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被电话铃叫醒，虽早有准备，也仍然心里一颤：“老丁爷爷走了，昨天下午5点半……”下午3点，我匆匆赶到60公里以外的西郊回民公墓，只来得及为已入殓的九旬老人家铲上几锹土，代表我家里曾经的两代附中学生，也代表我的少年同窗们。
　　在和煦的春风里阿訇们吟唱着，我恍惚觉得我们的老校长并没有离开大家，他只不过是躺卧在地底下静静地睡着了。他不再会有痛苦，像十二天前我见到的那样。
　　4月22日下午，我悄悄走进因闹“非典”已变得戒备森严的协和医院。我是瞒着家人的，我听说“老爸”又一次刚从生死线上被抢救过来，我不能不去！可是被病魔折磨数月的他，这时已不时处于昏睡状态，以至于好容易等他醒来了，盯我半天却叫不出我的名字。他一向好称我为“女儿”，这会儿他使劲睁着本来细眯的双眼，自责嘟囔着：“哎呀，我的女儿啊，怎么想不出来呢？”也许是我没敢摘掉口罩，因为自从医生护士们又恢复戴口罩之后，他好像就不大认人了。我告诉他外面都在抗“非典”，他听岔了，还以为我是指他的胆道疾病，于是叹道“应该研究研究啊”。我当然懂他的心，一向身体特棒的他，如今被迫躺在病榻上，他真是不甘心啊！
　　在美术界，谁都晓得我们的老丁校长生就人高马大，七十多岁时还能骑车。他几乎每个画展开幕必到场，1993年在我即将赴香港举办画展前，他竟骑车到我家来看画。要知道他可是从美术馆骑到白石桥路啊！
　　步入高龄后，老丁还去了巴黎和西藏。他的活动量大大超过他的年纪，胃口好得超过他的许多中年学生，声音宏大，虽然河南焦作的方音怕是这辈子改不掉了。
　　回想年初的一天，已经病重的他打来电话，问我美协的春节聚会去没去，我知道他特别在乎，他很沮丧，从此再不能出席美术界这样的大团聚对他将意味着什么。
　　其实他原本不是一个好出头露面的人，沉稳谦和的秉性来源于他那乐善好施的双亲。为学文化，幼年时就离开家乡闪拐村被送到信阳城。见世面长见识，有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天地，却要忍受思念爹娘的孤苦，代价是巨大的。回顾老丁的一生总是灾难和福气反复交替着，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和信赖，也带给他一次又一次命运的抉择。学画、教书、打游击、奔延安、再学艺，却不料由于他的忠厚秉性进了中央警备团，再次放下画笔……应该承认，人生路上有些机会不一定都是好事，它会让人被利益趋使而偏离最美的初衷。在漫长的服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策下，老丁既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并且每次完成任务出色而模范，又能不为权势所动，不失时宜地争取维护了自己追求的理想。这些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具有多么大的勇气啊！五六十年代他趟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险滩，尽力暗中去照顾保护那些被无端扣上罪名的教授和学生多人。“文革”中我们的老校长终遭劫难吃了好多苦，批斗关押他的恰恰是他自己的学生们。但他保持乐观从不气馁，事后又不计前嫌。他说：“别人的好处要永远记住，不好的地方要尽量忘掉，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由这些孩子负责。”老校长的坦荡为人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他交友甚广，深受爱戴，今天所有的附中毕业生都会怀念老丁，就像谁都难忘自己的豆蔻年华。
　　“老爸”的故事很长很长，只有在人长大了，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才有资格去体昧、去议论。他本可以要不成为大国画家，要不成为身居高位的将军，而他都放弃了，却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生命都交付给了中国美术教育事业。1953年，正是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也是第一流的中等美术学校。第二年赴苏联参观考察同等学历的列宾美术学校。1978年，又是他多方联络教职员，重振了被十年浩劫严重破坏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昔日的士气。他一贯提倡的“小盆栽大树”的教学方针，为中国培育了千余位美术人才，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曾经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为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总得有人做出牺牲。我很荣幸自己能够担此重任！美术界少了一个取得艺术成就的丁井文，却增加了更多有成就的画家，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在这方面若算账的话，我肯定是个大赢家。”
　　现在回想这一切，我真的很惭愧，我早该在“老爸”健在之时为他写点什么。作为一个三十九前毕业的老附中毕业生，我自己，事业和生活，包括我的后代，都长期受到过老校长慈父般的关爱。即使一些安排有过历史局限，我现在都认为他是出于保护。他爱才、爱孩子是从心底自然流露出来的，他凝视你的目光，充满一种支撑感，会让你永远不忘。几年前有家老年杂志曾向我约稿，我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写老丁，他也很快翻出一堆报纸照片支援我。正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1953年他随中国美术教育考察团访苏期间，与卫国战争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母亲合影的珍贵照片。可惜我一直没动笔，老是瞎忙，多年来每当看到老校长，总心怀歉意。我知道“老爸”因为家贫和战乱，从小没拍过照片，附中的师生们谁都没见过40岁之前的丁井文，包括师母郑学文自己。这张一直压在我抽屉里的照片，摄于莫斯科，影调考究，那是他这一生留给后人的，最精神、最具东方男子魅力，穿得也最体面的形象！
　　所幸在他生前，有朱晴女士为他写了一本传，10万字，并由黄永玉先生作序，题为《给这个党员打分》。出版时他已病重，浑身像涂了一层黄色。凡来看望他的人，他都叫先看这篇序，他毫不掩饰发自内心的开心，这种欣慰的快感是意味深长的。而这位并非美术专业的女作家靠一年来的辛苦采访，几经周折完成了早该由“圈内人”动笔的一件大事情，为我们大家留下了一部迄今为止唯一的、已经相当详尽的《画坛伯乐丁井文》小传。今天从墓园回来又重读一遍，更添谢意。
　　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中国美术馆展厅，在对着墙上画作簇拥观看的观众群里，一位高个儿长者十分显眼地冒出来了。他腰板挺直，步履缓缓走来，他又看见他的学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哗啦啦，竟来了一堆：“丁校长！”“老丁！”大家高兴亲热地向他打着招呼。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长眉下的一双笑目更眯缝了。此刻，在他的脑海里是否还记起1960年9月1日这天早晨，隆福寺西口的一幢四层红楼里的开学典礼吗？那时的我，一名来自江南的新生，15岁，两条黑粗发辫搭在肩后。丁校长走过来，轻轻拍拍我的头说：“来啦，来啦！”我的圆脸顿时红得像只苹果！
　　老天有眼！让这位把一生都献给艺术少年们的可敬老人于2003年五四青年节谢世。
　　我想，闪拐村井文小学会为这位捐建校舍的丁爷爷降半旗。
　　祝今夜“老爸”在地下晚安！
　　（赵蘅，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4届一班学习委员、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