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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年前，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留下“与大明江山共存亡”、“请闯王爱惜人民”的话语，便在景山自尽而亡。整个山头风草哀鸣，其悲也!
62年前，三位爱国进步女青年，避过“三青团”的耳目，相约在景山顶，在冰雪天气里，三颗滚烫的心交流着种种爱国之意和仇恨之情。太阳照在山顶的雪上，光芒耀眼，其亮也!
5年前，一位从四川来北京上学的女大学生，在景山顶撑起画架，选了一个视角最宽广的地方坐下。她一会儿的抬头凝视尽收眼底的美景，一会儿又埋头在白色的画布上描绘着嘴角的骄傲。从山头望过去的湖面波光粼粼，其美也!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情感，可以被同一处景色所包容、衬托进而饱满起来变成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就如这景山顶。
在每个人的人生里也有这么一处风景，那就是——爱情。它可以包容纯粹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单薄，甚至尴尬。
杨老师在第10节的文字里这样描述到自己的婚礼：“没贴红喜字，没有彩车，没有婚纱，没有乐队，没走过红地毯，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幸福。我俩互相倾慕，志同道和，经过艰难曲折，终于走到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最宝贵的，最最重要的。”……的确，只要有爱情这道风景在心中，狭小简陋的爱巢一样可以暖意洋洋，幸福满满。
(九)景山之颠
杨鹤龄
北平地下党在学生工作中，一段时间曾受到国民党及其在青年中的党羽——三青团的殊死抵制(“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系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简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各地爱国青年建立了许多团体，蒋介石将他们组织起来，企图为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并命“复兴社”“CC系”的骨干分子在各地组建三青团，同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抗日战争后期，三青团在特务分子控制下变成国民党反共工具，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
我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每个班都有国民党派来的三青团员，她们监视着学生，特别是进步学生，向国民党打报告、提黑名单。国民党还从别的学校调来一些三青团员，插入师大女附中各个班级，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此外，他们还迫不及待的在学校里积极发展三青团员。
由于他们想拼命发展三青团员，竟阴差阳错地发展到他们并不知晓的北平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头上来了，所以上级决定让我打入三青团。
那次，记得我的上级李明对我说：“交给你一些工作，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对江浩也不能说。你去钟楼大街河北高中(当时的一个男生中学)教员预备室找一个叫胡宁的人接头，写一份你们班一些同学的谈话内容，要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报告交给他。你向他要钱，三青团员都有报酬的。然后听他还给你什么任务，回来向我汇报。”
我遵照李明的指示，打电话和胡宁约了时间。
出了辟才胡同东口就是西单北大街。我一直向北，走到鼓楼大街，再走到钟楼大街河北高中，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河北高中我见到了像是老师或职员模样的胡宁。胡宁对我态度十分冷淡，接了我的材料什么也没说。我就向他要车钱：“到你这里的路太远了，我没钱坐车，你应该给我点儿路费吧?”那时北平只有一趟从西单到前门，再到先农坛的有轨电车，开起来叮咚地响着，人称铛铛车。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公交车了，出行只能做洋车(人力车)或三轮车。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钱也不给，也没交给我什么任务。后来我又去了一次，还是向他要车钱，他还是什么都不说也不给钱。再以后，我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了。李明告诉我可能胡宁已经怀疑我了，以后也不必找他了。李明说“估计他也不敢告发你，因为他极有可能吃了你的空额，独吞了你的报酬。”就这样我打入三青团的事就算结束了，也不知道算不算打入进去了。
我曾上过当局的黑名单，受到校方的警告。因此，我与进步同学的联系只能在校外找合适的场所，如新城门外、护城河边、公主坟小树林…我们假装做出游玩样儿，交换阅读进步书刊，进行学习交流。
1947年元旦，我们又有了这样的聚会，我约了外号叫老夫子和博爱的两位女同学，由老夫子选定地点。我应邀于中午一点来到位于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门口，她二人早已等在那里。老夫子说：“怎么才来，快进去吧!”
那时的中南海是个公园，西门是不用买票的。当时北平市人口稀少，而且又逢数九寒天，公园里几乎看不到人影。老夫子带领我们走到岸边，踩着石块踏上冰面。我问：“你这是领我们俩去哪儿啊，大冷的天?”老夫子说：“我早就探好路了，风景美极了。我不是让你俩多穿衣服吗?跟着我走，你就擎好儿吧!”越往前走冰面越透亮，就像一面大玻璃板，晶莹剔透，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一丛丛翠绿的水草，高低错落，葳蕤摇漾，美不胜收，好似水晶宫一般，我不禁叹道：“太美了，好像进了童话世界呀!”
我怕滑倒一边顾看脚下又忙着看水底世界的美景，不知道走了多远，又从冰面爬上岸来。远远望去，巍峨壮丽的景山已呈现在眼前。老夫子说：“咱们的目的地是景山顶，元旦登景山顶，高瞻远瞩多有创意呀!”
爬到景山顶以后，我累得直不起腰，扶着凉亭的栏杆，坐在观妙亭的廊子上喘气。虽说是数九寒天，因无风而太阳又好，再加上两个多小时的运动，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却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俯瞰山下，透过层层尚带残破的树丛，北海白塔的倒影皎洁而凝重，故宫顶上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听见老夫子叹了一口气，博爱对我作了一个鬼脸儿：“看，老夫子可能又要怀古幽情了!”
老夫子说：“倒不是什么怀古，而是思今。你看，江山如此多娇，有如此文化底蕴与建筑的一个文明古国，她的人民却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好不容易打败了小日本，没想到国民党又是这个样子，何时才能拨开乌云见晴天呢?”
博爱说：“很快，那支《跌倒算什么》的歌是怎么唱的?天快亮，更黑暗，就是说越黑暗，离黎明就越近了……”
老夫子说：“是啊，现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黑到头儿了。蒋介石不抗日却处心积虑要攻打解放区，消灭共产党。连张学良和杨虎城都造了他的反，现在他们却觍着脸要建立他们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
博爱抢着说：“是啊，中山公园音乐堂的4.21血案，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大打出手，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
老夫子说：“我看国民党是害怕被揭露他们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嘴脸，他们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只能用武力镇压学生。”
我说：“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是国共谈判的焦点，现在谈判没有达成一致，但也没有破裂，国民党就迫不及待的为一党专政的政府选举国大代表，他们害怕阴谋被揭露，害怕真理才采取暴力镇压。”
老夫子说：“他们这是图穷匕首现，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现在的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中小学教师课毕归宗，老者呻吟，幼者号啼，点金乏术，告贷无门。” 博爱说：“有的老师发点牢骚，国民党竟说他们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老师们却说不用共产党的煽动，我们的肚子也饿。”
老夫子说“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苛政猛于虎，到了人们被迫起来造反的时候了。”
博爱说：“咱们班教地理的徐楚波老师敢在课堂上大讲‘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他真勇敢，不知是不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呢?”
我说“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这样说。我看他们不像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会这样轻易暴露自己，他在下面曾对其他老师说，校长知道他不是共产党，校长若是不敢用他，他就再换一个学校，反正他已经换了好几个学校了!”
老夫子说“徐楚波老师说出了人们想说又不敢说出来的心里话，”她边说边掏出《白毛女》的油印本，“昨天我看了这个剧本，深深地感到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真的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共产党带领人民又打日本鬼子又开荒生产，而统治区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自由和民主，《白毛女》中的喜儿就曾生活在两重天，统治区把她变成鬼，解放区又把她变成了人。”
我们三人正说得起劲儿，博爱忽然大声唱了起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然后又向我发问，“解放区怎么选举?”
我说：“解放区的民主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相反，他们的候选人都是老百姓自己提名的，是大家公认的在抗日和生产中表现好的，选举方法也很有意思，他们不识字，只是让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选民手里有一颗黄豆，当众往自己同意的人碗里投豆，豆子最多的人就当选。”
博爱说“太有意思了，这才叫真正的民主，解放区提倡人民念书识字，《夫妻识字》那首歌儿，就反映了解放区人们学校的情景，”博爱说着说着就又唱了起来，“黑格隆冬的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
”
老夫子说，“行了，行了，君歌且休听我云还是听吕忆平还有什么要说的吧。”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掏出一本书，交给老夫子，“这本《论联合政府》告诉我们，抗战胜利后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你们俩回去看，千万小心收好。”
老夫子说“天色已晚，我们三人该打道回府了。”
博爱说：“那我今天也拽一回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老夫子说：“拽的好，这恰恰是国民党现实的写照，表面看来还有点残阳，可惜马上就要落山了。我有几句古诗献给即将诞生的新社会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十)一笔奖学金，嫁了我自己
我和江浩双方的家长对我俩的结合早已默许，却始终没有人张罗我们的婚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邻居吴阿姨背着我的家人，偷偷塞给我一张汇款单，原来是师大女附中寄来的，收款人写着我的名字。我感到好奇怪，学校为什么给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汇款呢?单子上没有任何说明，我猜想可能是我平时穿着破旧，学校给我的补助，或者是奖励我的学习成绩吧?我权且把它当做奖学金接纳下来(后来，我又接到一次汇款单，只是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了钱，江浩开始为我们自己谋划婚事了。
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大包好吃的小点心，一大包水果糖以备招待客人，还为我买了一块做旗袍用的花布。最后，到汽车行预定了一辆汽车。他原想定一辆彩车，可惜钱不够，甚至要求打一个大大的彩带都被拒绝了，只好预定了一辆没有任何装饰的普通汽车，我妈妈给我两床棉被，一个脸盆，一对漱口杯，一面小镜子作为嫁妆。江浩认为脸盆等用旧的就行，自己跑到商店退掉了，省下来的钱为我买了一双皮鞋。
在婚书上双方家长盖了章，证婚人、介绍人是两个朋友签的字。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去理发馆做了发型。结婚的当天我穿上花布旗袍和新皮鞋，江浩的二姐为我略施粉黛，从家里把我接到汽车上。当我从汽车里下来走进他家大门时，他穿着雪白的衬衫满面春风的从台阶上跑了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时，屋里的留声机有一支乐曲响起，是他的好友为我们选的唱片，据说是林肯结婚时演奏的乐曲。我们拉着双手走进客厅，在主婚人的安排下，向双方家长鞠躬，再彼此相对敬礼。简单的仪式结束后，我俩的好友及几位邻居围坐在长桌上，一边吃着小点心和水果糖，一边闲聊着。他们把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一个台灯，一小块桌布，几方小手帕，一一摆在桌上，大家以茶代酒，真诚地为我们祝福……
这就是我们的婚礼，简朴而温馨。当时北平的婚礼仍延续着坐花轿，蒙盖头的旧习俗，同时也开始所谓的“文明婚礼”。文明婚礼我参加了三次，记得前两次，我还是7、8岁小女孩儿的时候充当了为新娘拉婚纱的花童。我穿着漂亮的白色绣花连衣裙，戴着项链和花环，与另一个小女孩儿一起，分别轻轻地拉着新娘和伴娘长长的白色婚纱，在乐队演奏的结婚进行曲中，缓缓地走过鲜红的地毯。跟在新郎和伴郎身后的是穿着黑色燕尾礼服、手提花篮的两个小男孩儿。
第二次是父亲和继母的婚礼。他们在同春园(北京老字号饭庄，现在由西单迁至到了小西天附近)摆了宴席，请了乐队，继母也是坐着彩车披着婚纱，在洋鼓洋号吹吹打打中，走过红地毯的。
文明婚礼的最后，新人与参加婚礼的来宾要拍一张很大的结婚纪念照。前两次参加婚礼的照片上，我们四个童男童女站在新人身边，被众多的来宾围在中央。但父亲的婚礼照片上却没有我。因为没人招呼我，我不敢向前凑。
而我们的婚礼，却什么都没有，屋里门外没贴红喜字，没有彩车，没有婚纱，没有乐队，没走过红地毯，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幸福。我俩互相倾慕，志同道和，经过艰难曲折，终于走到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最宝贵的，最最重要的。
我们十分满足，我们崇尚的是一份淳朴、忠贞的情愫，而不是华丽的形式。江浩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他是我的革命领路人，得到他是我的福分，
我俩住在他原来住的东厢房，无所谓什么新房，我为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长厮守的爱巢而欣喜。长久以来，我们互相依恋，不忍分离，却没有一个可以互诉钟情的场所，只有在胡同里，路灯下徘徊，他送我到家门口，我反过来再送他，再三相送不忍离去，正如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现在有了这间小小的厢房，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交流情感，规划未来了。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为我们共同的革命目标，为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可以更加勤奋地工作了。
62年前，三位爱国进步女青年，避过“三青团”的耳目，相约在景山顶，在冰雪天气里，三颗滚烫的心交流着种种爱国之意和仇恨之情。太阳照在山顶的雪上，光芒耀眼，其亮也!
5年前，一位从四川来北京上学的女大学生，在景山顶撑起画架，选了一个视角最宽广的地方坐下。她一会儿的抬头凝视尽收眼底的美景，一会儿又埋头在白色的画布上描绘着嘴角的骄傲。从山头望过去的湖面波光粼粼，其美也!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情感，可以被同一处景色所包容、衬托进而饱满起来变成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就如这景山顶。
在每个人的人生里也有这么一处风景，那就是——爱情。它可以包容纯粹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单薄，甚至尴尬。
杨老师在第10节的文字里这样描述到自己的婚礼：“没贴红喜字，没有彩车，没有婚纱，没有乐队，没走过红地毯，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幸福。我俩互相倾慕，志同道和，经过艰难曲折，终于走到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最宝贵的，最最重要的。”……的确，只要有爱情这道风景在心中，狭小简陋的爱巢一样可以暖意洋洋，幸福满满。
(九)景山之颠
杨鹤龄
北平地下党在学生工作中，一段时间曾受到国民党及其在青年中的党羽——三青团的殊死抵制(“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系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简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各地爱国青年建立了许多团体，蒋介石将他们组织起来，企图为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青团，并命“复兴社”“CC系”的骨干分子在各地组建三青团，同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团长。抗日战争后期，三青团在特务分子控制下变成国民党反共工具，堕落成了特务组织。与军统、中统沆瀣一气，设立青年劳动营，关押、迫害爱国进步青年。)
我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每个班都有国民党派来的三青团员，她们监视着学生，特别是进步学生，向国民党打报告、提黑名单。国民党还从别的学校调来一些三青团员，插入师大女附中各个班级，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此外，他们还迫不及待的在学校里积极发展三青团员。
由于他们想拼命发展三青团员，竟阴差阳错地发展到他们并不知晓的北平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头上来了，所以上级决定让我打入三青团。
那次，记得我的上级李明对我说：“交给你一些工作，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对江浩也不能说。你去钟楼大街河北高中(当时的一个男生中学)教员预备室找一个叫胡宁的人接头，写一份你们班一些同学的谈话内容，要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报告交给他。你向他要钱，三青团员都有报酬的。然后听他还给你什么任务，回来向我汇报。”
我遵照李明的指示，打电话和胡宁约了时间。
出了辟才胡同东口就是西单北大街。我一直向北，走到鼓楼大街，再走到钟楼大街河北高中，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河北高中我见到了像是老师或职员模样的胡宁。胡宁对我态度十分冷淡，接了我的材料什么也没说。我就向他要车钱：“到你这里的路太远了，我没钱坐车，你应该给我点儿路费吧?”那时北平只有一趟从西单到前门，再到先农坛的有轨电车，开起来叮咚地响着，人称铛铛车。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公交车了，出行只能做洋车(人力车)或三轮车。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钱也不给，也没交给我什么任务。后来我又去了一次，还是向他要车钱，他还是什么都不说也不给钱。再以后，我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了。李明告诉我可能胡宁已经怀疑我了，以后也不必找他了。李明说“估计他也不敢告发你，因为他极有可能吃了你的空额，独吞了你的报酬。”就这样我打入三青团的事就算结束了，也不知道算不算打入进去了。
我曾上过当局的黑名单，受到校方的警告。因此，我与进步同学的联系只能在校外找合适的场所，如新城门外、护城河边、公主坟小树林…我们假装做出游玩样儿，交换阅读进步书刊，进行学习交流。
1947年元旦，我们又有了这样的聚会，我约了外号叫老夫子和博爱的两位女同学，由老夫子选定地点。我应邀于中午一点来到位于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门口，她二人早已等在那里。老夫子说：“怎么才来，快进去吧!”
那时的中南海是个公园，西门是不用买票的。当时北平市人口稀少，而且又逢数九寒天，公园里几乎看不到人影。老夫子带领我们走到岸边，踩着石块踏上冰面。我问：“你这是领我们俩去哪儿啊，大冷的天?”老夫子说：“我早就探好路了，风景美极了。我不是让你俩多穿衣服吗?跟着我走，你就擎好儿吧!”越往前走冰面越透亮，就像一面大玻璃板，晶莹剔透，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一丛丛翠绿的水草，高低错落，葳蕤摇漾，美不胜收，好似水晶宫一般，我不禁叹道：“太美了，好像进了童话世界呀!”
我怕滑倒一边顾看脚下又忙着看水底世界的美景，不知道走了多远，又从冰面爬上岸来。远远望去，巍峨壮丽的景山已呈现在眼前。老夫子说：“咱们的目的地是景山顶，元旦登景山顶，高瞻远瞩多有创意呀!”
爬到景山顶以后，我累得直不起腰，扶着凉亭的栏杆，坐在观妙亭的廊子上喘气。虽说是数九寒天，因无风而太阳又好，再加上两个多小时的运动，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却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俯瞰山下，透过层层尚带残破的树丛，北海白塔的倒影皎洁而凝重，故宫顶上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听见老夫子叹了一口气，博爱对我作了一个鬼脸儿：“看，老夫子可能又要怀古幽情了!”
老夫子说：“倒不是什么怀古，而是思今。你看，江山如此多娇，有如此文化底蕴与建筑的一个文明古国，她的人民却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好不容易打败了小日本，没想到国民党又是这个样子，何时才能拨开乌云见晴天呢?”
博爱说：“很快，那支《跌倒算什么》的歌是怎么唱的?天快亮，更黑暗，就是说越黑暗，离黎明就越近了……”
老夫子说：“是啊，现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黑到头儿了。蒋介石不抗日却处心积虑要攻打解放区，消灭共产党。连张学良和杨虎城都造了他的反，现在他们却觍着脸要建立他们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
博爱抢着说：“是啊，中山公园音乐堂的4.21血案，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大打出手，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
老夫子说：“我看国民党是害怕被揭露他们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嘴脸，他们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只能用武力镇压学生。”
我说：“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是国共谈判的焦点，现在谈判没有达成一致，但也没有破裂，国民党就迫不及待的为一党专政的政府选举国大代表，他们害怕阴谋被揭露，害怕真理才采取暴力镇压。”
老夫子说：“他们这是图穷匕首现，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现在的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中小学教师课毕归宗，老者呻吟，幼者号啼，点金乏术，告贷无门。” 博爱说：“有的老师发点牢骚，国民党竟说他们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老师们却说不用共产党的煽动，我们的肚子也饿。”
老夫子说“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苛政猛于虎，到了人们被迫起来造反的时候了。”
博爱说：“咱们班教地理的徐楚波老师敢在课堂上大讲‘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他真勇敢，不知是不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呢?”
我说“凡是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这样说。我看他们不像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会这样轻易暴露自己，他在下面曾对其他老师说，校长知道他不是共产党，校长若是不敢用他，他就再换一个学校，反正他已经换了好几个学校了!”
老夫子说“徐楚波老师说出了人们想说又不敢说出来的心里话，”她边说边掏出《白毛女》的油印本，“昨天我看了这个剧本，深深地感到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真的是两个世界两重天，共产党带领人民又打日本鬼子又开荒生产，而统治区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自由和民主，《白毛女》中的喜儿就曾生活在两重天，统治区把她变成鬼，解放区又把她变成了人。”
我们三人正说得起劲儿，博爱忽然大声唱了起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然后又向我发问，“解放区怎么选举?”
我说：“解放区的民主和国民党统治区完全相反，他们的候选人都是老百姓自己提名的，是大家公认的在抗日和生产中表现好的，选举方法也很有意思，他们不识字，只是让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选民手里有一颗黄豆，当众往自己同意的人碗里投豆，豆子最多的人就当选。”
博爱说“太有意思了，这才叫真正的民主，解放区提倡人民念书识字，《夫妻识字》那首歌儿，就反映了解放区人们学校的情景，”博爱说着说着就又唱了起来，“黑格隆冬的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
”
老夫子说，“行了，行了，君歌且休听我云还是听吕忆平还有什么要说的吧。”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掏出一本书，交给老夫子，“这本《论联合政府》告诉我们，抗战胜利后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你们俩回去看，千万小心收好。”
老夫子说“天色已晚，我们三人该打道回府了。”
博爱说：“那我今天也拽一回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老夫子说：“拽的好，这恰恰是国民党现实的写照，表面看来还有点残阳，可惜马上就要落山了。我有几句古诗献给即将诞生的新社会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十)一笔奖学金，嫁了我自己
我和江浩双方的家长对我俩的结合早已默许，却始终没有人张罗我们的婚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邻居吴阿姨背着我的家人，偷偷塞给我一张汇款单，原来是师大女附中寄来的，收款人写着我的名字。我感到好奇怪，学校为什么给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汇款呢?单子上没有任何说明，我猜想可能是我平时穿着破旧，学校给我的补助，或者是奖励我的学习成绩吧?我权且把它当做奖学金接纳下来(后来，我又接到一次汇款单，只是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了钱，江浩开始为我们自己谋划婚事了。
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大包好吃的小点心，一大包水果糖以备招待客人，还为我买了一块做旗袍用的花布。最后，到汽车行预定了一辆汽车。他原想定一辆彩车，可惜钱不够，甚至要求打一个大大的彩带都被拒绝了，只好预定了一辆没有任何装饰的普通汽车，我妈妈给我两床棉被，一个脸盆，一对漱口杯，一面小镜子作为嫁妆。江浩认为脸盆等用旧的就行，自己跑到商店退掉了，省下来的钱为我买了一双皮鞋。
在婚书上双方家长盖了章，证婚人、介绍人是两个朋友签的字。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去理发馆做了发型。结婚的当天我穿上花布旗袍和新皮鞋，江浩的二姐为我略施粉黛，从家里把我接到汽车上。当我从汽车里下来走进他家大门时，他穿着雪白的衬衫满面春风的从台阶上跑了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时，屋里的留声机有一支乐曲响起，是他的好友为我们选的唱片，据说是林肯结婚时演奏的乐曲。我们拉着双手走进客厅，在主婚人的安排下，向双方家长鞠躬，再彼此相对敬礼。简单的仪式结束后，我俩的好友及几位邻居围坐在长桌上，一边吃着小点心和水果糖，一边闲聊着。他们把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一个台灯，一小块桌布，几方小手帕，一一摆在桌上，大家以茶代酒，真诚地为我们祝福……
这就是我们的婚礼，简朴而温馨。当时北平的婚礼仍延续着坐花轿，蒙盖头的旧习俗，同时也开始所谓的“文明婚礼”。文明婚礼我参加了三次，记得前两次，我还是7、8岁小女孩儿的时候充当了为新娘拉婚纱的花童。我穿着漂亮的白色绣花连衣裙，戴着项链和花环，与另一个小女孩儿一起，分别轻轻地拉着新娘和伴娘长长的白色婚纱，在乐队演奏的结婚进行曲中，缓缓地走过鲜红的地毯。跟在新郎和伴郎身后的是穿着黑色燕尾礼服、手提花篮的两个小男孩儿。
第二次是父亲和继母的婚礼。他们在同春园(北京老字号饭庄，现在由西单迁至到了小西天附近)摆了宴席，请了乐队，继母也是坐着彩车披着婚纱，在洋鼓洋号吹吹打打中，走过红地毯的。
文明婚礼的最后，新人与参加婚礼的来宾要拍一张很大的结婚纪念照。前两次参加婚礼的照片上，我们四个童男童女站在新人身边，被众多的来宾围在中央。但父亲的婚礼照片上却没有我。因为没人招呼我，我不敢向前凑。
而我们的婚礼，却什么都没有，屋里门外没贴红喜字，没有彩车，没有婚纱，没有乐队，没走过红地毯，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幸福。我俩互相倾慕，志同道和，经过艰难曲折，终于走到一起，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最宝贵的，最最重要的。
我们十分满足，我们崇尚的是一份淳朴、忠贞的情愫，而不是华丽的形式。江浩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他是我的革命领路人，得到他是我的福分，
我俩住在他原来住的东厢房，无所谓什么新房，我为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长厮守的爱巢而欣喜。长久以来，我们互相依恋，不忍分离，却没有一个可以互诉钟情的场所，只有在胡同里，路灯下徘徊，他送我到家门口，我反过来再送他，再三相送不忍离去，正如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现在有了这间小小的厢房，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交流情感，规划未来了。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为我们共同的革命目标，为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可以更加勤奋地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