以继日，搞内外宣传，筹措如何使松散的武装队伍正规化。
受降仪式
就在司令部成立不久，大塘前线传来了一份捷报：抓住了一名日俘。适巧莫江白他们都在司令部。大家商定，一要善待日俘，争取感化；二要以参谋长为主审(前国中童军教练)，由我具体配合。等那个日俘押解到，我们就按步骤进行，先不忙查问详情，而是将其安置在一处静室，并把诚兄从柳州秘密弄来的“在华日军反战同盟”等许多宣传品拿给他观看。早晚三餐，则由我这个“陪审官”亲自送去，以示优待。事也凑巧，前些天司令部又把前县长王某委派的“代县长”黄人震押解进看守所。沦陷期间，黄某带着一部分“县自卫队”留守东崮，高楼等游击队多次主动联系，都吝给一枪一弹，所以这次就给了他一个“消极抗日”的罪名。经我们了解，黄某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在日本经商的经历，懂得一些日语，正好为我们所用。此时黄某赎罪心切，确也尽心帮我们翻译。大约5天以后，日俘就向我主动索要纸笔，显露出极其真诚的神色，自愿回答我们写在书面上的各种提问。
原来他叫高田睦夫，家住静冈县清水市，1923年出身于贫苦家庭。虽为独子，他仍然被天皇的“大红书状”所征，当了一名基层士兵。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多张告白书中，毫不掩饰地坦陈了其祖国已经彻头彻尾地跌进了“日暮途穷”的深渊，从其陈述中还可知日本已陷入了全国性的“粮荒”。接下去，他还说到天皇已下令放弃日本三岛，举国迁来我国东北的“图谋”。高田宣称军营里已经哀歌四起，日军在广西且战且走，穷途已至。在书写期间，高田多次号啕大哭。尽管为文字的水平所限，他没有写出认同反战的话语，但诚兄提供的那些小册子无疑是起到催化作用的。审讯过程中，王、莫等几位都去见过高田，还让我带他来办公之处，让他知道我们完全信任了他的真诚悔悟。
不久，高田再一次恳求帮助我们工作。得到允许后，他先试着搞油印，打着赤膊，极其使劲，往往弄得浑身油汗。我们又让他多次书写反战标语，然后拿去大塘沿线张贴。稍有空，高田又主动去搞卫生。到了傍晚，仍然由我负责带他去街上散步。慑于群众仇恨的眼色，他终是俯首疾行，好久才恢复常态。
大约半个多月之后，司令部作出决议，打算追击由大塘、思练撤离的日军，打往柳州去。不料形势突变，风闻那个王某已“告”了“忻城树起了红旗”的“状”，汤恩伯部队即将前来“清剿”。莫、王等同志早已料到有此变局，为了谋求“缓冲”，最后同意了将高田先一步送去张发奎所部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由我起草俘获高田的经过，并着重叙述其接受感化的种种表现。起程这一天，我们多备了几份菜肴为其送行，还叮嘱护送的游击队员好好护卫。大出意料的高田得知就里后，对着我们又一次放声大哭，临行前还写上清水市老家的地址，恭送给我留念。我清楚地记得，这应当是1945年5月间的事情。由我专职参与感化高田的这段不平凡生活，也就此告一段落。
弹指一挥，40年居然快将过去，1982年我和被我们感化的日俘高田睦夫，居然又恢复了通讯，这时距离中日复交也快10年了。期间，我多次回溯当年往事，深感自己也有借此开展“人民外交”的义务，曾多次写信给相关单位代为查询，可是均无结果。直到1982年秋，一个偶然机缘，友人吴老师介绍认识正来杭州探亲的日本人吉田辰彦君，经其回国后凭着我仅记得的“静冈县高田睦夫”7个字，向厚生省查询，终于很快有了着落，原来当时日本早已电脑化。吉田先回信告知高田确实仍健在，并居清水务农。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久违37年高田的信。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突然收到您的信，真是令人惊讶啊，我从什么地方写起好呢，简直茫无头绪。啊!总算您我俱健在，这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事情啊!过去的那个时节，真是多承您的照顾，就像处在地狱里遇到了菩萨。我经常在老妻面前说这段生活，确是多多亏了您的照顾。”
接下来，信中叙述了他的情况：除种水稻以外，又种植经营柑桔、茶叶、蔬菜等。有两子一女，早已婚配，还有了5个孙辈。遗憾的是目前正处于农业不景气时代，生活过得不容易。
这确实是一封难得的来信。翻译好后，我当即寄给了中共忻城县党史办。
此后，我与高田持续通讯了9个年头，细检保存下来的信札，彼此间一年还不到2封。我这边，是自学日语的成绩不佳，写一封回信要费去好多精力。高田呢，据其自述，干农活再加上电脑化的影响，疏远了笔墨，本来文化就不高，不能顺畅地表达一些见解，加之此后又遭遇丧妻之痛，所以每来信多叙些家常。但他也屡屡提到受美国柑桔等倾销之苦，向政府游行请愿而均无结果。还述说日本多年来从大米起许多农产品总被大量进口，由此宣泄了他的怨愤和殷忧。对于我国每次到静冈巡展他都邀朋前往，透露出对中国真挚的友谊。
到了1994年，几乎一年多收不到高田的信了。我正待再找到吉田查探。一天，忽然信箱里又冒出来自清水的日文信。疑心参半之余，读到的竟是其长子驰根的来信。原来高田因高血压中风瘫痪而住院，经过一年多的顽强抗争，终于因并发症而病逝。此信还附有高田生前由家人扶持坐上轮椅的相片。最后一段，其长子郑重地询问我与高田交往的经过。我就在回信中坦述高田当年被俘并很快接受感化，站上“反战”立场的往事。
我哪里知晓，盼望中的回音，竟然从此杳如黄鹤，从此断绝了我们的音闻!这就逐渐让我领悟到战后的日本，右翼的影响愈发成了气候，“武远长久”的迷信，正被有计划地在老百姓的脑海中催生、复活。难怪当年高田要一再隐瞒往事，只告诉老妻而不向儿孙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