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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的文化发展都别具特色。周朝的《诗经》、秦汉的乐府，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唐朝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清时期的古典小说，无一不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在所有的诗词歌赋当中，也体现着深刻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中和；意境；意象
一、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属于与“崇高”相对应的审美范畴，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靜穆等特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情感抒发是人的本性的正常流露，但又必须“中节”，受到一定节制，符合理性规范。这就是说，中和之情不能过分剧烈，不能愤激狂放。《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的第一篇。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男子对一位女子的相思和追求。“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欲虽满却止乎礼，没有丝毫淫乱之心，更没有过分的举动，对淑女的追求也仅限于“鼓琴瑟”“敲钟鼓”。这样的追求方式限定于礼仪的范畴之内，这样的恋爱，既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又表现得平和而有分寸，因而成为儒家典范。《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精神，正代表着典礼用乐的“中和”标准。
二、感受之美
感受之美体现在人通过感官所产生的心灵触动。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中，只有视觉和听觉是审美的器官，因为视觉和听觉可以接收符号，他们具有精神性，而其他器官如味觉和触觉等只有生理功能，不能接受符号，不具有精神性。它们可以产生生理上的快感而不能产生精神上的美感。如李清照的《声声慢》中所描写的“雁过也，正伤心”“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南去的大雁、梧桐细雨，这些皆是作者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让我们随着作者的词看到了包括线条、色彩、形状等构成的表现美和生活意象构成的再现美。
视觉美与听觉美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互相融通、转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审美意象中之间的相通性，不同的审美意象可以打破感官的差异，互相融通、转换。这就是联觉和通感。如杜甫的《后出塞》中“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早晨到军营报到，傍晚就随队向边关开拔了。一“朝”一“暮”，显示出军旅生活中特有的紧张多变的气氛。落日西照，将旗猎猎，战马长鸣，朔风萧萧。夕阳与战旗相辉映，风声与马嘶相交织，这是一幅有声有色的暮野行军图。 视觉与听觉的结合，让我们感受到这首诗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就像是一部电影，表现出一种凛然庄严的行军场面，让人情真意切。
三、意境之美
意境是中国文艺理论和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审美形态。
意境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王昌龄的《诗格》。其诗有三境说。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中唐刘禹锡的《诗论》开始提到意境，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意境说的创始。刘禹锡的“境生象外”最合于意境的理论。 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实际讲的都是各种境界，即如何创作出“雄浑”、“高古”等境界。明清至近代是意境理论的深入发展时期，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他又将有无意境作为衡量诗歌艺术高下的一个标准，这一标准具有合理性。
“意境”所涉及到的领域或范围是很广泛的，音乐、戏剧、美术、体育、绘画、文学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其自身的意境美感，诗歌作为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样式而存在着，它以语言文字的物化形态荷载着诗人的心灵世界。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无论是诗人意境、诗歌意境、读者意境，都会有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正基于此《登幽州台歌》才成为千古名篇。
四、诗歌中的意境与意象
说到诗歌的意境就不能不谈到诗歌的意象，意象是构成诗歌意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或条件。但意境与意象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二者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意象”是经过诗人思想、情感和想象重新把握与处理过的感觉，它是感觉材料的主观处理，是诗篇中最具体、最细小的形象单位。毛翰教授认为，意境与意象的区别在于：意象是以象寓意的艺术形象，意境是由那寓意之象生发出来的艺术氛围。
他还把意境与意象的关系作这样的表述：如果意象是花朵，意境就是春天；如果意象是美人，意境就是良宵；如果意象是鬼火，意境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夜色；如果意象是狼狗、铁丝网、警棍和坦克，意境就是白色恐怖。听起来似乎有点渲染和夸张，但在一定意义上却很形象地说明了意境与意象的关系。诗歌意境的产生是离不开意象的，没有了意象的支持，那么意境也就变得空洞而无味了。
因此，无论是中和之美，还是视觉听觉美，或是意境之美，在这些诗词歌赋中都有美学映像，这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反映出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趋于自由。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也存在着悠久的审美历史，我们不固守传统，要创造现代的新审美传统，才能使中华民族审美文化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M].商务出版社，197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中和；意境；意象
一、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属于与“崇高”相对应的审美范畴，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靜穆等特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情感抒发是人的本性的正常流露，但又必须“中节”，受到一定节制，符合理性规范。这就是说，中和之情不能过分剧烈，不能愤激狂放。《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的第一篇。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男子对一位女子的相思和追求。“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欲虽满却止乎礼，没有丝毫淫乱之心，更没有过分的举动，对淑女的追求也仅限于“鼓琴瑟”“敲钟鼓”。这样的追求方式限定于礼仪的范畴之内，这样的恋爱，既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又表现得平和而有分寸，因而成为儒家典范。《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精神，正代表着典礼用乐的“中和”标准。
二、感受之美
感受之美体现在人通过感官所产生的心灵触动。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中，只有视觉和听觉是审美的器官，因为视觉和听觉可以接收符号，他们具有精神性，而其他器官如味觉和触觉等只有生理功能，不能接受符号，不具有精神性。它们可以产生生理上的快感而不能产生精神上的美感。如李清照的《声声慢》中所描写的“雁过也，正伤心”“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南去的大雁、梧桐细雨，这些皆是作者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让我们随着作者的词看到了包括线条、色彩、形状等构成的表现美和生活意象构成的再现美。
视觉美与听觉美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互相融通、转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审美意象中之间的相通性，不同的审美意象可以打破感官的差异，互相融通、转换。这就是联觉和通感。如杜甫的《后出塞》中“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早晨到军营报到，傍晚就随队向边关开拔了。一“朝”一“暮”，显示出军旅生活中特有的紧张多变的气氛。落日西照，将旗猎猎，战马长鸣，朔风萧萧。夕阳与战旗相辉映，风声与马嘶相交织，这是一幅有声有色的暮野行军图。 视觉与听觉的结合，让我们感受到这首诗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就像是一部电影，表现出一种凛然庄严的行军场面，让人情真意切。
三、意境之美
意境是中国文艺理论和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审美形态。
意境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王昌龄的《诗格》。其诗有三境说。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中唐刘禹锡的《诗论》开始提到意境，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意境说的创始。刘禹锡的“境生象外”最合于意境的理论。 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实际讲的都是各种境界，即如何创作出“雄浑”、“高古”等境界。明清至近代是意境理论的深入发展时期，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他又将有无意境作为衡量诗歌艺术高下的一个标准，这一标准具有合理性。
“意境”所涉及到的领域或范围是很广泛的，音乐、戏剧、美术、体育、绘画、文学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其自身的意境美感，诗歌作为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样式而存在着，它以语言文字的物化形态荷载着诗人的心灵世界。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无论是诗人意境、诗歌意境、读者意境，都会有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正基于此《登幽州台歌》才成为千古名篇。
四、诗歌中的意境与意象
说到诗歌的意境就不能不谈到诗歌的意象，意象是构成诗歌意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或条件。但意境与意象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二者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意象”是经过诗人思想、情感和想象重新把握与处理过的感觉，它是感觉材料的主观处理，是诗篇中最具体、最细小的形象单位。毛翰教授认为，意境与意象的区别在于：意象是以象寓意的艺术形象，意境是由那寓意之象生发出来的艺术氛围。
他还把意境与意象的关系作这样的表述：如果意象是花朵，意境就是春天；如果意象是美人，意境就是良宵；如果意象是鬼火，意境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夜色；如果意象是狼狗、铁丝网、警棍和坦克，意境就是白色恐怖。听起来似乎有点渲染和夸张，但在一定意义上却很形象地说明了意境与意象的关系。诗歌意境的产生是离不开意象的，没有了意象的支持，那么意境也就变得空洞而无味了。
因此，无论是中和之美，还是视觉听觉美，或是意境之美，在这些诗词歌赋中都有美学映像，这不仅反映了各个时期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反映出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趋于自由。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也存在着悠久的审美历史，我们不固守传统，要创造现代的新审美传统，才能使中华民族审美文化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M].商务出版社，197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