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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其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豪感、优越感，也不仅仅是意味着一种资源和财富，而更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传统并不总是意味着过时和腐朽，相反更多的是意味着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知识、经验、思想的凝结和沉淀，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意义。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新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在继承先人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为后世创造着文化传统。因此，在民族复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思路下，如何尊重和继承传统文化.又如何结合时代需要实现发展和超越，都是我们当前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软实力；精神价值；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034-06
作为华夏民族文化血脉之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近现代以来虽遭受几次重创，但因其对人性的关注和对现实的关怀而在民间仍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近年来，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关注更是不限于学界，商界、政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从各自领域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专门就传统文化问题多次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带动了整个理论界与社会媒体对传统文化及其当代发展的深度关注。
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这一问题在大陆学术界和文化界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30多年来，大量的学术著作、论文或文艺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魅力与精神价值，同时也将其中存在的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理论观点与制度设计，即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暴露出来，供人们反思、批判和借鉴。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全球化的国际发展进程的推动下，以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为主的国家硬实力的强大虽然依然具有基础性和保障力，但是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文化软实力的依赖明显增强，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本土文化的当代发展问题。 文化具有传承性。简单粗暴地“推倒重来”或“全盘移植”都会导致文化断裂，或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因为所移植来的外来“先进文化”并非由本土文化生发出来，正所谓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不伦不类。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立国之基.存续之本的传统文化是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然核心。但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的自我言说，而必须走出图书馆、故纸堆，要推向社会，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传统文化才是活的文化，而不是摆在那里供后人瞻仰膜拜的“圣经”。而且，也只有通过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当中的重新发酵与成熟，传统文化才能再次发挥其之于现实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
就当前来看，尽管研究与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已成为各方共识，并且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传统文化正在沿着上至信仰、中至学究、下至实用三条进路向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但是由于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遭到极大程度上的破坏和解构，基本上丧失了主体性与话语权，致使当代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理论自信被动摇，使得当前的学术重建工作看似红火，其实艰难；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被消解，曲解误读、抵触排斥甚至是歪曲诬蔑传统文化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复兴传统文化不仅要重拾传统的礼乐教化之法，更应该确立问题意识，排查漏洞、评估缺陷，才有可能进一步拨乱反正、修缮弥补，进而有所裨益于当代社会。
一、如何理解在当代社会发展传统文化？
这个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在当代社会为什么要发展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关于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严格地说，这是一个老问题，同样也是歧义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学界共识，即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先秦诸子为源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道互补，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庞大的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正是依靠这个文化体系的支撑和衍化，中国古代社会不仅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凝炼出独具特色的人文气质，还创造了卓越殷实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发展的文明古国，其所拥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顾和反思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文明艰难的发展道路，不得不说，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源于肢解传统文化造成的精神断裂。我们当下所讨论的传统文化大多只是保留了其物质的外壳，成为一种形式的存在，如经史子集、诗辞歌赋、中医戏曲、书画工艺、民间习俗等，而将这些物质形式统一起来的文化精神命脉却往往被刻意回避而逐渐疏远。这样的“传统文化”更像是人们如数家珍的静态收藏品，固然沉淀了时光之美，却也被禁锢于时光之中，难以跨越古今，成为灵动鲜活的民族生命之源。也因为如此，我们虽然有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资源大国，却很难说是文化软实力强国。显然，文化的存量资源与其成为社会发展动力并不是直接同一的，资源到实力必须经过一个析分转化的过程。所以，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的存量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化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第二，关于为什么要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回答。就文化来说，价值论的评价标准往往无法摆脱功利的考量，会导致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其结果是文化沦为手段或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人类精神发展之精华的真正本质。不可否认，文化确实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只有在坚持文化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展现这一本质时，才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换句话说，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应当是基于传统文化包含了人类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道”的真理性认识。而且从根本上看，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总是相似的。几千年来，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社会形态如何变革、政治制度如何更迭，人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始终逃不出各种“关系”——身与心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也始终不外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相似，中西相类。因而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为不同现实情境中的人们提供关于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指引和身心安顿。 第三，关于发展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客观地说，仅用“糟粕”或“精华”来区分和评价传统文化，不论标准如何都有生硬切割的嫌疑。文化具有传承性，同时也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文化都要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回应所处时代的需要。因此，试图套用某一特定的文化模式解决各个时代的所有问题，就会做出“糟粕”或“精华”的判断，这是对古人的求全责备，当然有失公允。正如河水从源头出发时往往是“清如许”的，但是随着经过的路途中地理条件的变化，河水就会不断带上这些路途中的地理特征。地理特征不同，所形成的河流特点也不一样。传统文化也是经历了类似的历史过程而成为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模样的。但即便是泥沙俱下，黄河长江不仍然要流向大海吗？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所要坚持的是其如水的本质，客观宽容地认识其中存在“泥沙”的必然性，并且不断疏通其通向未来“地理环境”的道路，那么传统文化一定能够可持续发展，一定可以通向人类精神的汪洋大海。为此，我们应当建立这样一种认识：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部分都是整体的延伸和不同方式的呈现，且无论“糟粕”或“精华”都是人类精神自然发展和自主选择的共同产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体系，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又与其他环节之间形成互动交流，处于不断渗透、作用、变异和生成的状态。因此，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应当避免简单化倾向和单一性标准，要从坚持传统文化的精神本质的立场出发，选择能够全面贴近当代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现状的文化内容与形式，重建中国人生机勃勃的精神家园。
第四，关于如何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断章取义、急功近利不可取，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同样没有未来。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发展传统文化，目的是唯我所用，解一时之困；而形式主义地发展传统文化则会纵容阳奉阴违、欺世盗名的恶劣行径。两种发展模式都不得要领，甚至会对传统文化造成损害。作为本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民族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它的灵魂、它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标志，则是这个民族自主地生存发展的权利与责任。……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对自己文化权利与责任的担当，那么不仅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将消失，而且意味着这个民族主体历史的终结”。因此，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必须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即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而且是文化的载体或文化本身。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当中的人，既有着共同的精神诉求，也有着个性化的时代需要，正是基于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说，追求人的精神发展就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或者说发展传统文化就是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接续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当代史，就是要“把前人的成就当作自己的基础，把前人的失误当作自己的教训。……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第五，理论与实践应两者并重。清谈容易实践难，发展传统文化真正的难点在于现实的复杂性所导致的实践之困境。即使是能够很好自洽的理论在付诸实践时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形势，客观评估条件以及合理制定策略。世间万事万物，如老子所说，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因此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不论是目的的确定，还是内容和方式的选择，都应当遵循这样一种尊道贵德的原则，因时因地制宜，顺势而动，应世而生。重清谈轻实践于事无补：重实践轻理论则事倍功半。我们在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理论与实践并重，使之相生相长、相得益彰。
二、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现实的隔膜
如果说传统文化包含着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真理性认识，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传统文化不能充分融人当代社会？为什么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多是呈现游离的分子或分子团的状态，而无法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发挥其文化塑造的功能？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精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隔膜？很明显，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它是第一个问题的衍生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老问题。
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的生成，当然带有历史的痕迹，但是历史与当代并不是断裂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我们常说缺少什么才会要求什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就意味着当前我们对中国的文化血脉了解不够，对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把握不够。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遭受连续的摧毁性打击之后，不仅丧失了在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层面的统治地位，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基本上被清洗得七零八落，代之而起主导社会观念的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观念意识。
具体到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传统文化及其精神虽然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几经摧残却不绝如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完整性、系统性和正统性，成为可以随意曲解、抹黑、篡改的大杂烩。一些非真正传统文化的东西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四处招摇贩卖，如在中医中药方面，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宫廷秘方”、“祖传秘药”堂而皇之地在社会上流行，对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鱼目混珠的现象在曝光后往往加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使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现实需要之间的阻滞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除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统领社会发展之外，多元文化的发展使得更多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西方文化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对社会民众的行为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由于缺乏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人们在观念与价值选择时存在严重的混乱甚至焦虑，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道德实用主义以及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在多元文化的裹挟下冲击和干扰着人们的良知和判断。类似三鹿奶粉、地沟油、药物胶囊等暴露出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小悦悦事件和“老人街头摔倒要不要搀扶”等暴露出的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都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缺失导致的国民精神面貌不健康的具体表现。 不仅如此，过去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保存，即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的故纸堆里和一些知识分子的书斋里，而在民间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依然是茫然或质疑的，即使有所认可，也具有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断章取义的实用化倾向。比如将传统文化仅跟人伦关系联系起来，将传统文化中的“礼”理解为某种教条式的死规矩，而不是鲜活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经验等等。在社会关系层面，随着现代生活的西式化，大多数人所奉行的也更多是一种西式的合理利己主义伦理价值，而对于传统伦理道德则或者认为已经过时，或者认为过于超越，总之是缺乏现实性。在政治生活层面就更鲜有人会想起传统的政治理想及其价值追求，或者说在当代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模式已经被覆盖，代之以各种以实用为目的的、以计量为特征的投机性的选择模式。人们甚至默许为了利益最大化，认为只要不触犯法律任何行为都是可以的，这种主观上削弱道德层面的自我要求，把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而不是底线的心态，本身就与传统文化关于义利关系的合理思想相去甚远。
可见，传统文化与当代现实之间的隔膜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打压和疏远导致了观念、信仰真空，而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多重标准又造成了选择困难。人们既迫切地需要建立可靠的价值标准，又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为此当前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宣传解释和引导教育工作。不仅专业系统内的学术活动越来越活跃，而且类似百家讲坛的通识教育性质的视频节目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有广泛响应。在书刊发行与网络文化方面，诠释和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作品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都说明在当代社会普通民众当中呼唤传统文化回归，重建民族精神基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必须警惕的是，尽管发展传统文化必须消除其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隔膜，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弃对传统文化本身精神特质的坚持，以某种“舍己从人”的态度牺牲原则去迎合世俗的需要。思想当然需要与时俱进，但是这种与时俱进不是“屈道应景”，而是从“道”出发对变化了的“景”进行重新分析和把握，以形成新的指导现实的思想观念；也不是“屈道应世”，为了所谓的思想得以推行而迎合世俗政治的需要或民众不合理的欲求，而是坚守道之本体，通过内容的调整和形式的创新来获得社会认同。那种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路线的传统文化发展思路也许一时间能够风生水起，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二、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主要社会思潮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严峻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始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革。在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均遭受“落后就要挨打”的价值评估的情形下，传统文化作为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观念支撑，也被理所当然地打上了“落后”的标签，从此走下神坛， “迎”来了近百年所谓“摧枯拉朽”的批判、清理和改造。如果说传统文化就此断绝，那么也就不存在它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了，然而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民族不死，文化不绝。尽管在表层的社会生活当中传统文化失去了它的领地，被抑制了它的功能，但是在最基本和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却始终保留着一线生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社会思潮在进入中国之后都必须面对“中国化”问题的根源所在。
不论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西方社会思潮落户中国形成的“变种”，我们都能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仍然强劲的文化塑造力量。正如陈卫平在《当代中国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若干问题》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变革和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渗入了传统观念或意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西方社会思潮进入中国后的理论变化中，如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学在批判与交锋中结合而形成的自由主义儒家和儒家自由主义。还有一部分西方社会思潮则是因为与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在思想层面具有共通性而被介绍和引人中国，如后现代思潮、西方社群主义思潮等。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其各种政治思潮都是在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互动中建立起在中国的影响的，而那些没有能够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滤”的或者直接被“拿来”就用的理论基本上都被淘汰了。所以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当然也有“扭曲”外来文化，将之引向歧途的可能性。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交流互动中逐渐从一线生机中重新蓬勃起来，但是并未真正占据社会观念的主导权，甚至如前所述，由于当代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更多抱有怀疑或实用的心态，而整体的文化自信心却相对较低，因此传统文化在社会上有时是以一种并不健康的方式或异化的形式存在的。同时，西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下社会民众的主要坚持。这种现象与近现代以来我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政府在对民众观念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存在的片面性和独断性有着很大关系。正如彭永捷教授所提出的，文化是多元的，所以我们不拒斥外来的思想、文化。但是我们允许释迦牟尼、耶稣、安拉进来作客，不等于要把作为主人的孔子驱逐。在思想上，我们张口古希腊，动辄康德、海德格尔，言必称西方，一讲理解传统就讲“诠释”，而所谓的“诠释”却往往是拿西方的理论来“规范”自己的传统。用后现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说，我们当前正处于文化上的“自我殖民”状态——崇尚西方文化而自贬传统文化。这样一味移植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使得我们逐渐丧失了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而我们的学者也由此变成了“文化买办”、“思想买办”。同时，经过这些“文化买办”、“思想买办”的“诠释”，真正的传统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被“稀释”、模糊和异化。试想，如果我们自己的文本不再产生思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再有活力，和当代社会生活之间没有生成关系甚至没有联系，那么文化的传承、发展，甚至是创新将从何谈起？ 四、传统文化如何能够被当代人学习、理解、继承和发展？
无论我们是将传统文化视为一种静态的既有资源，还是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观念体系，都必须通过后人的学习、领悟来实现继承和发展。然而就当前国内各级正规教育来说，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阶段除了语文课堂、历史课堂略有涉及，高等教育阶段除了文科专业方向之外，其它课程大多数都没有起到真正的传承和弘扬的作用。即使在有限的教育环节，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也相当“僵化”或者片面，既隔绝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也缺乏系统的一以贯之的教育培养。专门的精英教育尚且如此，非正规的社会教育方面更是缺乏恰当的解释、合理的引导。而不通过教育，人们就无法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认同、尊重和发展。而且由于缺乏正确认识，运用起来往往断章取义、各取其利，其结果不仅抹杀了传统文化本身的合理性和特有价值，同时也难以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种消极影响又必然强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理解、继承和发展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传统文化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观察视角、话语体系等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必须建立在其能够被学习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古代文字及其表达方式，学习和掌握文言文的表述及其特点，从基本常识，如字词构造等基础人手，向全社会建立和推广专门的传统文化学习体系。我们不能将传统文化狭隘地理解为某个具体的方面，比如唐诗宋词、传统工艺等等，在孔子时代，它是囊括了关系人的成长的“六艺”之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既包括了文字和思维，也包括文学艺术、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社会百态等等，不进行系统学习，绝对无法领略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大美境界。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立场考察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而必须从夯实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重建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立场认识这一问题。
其次，在有规划地学习传统文化常识的基础上，高等教育阶段还应当重新建立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是以经学为核心构建的，因此围绕注经形成了义理和考据两个大块。但是以经学为核心来构建学科体系，容易使思想禁锢于经典，而忽略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理论旨趣。近代中国哲学之所以在与西方哲学的竞争中失势，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经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僵化、自我束缚。特别是清代以后由于清政府采取文化压制政策，以文获罪禁锢思想，结果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势微，考据之学兴盛。这种人为地将思想实体化、对象化、静止化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放弃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关闭了思想发展的动力，阻碍了思想服务社会的现实功能。因此，当前发展传统文化，学科体系的重建是一个重要环节。新的学科建构需要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即既要读经，也要读史，同时还应该关照现实。在继承发掘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道器相迎、本末相参、相互启发、互为支撑，共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的有机结合，重新确立传统文化在实现民族复兴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再次，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静态的资源，更是活的生态。我们不仅要学会发掘利用资源解决现实问题，更需要激活生成资源的文化生态，使传统文化资源得以可持续发展——不仅延续古典传统文化之精神，而且为后代创造新的文化传统和资源。为此，我们还需要切实地建构能够保存、涵养和培育文化传统的大生态，为其发展做好准备。张祥龙教授曾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其设想也就是基于当前传统文化基础尚为薄弱的考虑，主张通过潜心培育和扶持使之逐步强化.让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其“独特性和创新性（阴阳对交而出新人时）在现代人类最关切处闪发出来，用活生生的真理和希望来吸引人”，从而真正能够以独立的主体立场参与世界文化对话。
最后，文化的发展本质上依靠创新。张岱年先生曾指出：“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文化的发展不能仅仅重复久已流传的真理，而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突破前人的局限。”在他看来，“由《易传》生生日新学说引申、转化出来的创造精神”正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的思想品质，“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具体来说，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创新活动有两个核心方面，一日转化，转化的创新是以服务现实为目标的，即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从传统文化已有资源当中转化出能够促进当下现实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基础；二日生发，生发的创新是以展现当代人的文化创造力为目标的，即继承和运用传统文化独特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观念基础，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世界，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世界，回归传统文化本身的立场，呈现中国特有的文化视野，为当代中国及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软实力；精神价值；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034-06
作为华夏民族文化血脉之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近现代以来虽遭受几次重创，但因其对人性的关注和对现实的关怀而在民间仍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近年来，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关注更是不限于学界，商界、政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从各自领域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专门就传统文化问题多次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带动了整个理论界与社会媒体对传统文化及其当代发展的深度关注。
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这一问题在大陆学术界和文化界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30多年来，大量的学术著作、论文或文艺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魅力与精神价值，同时也将其中存在的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理论观点与制度设计，即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暴露出来，供人们反思、批判和借鉴。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全球化的国际发展进程的推动下，以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为主的国家硬实力的强大虽然依然具有基础性和保障力，但是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文化软实力的依赖明显增强，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本土文化的当代发展问题。 文化具有传承性。简单粗暴地“推倒重来”或“全盘移植”都会导致文化断裂，或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因为所移植来的外来“先进文化”并非由本土文化生发出来，正所谓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不伦不类。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立国之基.存续之本的传统文化是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然核心。但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的自我言说，而必须走出图书馆、故纸堆，要推向社会，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来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传统文化才是活的文化，而不是摆在那里供后人瞻仰膜拜的“圣经”。而且，也只有通过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当中的重新发酵与成熟，传统文化才能再次发挥其之于现实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
就当前来看，尽管研究与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已成为各方共识，并且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传统文化正在沿着上至信仰、中至学究、下至实用三条进路向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但是由于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遭到极大程度上的破坏和解构，基本上丧失了主体性与话语权，致使当代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理论自信被动摇，使得当前的学术重建工作看似红火，其实艰难；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被消解，曲解误读、抵触排斥甚至是歪曲诬蔑传统文化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复兴传统文化不仅要重拾传统的礼乐教化之法，更应该确立问题意识，排查漏洞、评估缺陷，才有可能进一步拨乱反正、修缮弥补，进而有所裨益于当代社会。
一、如何理解在当代社会发展传统文化？
这个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在当代社会为什么要发展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关于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严格地说，这是一个老问题，同样也是歧义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学界共识，即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先秦诸子为源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道互补，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庞大的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正是依靠这个文化体系的支撑和衍化，中国古代社会不仅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凝炼出独具特色的人文气质，还创造了卓越殷实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发展的文明古国，其所拥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顾和反思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文明艰难的发展道路，不得不说，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源于肢解传统文化造成的精神断裂。我们当下所讨论的传统文化大多只是保留了其物质的外壳，成为一种形式的存在，如经史子集、诗辞歌赋、中医戏曲、书画工艺、民间习俗等，而将这些物质形式统一起来的文化精神命脉却往往被刻意回避而逐渐疏远。这样的“传统文化”更像是人们如数家珍的静态收藏品，固然沉淀了时光之美，却也被禁锢于时光之中，难以跨越古今，成为灵动鲜活的民族生命之源。也因为如此，我们虽然有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资源大国，却很难说是文化软实力强国。显然，文化的存量资源与其成为社会发展动力并不是直接同一的，资源到实力必须经过一个析分转化的过程。所以，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的存量资源向文化软实力转化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第二，关于为什么要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回答。就文化来说，价值论的评价标准往往无法摆脱功利的考量，会导致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其结果是文化沦为手段或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人类精神发展之精华的真正本质。不可否认，文化确实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只有在坚持文化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展现这一本质时，才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换句话说，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应当是基于传统文化包含了人类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道”的真理性认识。而且从根本上看，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总是相似的。几千年来，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社会形态如何变革、政治制度如何更迭，人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始终逃不出各种“关系”——身与心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也始终不外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相似，中西相类。因而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为不同现实情境中的人们提供关于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指引和身心安顿。 第三，关于发展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客观地说，仅用“糟粕”或“精华”来区分和评价传统文化，不论标准如何都有生硬切割的嫌疑。文化具有传承性，同时也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文化都要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回应所处时代的需要。因此，试图套用某一特定的文化模式解决各个时代的所有问题，就会做出“糟粕”或“精华”的判断，这是对古人的求全责备，当然有失公允。正如河水从源头出发时往往是“清如许”的，但是随着经过的路途中地理条件的变化，河水就会不断带上这些路途中的地理特征。地理特征不同，所形成的河流特点也不一样。传统文化也是经历了类似的历史过程而成为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模样的。但即便是泥沙俱下，黄河长江不仍然要流向大海吗？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所要坚持的是其如水的本质，客观宽容地认识其中存在“泥沙”的必然性，并且不断疏通其通向未来“地理环境”的道路，那么传统文化一定能够可持续发展，一定可以通向人类精神的汪洋大海。为此，我们应当建立这样一种认识：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部分都是整体的延伸和不同方式的呈现，且无论“糟粕”或“精华”都是人类精神自然发展和自主选择的共同产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体系，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又与其他环节之间形成互动交流，处于不断渗透、作用、变异和生成的状态。因此，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应当避免简单化倾向和单一性标准，要从坚持传统文化的精神本质的立场出发，选择能够全面贴近当代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现状的文化内容与形式，重建中国人生机勃勃的精神家园。
第四，关于如何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断章取义、急功近利不可取，舍本逐末的形式主义同样没有未来。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地发展传统文化，目的是唯我所用，解一时之困；而形式主义地发展传统文化则会纵容阳奉阴违、欺世盗名的恶劣行径。两种发展模式都不得要领，甚至会对传统文化造成损害。作为本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民族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它的灵魂、它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标志，则是这个民族自主地生存发展的权利与责任。……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对自己文化权利与责任的担当，那么不仅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将消失，而且意味着这个民族主体历史的终结”。因此，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必须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即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而且是文化的载体或文化本身。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当中的人，既有着共同的精神诉求，也有着个性化的时代需要，正是基于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说，追求人的精神发展就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或者说发展传统文化就是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接续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当代史，就是要“把前人的成就当作自己的基础，把前人的失误当作自己的教训。……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第五，理论与实践应两者并重。清谈容易实践难，发展传统文化真正的难点在于现实的复杂性所导致的实践之困境。即使是能够很好自洽的理论在付诸实践时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形势，客观评估条件以及合理制定策略。世间万事万物，如老子所说，皆由“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因此在当代发展传统文化不论是目的的确定，还是内容和方式的选择，都应当遵循这样一种尊道贵德的原则，因时因地制宜，顺势而动，应世而生。重清谈轻实践于事无补：重实践轻理论则事倍功半。我们在发展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应当理论与实践并重，使之相生相长、相得益彰。
二、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现实的隔膜
如果说传统文化包含着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真理性认识，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传统文化不能充分融人当代社会？为什么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多是呈现游离的分子或分子团的状态，而无法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发挥其文化塑造的功能？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精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隔膜？很明显，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它是第一个问题的衍生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老问题。
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的生成，当然带有历史的痕迹，但是历史与当代并不是断裂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我们常说缺少什么才会要求什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就意味着当前我们对中国的文化血脉了解不够，对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把握不够。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遭受连续的摧毁性打击之后，不仅丧失了在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层面的统治地位，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基本上被清洗得七零八落，代之而起主导社会观念的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观念意识。
具体到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传统文化及其精神虽然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几经摧残却不绝如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完整性、系统性和正统性，成为可以随意曲解、抹黑、篡改的大杂烩。一些非真正传统文化的东西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四处招摇贩卖，如在中医中药方面，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宫廷秘方”、“祖传秘药”堂而皇之地在社会上流行，对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鱼目混珠的现象在曝光后往往加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使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现实需要之间的阻滞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除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统领社会发展之外，多元文化的发展使得更多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西方文化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对社会民众的行为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由于缺乏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人们在观念与价值选择时存在严重的混乱甚至焦虑，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道德实用主义以及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在多元文化的裹挟下冲击和干扰着人们的良知和判断。类似三鹿奶粉、地沟油、药物胶囊等暴露出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小悦悦事件和“老人街头摔倒要不要搀扶”等暴露出的社会公德问题等等都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缺失导致的国民精神面貌不健康的具体表现。 不仅如此，过去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保存，即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的故纸堆里和一些知识分子的书斋里，而在民间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依然是茫然或质疑的，即使有所认可，也具有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断章取义的实用化倾向。比如将传统文化仅跟人伦关系联系起来，将传统文化中的“礼”理解为某种教条式的死规矩，而不是鲜活的观念体系和情感经验等等。在社会关系层面，随着现代生活的西式化，大多数人所奉行的也更多是一种西式的合理利己主义伦理价值，而对于传统伦理道德则或者认为已经过时，或者认为过于超越，总之是缺乏现实性。在政治生活层面就更鲜有人会想起传统的政治理想及其价值追求，或者说在当代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模式已经被覆盖，代之以各种以实用为目的的、以计量为特征的投机性的选择模式。人们甚至默许为了利益最大化，认为只要不触犯法律任何行为都是可以的，这种主观上削弱道德层面的自我要求，把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而不是底线的心态，本身就与传统文化关于义利关系的合理思想相去甚远。
可见，传统文化与当代现实之间的隔膜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打压和疏远导致了观念、信仰真空，而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多重标准又造成了选择困难。人们既迫切地需要建立可靠的价值标准，又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为此当前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宣传解释和引导教育工作。不仅专业系统内的学术活动越来越活跃，而且类似百家讲坛的通识教育性质的视频节目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有广泛响应。在书刊发行与网络文化方面，诠释和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作品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都说明在当代社会普通民众当中呼唤传统文化回归，重建民族精神基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必须警惕的是，尽管发展传统文化必须消除其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隔膜，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弃对传统文化本身精神特质的坚持，以某种“舍己从人”的态度牺牲原则去迎合世俗的需要。思想当然需要与时俱进，但是这种与时俱进不是“屈道应景”，而是从“道”出发对变化了的“景”进行重新分析和把握，以形成新的指导现实的思想观念；也不是“屈道应世”，为了所谓的思想得以推行而迎合世俗政治的需要或民众不合理的欲求，而是坚守道之本体，通过内容的调整和形式的创新来获得社会认同。那种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路线的传统文化发展思路也许一时间能够风生水起，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二、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他主要社会思潮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严峻而且必须面对的问题始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革。在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均遭受“落后就要挨打”的价值评估的情形下，传统文化作为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观念支撑，也被理所当然地打上了“落后”的标签，从此走下神坛， “迎”来了近百年所谓“摧枯拉朽”的批判、清理和改造。如果说传统文化就此断绝，那么也就不存在它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了，然而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民族不死，文化不绝。尽管在表层的社会生活当中传统文化失去了它的领地，被抑制了它的功能，但是在最基本和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却始终保留着一线生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社会思潮在进入中国之后都必须面对“中国化”问题的根源所在。
不论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西方社会思潮落户中国形成的“变种”，我们都能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仍然强劲的文化塑造力量。正如陈卫平在《当代中国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若干问题》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变革和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渗入了传统观念或意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西方社会思潮进入中国后的理论变化中，如西方自由主义与儒学在批判与交锋中结合而形成的自由主义儒家和儒家自由主义。还有一部分西方社会思潮则是因为与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在思想层面具有共通性而被介绍和引人中国，如后现代思潮、西方社群主义思潮等。可以说，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其各种政治思潮都是在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互动中建立起在中国的影响的，而那些没有能够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滤”的或者直接被“拿来”就用的理论基本上都被淘汰了。所以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当然也有“扭曲”外来文化，将之引向歧途的可能性。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交流互动中逐渐从一线生机中重新蓬勃起来，但是并未真正占据社会观念的主导权，甚至如前所述，由于当代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更多抱有怀疑或实用的心态，而整体的文化自信心却相对较低，因此传统文化在社会上有时是以一种并不健康的方式或异化的形式存在的。同时，西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下社会民众的主要坚持。这种现象与近现代以来我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政府在对民众观念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存在的片面性和独断性有着很大关系。正如彭永捷教授所提出的，文化是多元的，所以我们不拒斥外来的思想、文化。但是我们允许释迦牟尼、耶稣、安拉进来作客，不等于要把作为主人的孔子驱逐。在思想上，我们张口古希腊，动辄康德、海德格尔，言必称西方，一讲理解传统就讲“诠释”，而所谓的“诠释”却往往是拿西方的理论来“规范”自己的传统。用后现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说，我们当前正处于文化上的“自我殖民”状态——崇尚西方文化而自贬传统文化。这样一味移植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使得我们逐渐丧失了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而我们的学者也由此变成了“文化买办”、“思想买办”。同时，经过这些“文化买办”、“思想买办”的“诠释”，真正的传统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被“稀释”、模糊和异化。试想，如果我们自己的文本不再产生思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再有活力，和当代社会生活之间没有生成关系甚至没有联系，那么文化的传承、发展，甚至是创新将从何谈起？ 四、传统文化如何能够被当代人学习、理解、继承和发展？
无论我们是将传统文化视为一种静态的既有资源，还是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观念体系，都必须通过后人的学习、领悟来实现继承和发展。然而就当前国内各级正规教育来说，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阶段除了语文课堂、历史课堂略有涉及，高等教育阶段除了文科专业方向之外，其它课程大多数都没有起到真正的传承和弘扬的作用。即使在有限的教育环节，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也相当“僵化”或者片面，既隔绝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也缺乏系统的一以贯之的教育培养。专门的精英教育尚且如此，非正规的社会教育方面更是缺乏恰当的解释、合理的引导。而不通过教育，人们就无法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认同、尊重和发展。而且由于缺乏正确认识，运用起来往往断章取义、各取其利，其结果不仅抹杀了传统文化本身的合理性和特有价值，同时也难以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种消极影响又必然强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理解、继承和发展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传统文化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观察视角、话语体系等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必须建立在其能够被学习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古代文字及其表达方式，学习和掌握文言文的表述及其特点，从基本常识，如字词构造等基础人手，向全社会建立和推广专门的传统文化学习体系。我们不能将传统文化狭隘地理解为某个具体的方面，比如唐诗宋词、传统工艺等等，在孔子时代，它是囊括了关系人的成长的“六艺”之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既包括了文字和思维，也包括文学艺术、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社会百态等等，不进行系统学习，绝对无法领略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大美境界。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立场考察系统学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而必须从夯实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重建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立场认识这一问题。
其次，在有规划地学习传统文化常识的基础上，高等教育阶段还应当重新建立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是以经学为核心构建的，因此围绕注经形成了义理和考据两个大块。但是以经学为核心来构建学科体系，容易使思想禁锢于经典，而忽略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理论旨趣。近代中国哲学之所以在与西方哲学的竞争中失势，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经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僵化、自我束缚。特别是清代以后由于清政府采取文化压制政策，以文获罪禁锢思想，结果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势微，考据之学兴盛。这种人为地将思想实体化、对象化、静止化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放弃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关闭了思想发展的动力，阻碍了思想服务社会的现实功能。因此，当前发展传统文化，学科体系的重建是一个重要环节。新的学科建构需要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即既要读经，也要读史，同时还应该关照现实。在继承发掘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道器相迎、本末相参、相互启发、互为支撑，共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的有机结合，重新确立传统文化在实现民族复兴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再次，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静态的资源，更是活的生态。我们不仅要学会发掘利用资源解决现实问题，更需要激活生成资源的文化生态，使传统文化资源得以可持续发展——不仅延续古典传统文化之精神，而且为后代创造新的文化传统和资源。为此，我们还需要切实地建构能够保存、涵养和培育文化传统的大生态，为其发展做好准备。张祥龙教授曾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其设想也就是基于当前传统文化基础尚为薄弱的考虑，主张通过潜心培育和扶持使之逐步强化.让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其“独特性和创新性（阴阳对交而出新人时）在现代人类最关切处闪发出来，用活生生的真理和希望来吸引人”，从而真正能够以独立的主体立场参与世界文化对话。
最后，文化的发展本质上依靠创新。张岱年先生曾指出：“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文化的发展不能仅仅重复久已流传的真理，而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突破前人的局限。”在他看来，“由《易传》生生日新学说引申、转化出来的创造精神”正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必须的思想品质，“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具体来说，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创新活动有两个核心方面，一日转化，转化的创新是以服务现实为目标的，即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从传统文化已有资源当中转化出能够促进当下现实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基础；二日生发，生发的创新是以展现当代人的文化创造力为目标的，即继承和运用传统文化独特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观念基础，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世界，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世界，回归传统文化本身的立场，呈现中国特有的文化视野，为当代中国及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