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及其评价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究其原因，一是经典作家研究过热，渐渐出现一些被“悬置”的现象和问题，有感于此，学界重提经典作家研究之重要性；二是研究观念、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促成了对经典作家的重新研究和评价。邵明珍的《唐宋经典作家仕隐思想研究》一书即是大胆突破前人研究窠臼的一部力作，以“仕隐”思想为观照视角，以“文人心态”为论述途径，最终落实于对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此书以唐宋时期的经典作家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杨万里等为典型个案，加以“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通过对其作品的反复细读，将古代经典作家还原成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厘清了他们在仕隐观念上各自的思想内涵和个性特征，如王维的“无可无不可”、白居易的“中隐”、苏东坡的“不必仕不必不仕”、王安石的“禄隐”等等。对经典作家“仕隐”矛盾中的特殊心态，此书有合情又合理的解析。比如王维，他性甘淡泊，爱好自然山水，向往归隐是性之使然，但是王维又是一个深受儒学教化的封建士子，生逢盛世，他的思想深处也有盛唐文人普遍具有的济世、忠君以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所以在情感的层面上，他渴望隐逸，而在理性的层面上，他又最终否定了隐逸。再如白居易，他既有勤劳公事之一面，又有“颓惰废放”之另一面；既有“省分知足”之一面，又有羡慕富贵之另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看，更能概见白居易之全貌。
　　此书在对“仕隐”思想的梳理和文人心态把握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经典作家或局部、或整体进行了重新评价，突破传统，见解新颖而独到，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学术眼光。比如对王安石的评价，历史上褒贬不一，颇多歧见。作为一个非常之人，王安石有着非凡的抱负，也有着非同常人的君臣际遇，其主持的熙丰变法的大业虽然未能最终取得成功，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一生建立的功业，与他所一贯坚持的仕进之准则是分不开的。在仕与隐的问题上，他不以“迹”求，视出、处为同一。在不得已时“得禄”以“养亲”，而出仕之后，也不轻易干求，坚持“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最终得遇于时，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际遇。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施润泽于天下”，其理想乃是“才成霖雨便归山”，所以在难以有所作为之时，便断然离开朝廷，真正做到了“难进易退”，忘怀得失，自甘淡泊。王安石在个人的操守上所表现出的是宋代很多士人的人格魅力。正因为此，同时代的苏轼等人虽然与他政见不同，却彼此钦慕，互相推重。此书认真梳理了王安石在仕进、进退问题上的丰富思考及其复杂的仕宦心态，使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了王安石其人其作。又如孟浩然，对孟浩然“隐士”、“清高”的评价几为学术史上之定评，但事实上，初盛唐士人入仕的几大途径——应举、献赋、干谒、为仕而隐，孟浩然都经历过。积极求仕，贯穿了他的一生，一直到因病去世的前几年，还写下了著名的诗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表达出强烈的出仕愿望。孟浩然自己并没有真正想成为隐士，事实上也不是什么隐士，甚至其内心深处也没有强烈的“仕与隐”的矛盾。所以将他框定在“田园山水诗人”这样的领域加以研究，是不能准确解读孟浩然及其作品的。此书这样有见地的分析还有很多，概不一一赘述。
　　此书以这些经典作家的个案研究为主体，以“仕隐”思想为视角，以文人心态为途径，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研究反映了唐宋时期文人的独特面貌。这对经典作家之研究来说，在学术上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