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2007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能力进行了首次评价。报告显示：深圳的综合排名居全国第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于全国第一位，地区生产总值、固定投资等指标也居全国前列；每十万人中拥有中、小学教师数为1895人，位居35个城市之首，且远高于其他城市；在人才资源方面，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居全国首位；深圳的国际开放程度较高，位居全国第三。
　　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曾说，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能得到很好的融合。这种移民的文化，对一个科技企业的发展很关键，它容易吸收创新的东西，人也不那么墨守成规，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生事物。富士康在深圳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宽容失败，鼓励成功的深圳文化。
　　著名先锋艺术家舒勇认为，深圳文化应该是开荒牛精神、艰苦奋斗、深圳速度。从来没有一个年轻的城市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这个古老国度。从遮遮掩掩地向往财富，到光明正大地追求财富，这一切都最先在深圳发生。从创新的观点上而言，正是了不起的深圳人创造了历史。
　　深圳移民城市是人文意义上的，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0多个民族的人在深圳都有，岭南文化、北方文化、海派文化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移民城市文化。可以说，深圳仍然是中国最具创新力，最包容的城市。深圳主流文化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宽容与创新。
　　深圳巨大的创新活力恐怕没有人能够怀疑。近一段时期，大众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些公开报道：据《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所披露，深圳市龙新派出所在辖区怡丰路上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大横幅，此举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争议。去年岁末，深圳福田警方开展雷霆扫黄行动并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将100名妓女、嫖客游街示众，分别读出每名疑犯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贯，现场有上千人围观，此事一出引来强烈反响。
　　有人毫不客气地说，这个城市是缺乏内涵的。这样的评价或许过于偏激，也似乎有失公允。在当今世界，利益和价值方面的多元性都是一个基本事实，不同利益之间要设法达成妥协，多元价值之间要设法彼此宽容。但“妥协”有没有是非可言？“宽容”会不会掩盖着歧视？没有是非的妥协会不会是强势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一种合法化？掩盖着歧视的宽容与不宽容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的未来不是梦
　　如今从内地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贫困地区到富裕地区，每年的铁路、民航运送着上亿的“移动的居民”。沿海的一些发达城市演变为移民城市。每个地方都有移民的成功故事，但毕竟是少数。还有相当多的“移动的居民”，都是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远离城市的工业开发区，在城乡结合部的廉价出租房里。
　　城市里的人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将来他们会回去、也应该回去。城市并不承认他们的移民身份，他们只是暂时的“外来务工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哲学中的“道德考虑”，就是问一条集体行动规则是否对所有相关人们都同等地好。这里“所有相关人们”并不限于“我”或者“我们”，也就是由特定利益和价值而形成的某个共同体的成员。例如：挪威人接收了大量来自伊朗和斯里兰卡的难民，但这些难民与挪威人既不属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也不属于同一个价值共同体。接收难民的主要理由是道德的理由：每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管他或她的利益地位和价值取向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一天城乡之间不再是现在这样泾渭分明，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们跟城里人一样，可以快乐地工作、自由地读书，那么我们的城市才会更美丽。这期间，需要他们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文化要为创新提供精神资源
　　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就不会有深圳的发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如果不把文化上升到城市精神的高度，那么深圳今后的发展会遇到许多的难题。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认为，寻找深圳与国际大环境的差距，最终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层面，就是说深圳应该怎么做。创新更应是一种社会的整体运动，是一个社会的集合概念，是一种站在生产关系变革的高度，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向更高层次跃进提供崭新的真实的动力。但我们一般提到的创新，主要是指技术上的自主创新。
　　


　　技术上的自主创新，是需要文化精神包括制度供应来促成的，而这本身就是一条创新之路。创造一种带有综合色彩的创新平台，包括制度的创新、法治活动的创新、开放意识与路径上的创新，这些看似非技术的创新，实质是一种供应机制上的革命，从更广阔的范围培育创新的环境与土壤，为技术自主创新构建脱颖而出的先决性条件。政府应该致力于促成一个宽容的城市环境，形成宽容的创新思路和城市文化理念，它是深圳继续领跑的无形资本。
　　这些都是文化的内涵。发展文化的本质是为创新提供精神资源。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过去20多年深圳以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而自豪，深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趟过许许多多的雷区，在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市场体制、政府体制以及资本市场等各方面创下了数以千计的全国第一，感动了全国，震动了全国，也为全国各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榜样。
　　有关“好”的问题（伦理的问题）与有关“对”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天我们依然毫不犹豫地相信深圳可以，也一定做得到！
　　2003年末，时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黄丽满就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结束单纯“以GDP论英雄”的观念，更多地将目光放在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及人的发展等问题上；2004年初，时任深圳市长的李鸿忠宣布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从原定的2005年推迟至2010年，并对原有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充实，增加了人居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2006年年终，深圳市政府的最后一个政府令送给数以百万外来工的新年礼物——重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规定》颁布，这意味着，非深户籍员工在养老的条件上和深户籍员工平起平坐，即只要累计缴费满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可在深圳退休，按月领取养老金。……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与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不同，这次，“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看似仅仅两个词汇次序的变化，其实有着相当的深意。“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化，也是反思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的必然要求，更是我们这一代建设者的历史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