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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影响力新闻节目的模式化制作，及其主播的模式化成长
事先我们就得知，她“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我们没有畏难，面对我们不同形式的富有诚意的采访申请（或者骚扰），她依然坚持原则毫不动摇，一如她的语音的铿锵有力，一如她所供职节目的爱憎分明。
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直接听到她拒绝的声音（她是通过助手转达的），我们是多么想听到她在生活中的声音，哪怕这句话只有一个“不”字，可惜，我们只能冀望于晚上7点以后与她在电视上约会，其实，那不是她与我们的约会，那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她与全国人民的约会。
如此，她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也依然是我们最陌生的人。
她，就是全党、全军充分信任但全国各族人民又充分不了解的新闻联播播音员，邢质斌同志。
台里来了一位“小钢炮”
“邢老师不想接受采访。”邢质斌的助理于去年3月曾答复记者。时值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刚递交上《让“新闻联播”换换人》的提案，各大传媒正炒得沸沸扬扬。
在那份提案里，叶宏明有所指地写道：“……播音员结构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体现在屏幕上就是播音风格日益陈旧、沉闷，让观众感到面容疲惫、表情单一、眼神呆滞、缺乏朝气和活力。”
然而，就在去年11月25日晚，当年近六十的邢质斌步入天津中华剧院舞台上时，却不由得令人眼前一亮。
“穿上这样鲜艳的衣服，还真有点不习惯。”她微笑坦言。其实，身着红衣面对观众，于她早已不是第一次，每年春节期间，主播们都会穿戴喜庆地播报新闻。
这是她首次获得“金话筒奖”——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尽管她早已是“中国最著名的播音员”。
“得不得这个奖真的不重要，既然得了，那就善始善终吧。”
“首获大奖”、“善始善终”，种种迹象无疑更加深了关于她今年即将退休的猜测。
“我个人一直比较随遇而安，当时的机会光顾了我，有伯乐发现了我。能够在央视这个平台上干了30多年，我真的很荣幸。”邢质斌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提及当年挖掘邢质斌的一段往事，原中央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宋培福不禁笑出声来，“这还得从她在北京大兴红星公社做县广播员时讲起。”
197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同属于广播事业局，即今天的广电总局。
宋培福时任电视台录音科科长。“说是电视台，其实里面只有三名播音员”：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借来的播音员沈力、在录音科做配音工作的赵忠祥，以及在文革中被打击，后来赴美的吕大渝。
按宋培福的话说，手下的兵基本上都是“幕后英雄”，除了赵忠祥曾在早期露脸解说过当天的电视节目外。新闻播报采用的全是录播形式，先做成录音带，然后边放新闻画面，边播录音。
至于播报的内容，多是典型的文革新闻：斗志昂扬的“国内新闻”、以反映第三世界为主的“国际新闻”、由新华图片社提供的图片报道；
随后，赵忠祥去了五七干校，吕大渝也不在台里。播音员一再从广播电台调借。
宋培福深为人手不够而头痛，“我主要挑声源。对我而言，声音好是首要的。”可惜，播音员相了无数个，就是不尽如人意。另外两个条件同样重要：政审合格，形象要好，“就像赵忠祥那样，根红苗正，形象端正”。
发现邢质斌的过程颇有意思。
那是1973年年底，宋培福在大兴县的岳父家准备迎接新年。一天，他极为偶然地听到了从县广播站传出的女声，“就跟小钢炮似的，突突突”，宋培福竭力模仿那阵的感觉。
他马上揣度这到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哪位播音员的声音，“想来想去，都不像，可是听上去就是耳熟”。
音质的力度，抑扬顿挫的感觉，都让他不敢相信，“这真是一个小广播站播音员发出的声音？会不会是从广播电台转播过来的？”
时间匆匆，来不及细想，他就与这“小钢炮似的声音”擦身而过了，但声音却始终萦绕在宋培福的脑海里。
转眼到了来年的夏季。一天，录音科同事李茂福为宋培福带来了一个姑娘。宋培福第一眼看去，“顶多二十三四岁，个儿不高、短发、不算漂亮、也挑不出啥毛病。”
这个被宋培福形容为“很本色”的女生，就是邢质斌。邢质斌高中毕业后，下到大兴县插队，后又到县广播站播音，大兴县方面正极力向李茂福推荐她。
貌不惊人的邢质斌甫一开口，宋培福迅速捕捉到那个久违的声音，正是他当初在岳父家不期而遇的。
虽说是向大兴县广播站借人，但宋培福一借就要了半年，而且走的全部是正式调用的程序。当时他递给了邢质斌一张人事表格，只见她在上面填写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父母是教师，男友姓朴，朝鲜族，“就在航天部下属单位工作，离她插队的地方很近”。
基本上，政审也过了关。
两个月后，宋培福闷不作声地从台里调来一部小车，直接去往大兴县广播站，为邢质斌办理调动工作，“二话没说，连行李带人全给她拉回家了”。
宋培福依稀记得邢质斌的家，“在宣武区一条很宽的胡同里，车开进去很方便”。家里人见到邢质斌回来都很吃惊，以为她遇到什么事了，邢质斌也是一头雾水，“等我说明情况，要她正式来台里报到时，她家里人都很高兴。特别是她父母，好像这孩子一下子就找到了金饭碗。”
“她曾想去当记者”
1975年，北京电视台通过微波向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传送电视节目，同时也开始转播部分省、市电视台的节目，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连接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电视播出网初步形成。
“1976年3月29日，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创办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就是会上的一个话题。” 中央台原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回忆说。
7月1日，北京电视台向全国十多个省市电视台传送信号，《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开始试播，当天的节目内容如下：
战斗在车间的党支部（5分钟）、小靳庄在斗争中（5分钟），敢斗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4分30秒）；朝气蓬勃的党支部（5分10秒）；陈锡联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青年代表团（1分40秒）；谷牧副总理会见埃塞俄比亚政府贸易代表团（1分5秒）；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问红星中朝友好公社（8分15秒）。
微烫的发梢、黑色的老款西服、打褶的垂帘背景，以灰、黑为主的色调。这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邢质斌的电视形象，却不见身边的搭档。
1981年7月，邢质斌首次与赵忠祥以男女主播、相互搭档的形式正式出镜。
“赵忠祥口语较重，不适合当新闻主播。”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老教授张颂说。
这位邢质斌最早的搭档，自1985年转轨做了专职主持人，其后与邢质斌合作的有薛飞、罗京、张宏民、杨柳、王宁……
女主播们增加了来自北广的李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来的刘佳、还有科班毕业的杜宪、李瑞英、以及后来的李修平。
“别看邢质斌那会儿人年轻，可她心里是很有数的。”
刚进电视台时，她是以可塑性强、天赋好而著称，“声音穿透力强，那个大方气派，吃辣椒都没事。吐字好比机关枪，从没出过错。”
可她很快就意识到光凭这些是绝对不够的。“学历偏低，理论知识不行。这都是她的薄弱环节，既是她的压力，也是她的动力。”央视原副台长洪民生称她是真正的自学成才。
论过目不忘，播音员中属她与罗京功夫最过硬。“有时必须要播出从中央直接下达的文件，可等到新闻已经开播了，稿子才拿来。上面勾勾画画，飘满了红气球，看得我们都腿发软。可他们就能镇定自若，扫完一遍后，一字不差地播出来。”章壮沂对此翘起了大拇指。
其他呢？“和普通人一样啰。”除了播音，邢质斌仿佛再没给两位前领导留下更多回忆：
“做播音组组长时，极其认真，每个字音念什么，她都要考证一番后，再告诉全组的人。”
“如果轮到她随领导人出访，别人都想外出多逛逛，只有她猫在旅馆里睡大觉。”
“私下里，她的话还是多的。聊起社会上的八卦新闻，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眉飞色舞。”
“平常不爱和领导多接近，但为人心直口快，开会时小青年们自觉资历浅不吭声，就她敢发表意见。”
“不喜欢多管事，只想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如果在小事上对组员有不满，顶多背后嘀咕两句。但在大事原则上，头脑很清楚。”
播音组里杜宪、薛飞走了，杨柳也离开了《新闻联播》。唯有邢质斌，三十年如一日，“中规中矩”。
“你让她做什么呢？让她去主持综艺节目？显然不合适。转行做其他的，更不可能。”洪民生透露90年代中期，台里曾有人提出新闻主播应换换面孔，最终不了了之。
面对大批后起之秀，邢质斌的心里无疑充满了压力，“她还是有想法的。早在十多年前，她正在社科院新闻学院进修。她就问过我，如果不做《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她还能做什么？”
章壮沂当时无言以答，“这是罗京、李修平他们将来也要面临到的难题。”
聊起换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老教授张颂有点气不打一处来，“据我所知，央视内部居然曾有人提出来让相声演员去播报新闻……这简直是胡闹。”
“邢质斌一去电视台就让她播新闻，以她的气质、声音、形象，她也最适合播新闻。所以台里没让她到别的岗位，也就没给过她机会，你怎么知道她不能做别的？主要是时间一长，思维定式，习惯定型，她到了别的场合会拘谨啊。”
自从80年代初，邢质斌与张颂认识，两人一直亦师亦友。她向张颂倾诉过自己的苦恼：她想走，想从《新闻联播》退下来……
“三十岁以前是播音员的幼年期，三十岁以后才是他们的成熟期。他们正处于黄金时期呢。”
张颂大为吃惊地问，“你现在退下来做什么？”
“那我不管了，我想去当记者。”那时，邢质斌四十刚过，一脸憧憬。
“她具有记者素质，新闻语言能即兴发挥。怎么可能真去圆记者梦呢？恐怕《新闻联播》早就成了她生命的第一啰。”张颂轻轻叹道。
“稳重有余，顿挫不足”
1990年初，邢质斌辞去播音组组长职务，而由业务突出，资历比王宁、李修平高的罗京与李瑞英接替。
其后，她又闹出了名人做广告的风波：据说，那次是因为人情难却。她为一条减肥腰带做了广告宣传，有人购买，结果大呼上当……违反央视不许播音员做广告的明文规定，结果，她被停止一个月的主播工作。
她不是一个从无情绪的人，偶尔也会唠叨几句。心里难过时，顶多点到为止。“她这一生算是比较平稳，家庭很幸福，儿子很听话。”张颂说到此处，话音一转，“她也有不足。”在这位播音界的权威看来，邢质斌形成自我风格的速度不快，“稳重有余，顿挫不足，跳跃感不够”。
“但不要简单地下定义，说新闻主播就是一群没出息、一味照稿念的传声筒。”张颂随手拿起一份报纸，反复念起了其中某段。
“你听听，同样一段话，我有多种语气感情的发表方式，仔细听绝对能揣测出其中内涵。邢质斌他们全是在自己理解下，把握政策分寸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没有局限性，哪有创造？他们就是一直用声音在一个局限的空间里翻跟头，这就是创造。”
新闻联播的包袱
去年6月初，央视新闻中心播音组组长李瑞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5日那天的《新闻联播》，播音员要换作来自《晚间新闻》的康辉与《国际时讯》的李梓萌。李瑞英当即问道，这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是已定通知？
“答复是，这是既定通知。但在康辉他们播完后，要换回罗京与邢质斌。”一位熟悉新闻联播的播音界人士透露。
为何让“一对新人”登陆新闻联播，又为何只让他们登台亮相一天？康辉给记者的答复是，这全部是台里的安排，其他他一概不知。
李瑞英的老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张颂猜测，这可能是响应政协委员叶宏明提案的一次尝试，也不乏央视让新人试镜新闻联播之意。
而至于康李二人为何最终又下来，其中原因央视没有公布。可以设想的一种情形是，在新闻联播这样一档有着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的节目上，稳定压倒一切是根本的方针。
1958年，中央电视台在创办《电视新闻》前夕，上呈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新闻节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尽可能”三个字。自从1981年7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推出，其内容编排上基本保持着国内政经要闻，时政报道，文化、体育、科技简讯，国际新闻四大块。
“形式单一、稿件呆板。主播们无可奈何，如履薄冰。播报中如果出了一次大错，他们在《新闻联播》的职业寿命就完了。”
“泱泱大国，堂堂大台。八亿人的眼睛都盯着他们，他们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张颂说。
很明显，他的观点与电视系的朱羽君教授不谋而合，“对于换掉邢质斌和罗京的提案，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们是由《新闻联播》塑造出来的，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换掉某个主播不是问题所在，关键在于《新闻联播》内容要不要换。”
下午五时，张颂的办公室昏暗。此时，邢质斌正开着她的白色本田赶往中央电视台。
事先我们就得知，她“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我们没有畏难，面对我们不同形式的富有诚意的采访申请（或者骚扰），她依然坚持原则毫不动摇，一如她的语音的铿锵有力，一如她所供职节目的爱憎分明。
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直接听到她拒绝的声音（她是通过助手转达的），我们是多么想听到她在生活中的声音，哪怕这句话只有一个“不”字，可惜，我们只能冀望于晚上7点以后与她在电视上约会，其实，那不是她与我们的约会，那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通过她与全国人民的约会。
如此，她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也依然是我们最陌生的人。
她，就是全党、全军充分信任但全国各族人民又充分不了解的新闻联播播音员，邢质斌同志。
台里来了一位“小钢炮”
“邢老师不想接受采访。”邢质斌的助理于去年3月曾答复记者。时值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刚递交上《让“新闻联播”换换人》的提案，各大传媒正炒得沸沸扬扬。
在那份提案里，叶宏明有所指地写道：“……播音员结构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体现在屏幕上就是播音风格日益陈旧、沉闷，让观众感到面容疲惫、表情单一、眼神呆滞、缺乏朝气和活力。”
然而，就在去年11月25日晚，当年近六十的邢质斌步入天津中华剧院舞台上时，却不由得令人眼前一亮。
“穿上这样鲜艳的衣服，还真有点不习惯。”她微笑坦言。其实，身着红衣面对观众，于她早已不是第一次，每年春节期间，主播们都会穿戴喜庆地播报新闻。
这是她首次获得“金话筒奖”——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尽管她早已是“中国最著名的播音员”。
“得不得这个奖真的不重要，既然得了，那就善始善终吧。”
“首获大奖”、“善始善终”，种种迹象无疑更加深了关于她今年即将退休的猜测。
“我个人一直比较随遇而安，当时的机会光顾了我，有伯乐发现了我。能够在央视这个平台上干了30多年，我真的很荣幸。”邢质斌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提及当年挖掘邢质斌的一段往事，原中央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宋培福不禁笑出声来，“这还得从她在北京大兴红星公社做县广播员时讲起。”
197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同属于广播事业局，即今天的广电总局。
宋培福时任电视台录音科科长。“说是电视台，其实里面只有三名播音员”：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借来的播音员沈力、在录音科做配音工作的赵忠祥，以及在文革中被打击，后来赴美的吕大渝。
按宋培福的话说，手下的兵基本上都是“幕后英雄”，除了赵忠祥曾在早期露脸解说过当天的电视节目外。新闻播报采用的全是录播形式，先做成录音带，然后边放新闻画面，边播录音。
至于播报的内容，多是典型的文革新闻：斗志昂扬的“国内新闻”、以反映第三世界为主的“国际新闻”、由新华图片社提供的图片报道；
随后，赵忠祥去了五七干校，吕大渝也不在台里。播音员一再从广播电台调借。
宋培福深为人手不够而头痛，“我主要挑声源。对我而言，声音好是首要的。”可惜，播音员相了无数个，就是不尽如人意。另外两个条件同样重要：政审合格，形象要好，“就像赵忠祥那样，根红苗正，形象端正”。
发现邢质斌的过程颇有意思。
那是1973年年底，宋培福在大兴县的岳父家准备迎接新年。一天，他极为偶然地听到了从县广播站传出的女声，“就跟小钢炮似的，突突突”，宋培福竭力模仿那阵的感觉。
他马上揣度这到底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哪位播音员的声音，“想来想去，都不像，可是听上去就是耳熟”。
音质的力度，抑扬顿挫的感觉，都让他不敢相信，“这真是一个小广播站播音员发出的声音？会不会是从广播电台转播过来的？”
时间匆匆，来不及细想，他就与这“小钢炮似的声音”擦身而过了，但声音却始终萦绕在宋培福的脑海里。
转眼到了来年的夏季。一天，录音科同事李茂福为宋培福带来了一个姑娘。宋培福第一眼看去，“顶多二十三四岁，个儿不高、短发、不算漂亮、也挑不出啥毛病。”
这个被宋培福形容为“很本色”的女生，就是邢质斌。邢质斌高中毕业后，下到大兴县插队，后又到县广播站播音，大兴县方面正极力向李茂福推荐她。
貌不惊人的邢质斌甫一开口，宋培福迅速捕捉到那个久违的声音，正是他当初在岳父家不期而遇的。
虽说是向大兴县广播站借人，但宋培福一借就要了半年，而且走的全部是正式调用的程序。当时他递给了邢质斌一张人事表格，只见她在上面填写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父母是教师，男友姓朴，朝鲜族，“就在航天部下属单位工作，离她插队的地方很近”。
基本上，政审也过了关。
两个月后，宋培福闷不作声地从台里调来一部小车，直接去往大兴县广播站，为邢质斌办理调动工作，“二话没说，连行李带人全给她拉回家了”。
宋培福依稀记得邢质斌的家，“在宣武区一条很宽的胡同里，车开进去很方便”。家里人见到邢质斌回来都很吃惊，以为她遇到什么事了，邢质斌也是一头雾水，“等我说明情况，要她正式来台里报到时，她家里人都很高兴。特别是她父母，好像这孩子一下子就找到了金饭碗。”
“她曾想去当记者”
1975年，北京电视台通过微波向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传送电视节目，同时也开始转播部分省、市电视台的节目，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连接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电视播出网初步形成。
“1976年3月29日，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创办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就是会上的一个话题。” 中央台原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回忆说。
7月1日，北京电视台向全国十多个省市电视台传送信号，《全国电视台新闻节目联播》开始试播，当天的节目内容如下：
战斗在车间的党支部（5分钟）、小靳庄在斗争中（5分钟），敢斗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4分30秒）；朝气蓬勃的党支部（5分10秒）；陈锡联副总理会见尼日利亚青年代表团（1分40秒）；谷牧副总理会见埃塞俄比亚政府贸易代表团（1分5秒）；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问红星中朝友好公社（8分15秒）。
微烫的发梢、黑色的老款西服、打褶的垂帘背景，以灰、黑为主的色调。这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邢质斌的电视形象，却不见身边的搭档。
1981年7月，邢质斌首次与赵忠祥以男女主播、相互搭档的形式正式出镜。
“赵忠祥口语较重，不适合当新闻主播。”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老教授张颂说。
这位邢质斌最早的搭档，自1985年转轨做了专职主持人，其后与邢质斌合作的有薛飞、罗京、张宏民、杨柳、王宁……
女主播们增加了来自北广的李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来的刘佳、还有科班毕业的杜宪、李瑞英、以及后来的李修平。
“别看邢质斌那会儿人年轻，可她心里是很有数的。”
刚进电视台时，她是以可塑性强、天赋好而著称，“声音穿透力强，那个大方气派，吃辣椒都没事。吐字好比机关枪，从没出过错。”
可她很快就意识到光凭这些是绝对不够的。“学历偏低，理论知识不行。这都是她的薄弱环节，既是她的压力，也是她的动力。”央视原副台长洪民生称她是真正的自学成才。
论过目不忘，播音员中属她与罗京功夫最过硬。“有时必须要播出从中央直接下达的文件，可等到新闻已经开播了，稿子才拿来。上面勾勾画画，飘满了红气球，看得我们都腿发软。可他们就能镇定自若，扫完一遍后，一字不差地播出来。”章壮沂对此翘起了大拇指。
其他呢？“和普通人一样啰。”除了播音，邢质斌仿佛再没给两位前领导留下更多回忆：
“做播音组组长时，极其认真，每个字音念什么，她都要考证一番后，再告诉全组的人。”
“如果轮到她随领导人出访，别人都想外出多逛逛，只有她猫在旅馆里睡大觉。”
“私下里，她的话还是多的。聊起社会上的八卦新闻，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眉飞色舞。”
“平常不爱和领导多接近，但为人心直口快，开会时小青年们自觉资历浅不吭声，就她敢发表意见。”
“不喜欢多管事，只想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如果在小事上对组员有不满，顶多背后嘀咕两句。但在大事原则上，头脑很清楚。”
播音组里杜宪、薛飞走了，杨柳也离开了《新闻联播》。唯有邢质斌，三十年如一日，“中规中矩”。
“你让她做什么呢？让她去主持综艺节目？显然不合适。转行做其他的，更不可能。”洪民生透露90年代中期，台里曾有人提出新闻主播应换换面孔，最终不了了之。
面对大批后起之秀，邢质斌的心里无疑充满了压力，“她还是有想法的。早在十多年前，她正在社科院新闻学院进修。她就问过我，如果不做《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她还能做什么？”
章壮沂当时无言以答，“这是罗京、李修平他们将来也要面临到的难题。”
聊起换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老教授张颂有点气不打一处来，“据我所知，央视内部居然曾有人提出来让相声演员去播报新闻……这简直是胡闹。”
“邢质斌一去电视台就让她播新闻，以她的气质、声音、形象，她也最适合播新闻。所以台里没让她到别的岗位，也就没给过她机会，你怎么知道她不能做别的？主要是时间一长，思维定式，习惯定型，她到了别的场合会拘谨啊。”
自从80年代初，邢质斌与张颂认识，两人一直亦师亦友。她向张颂倾诉过自己的苦恼：她想走，想从《新闻联播》退下来……
“三十岁以前是播音员的幼年期，三十岁以后才是他们的成熟期。他们正处于黄金时期呢。”
张颂大为吃惊地问，“你现在退下来做什么？”
“那我不管了，我想去当记者。”那时，邢质斌四十刚过，一脸憧憬。
“她具有记者素质，新闻语言能即兴发挥。怎么可能真去圆记者梦呢？恐怕《新闻联播》早就成了她生命的第一啰。”张颂轻轻叹道。
“稳重有余，顿挫不足”
1990年初，邢质斌辞去播音组组长职务，而由业务突出，资历比王宁、李修平高的罗京与李瑞英接替。
其后，她又闹出了名人做广告的风波：据说，那次是因为人情难却。她为一条减肥腰带做了广告宣传，有人购买，结果大呼上当……违反央视不许播音员做广告的明文规定，结果，她被停止一个月的主播工作。
她不是一个从无情绪的人，偶尔也会唠叨几句。心里难过时，顶多点到为止。“她这一生算是比较平稳，家庭很幸福，儿子很听话。”张颂说到此处，话音一转，“她也有不足。”在这位播音界的权威看来，邢质斌形成自我风格的速度不快，“稳重有余，顿挫不足，跳跃感不够”。
“但不要简单地下定义，说新闻主播就是一群没出息、一味照稿念的传声筒。”张颂随手拿起一份报纸，反复念起了其中某段。
“你听听，同样一段话，我有多种语气感情的发表方式，仔细听绝对能揣测出其中内涵。邢质斌他们全是在自己理解下，把握政策分寸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没有局限性，哪有创造？他们就是一直用声音在一个局限的空间里翻跟头，这就是创造。”
新闻联播的包袱
去年6月初，央视新闻中心播音组组长李瑞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5日那天的《新闻联播》，播音员要换作来自《晚间新闻》的康辉与《国际时讯》的李梓萌。李瑞英当即问道，这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还是已定通知？
“答复是，这是既定通知。但在康辉他们播完后，要换回罗京与邢质斌。”一位熟悉新闻联播的播音界人士透露。
为何让“一对新人”登陆新闻联播，又为何只让他们登台亮相一天？康辉给记者的答复是，这全部是台里的安排，其他他一概不知。
李瑞英的老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张颂猜测，这可能是响应政协委员叶宏明提案的一次尝试，也不乏央视让新人试镜新闻联播之意。
而至于康李二人为何最终又下来，其中原因央视没有公布。可以设想的一种情形是，在新闻联播这样一档有着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的节目上，稳定压倒一切是根本的方针。
1958年，中央电视台在创办《电视新闻》前夕，上呈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新闻节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尽可能”三个字。自从1981年7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推出，其内容编排上基本保持着国内政经要闻，时政报道，文化、体育、科技简讯，国际新闻四大块。
“形式单一、稿件呆板。主播们无可奈何，如履薄冰。播报中如果出了一次大错，他们在《新闻联播》的职业寿命就完了。”
“泱泱大国，堂堂大台。八亿人的眼睛都盯着他们，他们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张颂说。
很明显，他的观点与电视系的朱羽君教授不谋而合，“对于换掉邢质斌和罗京的提案，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们是由《新闻联播》塑造出来的，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换掉某个主播不是问题所在，关键在于《新闻联播》内容要不要换。”
下午五时，张颂的办公室昏暗。此时，邢质斌正开着她的白色本田赶往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