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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29日下午，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那场45分钟的即席发言，使得贫民部长张保庆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张副部长之所以“出名”，固然是因为毫不客气地公开点名批评助学不力的八个省市，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教育多年来的积弊与沉疴，以及饱受其苦的社会公众那越来越吝啬的、已经无法再“施舍”给教育界的忍耐力。
但是，也就在张副部长“敢言”动天下之后不久，去年10月28日，传出其退出副部长一职的消息；现在，他的最新任命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位浸淫中国教育界17年之久的主管官员，在离职之后，有何感言?这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被业内人士称为“屡有真性情流露”的部级高官，退休之后，还能够回归平民生活吗?
1月6日，张保庆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新年1月6日上午的阳光暖洋洋的。张保庆的办公室亮堂堂的，张保庆坐在米白色的沙发上笑眯眯的。
听张保庆讲他自己、讲为官之道、讲教育，你会心有慨叹，慨叹里有宽慰、宽慰里有忧虑。而在慨叹、宽慰和忧虑之上，你会愿意承认，感到了珍稀的明亮和朴素的暖意。而且借着这明亮和暖意，你也会有些一厢情愿的乐观“教育”、“官场”、“中国”、“未来”，它们都会好的，都会更好的，它们正在“好”的路上——如果朴实的德行归位，如果正常的理智坚守，如果基本的政令通达……如果有更多张保庆这样的……“好人”。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张保庆，这位前辈，这位“官儿”，他是一个好人。他的好，是在做人做事基本原则上有所坚持的好；他的好，本来并不该出人意料——他的好，是“正常”的好，是“稀罕的正常”的好。
还是先打量一下这个“好人”的扮相。在有关这位副部级干部的品行的传说里，“土”——“清廉”、“实在”、“亲切”——是重要一项。他确实穿布鞋，确实穿夹克衫而不是西装，确实是平头。但这不正常吗?如果“官儿们”给百姓的一贯印象是不分场合的锃亮、风光、洋洋得意，那张保庆就不正常；这稀奇吗?如果我们的一般的身边的60岁上下的邻里，哪个都不是这样“没有身份感”，那张保庆就稀奇。
再说“敢言”。在过去一年里让张保庆以“敢言部长”闻名的一个“事件”是：他点名批评八省份助学贷款落实不力。对于当时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上击节叫好“出位”，张保庆今日的“澄清”又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冒多大风险。批评个别地区工作没做好，这早就向国务院汇报过的了，点名也是事先教育部领导们集体讨论决定的，只是时间上提前了。
张保庆对自己“敢言”的解构，我们相信可能有谦虚低调的因素；但我们同时确实注意到了与“敢言”起码是并列的，他的审慎。他并不是一个在嘴皮上多“冲”的人，也不是一个“不分场合什么都敢讲”的人。
比如，当我们问及他是否与官场“潜规则”有过正面冲突，他“哈哈哈”地笑过去了；比如，他说到早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官这么难做——如果让上面满意就不能让下面满意，如果让下面满意就不能让上面满意——怎么就不能同时让上面下面一起满意? “所以”，很多官最后就只钻研“如何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了”。张保庆自然地说出这些苦恼，但当我们追问他本人和上级的关系“处理得怎样”的时候，他说——还是不要我说了，说了也不能写。对，他还是没忘在一些时候“提醒”我们，这个那个不能写。
那么张保庆到底讲了哪个意义上的“大胆的话”? “我和其他同志也不是观念上不同，也不是有些同志看不出问题，实际上他也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但问题是不敢说、不敢去讲，讨论时不敢明确表示自己意见……现在，这一套很厉害。但我认准的事情，不管(其他同志)谁持什么态度，在哪个领导面前，我都要讲。”
这个“敢讲”，是不得不讲其所必须讲的，基本的认真。
还有“朴素”、“不讲排场”。关于这个，也有过“张部长到下面视察工作不一样的作风”的报导，但张保庆本人也并没有就此上纲上线。他说，当官的在吃喝上讲排场，真是很低级很庸俗的事情。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较大，一顿饭吃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民一年的收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怎么行? “我对这个是很厌恶。”
“我下去不讲排场。当然，当场拒绝，人家会不高兴，我都提前交代清楚。时间一长，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了。如果万一有哪个场合安排了，我就挖苦他们两句，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干了。”
这是拒绝低级庸俗的朴素，朴素的廉耻。
还有，“贫寒出身”、“亲民”、“爱动感情”、“有人情味”。张保庆主管大学生助学贷款工作，救济贫寒子弟，情急心切，常溢于言表。他曾对媒体回忆过多年前亦是贫寒少年的自己如何为省路费步行80里往返学校与家之间；他还曾在报刊上写文章纪念故去的中学老师；他还曾为反映乡村代课教师的纪录片流泪；……
他还很恋家。他有很不错的家庭。他说，几十年来他和爱人同甘苦共命运，女儿女婿也好，一家人感情和睦，在为人处世原则上，不添乱，一致支持他他少应酬，少走动，下班回家，读书、写字，一条心爱的上了年纪的小狗不离左右；他还爱好古诗词、爱好书法、构思了三篇小说……
这些，当然都很不错，都是好的。一个人在工作上用心动情，在生活上恬淡自得，当然是好的，自然本色的情意、自然本色的好。
……
基本的认真、朴素的廉耻、自然的有情，张保庆就是因此“出格”的。这个出格的背后，我们还听来一个并不复杂并不高深的动力机制——不忘家训。
张保庆说他记得很清楚，多年前，他要离家出来念书，父亲和他从村里出发一路步行到县城公共汽车站——“为了省5角钱的车费”——一路沉默。到了车站，父亲解下背上的行李，递给张保庆，说，你也长大了，我也没什么话要讲，但记住，不要贪财好色。
“我父亲是农民，从来不爱讲话。这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吃了一惊。”
不贪财色。因为记得这四个字，张保庆说，如今的他，落得个坦然、落得个安然。
坦然!安然!在与这位副部级“高官”交谈的这个明亮温暖的上午，你会以为这四个字不该虚妄，这四个字不该遥远。
最后，当我们结束拖延过午饭时间的采访，准备离开，张保庆一边告别一边接过秘书送进来的盒饭。我们抑制住了自己作为老百姓的惊讶——是的，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一点，相信我们的领导们也是吃盒饭的!
我们有信心，我们不再大惊小怪。我们有信心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张保庆本人对“吃盒饭”没有大惊小怪，他有平常心。
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有平常心，可以以我们的平常心对原张副部长的平常心，我们可以不必对“正常”大惊小怪。
问题是；“正常”怎么就变成了“稀罕的正常”，甚至是“不正常”，而“不正常”又怎么就变成了“正常”
但是，也就在张副部长“敢言”动天下之后不久，去年10月28日，传出其退出副部长一职的消息；现在，他的最新任命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位浸淫中国教育界17年之久的主管官员，在离职之后，有何感言?这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被业内人士称为“屡有真性情流露”的部级高官，退休之后，还能够回归平民生活吗?
1月6日，张保庆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新年1月6日上午的阳光暖洋洋的。张保庆的办公室亮堂堂的，张保庆坐在米白色的沙发上笑眯眯的。
听张保庆讲他自己、讲为官之道、讲教育，你会心有慨叹，慨叹里有宽慰、宽慰里有忧虑。而在慨叹、宽慰和忧虑之上，你会愿意承认，感到了珍稀的明亮和朴素的暖意。而且借着这明亮和暖意，你也会有些一厢情愿的乐观“教育”、“官场”、“中国”、“未来”，它们都会好的，都会更好的，它们正在“好”的路上——如果朴实的德行归位，如果正常的理智坚守，如果基本的政令通达……如果有更多张保庆这样的……“好人”。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张保庆，这位前辈，这位“官儿”，他是一个好人。他的好，是在做人做事基本原则上有所坚持的好；他的好，本来并不该出人意料——他的好，是“正常”的好，是“稀罕的正常”的好。
还是先打量一下这个“好人”的扮相。在有关这位副部级干部的品行的传说里，“土”——“清廉”、“实在”、“亲切”——是重要一项。他确实穿布鞋，确实穿夹克衫而不是西装，确实是平头。但这不正常吗?如果“官儿们”给百姓的一贯印象是不分场合的锃亮、风光、洋洋得意，那张保庆就不正常；这稀奇吗?如果我们的一般的身边的60岁上下的邻里，哪个都不是这样“没有身份感”，那张保庆就稀奇。
再说“敢言”。在过去一年里让张保庆以“敢言部长”闻名的一个“事件”是：他点名批评八省份助学贷款落实不力。对于当时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上击节叫好“出位”，张保庆今日的“澄清”又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冒多大风险。批评个别地区工作没做好，这早就向国务院汇报过的了，点名也是事先教育部领导们集体讨论决定的，只是时间上提前了。
张保庆对自己“敢言”的解构，我们相信可能有谦虚低调的因素；但我们同时确实注意到了与“敢言”起码是并列的，他的审慎。他并不是一个在嘴皮上多“冲”的人，也不是一个“不分场合什么都敢讲”的人。
比如，当我们问及他是否与官场“潜规则”有过正面冲突，他“哈哈哈”地笑过去了；比如，他说到早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官这么难做——如果让上面满意就不能让下面满意，如果让下面满意就不能让上面满意——怎么就不能同时让上面下面一起满意? “所以”，很多官最后就只钻研“如何处理好和上级的关系了”。张保庆自然地说出这些苦恼，但当我们追问他本人和上级的关系“处理得怎样”的时候，他说——还是不要我说了，说了也不能写。对，他还是没忘在一些时候“提醒”我们，这个那个不能写。
那么张保庆到底讲了哪个意义上的“大胆的话”? “我和其他同志也不是观念上不同，也不是有些同志看不出问题，实际上他也知道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但问题是不敢说、不敢去讲，讨论时不敢明确表示自己意见……现在，这一套很厉害。但我认准的事情，不管(其他同志)谁持什么态度，在哪个领导面前，我都要讲。”
这个“敢讲”，是不得不讲其所必须讲的，基本的认真。
还有“朴素”、“不讲排场”。关于这个，也有过“张部长到下面视察工作不一样的作风”的报导，但张保庆本人也并没有就此上纲上线。他说，当官的在吃喝上讲排场，真是很低级很庸俗的事情。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较大，一顿饭吃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民一年的收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怎么行? “我对这个是很厌恶。”
“我下去不讲排场。当然，当场拒绝，人家会不高兴，我都提前交代清楚。时间一长，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了。如果万一有哪个场合安排了，我就挖苦他们两句，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干了。”
这是拒绝低级庸俗的朴素，朴素的廉耻。
还有，“贫寒出身”、“亲民”、“爱动感情”、“有人情味”。张保庆主管大学生助学贷款工作，救济贫寒子弟，情急心切，常溢于言表。他曾对媒体回忆过多年前亦是贫寒少年的自己如何为省路费步行80里往返学校与家之间；他还曾在报刊上写文章纪念故去的中学老师；他还曾为反映乡村代课教师的纪录片流泪；……
他还很恋家。他有很不错的家庭。他说，几十年来他和爱人同甘苦共命运，女儿女婿也好，一家人感情和睦，在为人处世原则上，不添乱，一致支持他他少应酬，少走动，下班回家，读书、写字，一条心爱的上了年纪的小狗不离左右；他还爱好古诗词、爱好书法、构思了三篇小说……
这些，当然都很不错，都是好的。一个人在工作上用心动情，在生活上恬淡自得，当然是好的，自然本色的情意、自然本色的好。
……
基本的认真、朴素的廉耻、自然的有情，张保庆就是因此“出格”的。这个出格的背后，我们还听来一个并不复杂并不高深的动力机制——不忘家训。
张保庆说他记得很清楚，多年前，他要离家出来念书，父亲和他从村里出发一路步行到县城公共汽车站——“为了省5角钱的车费”——一路沉默。到了车站，父亲解下背上的行李，递给张保庆，说，你也长大了，我也没什么话要讲，但记住，不要贪财好色。
“我父亲是农民，从来不爱讲话。这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吃了一惊。”
不贪财色。因为记得这四个字，张保庆说，如今的他，落得个坦然、落得个安然。
坦然!安然!在与这位副部级“高官”交谈的这个明亮温暖的上午，你会以为这四个字不该虚妄，这四个字不该遥远。
最后，当我们结束拖延过午饭时间的采访，准备离开，张保庆一边告别一边接过秘书送进来的盒饭。我们抑制住了自己作为老百姓的惊讶——是的，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一点，相信我们的领导们也是吃盒饭的!
我们有信心，我们不再大惊小怪。我们有信心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张保庆本人对“吃盒饭”没有大惊小怪，他有平常心。
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有平常心，可以以我们的平常心对原张副部长的平常心，我们可以不必对“正常”大惊小怪。
问题是；“正常”怎么就变成了“稀罕的正常”，甚至是“不正常”，而“不正常”又怎么就变成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