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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引入蒙氏教育理念开始，17年间，打着蒙氏旗号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渐成风潮。今年，恰逢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蒙氏教育的孩子高中毕业，他们的成长之路，为蒙氏在中国提供了解读的密码。
今年高考一张榜，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应声落入银川二中高考生赵彦若的囊中，也应验了考前一周他对记者放下的“豪言”：报考清华北大，成绩有点悬；报考其他全国重点院校，则十拿九稳。
不过，高考完后，他头脑里冒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念头—想当个厨子，“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很雷”。
在他蒙氏教育的启蒙老师谭雄洁看来，“这是个被爱包围的孩子”，即便有不合常理的想法，家长也常听任之。
赵彦若是个有主张的孩子，平日里喜欢听听韩寒、郎咸平们的说道，在学校里也颇“能来事儿”。高考一结束，他就张罗着为高一、高二同学暑期补习的活儿，想趁机赚点“家用”来做去宁夏西南山区支教的经费。
高考后，赵彦若与杜一凡等同学约定，重回“孙瑞雪学校”。当年，他们是“孙瑞雪教育机构”招生的第一批孩子。这26名孩子，从幼儿园至小学阶段，在那里接受了6年以上的蒙台梭利教育（以下简称“蒙氏教育”）。接下来的6年，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到了今年，他们大多刚刚迈进高考的门槛。
蒙氏教育是意大利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女士在1907年创立的，百年来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华德福、瑞吉欧等试验教学法一起，被联合国认定为“最符合人类理想的教育”。
与传统教育注重应试能力和知识培养不同，蒙氏教育把孩子看成是“一个精神胚胎”，教育的原则是“要尊重孩子的内心发展”。
17年间，打着蒙氏旗号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渐成一股风潮。作为最早的一支实践力量，孙瑞雪学校从1995年起就在开始试验。
“孩子们一下子感到被解放了”
孙瑞雪初创蒙氏实验班的时候，正逢一批宁夏的单位机关幼儿园改制，从公办转成民办。她接手了一家职工幼儿园，随后又在出租屋里办起蒙氏小学，和对街的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相比，显得条件寒碜，据孙瑞雪回忆，当年的教具都是参考图纸请当地木匠打造的。
最初进幼儿园的孩子，包括孙瑞雪自己的儿子包雨仑在内，不过十来个。
赵彦若上小学的时候，本要去离家不远的银川市二十一小。当他的父母路过孙瑞雪学校门口，被一句“善待孩子以爱与自由”的宣传口号抓住了眼球。
班上另一个同学杜一凡，入学更属偶然。因为顾虑孙子的个头高，在普通学校里势必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看不清黑板，听不清讲课，对坐在教室最后头的孩子，老师多半爱管不管，一不小心就沦落成差生”。 杜一凡爷爷杜金城回忆说。
学校奉行蒙氏的小班和混龄教育，单冲这一点，这些“头一个吃螃蟹”的父母就把孩子送进来了。到了蒙氏小学招收首批学生，两个班级50个人的名额，也只招了43个。
“很多人跟我说，我们应该在蒙氏班之外，再开一个平行班为蒙氏班筹经费，但我拒绝了。”孙瑞雪说，多亏了当初的一班家长，让她的老师们有机会把书面上的蒙氏理论落实到实践中，那批孩子也几乎成了蒙氏教育在中国的“小白鼠”。
何谓蒙氏教育？不要说在大西北，当时在全国，也仅仅只有几本蒙台梭利理论文集流传于学术圈中。还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孙瑞雪，从一本台湾版《蒙氏教育的科学的简介》，读出了“我们的传统教育存在知识和生活的分裂”的切肤之痛。继而，她远赴位于泰国曼谷的蒙氏国际培训机构(AMI)求学，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持证的蒙氏教师之一。
杜金城对蒙氏的认识，几乎全凭几十年教子育孙的直觉。他自觉对儿子的教育，遵循传统，过于苛责；而对孙子，他决定不再这么干，“电视上都讲对孩子要以鼓励教育为主”。
家长们从刚入园的孩子口中，得到的蒙氏教育的反响，好得出奇。原来一进课堂，就把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居然受老师“怂恿”不必再遵守这套规矩了。
孙瑞雪发现，“孩子们一下子感到被解放了。”只是，在此后的一个月里，老师们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四处寻找孩子，他们时而在教室后方的橱柜里被发现，时而在花坛里被发现。人被找到时，已经一个个玩得筋疲力尽，昏睡过去。
两个月过去，这帮突然“被解放”的孩子，个别甚至出现了“退化”现象。孙瑞雪在教室里看到，一个急着喊“尿尿”的孩子，还没走到厕所门口，裤子已经褪到了脚跟儿。
“这是蒙台梭利所谓的‘退化’现象，但和一般人想象的恰恰相反，这说明蒙氏教育在起作用。”孙瑞雪跟家长一沟通，如理论所言，这个孩子在便溺期存在着被过度压抑的情况，“退化期”过后，也标志着孩子进入敏感期的开始。
在蒙氏的教育理论中，敏感期的孩子能通过“自性”来认知事物。用孙瑞雪在《爱与自由》一书中的话说，“智力就是从感觉发展到概念”。她常在家长面前，举儿子包雨仑识字为例。
包雨仑两岁时，任凭孙瑞雪怎么引导他“书”的概念，“总是在书架前一阵乱扒拉，然后撒泡尿，就走开了。”
直到一天，银川的天空湛蓝，扶着卡车栏杆的包雨仑，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第一个字“天”；紧接着猛用脚跺地，脱口而出“地，地”。孙瑞雪狂喜地抓住视野交汇处的景物，想引导孩子说出天与地之间的“树”，他却不再响应。
孙瑞雪为了在课堂上推演这套认知方式，甚至增设了象形文字课。尽管这种古老的文字早已失去了应用价值，但在她看来，却是把心灵和符号的认知合为一体。
小学四年级时，赵彦若父母曾几次想说服赵彦若转去传统学校，以适应日增的学业压力。“他们担心我们这边管得太松，到小学升初中再适应就来不及了。”孙瑞雪回忆说。但在赵彦若的一再坚持下，他的父母出于对孩子的尊重，最终没有再提。
虽然家长和老师对蒙氏教育的见解时而存在分歧，但直到小学毕业，只有极个别学生从班上转走或退学。
“从蒙氏班出来的孩子，
‘自我’特别强”
2004年，孙瑞雪学校第一批孩子小学毕业，纷纷进入银川的公办中学。孩子能否适应传统教育方式？能否应对好应试教育模式？家长们顾虑很大。这个顾虑被证明并无必要。蒙氏教育在抽象思考能力培养方面的专长，使得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学科普遍有一定的优势。
这批孩子中的早慧者如杜一凡，还没念完五年级，就被银川二中附属的景博中学跳级录取。他不仅身高高人一头，成绩也是一向拔尖，在传统学校的应试搏杀中不落下风。用爷爷的话说，“杜一凡从来不是班上考第一的学生，但他总在前五名徘徊。”
去年七月，杜一凡就被北京大学法学系录取，成了这批蒙氏孩子第一个考取大学的“大师兄”。
据孙瑞雪学校的不完全统计，赵彦若这批学生今年参加高考的成绩普遍过了全国一本录取分数线。当初，孙瑞雪学校跟踪这批孩子在中学的表现时，反馈却不是这么“一路高歌”。
中学老师们苦水连天，当年赵彦若的小学班主任段宽武评价“从蒙氏班出来的孩子，‘自我’特别强”。有的孩子能把业余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却不愿当班干部。一遇到老师当众教训学生，他们即便不当面顶撞，也会通过写作文质疑老师的做法。
进入银川十七中的张柳一，在语文老师任教的第一节课上，突然从座位上蹿起来，打断老师授课，直陈对课文的不同理解。语文老师找班主任告状，张柳一步不让，“明明就是老师讲错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这个孩子在高中阶段就被父母送去了新加坡。
这种不适应症表现得更极端的是孙瑞雪的儿子包雨仑。上了中学后，他每天放学归来都不吭气，倒头就睡。“好像一觉过后，才是一天生活的真正开始。”孙瑞雪说。
有一次考试试题，要求解读这句诗中所蕴含的生活美德：假如你是一颗珍珠，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假如你是一块泥土，会被踩成一条路。包雨仑干脆交了白卷，因为“这题我不能写，这是违背人性的，人性有一种自然向上的内驱力”。
到了高中，包雨仑提出每周只在学校上四天课。除了感兴趣的物理化学课程，其他课上他总忍不住瞌睡，颇不受老师同学“待见”。但包雨仑这个举动，赵彦若特能理解。“以前在孙老师学校，如果课上打个盹，同学可能忍不住从旁推搡提醒，老师都会走过来制止，因为你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听。”
“毕竟，不是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是孙校长。”赵彦若感慨，父母早早为自己打好了预防针，“出去以后不是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老师说，在普通学校简单地服从老师安排就好。”
这个自认“自由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学生，融入传统教育的过程几乎不着痕迹。但在高一、高二时的一段恋爱经历，让他跨越了学校规则的界限。对于早恋问题，校方总是如临大敌。“如果在学校被发现会很惨，会请两边家长出面。有些老师甚至偏要把你当众揪出来，不给你留面子。”赵彦若说。
当赵彦若的母亲看到他与女孩的暧昧留言时，赵彦若选择不藏着掖着。在孙瑞雪看来，赵彦若作出这种反应，是蒙氏教育的成功。“蒙氏教育出来的孩子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明显的叛逆期，越近青春期，和家长的关系反而更融洽。”孙说。
条件新了，问题还是旧的
17年过去，第一批从孙瑞雪学校毕业的学员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孩子，目前正在国外上学。
赵彦若中午在QQ上现身，常能碰上现在南非、英国等地求学的老同学。从同学那里，让赵彦若对国外宽松自在的教育心生向往，或许不等大学毕业，他就会选择出国留学。“主要是喜欢那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天天听新闻联播唱人民生活很幸福，我需要听到看到一些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东西，能让人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更全面的认识。”赵彦若说。
而孙瑞雪的儿子包雨仑，则在高二时，就干脆被送到美国接受教育。“主要是担心他在那种学习模式下，日久之后，儿时养成的思维也会改变。”
孙瑞雪蒙氏办学进入第18个年头的时候，已经不再愿意承认自己是蒙台梭利理论的全盘实践者，因为“蒙氏教育的核心是爱与自由，而我们这儿一听自由，就跟洪水猛兽似的。更不要说蒙氏教育和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相抵触的，在一种老师对孩子权威的教育体系中，无法做到让老师蹲下来，让老师平心听孩子哭泣”。
段武宽老师则体会到，“跟那一批学生比起来，现在孩子的家长更看重一些量化的标准。”小学入学考试不仅有严格的认字量要求，还要考数学英文。
为此，在小学和幼儿园教育之间，孙瑞雪学校开办了一种“预科班”模式。在课堂上相应地增加识字量，以提高孩子在小学入学考试中的竞争力。
据蒙氏国际培训机构（AMI）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以蒙氏为名的有300多家幼儿园，但经AMI认证的蒙氏教师不过200多名，即一个蒙氏幼儿园配备一名持证教师都不够。
蒙氏教育办学在中国仍是星星之火，但蒙氏品牌却已成滥觞之势。各种早期教育机构，乃至贩卖教具的厂商，不乏假“蒙氏”之名，提高收费标准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霍力岩教授警示，担心蒙氏教育成为学前教育早收费的招牌，更不要以为“蒙氏教育就是一屋子教具”。
AMI在上海市郊的嘉定育英幼儿园首设蒙氏教师培训点。三个蒙氏班由一班持证蒙氏教师带教，教室里摆置着价值二十多万的荷兰全进口教具，俨然全套蒙氏教学的“标配”。
目前在国内开展蒙氏教育较早，且直接受到AMI顾问的学校，诸如杭州武林门机关幼儿园、上海育英幼儿园等，开始注重从教师到教具，全盘复制AMI的国际标准。但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蒙氏教学的办学成本和进入门槛，使得上述学校的招生，有相当一部分面向港台学生，或者父母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家庭。
从台湾举家迁来大陆的陈妈妈，听说育英幼儿园试行蒙氏教育，就把小女儿Marie送进了蒙氏班，而她的大儿子Eric则在育英念“上海市二期课改”的平行班。时间一长，她观察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行事风格“真的有差”。
四岁的妹妹即便独自在家，做父母的也觉得颇为放心。她不仅能自觉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甚至是玻璃器皿的摆置，还会反过来叮嘱年长两岁的哥哥。而哥哥的毛糙不全是脾性使然，陈妈妈留意到，他在做数学习题之类时，总是急于翻看答案，好像“对不对”对他特别重要。而妹妹一摊开画纸或书本，一坐就是一下午，全然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仔细看哥哥的行为，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当初是这样被教大的，把事情做完，有个交代就好，就像考试考一百分就行。” 更让陈妈妈忧心的是，开学即将升入小学的儿子，已经忙于应付花样百出的小学入学考试。
看着考场上的学龄前孩子被迫抓笔写字写到哭，她有时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接受了蒙氏教育之后，孩子到底能不能再适应大陆的教育？
蒙氏教育在中国
早在20世纪初，《蒙台梭利教育法》就出现了中文译本。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评价蒙台梭利说：她的努力和功绩，揭开了幼儿教育新篇章，使幼儿教育耳目一新。
1923年，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蒙养园，开办了两个蒙台梭利班，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合拍。
20世纪30年代，蒙台梭利博士亲自致函中国教育部长，邀请中国派员赴罗马参加教师培训，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回复称：“你的教具颇多，但不甚经济，中国多采用设计教学法，教材取自生活，不需购置教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教育部以苏联的学前教育模式改造中国的幼儿教育。蒙台梭利教育法被冠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教育”等名号，遭到全盘否定。
1985年，《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重启了在中国中断了60年的蒙台梭利教育。此后，蒙台梭利的４本专著《童年的秘密》等相继出版。
1994年，台湾蒙台梭利启蒙研究基金会单伟儒将蒙台梭利教育引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和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1995年，孙瑞雪在西北宁夏银川创设了“爱与自由”教育机构，并最早开设了蒙氏实验小学。
2007年，蒙氏国际培训机构（AMI）正式进入中国，成为亚洲地区除泰国和日本以外的又一个教师培训点。一位AMI持证蒙氏教师的成本为6万-7万元。
蒙氏教育关键词
生命力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生长是由于内在的生命潜力的发展”。尊重孩子的生命力，是蒙氏教育的核心。对于传统学校压抑学生自发冲动的做法，蒙台梭利曾予以猛烈抨击“在那样的学校里，儿童像被钉子固定的蝴蝶标本，每人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桌子边”。
儿童之家
最早的“儿童之家”是蒙台梭利在罗马贫民区设立的，3—6岁的儿童共处一室，有一个大的花园，学生可自由进出；有轻巧的桌椅，4岁儿童就能随意搬动；还有长排矮柜，儿童可任意取用各种教具。孩子在“儿童之家”里享受充分的自由，但他们必须自觉把各种教具安然放回原处。
敏感期
蒙台梭利在《有接受力的头脑》中谈道，“没有比童年更需要智力方面的帮助了。”儿童的各种心理机能存在不同的发展关键期，例如，2－6岁是对良好的行为规范的敏感期，2－4岁是对色、声、触摸等感觉的敏感期。某种感觉能力在相应时期内出现和消失，当它们出现时，能最有效地学习；而忽视了敏感期的训练，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个体化教学
蒙台梭利强调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发展节律，教育要与儿童发展的敏感期吻合。在蒙台梭利“儿童之家”，每天上、下午持续各达三个小时的教学时间里，班上的每个孩子依循各自兴趣和发展的程度不同，都有几项“工作”要去完成。每个孩子的学习进程都在老师的观察手册上记录备案，并定时更新和定制个别化的“工作”计划。
同样以个位数乘法为教学目标，同样以串串珠做教具，不同程度的孩子完成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四岁的孩子通过找到与数字相应的串珠，再一颗一颗地数出它们，来得出答数。老师的观察结论，会记录下“手指的小肌群得到锻炼，为书写作好了准备”。而六岁的男孩则可以借助在教室里悬挂的“串串珠”乘法演示表，尝试着套用乘法口诀得出答数。
今年高考一张榜，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应声落入银川二中高考生赵彦若的囊中，也应验了考前一周他对记者放下的“豪言”：报考清华北大，成绩有点悬；报考其他全国重点院校，则十拿九稳。
不过，高考完后，他头脑里冒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念头—想当个厨子，“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很雷”。
在他蒙氏教育的启蒙老师谭雄洁看来，“这是个被爱包围的孩子”，即便有不合常理的想法，家长也常听任之。
赵彦若是个有主张的孩子，平日里喜欢听听韩寒、郎咸平们的说道，在学校里也颇“能来事儿”。高考一结束，他就张罗着为高一、高二同学暑期补习的活儿，想趁机赚点“家用”来做去宁夏西南山区支教的经费。
高考后，赵彦若与杜一凡等同学约定，重回“孙瑞雪学校”。当年，他们是“孙瑞雪教育机构”招生的第一批孩子。这26名孩子，从幼儿园至小学阶段，在那里接受了6年以上的蒙台梭利教育（以下简称“蒙氏教育”）。接下来的6年，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到了今年，他们大多刚刚迈进高考的门槛。
蒙氏教育是意大利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女士在1907年创立的，百年来在西方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华德福、瑞吉欧等试验教学法一起，被联合国认定为“最符合人类理想的教育”。
与传统教育注重应试能力和知识培养不同，蒙氏教育把孩子看成是“一个精神胚胎”，教育的原则是“要尊重孩子的内心发展”。
17年间，打着蒙氏旗号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渐成一股风潮。作为最早的一支实践力量，孙瑞雪学校从1995年起就在开始试验。
“孩子们一下子感到被解放了”
孙瑞雪初创蒙氏实验班的时候，正逢一批宁夏的单位机关幼儿园改制，从公办转成民办。她接手了一家职工幼儿园，随后又在出租屋里办起蒙氏小学，和对街的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相比，显得条件寒碜，据孙瑞雪回忆，当年的教具都是参考图纸请当地木匠打造的。
最初进幼儿园的孩子，包括孙瑞雪自己的儿子包雨仑在内，不过十来个。
赵彦若上小学的时候，本要去离家不远的银川市二十一小。当他的父母路过孙瑞雪学校门口，被一句“善待孩子以爱与自由”的宣传口号抓住了眼球。
班上另一个同学杜一凡，入学更属偶然。因为顾虑孙子的个头高，在普通学校里势必被安排在最后一排。“看不清黑板，听不清讲课，对坐在教室最后头的孩子，老师多半爱管不管，一不小心就沦落成差生”。 杜一凡爷爷杜金城回忆说。
学校奉行蒙氏的小班和混龄教育，单冲这一点，这些“头一个吃螃蟹”的父母就把孩子送进来了。到了蒙氏小学招收首批学生，两个班级50个人的名额，也只招了43个。
“很多人跟我说，我们应该在蒙氏班之外，再开一个平行班为蒙氏班筹经费，但我拒绝了。”孙瑞雪说，多亏了当初的一班家长，让她的老师们有机会把书面上的蒙氏理论落实到实践中，那批孩子也几乎成了蒙氏教育在中国的“小白鼠”。
何谓蒙氏教育？不要说在大西北，当时在全国，也仅仅只有几本蒙台梭利理论文集流传于学术圈中。还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孙瑞雪，从一本台湾版《蒙氏教育的科学的简介》，读出了“我们的传统教育存在知识和生活的分裂”的切肤之痛。继而，她远赴位于泰国曼谷的蒙氏国际培训机构(AMI)求学，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持证的蒙氏教师之一。
杜金城对蒙氏的认识，几乎全凭几十年教子育孙的直觉。他自觉对儿子的教育，遵循传统，过于苛责；而对孙子，他决定不再这么干，“电视上都讲对孩子要以鼓励教育为主”。
家长们从刚入园的孩子口中，得到的蒙氏教育的反响，好得出奇。原来一进课堂，就把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居然受老师“怂恿”不必再遵守这套规矩了。
孙瑞雪发现，“孩子们一下子感到被解放了。”只是，在此后的一个月里，老师们花费了不少精力在四处寻找孩子，他们时而在教室后方的橱柜里被发现，时而在花坛里被发现。人被找到时，已经一个个玩得筋疲力尽，昏睡过去。
两个月过去，这帮突然“被解放”的孩子，个别甚至出现了“退化”现象。孙瑞雪在教室里看到，一个急着喊“尿尿”的孩子，还没走到厕所门口，裤子已经褪到了脚跟儿。
“这是蒙台梭利所谓的‘退化’现象，但和一般人想象的恰恰相反，这说明蒙氏教育在起作用。”孙瑞雪跟家长一沟通，如理论所言，这个孩子在便溺期存在着被过度压抑的情况，“退化期”过后，也标志着孩子进入敏感期的开始。
在蒙氏的教育理论中，敏感期的孩子能通过“自性”来认知事物。用孙瑞雪在《爱与自由》一书中的话说，“智力就是从感觉发展到概念”。她常在家长面前，举儿子包雨仑识字为例。
包雨仑两岁时，任凭孙瑞雪怎么引导他“书”的概念，“总是在书架前一阵乱扒拉，然后撒泡尿，就走开了。”
直到一天，银川的天空湛蓝，扶着卡车栏杆的包雨仑，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第一个字“天”；紧接着猛用脚跺地，脱口而出“地，地”。孙瑞雪狂喜地抓住视野交汇处的景物，想引导孩子说出天与地之间的“树”，他却不再响应。
孙瑞雪为了在课堂上推演这套认知方式，甚至增设了象形文字课。尽管这种古老的文字早已失去了应用价值，但在她看来，却是把心灵和符号的认知合为一体。
小学四年级时，赵彦若父母曾几次想说服赵彦若转去传统学校，以适应日增的学业压力。“他们担心我们这边管得太松，到小学升初中再适应就来不及了。”孙瑞雪回忆说。但在赵彦若的一再坚持下，他的父母出于对孩子的尊重，最终没有再提。
虽然家长和老师对蒙氏教育的见解时而存在分歧，但直到小学毕业，只有极个别学生从班上转走或退学。
“从蒙氏班出来的孩子，
‘自我’特别强”
2004年，孙瑞雪学校第一批孩子小学毕业，纷纷进入银川的公办中学。孩子能否适应传统教育方式？能否应对好应试教育模式？家长们顾虑很大。这个顾虑被证明并无必要。蒙氏教育在抽象思考能力培养方面的专长，使得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学科普遍有一定的优势。
这批孩子中的早慧者如杜一凡，还没念完五年级，就被银川二中附属的景博中学跳级录取。他不仅身高高人一头，成绩也是一向拔尖，在传统学校的应试搏杀中不落下风。用爷爷的话说，“杜一凡从来不是班上考第一的学生，但他总在前五名徘徊。”
去年七月，杜一凡就被北京大学法学系录取，成了这批蒙氏孩子第一个考取大学的“大师兄”。
据孙瑞雪学校的不完全统计，赵彦若这批学生今年参加高考的成绩普遍过了全国一本录取分数线。当初，孙瑞雪学校跟踪这批孩子在中学的表现时，反馈却不是这么“一路高歌”。
中学老师们苦水连天，当年赵彦若的小学班主任段宽武评价“从蒙氏班出来的孩子，‘自我’特别强”。有的孩子能把业余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却不愿当班干部。一遇到老师当众教训学生，他们即便不当面顶撞，也会通过写作文质疑老师的做法。
进入银川十七中的张柳一，在语文老师任教的第一节课上，突然从座位上蹿起来，打断老师授课，直陈对课文的不同理解。语文老师找班主任告状，张柳一步不让，“明明就是老师讲错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这个孩子在高中阶段就被父母送去了新加坡。
这种不适应症表现得更极端的是孙瑞雪的儿子包雨仑。上了中学后，他每天放学归来都不吭气，倒头就睡。“好像一觉过后，才是一天生活的真正开始。”孙瑞雪说。
有一次考试试题，要求解读这句诗中所蕴含的生活美德：假如你是一颗珍珠，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假如你是一块泥土，会被踩成一条路。包雨仑干脆交了白卷，因为“这题我不能写，这是违背人性的，人性有一种自然向上的内驱力”。
到了高中，包雨仑提出每周只在学校上四天课。除了感兴趣的物理化学课程，其他课上他总忍不住瞌睡，颇不受老师同学“待见”。但包雨仑这个举动，赵彦若特能理解。“以前在孙老师学校，如果课上打个盹，同学可能忍不住从旁推搡提醒，老师都会走过来制止，因为你有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听。”
“毕竟，不是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是孙校长。”赵彦若感慨，父母早早为自己打好了预防针，“出去以后不是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老师说，在普通学校简单地服从老师安排就好。”
这个自认“自由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学生，融入传统教育的过程几乎不着痕迹。但在高一、高二时的一段恋爱经历，让他跨越了学校规则的界限。对于早恋问题，校方总是如临大敌。“如果在学校被发现会很惨，会请两边家长出面。有些老师甚至偏要把你当众揪出来，不给你留面子。”赵彦若说。
当赵彦若的母亲看到他与女孩的暧昧留言时，赵彦若选择不藏着掖着。在孙瑞雪看来，赵彦若作出这种反应，是蒙氏教育的成功。“蒙氏教育出来的孩子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明显的叛逆期，越近青春期，和家长的关系反而更融洽。”孙说。
条件新了，问题还是旧的
17年过去，第一批从孙瑞雪学校毕业的学员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孩子，目前正在国外上学。
赵彦若中午在QQ上现身，常能碰上现在南非、英国等地求学的老同学。从同学那里，让赵彦若对国外宽松自在的教育心生向往，或许不等大学毕业，他就会选择出国留学。“主要是喜欢那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天天听新闻联播唱人民生活很幸福，我需要听到看到一些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东西，能让人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更全面的认识。”赵彦若说。
而孙瑞雪的儿子包雨仑，则在高二时，就干脆被送到美国接受教育。“主要是担心他在那种学习模式下，日久之后，儿时养成的思维也会改变。”
孙瑞雪蒙氏办学进入第18个年头的时候，已经不再愿意承认自己是蒙台梭利理论的全盘实践者，因为“蒙氏教育的核心是爱与自由，而我们这儿一听自由，就跟洪水猛兽似的。更不要说蒙氏教育和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相抵触的，在一种老师对孩子权威的教育体系中，无法做到让老师蹲下来，让老师平心听孩子哭泣”。
段武宽老师则体会到，“跟那一批学生比起来，现在孩子的家长更看重一些量化的标准。”小学入学考试不仅有严格的认字量要求，还要考数学英文。
为此，在小学和幼儿园教育之间，孙瑞雪学校开办了一种“预科班”模式。在课堂上相应地增加识字量，以提高孩子在小学入学考试中的竞争力。
据蒙氏国际培训机构（AMI）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以蒙氏为名的有300多家幼儿园，但经AMI认证的蒙氏教师不过200多名，即一个蒙氏幼儿园配备一名持证教师都不够。
蒙氏教育办学在中国仍是星星之火，但蒙氏品牌却已成滥觞之势。各种早期教育机构，乃至贩卖教具的厂商，不乏假“蒙氏”之名，提高收费标准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霍力岩教授警示，担心蒙氏教育成为学前教育早收费的招牌，更不要以为“蒙氏教育就是一屋子教具”。
AMI在上海市郊的嘉定育英幼儿园首设蒙氏教师培训点。三个蒙氏班由一班持证蒙氏教师带教，教室里摆置着价值二十多万的荷兰全进口教具，俨然全套蒙氏教学的“标配”。
目前在国内开展蒙氏教育较早，且直接受到AMI顾问的学校，诸如杭州武林门机关幼儿园、上海育英幼儿园等，开始注重从教师到教具，全盘复制AMI的国际标准。但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蒙氏教学的办学成本和进入门槛，使得上述学校的招生，有相当一部分面向港台学生，或者父母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家庭。
从台湾举家迁来大陆的陈妈妈，听说育英幼儿园试行蒙氏教育，就把小女儿Marie送进了蒙氏班，而她的大儿子Eric则在育英念“上海市二期课改”的平行班。时间一长，她观察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行事风格“真的有差”。
四岁的妹妹即便独自在家，做父母的也觉得颇为放心。她不仅能自觉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甚至是玻璃器皿的摆置，还会反过来叮嘱年长两岁的哥哥。而哥哥的毛糙不全是脾性使然，陈妈妈留意到，他在做数学习题之类时，总是急于翻看答案，好像“对不对”对他特别重要。而妹妹一摊开画纸或书本，一坐就是一下午，全然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仔细看哥哥的行为，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当初是这样被教大的，把事情做完，有个交代就好，就像考试考一百分就行。” 更让陈妈妈忧心的是，开学即将升入小学的儿子，已经忙于应付花样百出的小学入学考试。
看着考场上的学龄前孩子被迫抓笔写字写到哭，她有时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接受了蒙氏教育之后，孩子到底能不能再适应大陆的教育？
蒙氏教育在中国
早在20世纪初，《蒙台梭利教育法》就出现了中文译本。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评价蒙台梭利说：她的努力和功绩，揭开了幼儿教育新篇章，使幼儿教育耳目一新。
1923年，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蒙养园，开办了两个蒙台梭利班，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合拍。
20世纪30年代，蒙台梭利博士亲自致函中国教育部长，邀请中国派员赴罗马参加教师培训，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回复称：“你的教具颇多，但不甚经济，中国多采用设计教学法，教材取自生活，不需购置教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教育部以苏联的学前教育模式改造中国的幼儿教育。蒙台梭利教育法被冠以“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教育”等名号，遭到全盘否定。
1985年，《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重启了在中国中断了60年的蒙台梭利教育。此后，蒙台梭利的４本专著《童年的秘密》等相继出版。
1994年，台湾蒙台梭利启蒙研究基金会单伟儒将蒙台梭利教育引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儿园和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1995年，孙瑞雪在西北宁夏银川创设了“爱与自由”教育机构，并最早开设了蒙氏实验小学。
2007年，蒙氏国际培训机构（AMI）正式进入中国，成为亚洲地区除泰国和日本以外的又一个教师培训点。一位AMI持证蒙氏教师的成本为6万-7万元。
蒙氏教育关键词
生命力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生长是由于内在的生命潜力的发展”。尊重孩子的生命力，是蒙氏教育的核心。对于传统学校压抑学生自发冲动的做法，蒙台梭利曾予以猛烈抨击“在那样的学校里，儿童像被钉子固定的蝴蝶标本，每人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桌子边”。
儿童之家
最早的“儿童之家”是蒙台梭利在罗马贫民区设立的，3—6岁的儿童共处一室，有一个大的花园，学生可自由进出；有轻巧的桌椅，4岁儿童就能随意搬动；还有长排矮柜，儿童可任意取用各种教具。孩子在“儿童之家”里享受充分的自由，但他们必须自觉把各种教具安然放回原处。
敏感期
蒙台梭利在《有接受力的头脑》中谈道，“没有比童年更需要智力方面的帮助了。”儿童的各种心理机能存在不同的发展关键期，例如，2－6岁是对良好的行为规范的敏感期，2－4岁是对色、声、触摸等感觉的敏感期。某种感觉能力在相应时期内出现和消失，当它们出现时，能最有效地学习；而忽视了敏感期的训练，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个体化教学
蒙台梭利强调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发展节律，教育要与儿童发展的敏感期吻合。在蒙台梭利“儿童之家”，每天上、下午持续各达三个小时的教学时间里，班上的每个孩子依循各自兴趣和发展的程度不同，都有几项“工作”要去完成。每个孩子的学习进程都在老师的观察手册上记录备案，并定时更新和定制个别化的“工作”计划。
同样以个位数乘法为教学目标，同样以串串珠做教具，不同程度的孩子完成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四岁的孩子通过找到与数字相应的串珠，再一颗一颗地数出它们，来得出答数。老师的观察结论，会记录下“手指的小肌群得到锻炼，为书写作好了准备”。而六岁的男孩则可以借助在教室里悬挂的“串串珠”乘法演示表，尝试着套用乘法口诀得出答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