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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发言的场合，冯骥才都把焦点放在古村落保护的话题上。
在纪念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他直言：“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就消失不见了。最近，我们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
“我们的古村落现在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要不就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要不就是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 ”
就中国古村落保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临终抢救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呼吁“我们的古村落保护已经迫在眉睫，没有退路，也没有更多时间”，为什么这么说？
冯骥才：村庄被推平了，村庄里的艺术消失了。我们十多年以来所调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就没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彻底灭绝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破坏，这是连根拔的，连锅端的。
2011年春节之后，我带着学院里的老师和学生做了一个关于天津杨柳青南乡36村的抢救。
这36个村，全部拆平。而且是要求在几个月之内全部拆完，停水停电。垃圾堆在村口，你想进车都进不去。一户给600块钱，自己出去租房子，将来盖完楼房再回来。连祖坟都得迁走，300块钱迁一个祖坟。推成平地的，可都是600年以上的古村庄。我去的时候，正在那里推呢！
《瞭望东方周刊》：杨柳青年画不是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抢救了吗？
冯骥才：对，杨柳青年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属于抢救过的，哪个村子里有多少画师，年画该怎么保护，我们都做过调查。
杨柳青的农村“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男女老少都会画画，在历史上叫做“婆领媳做”，就是婆婆领着儿媳妇做，手艺都挺高超。这36个村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百年以来，手艺有所衰落，但仍然有很多有名的画师，文化含量还是很高的。
我当时管那次的抢救叫“临终抢救”，因为这些村庄马上要死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临终抢救中，抢救了什么？
冯骥才：我们重点抢救了两位画师。有一位姓王的画师，70多岁了，连房都租不起。我给了他一万块钱，让他拿着这个钱先租房子。他当时眼泪都下来了。
有一位画师实在困难了，我给他们的区委书记打了电话，我说有些媒体都来了，你们再解决不了他的住处，媒体曝光我也管不了。结果区里临时给这个画师找了个地方，总算给他安排了。
现在那36个村，河流岔道全部推平了。我以前去看这些个村庄是很有味道的，村子里的碑都是明代的。后来再去，这些个曾经载有600多年历史村庄的土地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就算是要拆村子，也得做个记录吧，几十代人的历史，这个历史长度是美国历史的两三倍，你哪能说推平就推平呢？
农村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根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关注中国古村落的保护问题？
冯骥才：我一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项目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古村落。因为村落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
比如说，有一种非常好的民间歌舞，可是这种歌舞在村庄里才有表演。你发现了这种歌舞，确定它有价值，最终被评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非遗名录，它成为保护对象。但如果村庄没有了，这种歌舞也就消失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古村落保护越来越紧迫？
冯骥才：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凤凰电视台做《寻找远去的家园》栏目，我向他们推荐了李玉祥带他们走古村落。
李玉祥从8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把中国重要的古村落都跑遍了。他单从审美的角度，给古村落拍照，拍了很多老房子，后来各地出关于古村落古建筑的照片集，很多都是他的。
在路上，他不断给我打电话，感慨说，没有啦，十几年前他走过的不少古村落消失了，还有的面目全非。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讲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都设计成了一片小洋楼，很漂亮。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六七年前，我就在两会上讲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该是洋农村。农村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根，有我们民族的气质，有自己文化的重要遗产。
《瞭望东方周刊》：正在消失或者是已经消失的，哪个古村落你觉得最可惜？
冯骥才：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广西北部的雨卜寨，700年历史，是元代留下的一个村庄，建在山上。苗寨最大的特点是吊脚楼，我去之前想，这个村庄肯定是古色古香特别漂亮。
但我上山一看，吓了一大跳，山上像是摆了很多五彩的鞋盒。领我去的人也傻了，在当地一问，原来这个苗寨在搞新农村建设，他们觉得新农村就得漂亮，结果把这些古色古香的苗寨涂成五彩的了，黄的绿的红的，惨不忍睹！
还有一个例子，是贵州西江雷山县的千户苗寨。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在千户苗寨的吊脚楼群里建了很多侗族的鼓楼。但这个千户苗寨历史上从来没有侗族人生活过。外行看着挺好看，可是懂的人一看，苗寨已面目全非了。
丢得太快，出现断裂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走访调查古村落的调研中，发现了破坏中国古村落的原因吗？
冯骥才：一方面是时代变迁，生活变化。比如，十年前我去苗寨，据说有30多万人去江浙一带打工，这些人过年回来，穿着牛仔裤休闲服，带回来流行歌曲的录音带，这些也就在苗寨流行起来。
还有村落出现的空巢问题。比如到婺源的大李坑，当地人讲，很多房子人走以后没人维护，都塌了。有时候半夜轰隆一声，一座房子就没有了。
再比如福建的土楼，福建4万多座土楼，由福建的西边一直到赣南地区，一部分开发旅游，但更多的土楼其实都荒废了。
古老文化受到影响，是因为当地人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化以后他们自己的有历史渊源的文化的重要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是正常的，全世界的古村落都是这样。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东西不能丢。 对古村落的保护都有个过程，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丢得太快，出现断裂。
《瞭望东方周刊》：有什么外力在加速断裂吗？
冯骥才：主要是商业的外力介入。商业要开发旅游甚至要把村子拆了做房地产开发，一些地方政府又追求政绩，这些外力，对中国古村落历史形成一种很复杂的影响，这是根本性的冲击。
中国需要对历史的敬畏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层面开始越来越关注文化建设，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中国名村名镇的保护条例，你觉得效果怎样？
冯骥才：效果还不是很好。因为这个程序是地方一层层向上申报，然后中央定下来，开始保护。
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想要经费，那么就可能出现虚报：村子本来没有这么好，但地方政府把它说得很好，相关部门主要看申报材料，不可能走下去调查。往往不够标准，就会产生虚报。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地方想占地拆村，建成开发区，那就会瞒报，说这根本不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严肃性和准确性。
《瞭望东方周刊》：国外在古建筑保护上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冯骥才：东西柏林刚统一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德国的伯尔基金会演讲，我的演讲题目就是“为了城市的记忆”。
一个坐轮椅的人到演讲现场，从头听到尾。转天请我去参观他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
东柏林在东德的时候，保留下很多历史建筑。于是在合并后，政府拿出钱来，把东柏林的改造交给一家公司去做，就是这个“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
不是我们的旧城不能改造，而是怎样注入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能保留这里的历史气质和历史面貌。这就能看出对历史的敬畏。
我演讲过后，一些德国人过来问我，我们怎么帮助你，你需要钱吗？我说，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更需要的是观念，是长远的眼光，是对历史的尊重。
《瞭望东方周刊》：立法能不能解决？
冯骥才：2011年人大公布了《非物质文化保护法》，但没有规定谁执行、谁监督。如果执行，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量村庄拆的时候没人管？古村庄可是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法不能变成一个尴尬。现在给一些市长县长发个卷子，让他们回答几个非遗法里的问题，可能回答不了。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在古村落保护上的成绩？
冯骥才：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我所想的东西大多都没有实现，都没能解决。
比如，中国有660多个城市，15年前，我曾在中央电视台跟刘心武做过一个节目，呼吁保护不同城市的特色，但你看现在，我们的城市几乎千城一面。
《瞭望东方周刊》：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对古城的保护中，以及对古村落的保护中，如何定位你自己？
冯骥才：我对自己没有定位，我只是个很普通的个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不是我冯骥才有多大能耐，而是我看到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社会各界包括媒体也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大家就呼应起来了。
我一直强调知识分子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是知识分子永远在思考，为了未来思考，为了下一代思考。用未来要求现在。对时代的看法要有穿透力。
形而下的是知识分子永远要在第一线，在第一线才能了解这个社会，才能知道这个社会的病灶在哪，才能把话说准了。
我们的工作永远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行走，永远要把最现实的问题拿到形而上的高度去思考。
在纪念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他直言：“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就消失不见了。最近，我们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
“我们的古村落现在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要不就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要不就是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 ”
就中国古村落保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临终抢救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呼吁“我们的古村落保护已经迫在眉睫，没有退路，也没有更多时间”，为什么这么说？
冯骥才：村庄被推平了，村庄里的艺术消失了。我们十多年以来所调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就没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彻底灭绝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破坏，这是连根拔的，连锅端的。
2011年春节之后，我带着学院里的老师和学生做了一个关于天津杨柳青南乡36村的抢救。
这36个村，全部拆平。而且是要求在几个月之内全部拆完，停水停电。垃圾堆在村口，你想进车都进不去。一户给600块钱，自己出去租房子，将来盖完楼房再回来。连祖坟都得迁走，300块钱迁一个祖坟。推成平地的，可都是600年以上的古村庄。我去的时候，正在那里推呢！
《瞭望东方周刊》：杨柳青年画不是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抢救了吗？
冯骥才：对，杨柳青年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属于抢救过的，哪个村子里有多少画师，年画该怎么保护，我们都做过调查。
杨柳青的农村“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男女老少都会画画，在历史上叫做“婆领媳做”，就是婆婆领着儿媳妇做，手艺都挺高超。这36个村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百年以来，手艺有所衰落，但仍然有很多有名的画师，文化含量还是很高的。
我当时管那次的抢救叫“临终抢救”，因为这些村庄马上要死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临终抢救中，抢救了什么？
冯骥才：我们重点抢救了两位画师。有一位姓王的画师，70多岁了，连房都租不起。我给了他一万块钱，让他拿着这个钱先租房子。他当时眼泪都下来了。
有一位画师实在困难了，我给他们的区委书记打了电话，我说有些媒体都来了，你们再解决不了他的住处，媒体曝光我也管不了。结果区里临时给这个画师找了个地方，总算给他安排了。
现在那36个村，河流岔道全部推平了。我以前去看这些个村庄是很有味道的，村子里的碑都是明代的。后来再去，这些个曾经载有600多年历史村庄的土地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就算是要拆村子，也得做个记录吧，几十代人的历史，这个历史长度是美国历史的两三倍，你哪能说推平就推平呢？
农村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根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关注中国古村落的保护问题？
冯骥才：我一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项目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古村落。因为村落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
比如说，有一种非常好的民间歌舞，可是这种歌舞在村庄里才有表演。你发现了这种歌舞，确定它有价值，最终被评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非遗名录，它成为保护对象。但如果村庄没有了，这种歌舞也就消失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古村落保护越来越紧迫？
冯骥才：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凤凰电视台做《寻找远去的家园》栏目，我向他们推荐了李玉祥带他们走古村落。
李玉祥从8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把中国重要的古村落都跑遍了。他单从审美的角度，给古村落拍照，拍了很多老房子，后来各地出关于古村落古建筑的照片集，很多都是他的。
在路上，他不断给我打电话，感慨说，没有啦，十几年前他走过的不少古村落消失了，还有的面目全非。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讲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都设计成了一片小洋楼，很漂亮。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六七年前，我就在两会上讲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该是洋农村。农村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根，有我们民族的气质，有自己文化的重要遗产。
《瞭望东方周刊》：正在消失或者是已经消失的，哪个古村落你觉得最可惜？
冯骥才：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广西北部的雨卜寨，700年历史，是元代留下的一个村庄，建在山上。苗寨最大的特点是吊脚楼，我去之前想，这个村庄肯定是古色古香特别漂亮。
但我上山一看，吓了一大跳，山上像是摆了很多五彩的鞋盒。领我去的人也傻了，在当地一问，原来这个苗寨在搞新农村建设，他们觉得新农村就得漂亮，结果把这些古色古香的苗寨涂成五彩的了，黄的绿的红的，惨不忍睹！
还有一个例子，是贵州西江雷山县的千户苗寨。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在千户苗寨的吊脚楼群里建了很多侗族的鼓楼。但这个千户苗寨历史上从来没有侗族人生活过。外行看着挺好看，可是懂的人一看，苗寨已面目全非了。
丢得太快，出现断裂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走访调查古村落的调研中，发现了破坏中国古村落的原因吗？
冯骥才：一方面是时代变迁，生活变化。比如，十年前我去苗寨，据说有30多万人去江浙一带打工，这些人过年回来，穿着牛仔裤休闲服，带回来流行歌曲的录音带，这些也就在苗寨流行起来。
还有村落出现的空巢问题。比如到婺源的大李坑，当地人讲，很多房子人走以后没人维护，都塌了。有时候半夜轰隆一声，一座房子就没有了。
再比如福建的土楼，福建4万多座土楼，由福建的西边一直到赣南地区，一部分开发旅游，但更多的土楼其实都荒废了。
古老文化受到影响，是因为当地人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化以后他们自己的有历史渊源的文化的重要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是正常的，全世界的古村落都是这样。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东西不能丢。 对古村落的保护都有个过程，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丢得太快，出现断裂。
《瞭望东方周刊》：有什么外力在加速断裂吗？
冯骥才：主要是商业的外力介入。商业要开发旅游甚至要把村子拆了做房地产开发，一些地方政府又追求政绩，这些外力，对中国古村落历史形成一种很复杂的影响，这是根本性的冲击。
中国需要对历史的敬畏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层面开始越来越关注文化建设，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中国名村名镇的保护条例，你觉得效果怎样？
冯骥才：效果还不是很好。因为这个程序是地方一层层向上申报，然后中央定下来，开始保护。
这样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想要经费，那么就可能出现虚报：村子本来没有这么好，但地方政府把它说得很好，相关部门主要看申报材料，不可能走下去调查。往往不够标准，就会产生虚报。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地方想占地拆村，建成开发区，那就会瞒报，说这根本不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严肃性和准确性。
《瞭望东方周刊》：国外在古建筑保护上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冯骥才：东西柏林刚统一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德国的伯尔基金会演讲，我的演讲题目就是“为了城市的记忆”。
一个坐轮椅的人到演讲现场，从头听到尾。转天请我去参观他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
东柏林在东德的时候，保留下很多历史建筑。于是在合并后，政府拿出钱来，把东柏林的改造交给一家公司去做，就是这个“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
不是我们的旧城不能改造，而是怎样注入现代文明的同时，又能保留这里的历史气质和历史面貌。这就能看出对历史的敬畏。
我演讲过后，一些德国人过来问我，我们怎么帮助你，你需要钱吗？我说，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更需要的是观念，是长远的眼光，是对历史的尊重。
《瞭望东方周刊》：立法能不能解决？
冯骥才：2011年人大公布了《非物质文化保护法》，但没有规定谁执行、谁监督。如果执行，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量村庄拆的时候没人管？古村庄可是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法不能变成一个尴尬。现在给一些市长县长发个卷子，让他们回答几个非遗法里的问题，可能回答不了。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在古村落保护上的成绩？
冯骥才：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我所想的东西大多都没有实现，都没能解决。
比如，中国有660多个城市，15年前，我曾在中央电视台跟刘心武做过一个节目，呼吁保护不同城市的特色，但你看现在，我们的城市几乎千城一面。
《瞭望东方周刊》：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对古城的保护中，以及对古村落的保护中，如何定位你自己？
冯骥才：我对自己没有定位，我只是个很普通的个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不是我冯骥才有多大能耐，而是我看到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社会各界包括媒体也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大家就呼应起来了。
我一直强调知识分子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是知识分子永远在思考，为了未来思考，为了下一代思考。用未来要求现在。对时代的看法要有穿透力。
形而下的是知识分子永远要在第一线，在第一线才能了解这个社会，才能知道这个社会的病灶在哪，才能把话说准了。
我们的工作永远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行走，永远要把最现实的问题拿到形而上的高度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