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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事务和紧迫需求常常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疏于制定战略、坚持长期流程和处理其他许多或许没那么紧急但却同样重要的问题。欧盟有关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就是这种倾向的最佳例证。虽然欧盟与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牢固，但几乎所有的基础工作都存在缺失，或者说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新兴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大量合作机遇及共同利益。
欧盟与新兴经济体面临各自的挑战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时，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到：全球经济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场最初撼动美国的地震，很快变成了欧洲人的噩梦。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制度没有准备好抵御如此级别的冲击：欧元缺乏确保稳定的必要工具。
西方国家的精力完全投入到了应对危机之中，导致增长停滞，而新兴经济体成为了全球增长引擎。在经济危机最严峻的几年，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增长率约为发达经济体的5倍。如今，这一差距有所缩小，但对2017年的预测仍然显示，新兴及发展中市场的增速将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危机爆发7年多之后，欧盟国家仍未完全从造成如此重创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这场危机使我们警醒，并催生出新的一体化机制——比如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架构性发展，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仍举步维艰：2014年欧盟经济仅增长1.5%。
而且，欧盟国家目前还面临着多重挑战，这与为抗击危机而实施的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有关。过去几年的选举情况暴露出了公众的不满程度。另一方面，这种不满的蔓延还越过了国境，一直渗透到欧盟的架构中。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这已经形成了一条想象中的分界线，按照对危机的反应和当前经济表现，将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分割开来。
接着，几个月前，欧盟突然在自己的边境遇到了另一个更加戏剧化的挑战：难民危机。肆虐中东的冲突导致这一结果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于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协调立法，以及各成员国的反应存在分歧，又一条分界线正在形成——这一次分割的是东欧和西欧。
面对这一灾难，欧盟成员国反应上的巨大差异不但可悲，而且令人担忧：当前悲剧直接关乎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是国际社会中唯一伸出援手、纾解难民困境的地区，但逐渐的，欧盟应该（也已经在）对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作出更坚定一致的回应。
今年夏季，当欧洲人目瞪口呆地目睹数十万难民逃离迫害、抵达我们的国家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股市在之前一年上涨150%后暴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但目前尚不清楚会到何种程度。今夏的股市动荡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到了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大宗商品在许多新兴国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由经济减速导致的中国大宗商品消费下降，暴露出各国与中国之间关键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与脆弱性。
8月份的事态显示出，全球金融联系十分强大：西方国家股市跌逾10%，中国央行出售了大量美元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甚至都在讨论，中国若发生经济危机，是否可视作对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威胁。8月那几周的情况再次昭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确认共同利益是增强欧盟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起点
尽管如此，仍可将当前形势看作一种机遇。自2008年以来，西方和欧洲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投入了极大精力。西方应抓住明晰揭示出全球经济新图景的当前时刻，将注意力投向超越边界和当下范畴的地方。反过来，新兴经济体很可能会仔细研究不稳定可能对增长构成的严重威胁，并可能围绕建立有效稳定制度的必要性得出结论。
欧盟是中国、巴西和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与三者的双边关系各有不同。今年正值中欧建交40周年。自1975年以来，中欧关系已经多样化，从最初关注经济，到涵盖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问题、学术交流等等。中国和欧盟成功地合作打击亚丁湾海盗，并作为伊朗问题六方会谈成员共同推动了伊朗核协议。
而欧盟与巴西和印度的关系却没有那么密切。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始自2007年，但在2013年搁浅。尽管印度是欧盟的一个战略伙伴，但并未在政策领域采取重大举措。虽然印度在亚洲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欧洲对待印度的方式仍主要是双边的。另一方面，巴西与许多欧盟成员国维持着特殊关系，比如与德国、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而且，欧盟和巴西一直强调双方的共同价值观。然而，在欧盟与巴西的关系中，围绕过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分歧一直是症结所在。
为了增强欧洲与新兴国家的合作，我们应该从确认共同利益开始。我上面已提到了中欧在打击海盗和防止核扩散外交努力方面的合作，但眼下在谈判桌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尽管各国之间以及谈判中存在种种历史分歧，但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黎峰会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显示出全球真正认识到借助缓解措施、适应措施和气候融资抗击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已提交的149份国家自主贡献（INDC）文件（代表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在内的176个国家）是全球转变的明显标志。2015年6月欧盟与中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反映了就这一问题展开的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对话。
在欧盟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无可辩驳、亟须处理的问题，即改革全球治理机构以适应当前的经济平衡格局。新兴经济体就IMF实施改革受阻合理地表达了不满：他们在二战后全球治理机构中的投票权，无法反映其经济重要性。欧洲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推动有关方面承认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治理机构中的关键作用。
迄今为止，已有14个欧盟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对于合作，对于承认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和在全球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这是良好的一步。然而，这些国家加入亚投行未经协调，并且欧盟机构在这家新金融机构中没有代表。这令人感到遗憾：欧盟应该制定与新兴国家打交道的协调策略，而这一策略应根植于对其将带来的益处和挑战的共同认识。历史上，欧盟与新兴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双边的。但欧盟成员国应该认识到，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不经协调的国别行动和单独利益是没有空间的——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采取有效行动、维护我们作为不可或缺全球力量的地位的话。
两个行动方之间若要进行超越纯手段性行动的战略合作，就必须提高对双方历史、传统、诉求、期望和需求的相互理解。实现这一理解必须付出意愿和努力。欧盟（及其成员国）和新兴国家有非常不一样的发展轨迹、利益和文化。尽管我们毫无疑问正在经历“各自”历史的不同阶段，其实也在分享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国际舞台。这会产生一系列共同利益，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它们，并就处理它们的最佳方式达成一致。
欧盟与新兴经济体面临各自的挑战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时，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到：全球经济中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场最初撼动美国的地震，很快变成了欧洲人的噩梦。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制度没有准备好抵御如此级别的冲击：欧元缺乏确保稳定的必要工具。
西方国家的精力完全投入到了应对危机之中，导致增长停滞，而新兴经济体成为了全球增长引擎。在经济危机最严峻的几年，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增长率约为发达经济体的5倍。如今，这一差距有所缩小，但对2017年的预测仍然显示，新兴及发展中市场的增速将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危机爆发7年多之后，欧盟国家仍未完全从造成如此重创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这场危机使我们警醒，并催生出新的一体化机制——比如欧洲稳定机制（ESM）和银行业联盟。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架构性发展，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仍举步维艰：2014年欧盟经济仅增长1.5%。
而且，欧盟国家目前还面临着多重挑战，这与为抗击危机而实施的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有关。过去几年的选举情况暴露出了公众的不满程度。另一方面，这种不满的蔓延还越过了国境，一直渗透到欧盟的架构中。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这已经形成了一条想象中的分界线，按照对危机的反应和当前经济表现，将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分割开来。
接着，几个月前，欧盟突然在自己的边境遇到了另一个更加戏剧化的挑战：难民危机。肆虐中东的冲突导致这一结果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于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协调立法，以及各成员国的反应存在分歧，又一条分界线正在形成——这一次分割的是东欧和西欧。
面对这一灾难，欧盟成员国反应上的巨大差异不但可悲，而且令人担忧：当前悲剧直接关乎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是国际社会中唯一伸出援手、纾解难民困境的地区，但逐渐的，欧盟应该（也已经在）对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作出更坚定一致的回应。
今年夏季，当欧洲人目瞪口呆地目睹数十万难民逃离迫害、抵达我们的国家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股市在之前一年上涨150%后暴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但目前尚不清楚会到何种程度。今夏的股市动荡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到了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大宗商品在许多新兴国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由经济减速导致的中国大宗商品消费下降，暴露出各国与中国之间关键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与脆弱性。
8月份的事态显示出，全球金融联系十分强大：西方国家股市跌逾10%，中国央行出售了大量美元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甚至都在讨论，中国若发生经济危机，是否可视作对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威胁。8月那几周的情况再次昭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确认共同利益是增强欧盟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起点
尽管如此，仍可将当前形势看作一种机遇。自2008年以来，西方和欧洲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投入了极大精力。西方应抓住明晰揭示出全球经济新图景的当前时刻，将注意力投向超越边界和当下范畴的地方。反过来，新兴经济体很可能会仔细研究不稳定可能对增长构成的严重威胁，并可能围绕建立有效稳定制度的必要性得出结论。
欧盟是中国、巴西和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与三者的双边关系各有不同。今年正值中欧建交40周年。自1975年以来，中欧关系已经多样化，从最初关注经济，到涵盖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问题、学术交流等等。中国和欧盟成功地合作打击亚丁湾海盗，并作为伊朗问题六方会谈成员共同推动了伊朗核协议。
而欧盟与巴西和印度的关系却没有那么密切。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始自2007年，但在2013年搁浅。尽管印度是欧盟的一个战略伙伴，但并未在政策领域采取重大举措。虽然印度在亚洲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欧洲对待印度的方式仍主要是双边的。另一方面，巴西与许多欧盟成员国维持着特殊关系，比如与德国、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而且，欧盟和巴西一直强调双方的共同价值观。然而，在欧盟与巴西的关系中，围绕过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分歧一直是症结所在。
为了增强欧洲与新兴国家的合作，我们应该从确认共同利益开始。我上面已提到了中欧在打击海盗和防止核扩散外交努力方面的合作，但眼下在谈判桌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尽管各国之间以及谈判中存在种种历史分歧，但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黎峰会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显示出全球真正认识到借助缓解措施、适应措施和气候融资抗击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已提交的149份国家自主贡献（INDC）文件（代表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在内的176个国家）是全球转变的明显标志。2015年6月欧盟与中国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反映了就这一问题展开的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对话。
在欧盟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无可辩驳、亟须处理的问题，即改革全球治理机构以适应当前的经济平衡格局。新兴经济体就IMF实施改革受阻合理地表达了不满：他们在二战后全球治理机构中的投票权，无法反映其经济重要性。欧洲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推动有关方面承认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治理机构中的关键作用。
迄今为止，已有14个欧盟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对于合作，对于承认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和在全球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这是良好的一步。然而，这些国家加入亚投行未经协调，并且欧盟机构在这家新金融机构中没有代表。这令人感到遗憾：欧盟应该制定与新兴国家打交道的协调策略，而这一策略应根植于对其将带来的益处和挑战的共同认识。历史上，欧盟与新兴国家的关系主要是双边的。但欧盟成员国应该认识到，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不经协调的国别行动和单独利益是没有空间的——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采取有效行动、维护我们作为不可或缺全球力量的地位的话。
两个行动方之间若要进行超越纯手段性行动的战略合作，就必须提高对双方历史、传统、诉求、期望和需求的相互理解。实现这一理解必须付出意愿和努力。欧盟（及其成员国）和新兴国家有非常不一样的发展轨迹、利益和文化。尽管我们毫无疑问正在经历“各自”历史的不同阶段，其实也在分享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国际舞台。这会产生一系列共同利益，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它们，并就处理它们的最佳方式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