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龙文集有“嘲”——《嘲褚常侍》《牛责季友文》两篇，乃西晉散文中的奇文。所谓“嘲”者，虽汉代有之，然体无所归，漫谓之“杂”。就其本质，近乎俳谐。“辞虽倾迥，意归义正”（《文心雕龙·谐隐》），用笔幽默诙谐，然讽喻弊政，讥讽时世，意在匡正世风，故言虽不经，却义归于正。陆云杂体，刻画了两位落魄文人的形象，笔墨近乎游戏，口吻诙谐调侃。名之为“嘲”为“责”，实乃为褒为奖。同情之心，油然生于言外;抑扬之中，辞锋直刺现实，藉此而阐释深刻道理，虽杂以嘲戏，而寓庄于谐，颇类后代之杂文。然而，学界将其弃之不顾，令人扼腕叹息。
　　《嘲褚常侍》以诙谐的笔墨，调侃的语调，勾画了褚常侍形象——怀才不遇，安贫乐道，却最终在君子的语言暴力下，不得不随俗浮沉。文章开篇即曰：“前临川府褚老常侍，君子谓吴如是乎能官人。”不作铺垫，峭然而起，树立了一位善于御民的官吏形象。用“如是乎”的君子惊诧语气，更突显其无与伦比的官人之才。然后按下其人不表，却专论御民之意义：
　　官人，国之所废兴也。古之兴王，唯贤是与。吕望渔钓，而周王枉驾。宁戚叩角，而齐王忘寐。委斯徒而靡好爵，释短褐而服龙章。姬姜之族，非无人也;亲昵之爱，非无怀也。取彼庸贱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贤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时，匡霸以济。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
　　国之兴废，在于择官，故盛世之君，唯举贤才。吕望渔钓渭水，遇文王而得举;宁戚叩角而歌，遭桓公而为用。唯因贤才是举，上古有九贤治世，天命归之;齐桓有五子辅佐，终成霸业。作者还特别指出，周用吕望、齐用宁戚，并非族无贤才，国无昵亲，之所以用此地位卑贱之人，唯在御民以兴国。如若从国家的用人之道和人物的旷世之才两个方面推想，褚常侍必然际会风云，腾霄飞举。然而，现实却大跌眼镜：
　　褚氏，大夫之常佐，远邦之贱司。才则邵矣，官实陋矣。而拔出群萃，超升阶闼。虽文王登师，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闻之喜曰：“君子之言，岂虚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谓褚常侍于是乎不谦。谦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谦之不存，德无柄矣。
　　现实中的褚常侍却沉沦下僚，才美官微。本是出类拔萃，超乎廷僚，有吕望、宁戚官人之大才，却无吕望、宁戚之际遇。然而，当他闻之官人得才、文王以宁之诗时，喜之不禁，心满意足，一是君子之言肯定了他的官人之才，窃喜;二是君子之言暗示了他的未来前程，期待。然而，这一点虚幻的心理安慰，也被现实打得粉碎——君子指责其毫不谦逊、不敬其位、道德无本。然后，文章又正襟危坐地进一步阐治乱之道，以及君子对褚常侍的严厉批评：
　　世之治也，君子自以为不足，故撙节以求役于礼，敬让以求安于仁。世之乱也，在位者自以为有余，故爵丰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复广。世之治乱，恒由此作。今褚侯蝉蜕槁木，鹄鸣玉堂，不庶几夙夜允集众誉，而意充于一善，心盈于自足。足则无求，盈则无戒。不求则善远之，无戒则恶来之，亦何以为君子哉？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慎之至也。
　　将官人者的道德与谦逊上升到国家治乱的高度，指出：治世，君子自谦道德不足，故遵循法度而规范于礼，恭敬谦让而安心于仁;乱世，在位者以为道德有余，故位高禄丰却贪欲不止。而褚常侍虽然翱翔华堂，却栖身枯木，安于现状，不求众誉，意满于一己之善，心足于既得之位。为此，又遭到君子无端指责：心足则无所追求，意满则缺少警戒，其结果是“善远之”“恶来之”，何能成为君子？诗之所云，君子必须至慎啊。按照文章本来的逻辑思路，褚常侍安于位、养其德、敛心自谦，正合乎国家治乱之道，然而却又出人意外地遭到君子的指责。如此现实，对褚常侍来说，欲进无路，欲退不能，真正进入进退维谷的人生窘境。可是文章的结尾却大出人所料：
　　褚常侍闻是言也惧，谓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几矣。闻善而喜，过又应之惧。嘉服义之贤，而拜谠言之辱。规同禹迹，义均罪己。君子哉！吴无君子，斯焉取斯！”
　　本是持守自我的褚常侍反而以无端指责为良言，终于“幡然醒悟”，这本是一幕丧失了自我的人生悲剧;可是，君子以为褚常侍能拜受直言之辱，如禹汤之能罪己，赞誉其是真正的君子，文章以含泪的喜剧收场。本来，褚常侍心如槁木，超越荣辱，意止于善，超越得失，结果却在君子的指责下，不得不走向与君子随俗浮沉的人生。褚常侍人生“被塑造”的过程，恰恰是一个人性“被异化”的过程。然而，人性异化后的褚常侍，却被君子赞叹“吴无君子，斯焉取斯”而推崇备至。这就深刻揭示所谓君子社会是怎样的颠倒是非，人性本真又是如何的被社会异化！
　　全文以褚常侍窘迫人生为切入点，深入论述举贤兴国之理，世道治乱之由，从具体人物的境遇抽象出普遍的治国用人之理;以褚常侍人生观的转变为收束，揭示了君子文化的虚伪及其对人性的异化。语言幽默，词锋通脱，而意蕴精警。文章虽短，却跌宕回环，出人意表。以正笔入题，以反承破题，再以调侃转折，以“喜剧”合题。运用两种不同的对比方法：第一，显性对比。褚常侍“如是乎能官人”与“大夫之常佐，远邦之贱司”才美官卑对比，揭示其有吕望、宁戚之才而无君识遇合的落魄;褚常侍栖身槁木，安贫乐道，与爵丰而求厚、位隆而欲广者对比，揭示其不遇于时、不得其君的窘迫。用笔似贬，实是褒之;明写人物，暗讽现实;诙谐幽默，义归于正。第二，隐性对比。褚常侍不“允集众誉”，“意充于一善，心盈于自足”与君子“不求”“无戒”的无端指责对比，揭示了挂着正人君子徽号背后的丑恶嘴脸;褚常侍闻“官人得才”“吾得此足矣”之喜与闻“不求”“无戒”却“谓之昌言也而拜之”的恐惧心态对比，揭示所谓君子文化对人性异化的巨大影响。笔触深入社会本质和君子文化的劣根性，在调笑抑扬、漫画夸张的灰色幽默中，浸透着冷峻的现实沉思。
　　《牛责季友文》与《嘲褚常侍》皆正言反说，意在讥刺，然立意用笔，却有不同。前文讽刺对象明确，后文讽刺对象隐晦。前文以说理为核心，亦正亦反;后文以人物为核心，反语正说。从表层看，主旨是劝其离隐仕进;从深层看，讽刺乃在其怀才不遇的现实。开篇以常理切入：“天造草昧，万物化淳。类族殊品，莫尚乎人。”虽自然造化万物，物有殊品，各以类聚，然人为万物之灵。突出人在宇宙造化中的特殊地位，乃为后文写人铺垫。然后即以夸饰之笔，描述季友之才异于常人，却高蹈山林，故切言劝之： 　　今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圆规以仪天。該芳灵之凝素，挺协气于皓玄。故神穷来契，思洞无闲。踊翰则愤凌洪波，吐辞则辨解连环。子何不绝渊而跃，照日之光，使颖秀旸谷，景溢扶桑。俯经见龙之辉，仰集天人之堂。
　　季友戴天履地，道法自然，钟天地之灵秀，得自然之和气，才思敏捷，洞悉幽微，挥笔则情如波涌，吐辞又妙语连珠。然而，如此俊彦，却韬光养晦，遁世隐居。故作者带着急促的语气劝之：子何不如龙跃于渊，日光之升，离隐出潜，辉耀天人！后文又以调侃笔调描述季友弃世遁隐的窘迫现状：
　　维子之服，既玄而素。今子之滞，年时云暮，而冕不易物，车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珥，华蝉右顾;令朝服青轩，夕驾轺辂;望紫微而风行，践兰途而安步？而崎岖陇坂，息驾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与德，而遗贵与富之甚哉！
　　他人纡青拖紫，子着隐士之服，沉沦落魄，岁月蹉跎，冠冕不改，车服依旧。何不戴玄貂、饰华蝉，乘华美之车，安步于芬芳之途，风驰于天子之宫！反而奔走于崎岖山路，息驾于郊外荒郊，乘病牛而含悲？何必推崇道德、敝屐富贵，如此之甚呢！所以，作者又以叹息的语调劝之曰：
　　日月逝矣，岁聿其暮。嗟呼季友，盛时可惜。迨良期于风柔，竞悲飚于叶落。陈谠言于洪范，图遗形于霄阁。使景绝而音流芬，身荐而荣赫奕。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时，予请迹于桃林之薄。
　　嗟乎，日月流逝，盛年难在，须趁青春年华，不必老大伤悲;为朝廷大法献言献策，在凌烟阁上图其遗像，即使身亡影绝，亦可青史留芳。最后，以决绝的语言告之曰：如若不及建功立业，就请你遁迹荒僻山林——不要在人世间晃眼啊。表面上，作者似乎是正说，批评其身怀奇才而不用于世，所以劝其离隐仕进。深层里，却名为责难，实为褒扬。其“何子崇道与德，而遗贵与富之甚哉”句，说明不仅季友才秀，而且德厚，所以弃世高蹈，处境落拓，实在有难以言说的现实原因，只是个中原因，留余言外而已。同样，两处“何不”的责难，亦是表面指责季友，深层批判现实。“纵我不往，子宁不来？”野有遗贤，或因贤才者乱邦不入，或为治政者昏聩不察。如果联系作者当时入洛仕晋的艰难处境，即可推想其中也蕴涵着作者理想之失落。此外，作者也借批评季友的口吻，间接描述了达官贵族生活的奢华、权势的追逐和气焰的煊赫，唯将批判的锋芒隐蔽到巧妙的叙述背后而已。从结构上看，文章虽短，却反复渲染，有扬有抑，结尾之调侃，更留有不尽之余味。表面上责季友潜隐不仕，而深层里痛惜其不遇于时。在杂以嘲戏之中，鼓荡着勃郁不平之气。
　　从文体意义上，士龙二文颇类俳谐。俳谐之体渊源久长，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为先导，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踵其武，至魏晋则大放异彩。《文心雕龙·谐隐》曰：“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发嘲调，虽抃推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晳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其俳谐之文即有三国麋元《吊夷齐文》，西晋潘岳《丑妇》、束晳《饼赋》等等，然皆“辞浅会俗”，虽可以娱心，终止于“悦笑”而已，“曾是莠言，有亏德音”，缺少警动人心的意义。士龙之文皆以具体人物的怀才不遇为描写对象，而后上升到治政举贤之理，名为“嘲”人“责”人，实是“嘲”世“责”世。虽也调笑抑扬，涉笔成趣，但语带讥讽，警世醒心。特别是《嘲褚常侍》一文，在翻转腾挪中，浸透彻骨的悲凉，调笑之中浸透着眼泪，别有精警动心之处。
　　简要言之，陆云杂体，辞锋通脱，庄谐随体，涉笔成趣，舒卷自如，“文藻丽密，词旨深雅”，最见其性情的丰富与复杂，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亳州学院中文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