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推进,农户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呈现,虽然退耕后农户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福祉水平并未有明显变化。为了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实现退耕还林政策目标,有必要打破新古典框架下货币层面的相关研究,寻求新的理论和政策执行路径来改善农户的福祉水平。本文提出从福祉、福祉转换效率、功能相依性三个角度来研究福祉状态在退耕还林前后的变化过程,并探索了能力分析法的应用和政策切入点。首先,采用森理论对退耕前后农户福祉的变迁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在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分析法框架下的多维福祉评价,相比新古典框架下货币层面的评价更切合实际情况。福祉评价共选择了六个基础功能维度,分别为物质生活、工作状态、健康状态、教育状态、住房状态、社会参与,共21个测量指标。采用模糊评价法对各功能维度和整体福祉水平进行评价,该方法对数据没有特殊要求,通过对功能维度和指标体系去量纲和赋予权重,能够准确反映福祉水平。通过对陕北志丹县、吴起县619位退耕农户的研究发现,退耕后福祉状态的模糊指数为0.3118,高于退耕前的0.2455,各功能状态的模糊指数中住房状态和社会参与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物质生活、工作状态、健康状态和教育状态升幅较小。住房状态提升是由于建房补贴政策的实施或者农户具有使用政策转移性收入建房的意愿所致,社会参与能力提升是因为退耕后被迫外出务工所致,教育水平短期内不容易改善,物质状态变化不大说明农户的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其次,结合福祉转换效率对退耕前后农户的福祉状态变化做进一步评价。单纯的福祉评价并不能对农户的真实福祉状态做出有效解释,必须结合福祉的转换效率来说明,可行能力分析法为福祉的转换效率提供了天然的理论基础。福祉转换效率评价涉及到多投入多产出问题,因此选用现阶段广泛采用的DEA分析法,并建立二阶段Tobit模型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多对福祉转换效率的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前后福祉转换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退耕前整体效率均值为0.4508,退耕后为0.1776,并且退耕后无效农户的福祉转换效率均值为0.1582,不足有效农户的1/6,由此可以判断退耕后农户的福祉水平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而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对农户福祉状态产生较明显的影响。采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发现退耕前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人数、距最近镇的距离、距最近县的距离都对转换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而退耕后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人数、户主年龄、退耕还林面积、距最近镇的距离、距最近县的距离、村口每天停靠的公车数量对转换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增加的影响因素多集中于地理位置和农户特征层面,说明退耕后农户与外界的联系主要受到农户特征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最后,探索福祉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变化过程。依据森理论,福祉各功能维度之间存在相依性,彼此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最终体现为整体福祉水平的变化。该部分选择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研究,通过对比退耕前后福祉各功能维度之间的相依性,能够更深入地解释福祉形成和变迁过程。研究发现退耕前后福祉各功能维度间的相依性较弱,说明退耕区农户并没有完全发挥出相依性在提高整体福祉水平中的作用。并且,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退耕前后各功能维度间相依性存在较大差异,退耕后的显著路径关系,退耕前并不存在,如健康对社会参与的影响作用,因此判断影响相依性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个人能动性。通过研究发现退耕后农户整体福祉水平有所上升,但是升幅不大,且退耕前后普遍偏低;退耕后惯常福祉农户增多,但部分农户福祉状态变差;福祉测量不能有效反应政策效果,必须结合转换效率;能动性的发挥是提高福祉水平的重要因素。此外,本研究建立了退耕区农户福祉测量的功能维度和指标体系;采用福祉和福祉转换效率相结合的方法,对退耕还林农户福祉状态变化过程进行评价;通过实证研究探索了能力分析法关于个人能动性研究的不足;提出从三个层面来改善福祉水平,供给侧的资源供给、需求侧的转换因素、个人层面的能动性,丰富了政策执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