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公公向爹，印象中我们见过一面，大姐结婚时，我作为娘家代表上门，不过年龄太小了，什么也不记得了。
　　可是我一直记得向爹的几段轶事。他是村里最早的“上漂”，早年在上海拉黄包车，和我父亲也算同行。那个年代，他们没有读书，没有技术，只有靠出卖苦力养家糊口。上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人力车夫，按政策要被遣返回乡。向爹死守上海滩，他不愿回来，他知道，家里人口多，靠土里刨食，嘴也管不上。当年的留守，据说有过一段相当痛苦的挣扎徘徊，更有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理煎熬。其中的细节，家人也难以复述，那一代人基本都已入土为安了。
　　坚持就是胜利。向爹后来被安排进阀门厂，做钳工。虽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拿工资的城里人，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乡有五个子女留守，四男一女，即使放到现在，养大他们也不是易事。
　　有三个细节，大姐一直作为勤俭持家的教育素材。其一，向爹虽然在上海扎下根，但是住的地方只有7个平方米，假期孩子们来上海，他早有预备，平时捡来一些麻布袋，洗净，晾干，然后摊在地上，一层一层，作为地铺的基础。这是上海最早的“梦想改造家”了。其二，平时在家吃饭，很少做菜，常常弄点盐粒兑开水，滴几个油滴子，涮涮。其三，逢年过节，小孩喜欢吃的食品或者菜肴，他一律说不喜欢，家里人不吃的，剩饭剩菜，他吃得津津有味。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也有一位感动后辈的长者。姐夫家族永远记得一个情节。上世纪70年代，姐夫到部队当兵，向爹听到消息，决定赶回来亲自给儿子送上一程。他提前一天，骑着他的自行车回来了。现在，可能也有年轻人做这样的吃苦训练，不过当年他完全是为了省下两块七角五的车费。从上海到苏北老家120公里，当时都是砂石路，并不好骑。
　　要命的是，当时先要从十六铺码头坐客轮到南通港，自行车是不让“乘”船的。向爹早年拉黄包车，兼学了一点修车的手艺，他想到一个办法，车子骑到码头，然后将车子拆散，塞到随身带的麻布袋里，看上去像是一个大件行李。等船到岸，他又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将自行车组装起来，继续顶着风骑行。从南通一路往北，颠颠簸簸，骑到黄海边上的村庄时，已是晚上，累得人仰车翻。他准备喘口气，第二天再去县城，哪知道姐夫他们早早地就被敲锣打鼓送上了部队的接待车。姐夫没有等到专程给他送行的父亲，只好贸然开口问在场的老乡借了5斤全国通用粮票。
　　那些年，每次回苏北老家探亲，向爹都是从上海一脚一蹬“骑”回去的，即使摊上送子参军的大事，他也不想“破例”。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骑迹”。上一代的“上漂”，生活大都与艰苦二字相关。村上有位大姐，没上过几天学，嫁到上海去了，令人很是羡慕。她的丈夫顶替父亲的工作，在厂里上班。两人苦苦打拼多年，终于在上海有了两处小面积的房产。可是，她儿子从小到大都没有睡过独立的一张床。他们把两处房子都租了出去，这样每月可以拿到3000元的租金，而后他们只花250元，到一个等待拆迁的棚户区，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油毡棚，一住就是十多年。那是一段怎样风雨飘摇、夏暖冬凉的日子？家乡人永远难以想象，上海阿拉也未必悉知详情。
　　可能是因為出身乡野人家，我对城市霓虹灯下逼仄街巷里发生的那些事，总是念念不忘。上漂以及北漂、广漂、深漂的故事里，有苦，有痛，有寒，有酸，更能咀嚼出持家的理念、人生的趣味。我确信，漂在城里的这些旧人旧事，在经过历史长河漂洗之后，人们会越来越看出它真实的年代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