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媒体与经济学家对于今后中国经济走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读，即“崩溃论”和“威胁论”。
　　“崩溃论”认为现有经济制度与政策中存在的资源配置的低效与扭曲，会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硬着陆。首先，他们认为GDP中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是一个严重扭曲。而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不但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未来地价也一定会下跌，重创中国经济；其次，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理财产品等问题，也可能导致一场中国式的雷曼危机。此外，国进民退等问题又凸显了资源配置的低效，而贪腐现象会进一步扭曲市场机制。
　　但是，在讨论“崩溃”之前，需要首先分析以往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推动国企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正确决策”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经济政策决定论的论调，包含着对经济政策功效的过高评价。成功的经济政策，短期内当然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若以此解释中国经济持续近三十年的增长，则颇为勉强。经济政策决定论显然未能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不难看出，崩溃论者的判断正是经济政策决定论的延长线。他们所描述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从而带来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整体崩盘等耸人听闻的预言，充斥着逻辑上的跳跃，经不起认真推敲。
　　“威胁论”的市场主要在海外。持这一观点的人将中国经济描述成一个到处寻觅并大肆吞噬资源的怪兽。他们认为这只怪兽不但推高了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价格，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了资源枯竭。这一论点的最大问题是对市场机制的无视。资源的价格与使用量是供求双方、而非需求者单方面所决定的。很多情况下，中国只是需求一方。市场出现了失败的可能，供给方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方说可以通过限制资源开采来回避资源枯竭。
　　“崩溃论”与“威胁论” 虽然在逻辑和理论上都存在硬伤，但却都颇有市场，特别是被那些不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小批人所热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错误的理论会带来对于未来的错误预期，而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告诉我们：预期会影响当下的行为，从而将预言变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学界需要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与缺陷。否则的话，喊多了“狼来了”，会真把狼招来。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源泉是什么呢？构成经济的最小单位，即个人与企业的“自由度”持续不断的改善与提升，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这里的“自由度”包含了选择职业及居住地的自由以及对于私有财产的保障，等等，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拥有了这些自由度，个人才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才会发挥作用，进而改善全社会的福祉。举例来讲，改革开放前，严格的档案与户口制度限制了城市居民的就业自由，而农民几乎没有在城里工作和在国内迁移的自由。但如今，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并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动力。他们通过贡献自己的劳动，不但实现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也带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增长。
　　当然，与理想状态相比，当今中国个人与企业所享有的自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度的提高与改进，会带来今后更多的经济增长与更多的社会福祉。
　　很难想象今后自由度会受到更多的限制。今天的农民工兄弟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只知道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劳动。他们不但上网参与公共讨论，而且更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他们的合法诉求，政府也越来越敏感，姿态也越来越柔软，而手法也越来越人性化。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或许会放缓，但不会出现“崩溃论”所预言的那种可怕景象。中国经济未来仍有可能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实现从自由提供劳动向自由提供才智的转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自由度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以量的扩大来实现的，而今后还会以质的提升来实现。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不再仅仅靠产品的价格，而是依靠品质来取胜，就是很好的例证。要加速实现这一转变，我们需要大力强化基础教育，特别是纠正目前教育资源过度偏向城市、偏向名校的问题，切实保证包括民工子弟在内的全体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来追求自身的利益。
　　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研读宏观与全局固然重要，观察个人与企业是否能够更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许才应是我们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