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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又有谁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沧桑往事?本文由上官云珠之子口述。
母亲之死
1965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
母亲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已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材料。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母亲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家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包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三次婚姻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母亲第一任丈夫。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后来,母亲与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后来,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1946年,父亲曾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劝说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
姐姐出了车祸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冰的造反派不和,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幸好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姐姐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仅仅活了31岁。
摘自《扬子晚报》2010.2.21
母亲之死
1965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
母亲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已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材料。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母亲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家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包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三次婚姻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母亲第一任丈夫。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后来,母亲与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后来,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1946年,父亲曾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劝说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
姐姐出了车祸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冰的造反派不和,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幸好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姐姐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仅仅活了31岁。
摘自《扬子晚报》201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