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心脏
　　
　　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说着不同的方言。没人使用标准阿拉伯语——我们的普通话。当然，我们可以在电视新闻节目上听到它，可以从收音机听到它，可以通过报纸阅读它。但是我们在街头并不使用它。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着一种或者多种特色方言。（当我第一次去约旦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当自己用伊拉克方言讲话的时候，当地人民似乎很难理解。）但是，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从西方的大西洋到东方的阿拉伯海，从北方的地中海到非洲之角以及东南方的印度洋——没有人对理解埃及方言存在问题。孩子们看着埃及戏剧、电影以及剧院表演而长大。最受爱戴的阿拉伯歌手是埃及人。最成功的作家出身于尼罗河流域。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巨大文化影响可能也只有其政治影响力能与之匹配。到1570年，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变成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一部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阿拉伯世界被划分为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控制的不同的殖民地。在新创建的阿拉伯国家中，君主被树立为傀儡。
　　1952年7月23日，一场由年轻的下级军官领导的埃及革命迫使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下台流亡，并且使这个国家开始向脱离英国殖民控制而真正独立的道路前进。这次“7·23”革命对于中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革命圣火燃遍阿拉伯世界。埃及的新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成为数百万阿拉伯人希望和鼓舞斗志的源泉。事实上，在他的统治下，埃及对整个贯穿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帮助，甚至领导阿拉伯人同以色列进行抗争。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Anwar El Sadat）于1970年成为纳赛尔的继任者，并对埃及的对外和安全政策做出了战略性调整：他结束了前任的革命方向，并且决定寻求阿以冲突的和平解决方式。由于相信美国“掌控着牌局的大部分筹码”，他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容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他努力的成果就是1979年在戴维营签订的《埃及—以色列和平协定》。
　　愤怒的情绪在阿拉伯世界蔓延——即便在埃及本身也是如此。尽管警察采取铁腕手段来防止埃及国内的动乱，但在1981年10月6日的军事检阅仪式上，萨达特在开罗遇刺身亡。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成为新总统，并致力于继承萨达特的外交政策路径。
　　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遭受的毁灭性军事失败对阿拉伯的领导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阿拉伯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信念，即伊拉克当初被美国诱使去占领科威特，以给予美国在该地区增兵和解除伊拉克武装的借口。当时，伊拉克确实是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它被视作——至少事后想来——挑战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代表。因此，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阿拉伯世界使其自身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导致了人民不满的情绪。
　　
　　持续的错觉
　　
　　阿拉伯世界的心态倾向于认为阴谋无处不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往往被解释为外国势力热衷于削弱阿拉伯世界、操弄阴谋的结果。你可能会问“但是为什么外国势力闲着没事干？”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美国和西方世界被笼罩在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阴影之下。因此，西方在中东的外交政策被紧紧束缚于服务以色列利益。一个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将会对以色列造成威胁。因此，阿拉伯世界必须保持积弱不振。而对这一国际阴谋起关键作用的，将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囤积个人财富比对为人民服务更感兴趣。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正是这一类型。如此一来，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大部分阿拉伯人民都坚信不疑：阿拉伯独裁者之所以能高枕无忧，仅仅是由于美国这个最大的超级强权扶持他们！寻找替罪羊，将个人的苦难归因为黑暗势力，这些都是逃避行动责任的非常方便的心理工具。
　　确实，国内战线上需要采取一段卓有成效的行动：阿拉伯经济停滞不前；官员腐败猖獗；少数人掌握国家大量的财富；酷刑和人权侵犯比比皆是。但是为何阿拉伯世界不像中国、越南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实行改革呢？
　　所有罪恶的根源，在于独裁政治制度所造就的心理氛围（psychological atmosphere）。此话从何说起？让我们由一个简单的心理事实开始。所有人类的行为都由需要得到满足的驱动来刺激。饥则食，渴则饮。除了这些生存的需要，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无形的需要。其中之一就是能力感的需求——也就是说，能够处理问题和征服挑战。当我们需要食物和水来满足我们的生物需要时，我们同样经常寻求加强能力感的信号。这可以从实现真正的成功、听到自己的意见得到其他人赞扬、在脑海中“重温”我们以前的成绩来获得，另一方面，失败、他人的批评、我们不能理解的新情况等等都会挫败我们的能力感。事实上，任何无能的感觉都会导致我们产生痛感，心理上的疼痛。我们“程式化”地采取措施来避免各种形式的疼痛。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常倾向于采取心理防卫措施来保护他们的能力感。如果事非所愿，我们也总是能够构造出一套解释，使自己逃避掉责难。
　　一国领导人如何处理他的能力动机，在很多方面限定了他的领导风格。他会鼓励对他所倡导的政策措施进行真实的评价吗？他会欢迎来自同僚的批评，还是会将之视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会承认失败并且“改变路线”吗？
　　但是为什么领导风格非常重要呢？决策团体中的其他人（例如部长和战略顾问）固然可以将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力引导到当前行动路径的问题上来，然而研究表明，不幸的是，这并不经常发生——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选择将他的个人威望（或者能力感）置于一切之上之时。但是，它偶尔也的确会发生。某个顾问或部长提出温和的批评。但并不是所有其他人都团结在这个勇敢的灵魂之后，他的同僚发起恶毒的攻击而迫使他保持沉默。他的心智健全将会受到质疑。他的个人诚信会受到攻讦。甚至有时会被认为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或者“秘密步骤”。但是，为什么决策团体会坚持这种自我欺骗呢？
　　关键词就在“团体”上。我们人类有着另一种无形的心理需要，在上述背景下，这种需要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归属于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团体的需要。作为被接受的团体成员，意味着你必须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所有这些规则旨在保持团体内的和谐。团体领导人在团体中拥有特殊立场是很自然的。因此，当领导人镇压异议者或者鼓励无批判力的想法，他的决策团体同僚可能屈从于艾尔文·詹尼斯（Irving Janis）所提出的“团体迷思（groupthink）”理论。没有任何适当的审查，会让决策层致力于一些建立在可疑假设和痴心妄想基础上的行动路径。对“团体智慧”的任何偏差，都将会被视作一种必须迅速抹杀的威胁，它将危及团体的和谐一致。
　　阿拉伯人民确实难以理解他们的领导人怎么能大声宣扬“成就”、“进步”和“成功”。因此，他们断定领导人是在故意撒谎。事实上，对团体迷思的案例分析，表明这种思维模式下的领导人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确实，对成功的持续幻想可以通过各种心理机制实现，像选择性知觉（只看到正面新闻并忽略负面新闻），过分强调微小成就以及淡化巨大失败。通过这种方式，领导人可以拍拍他们自己的胸，并且满怀信心的宣称：一切都很好！
　　民主国家也难以逃脱这种团体迷思的恶果（想想越南战争或者伊拉克战争）。但是在西方民主社会或者像中国这样具有制度化政治系统的国家，团体迷思难以持久盛行。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中亚以及部分非洲地区建立的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没有办法对他们的领导人振聋发聩——至少，他们认为没有办法。
　　在独裁体制下，所有政治生活都围绕着“伟大的英明领袖”进行，他带领国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媒体通过反复地庆祝这种所谓的胜利来加强这种理念。宣传官员开始在每个城市张贴巨大的“伟大领袖”的画像，这样，他可以得到他的感恩戴德的人民的尊敬。在一些国家，甚至树立了雕像来纪念“救世主”。至于领导者本身，他自然地开始萌发出拿破仑式关于庄严伟大的幻想。
　　如此一来，那些反对他的人不是邪恶的阴谋者，又能是什么货色呢？他们就不能睁开眼睛看看迄今为止的伟大成就吗？除了他，还有谁有能力领导他的伟大国家走向光明的前途？从他的眼光以及从他的决策同僚的观点来看，任何保持他的权力的努力都是合理的。
　　国内安全力量的严酷使得阿拉伯人民进入一种心理学家所定义的“习得的无助感”的状态。一些人已经试图反抗不公，但是都以被骚扰、监禁和折磨而结束。你能通过什么来反抗国内警察和中央情报局（CIA）机构呢，他们——用阴谋论的观点来看——正站在暴君的一方？毫无方法！你所剩无几的就是专注于自怜自哀！所以，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领导同现实脱离；腐败滋生；人民遭受苦难。
　　
　　觉醒
　　
　　现在，关于幻想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时间过去得越久，它们看上去越不真实。因此，过分夸大微小成功和淡化巨大失败的心理机制随着时间逐渐失去欺骗性力量。领导层面越来越多的人从“信徒”梯队转移到“处于习得的无助感状态的人民”梯队中。
　　这里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同社会容忍度的性质相关：不满能够累积，但是在释放不满的风暴之前，需要累积到某一特定点。这种风暴迟早一定会来到。有趣的是，它并不出现在埃及——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最小的国家突尼斯。甚至更有趣的是，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件却引起了我们今日目睹的戏剧性变化：一个不满的突尼斯年轻人自焚，成为对于他所在城镇中忍无可忍的局面的一种反抗标志。这就是阿拉伯谚语所说的“压断骆驼脊背的稻草”。革命的火焰被点燃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最好用杰出的冷战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话来描述（尽管他用这些话描绘的，乃是苏联帝国日薄西山时东欧的状况）：
　　或许，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一个世纪以前由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描述的革命环境的特征：统治精英对自己的统治权力都失去了信念。一些孩子跑到街头呐喊表达不满。警察打了他们。这些孩子说道：你没有权利打我们！然后那些高高在上、外表强大的统治者事实上也回答道：是的，我们没有权利打你们。我们没有权利利用武力来维持我们的统治。目的无法再为手段辩护。
　　这是一种真实的觉醒！强大的埃及紧随突尼斯。民众的动荡扩散到利比亚、也门、巴林和阿尔及利亚。尤其是群众革命在埃及的成功，意味着变革之风不会早早停息。
　　尽管要预测在这些改革成功的国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些事情看上去已经很清晰：
　　1.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民将他们自身从“习得的无助感”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不会再倒回到独裁事态中。不管是埃及、突尼斯还是其他民众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都不能够再接受军事统治。
　　2.无论是埃及、突尼斯还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中，伊斯兰主义者都不代表大多数民众。事实上，他们也从没有代表过。而这正是那些领导者——特别在西方国家——由于缺乏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而导致的阴魂不散的迷思之一。
　　3. 目前为止的革命都是相对文明的。即使我们现在在利比亚见证的残酷暴行，也并不是来自于革命者，而是来自于政府。因此，晦暗悲观的剧本预测未来政治不稳定，看上去是无根据的。
　　4. 未来可能不出现政治混乱，并不表示现代化进程能够平稳地进行。事实上，既然阿拉伯革命把政治制度民主化置于日程之首，越来越可能会出现一些政治动荡，或者更加频繁的政府更迭。东欧政府的负面经验以及中国和越南的正面经验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现代化时期并不是最好的。尽管中国在阿拉伯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尊敬，但不幸的是，他们对中国的伟大现代化进程的整体了解水平相对很低。因此，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导人会假定国家前途只有一条路——即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5. 近期的事件，确实证明美国对事态的影响并不是全能的——正如阴谋论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阿拉伯世界悲惨的国内环境是恶劣的国内政治的结果。责备美国既不公平也无根据。对美国权力界限的评估，将意味着未来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会更少地倾向于为美国利益服务。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在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人民所真正崇敬和向往学习的国家——如中国——之间的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改善。
　　（作者单位：德国班贝克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