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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家张炜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說《艾约堡秘史》其内核仍是对张炜旧作的精神延续。作家张炜本人所坚持的“现代观念”则导致这篇小说对于农村问题的反映局限于道德层面的声讨，使得小说原本着意探讨的现实问题被窄化，历史问题被轻化。
关键词：张炜 《艾约堡秘史》 现实 道德
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秉持着自己数十年来对于中国现实的热切关注，以农村现代化作为对现实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以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所发生的摩擦作为小说情节构建的主要矛盾，围绕这一矛盾，淳于宝册、欧驼兰、吴沙原、老肚带、女副总等角色纷纷上场，开始表演。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谈及长篇小说在反映现实时的优势，“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张炜在这篇小说中所想要书写的是中央一号文件中“壮大新产品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乃至于“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这些政权颁布的强势话语条例投射之下的阴影地带。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表述第一次明确是1954年“四个现代化”中的建设“现代化农业”，而“以农养工”“城乡分割”的局限使得“现代化农业”建设局限于农业本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现代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对农村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乡村治理等“农村”意义上的现代化讨论才真正展开，包含农民、农业、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经济被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讨论范畴之中，历观中央一号文件，国家一直在寻求农村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改革新动能，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农民增收，基层组织和政府的管理相洽，农民的文化需求等等具体层面，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张炜想要反映的是供给侧改革、乡村转型，乡村景观多功能再造的政治与市场需求之下，传统与现代冲突背后的隐痛。这种问题的存在是普遍的，并非中国自己的病症，阿瑟·刘易斯在1954 年发表的文章《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门，一个是现代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而这种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促进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张炜想要找到的，就是这样问题的中国写法，中国表述。但在小说叙事处理中，张炜避开了一些政治性因素，而去充分强调道德与理想之辩，将复杂的现实问题当作片面的道德问题去反映，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下复杂现实问题的一种降格处理。由此，张炜引以为傲的小说中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浮于海面的一块朽木，他所谓形式上的“雅文学”传统也成了无源之柢。
一、 心爱的主角
作家很偏爱他笔下的淳于宝册，对其充满了怜惜之情。于是，他以这人物承载了颇具分量的历史内容，并寄希望于以他的个人经验的历史去“揭示许多社会的秘史”。在张炜和顾广梅的访谈中，张炜一直强调淳于宝册是一个“一流人物”——“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既虚荣又虚伪，但有时又非常真挚，极其善良或残忍。所谓的‘伟大人物’也难免如此”。“淳于宝册是第一流的人物，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 。在张炜笔下，这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淳于宝册深觉短暂人生时间不够，“不甘心”“短促地走过这一趟”。张炜毫不吝惜对自己笔下人物进行这种类似于天才式品格的夸赞，这和他的文学认识相一致，是他对于天生的审美能力的强调，他说：“很多人常问一个问题： 作品为谁而写？ 回答只能是为那些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同时他否认这一“文学阅读能力”与学历相关，“这是生命中天生拥有的一种能力”。他甚至有些揶揄着说：“所以有时候将一本书交给那些有了成见的人， 反而是不可期待的。如果心里装了许多教条和术语，怎么会自由自在地感受？” 作家笔下寄予深厚感情的伟大人物性格塑造是多面的，张炜力图将淳于宝册勾画为“巨大的虚伪和超人的真挚，还有下流”，“淫秽却又纯洁，不顾一切的热烈追求”的立体人物，并花大量笔墨书写淳于宝册曾经历的苦难历史，以此来说服读者，他一流的天才品格是被锻造而成的，具有合理性。同时，作者也花费了大量心思去勾勒人物的心态的历时性变化，从淳于宝册充满急切欲望地自我询问：“何时才能拥有这个海湾？”到自我挣扎地自言自语：“这有点冒险，如果险胜，那么狸金从此将拥有自己的一段黄金海岸，这是做梦都想要的东西。……也许刀剑上沾了爱情的屑末，才能变得格外锋利。今晚我仿佛品尝了胜利的甜蜜，也再次嗅到了一丝血腥。可我生命的底色是仁慈的，有太多爱，也有太多恨。我将为自己任何一点残忍付出代价，自谴至死，最后煎熬在风烛残年里……”再到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越放越大：“我是说灵魂深处埋了另一种志向，那就是创造出一片心灵的大天地。”
理想主义是张炜一直坚持书写的内容，作家给淳于宝册安排了一个巨富身份，却将他内心安插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奋斗理想和人生目标，他对于过往经历与已经拥有的物质生活具有强烈的怀疑与内省态度，这种怀疑带来的是道义与责任，传承与担当，而这些内容和他创办集团的巨富身份是相背而行的。淳于宝册的理想是精神上的，在爱情和文化方面他希望自己做到极致，却又对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舍不得放弃，他所说的“脱离控制”，借口也罢，对自己的安慰也罢，都是作家心中人物的缺憾，作为淳于宝册理想表征的吴沙原，以情种、精神英雄和苦斗战士的角色，促成人物塑造的补全。
二、 纯美的道德乌托邦与贝阿丽特采的交叠
张炜所建设的农村矶滩角本身就是一个前现代的农村，是由拉网号子和沙滩组成的静态桃源式乡村，也是道德的高地。在张炜的道德天平之上，他将这一静态的“美人”置于受害者的地位。村落的文明伦理被看作是一个自固的结块和堡垒，因而不可被打破，一旦被打破就会失去其纯洁性，因此，面对矶滩角的被打破，淳于宝册就呐喊： “如果有可能，我们要把它原汁原味地保存下去，一直到另一个七八百年！”小说中所勾画的静态封闭的矶滩角和小说中女人的塑造不失为一种对照，是作家思维逻辑的一以贯之。
矶滩角与二姑娘、欧驼兰都是被圣洁化的形象，是纯美的道德乌托邦与圣女贝阿丽特采想象的交叠。矶滩角的组成并非村民、基层政府组织、规模化渔业，而是由模糊的拉网号子、沙滩和老鲇鱼们优美的劳作身影拼贴而成，张炜所搭建起来的矶滩角是一个唯美的道德乌托邦，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二姑娘的名字反复出现于小说中，她的角色是一个“仙人”，是一个“海神”，因此她是不能嫁人的， “‘二姑娘’等于是大伙儿的了！这么俊的闺女，单单归了哪一个，等于伤天害理！”因此，二姑娘会永葆贞洁，淳于宝册像念口号似的宣告二姑娘的非人化——“我看这才公平。真正的美，大美，就该属于所有人”。而欧驼兰的贞洁问题也在第十章第三节中老楦子的调查材料中被专门讨论。 矶滩角与二姑娘、欧驼兰，乃至于吴沙原形象中的部分内容，因为其道德的自洁与天然的正义性，是合而为一的。对于二姑娘的寻找是小说中的一条草蛇灰线，从第五章第四节二姑娘首次出现在拉网号子中；到第十五章第三节作为海神的二姑娘的形象落于笔端是按照欧驼兰的形象描画而就的，两位女性形神重叠；到第十六章第四节淳于宝册将这一重叠关系诉说于欧驼兰，重叠关系彻底明朗。欧驼兰的身影也时时刻刻与矶滩角的存在交叠出现，如在第十一章中淳于宝册的自白：“我处在一生中又一个犹豫不决的时刻，不知该怎样对待那个小渔村。我怕误伤了那个女子，因为时下她与他们在一起，已经不能分开。” 矶滩角是作为道德精神理想的物质存在，二姑娘是作为海神的道德理想精神的抽象存在，欧驼兰则是道德精神理想的人物形象存在。
作家尽力将欧驼兰的形象与淳于宝册身边的其他女人区分开，这样理想精神的现实存在一定不能是“老政委”那样“致命”的女人，这种女人的身份是“战友”；也不能是蛹儿这样的具有无穷肉身魅力的红颜知己，这种女人的身份是“性伴”；更不可能是女副总这样的时刻捧着胸的“骚猪”，這种女人的身份是工具。尽管张炜有意识地将各个女人角色区分清楚，但作家的在处理过程中，仍然让欧驼兰这一圣女化身成为淳于宝册欲望流露的对象，造成了人物形象和整个小说道德结构的错位与偏差。文中多次书写欧驼兰又热又小的“小软手”，她“丰润的双唇”，她脸庞“泛红”，“别有一种妩媚”，“喘着抽手”，欧驼兰的形象存在模糊化的问题。
三、 作为传统的道德
道德，已经成为张炜创作的一个母题存在，他不懈地想要警示世人，地方文明和文化传统正在消逝，正态伦理价值系统正在瓦解和垮塌。这种对于道德主题的过分强调从另一方面看是对于现实问题的降格处理和单一化理解。《艾约堡秘史》中偶有表露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最终也是无疾而终，草草收尾。小说在第六章第三节涉及了一场淳于宝册与老肚带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了一些例如“规划权使用权”“村里人的居住和工作选择权”等实际问题，但很快就以淳于宝册一句情绪化的“这我不管！就看你的了”结束，使得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始终无法深入下去。张炜长期以来，驻扎在他道德的高原之上，睥睨着现代化的中国社会。
张炜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这一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在如今这个以追求全球化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只可能是一场使得人类和其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毁灭的疯狂的欲望行动。” 而他认为现代化的反面正是传统的、道德的、古典的，因此，他的小说从创作内容到创作形式都与作家的个人保守倾向密切相关。在内容上，《艾约堡秘史》接续的仍是张炜在20世纪80年代书写《古船》《黄沙》时期对于技术化的排斥；而其中的知识分子抗争主题，视工业文明如猛兽使人想起《柏慧》；淳于宝册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对立的冲突内核是2001年《能不忆蜀葵》中淳于阳立的精神理想与物质欲望对立的延续；而作为集团高位者良心的不安，也可以在2007年的《刺猬歌》天童集团董事长唐童身上看到影子。
文学形式表达上，张炜自认为“：我继承的是像《诗经》、诸子百家、《史记》 《楚辞》、唐诗宋词和中国的传统戏曲。另外，《红楼梦》 对我影响非常大。”张炜陶醉于自己的写作语言中，“能够享受自己的语言，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如果不能在自己的语言里陶醉，肯定不会有好的写作”。老楦子的材料编纂，淳于宝册的几句“人儿”“在下”，都是张炜所谓“雅文学”的表征，这也是作家对于中国书写的一种有意识靠拢，但因为小说对封闭道德体的构建，导致历史与现实的被腾空，使得张炜津津乐道的语言成为流于表面的文人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同样也是对张炜所言中国传统“雅文学”的轻化与降格。
小说中的主角淳于宝册被封闭在一个自己亲手构筑的城堡上，捧着一个装满了自己的经历的药罐呻吟，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对现代化的控诉，给读者传递的是强烈的虚构感和无力感。而矶滩角同样是一个封闭的道德自足体，这种资本与权力对乡村文明的碾压在张炜的《艾约堡秘史》 中，表现为流于伤感情调的乡村破坏，其中矛盾都以淳于宝册的情感暧昧来调和，丧失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厚重感。这种上层的博弈被弱化作道德精神之辩，是把现实轻化了，那些受到巨大影响的众多村民身影被模糊忽视，或是进行符号化处理，所以小说中无论是关于农村现代化的探讨，还是淳于宝册的内心挣扎都显得假惺惺。
参考文献：
[1] М.巴赫金.小说理论[M].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Z].2016.
[3] 张炜， 顾广梅. 中国故事的讲法：雅文学传统的复活与再造——关于《艾约堡秘史》的对话[J]. 东岳论丛， 2018， 39（9）.
[4]张炜.艾约堡秘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5] 张炜，赵月斌. 茂长的大陆和精神的高原[J]. 青年作家， 2017（10）.
[6] 张炜、王光东.张炜 王光东对话录[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作 者： 张艺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张炜 《艾约堡秘史》 现实 道德
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秉持着自己数十年来对于中国现实的热切关注，以农村现代化作为对现实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以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所发生的摩擦作为小说情节构建的主要矛盾，围绕这一矛盾，淳于宝册、欧驼兰、吴沙原、老肚带、女副总等角色纷纷上场，开始表演。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谈及长篇小说在反映现实时的优势，“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张炜在这篇小说中所想要书写的是中央一号文件中“壮大新产品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乃至于“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这些政权颁布的强势话语条例投射之下的阴影地带。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表述第一次明确是1954年“四个现代化”中的建设“现代化农业”，而“以农养工”“城乡分割”的局限使得“现代化农业”建设局限于农业本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现代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对农村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乡村治理等“农村”意义上的现代化讨论才真正展开，包含农民、农业、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经济被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讨论范畴之中，历观中央一号文件，国家一直在寻求农村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改革新动能，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农民增收，基层组织和政府的管理相洽，农民的文化需求等等具体层面，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张炜想要反映的是供给侧改革、乡村转型，乡村景观多功能再造的政治与市场需求之下，传统与现代冲突背后的隐痛。这种问题的存在是普遍的，并非中国自己的病症，阿瑟·刘易斯在1954 年发表的文章《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门，一个是现代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而这种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促进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张炜想要找到的，就是这样问题的中国写法，中国表述。但在小说叙事处理中，张炜避开了一些政治性因素，而去充分强调道德与理想之辩，将复杂的现实问题当作片面的道德问题去反映，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下复杂现实问题的一种降格处理。由此，张炜引以为傲的小说中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浮于海面的一块朽木，他所谓形式上的“雅文学”传统也成了无源之柢。
一、 心爱的主角
作家很偏爱他笔下的淳于宝册，对其充满了怜惜之情。于是，他以这人物承载了颇具分量的历史内容，并寄希望于以他的个人经验的历史去“揭示许多社会的秘史”。在张炜和顾广梅的访谈中，张炜一直强调淳于宝册是一个“一流人物”——“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既虚荣又虚伪，但有时又非常真挚，极其善良或残忍。所谓的‘伟大人物’也难免如此”。“淳于宝册是第一流的人物，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 。在张炜笔下，这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淳于宝册深觉短暂人生时间不够，“不甘心”“短促地走过这一趟”。张炜毫不吝惜对自己笔下人物进行这种类似于天才式品格的夸赞，这和他的文学认识相一致，是他对于天生的审美能力的强调，他说：“很多人常问一个问题： 作品为谁而写？ 回答只能是为那些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同时他否认这一“文学阅读能力”与学历相关，“这是生命中天生拥有的一种能力”。他甚至有些揶揄着说：“所以有时候将一本书交给那些有了成见的人， 反而是不可期待的。如果心里装了许多教条和术语，怎么会自由自在地感受？” 作家笔下寄予深厚感情的伟大人物性格塑造是多面的，张炜力图将淳于宝册勾画为“巨大的虚伪和超人的真挚，还有下流”，“淫秽却又纯洁，不顾一切的热烈追求”的立体人物，并花大量笔墨书写淳于宝册曾经历的苦难历史，以此来说服读者，他一流的天才品格是被锻造而成的，具有合理性。同时，作者也花费了大量心思去勾勒人物的心态的历时性变化，从淳于宝册充满急切欲望地自我询问：“何时才能拥有这个海湾？”到自我挣扎地自言自语：“这有点冒险，如果险胜，那么狸金从此将拥有自己的一段黄金海岸，这是做梦都想要的东西。……也许刀剑上沾了爱情的屑末，才能变得格外锋利。今晚我仿佛品尝了胜利的甜蜜，也再次嗅到了一丝血腥。可我生命的底色是仁慈的，有太多爱，也有太多恨。我将为自己任何一点残忍付出代价，自谴至死，最后煎熬在风烛残年里……”再到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声音越放越大：“我是说灵魂深处埋了另一种志向，那就是创造出一片心灵的大天地。”
理想主义是张炜一直坚持书写的内容，作家给淳于宝册安排了一个巨富身份，却将他内心安插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奋斗理想和人生目标，他对于过往经历与已经拥有的物质生活具有强烈的怀疑与内省态度，这种怀疑带来的是道义与责任，传承与担当，而这些内容和他创办集团的巨富身份是相背而行的。淳于宝册的理想是精神上的，在爱情和文化方面他希望自己做到极致，却又对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舍不得放弃，他所说的“脱离控制”，借口也罢，对自己的安慰也罢，都是作家心中人物的缺憾，作为淳于宝册理想表征的吴沙原，以情种、精神英雄和苦斗战士的角色，促成人物塑造的补全。
二、 纯美的道德乌托邦与贝阿丽特采的交叠
张炜所建设的农村矶滩角本身就是一个前现代的农村，是由拉网号子和沙滩组成的静态桃源式乡村，也是道德的高地。在张炜的道德天平之上，他将这一静态的“美人”置于受害者的地位。村落的文明伦理被看作是一个自固的结块和堡垒，因而不可被打破，一旦被打破就会失去其纯洁性，因此，面对矶滩角的被打破，淳于宝册就呐喊： “如果有可能，我们要把它原汁原味地保存下去，一直到另一个七八百年！”小说中所勾画的静态封闭的矶滩角和小说中女人的塑造不失为一种对照，是作家思维逻辑的一以贯之。
矶滩角与二姑娘、欧驼兰都是被圣洁化的形象，是纯美的道德乌托邦与圣女贝阿丽特采想象的交叠。矶滩角的组成并非村民、基层政府组织、规模化渔业，而是由模糊的拉网号子、沙滩和老鲇鱼们优美的劳作身影拼贴而成，张炜所搭建起来的矶滩角是一个唯美的道德乌托邦，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二姑娘的名字反复出现于小说中，她的角色是一个“仙人”，是一个“海神”，因此她是不能嫁人的， “‘二姑娘’等于是大伙儿的了！这么俊的闺女，单单归了哪一个，等于伤天害理！”因此，二姑娘会永葆贞洁，淳于宝册像念口号似的宣告二姑娘的非人化——“我看这才公平。真正的美，大美，就该属于所有人”。而欧驼兰的贞洁问题也在第十章第三节中老楦子的调查材料中被专门讨论。 矶滩角与二姑娘、欧驼兰，乃至于吴沙原形象中的部分内容，因为其道德的自洁与天然的正义性，是合而为一的。对于二姑娘的寻找是小说中的一条草蛇灰线，从第五章第四节二姑娘首次出现在拉网号子中；到第十五章第三节作为海神的二姑娘的形象落于笔端是按照欧驼兰的形象描画而就的，两位女性形神重叠；到第十六章第四节淳于宝册将这一重叠关系诉说于欧驼兰，重叠关系彻底明朗。欧驼兰的身影也时时刻刻与矶滩角的存在交叠出现，如在第十一章中淳于宝册的自白：“我处在一生中又一个犹豫不决的时刻，不知该怎样对待那个小渔村。我怕误伤了那个女子，因为时下她与他们在一起，已经不能分开。” 矶滩角是作为道德精神理想的物质存在，二姑娘是作为海神的道德理想精神的抽象存在，欧驼兰则是道德精神理想的人物形象存在。
作家尽力将欧驼兰的形象与淳于宝册身边的其他女人区分开，这样理想精神的现实存在一定不能是“老政委”那样“致命”的女人，这种女人的身份是“战友”；也不能是蛹儿这样的具有无穷肉身魅力的红颜知己，这种女人的身份是“性伴”；更不可能是女副总这样的时刻捧着胸的“骚猪”，這种女人的身份是工具。尽管张炜有意识地将各个女人角色区分清楚，但作家的在处理过程中，仍然让欧驼兰这一圣女化身成为淳于宝册欲望流露的对象，造成了人物形象和整个小说道德结构的错位与偏差。文中多次书写欧驼兰又热又小的“小软手”，她“丰润的双唇”，她脸庞“泛红”，“别有一种妩媚”，“喘着抽手”，欧驼兰的形象存在模糊化的问题。
三、 作为传统的道德
道德，已经成为张炜创作的一个母题存在，他不懈地想要警示世人，地方文明和文化传统正在消逝，正态伦理价值系统正在瓦解和垮塌。这种对于道德主题的过分强调从另一方面看是对于现实问题的降格处理和单一化理解。《艾约堡秘史》中偶有表露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最终也是无疾而终，草草收尾。小说在第六章第三节涉及了一场淳于宝册与老肚带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了一些例如“规划权使用权”“村里人的居住和工作选择权”等实际问题，但很快就以淳于宝册一句情绪化的“这我不管！就看你的了”结束，使得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始终无法深入下去。张炜长期以来，驻扎在他道德的高原之上，睥睨着现代化的中国社会。
张炜曾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这一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在如今这个以追求全球化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只可能是一场使得人类和其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毁灭的疯狂的欲望行动。” 而他认为现代化的反面正是传统的、道德的、古典的，因此，他的小说从创作内容到创作形式都与作家的个人保守倾向密切相关。在内容上，《艾约堡秘史》接续的仍是张炜在20世纪80年代书写《古船》《黄沙》时期对于技术化的排斥；而其中的知识分子抗争主题，视工业文明如猛兽使人想起《柏慧》；淳于宝册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对立的冲突内核是2001年《能不忆蜀葵》中淳于阳立的精神理想与物质欲望对立的延续；而作为集团高位者良心的不安，也可以在2007年的《刺猬歌》天童集团董事长唐童身上看到影子。
文学形式表达上，张炜自认为“：我继承的是像《诗经》、诸子百家、《史记》 《楚辞》、唐诗宋词和中国的传统戏曲。另外，《红楼梦》 对我影响非常大。”张炜陶醉于自己的写作语言中，“能够享受自己的语言，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如果不能在自己的语言里陶醉，肯定不会有好的写作”。老楦子的材料编纂，淳于宝册的几句“人儿”“在下”，都是张炜所谓“雅文学”的表征，这也是作家对于中国书写的一种有意识靠拢，但因为小说对封闭道德体的构建，导致历史与现实的被腾空，使得张炜津津乐道的语言成为流于表面的文人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同样也是对张炜所言中国传统“雅文学”的轻化与降格。
小说中的主角淳于宝册被封闭在一个自己亲手构筑的城堡上，捧着一个装满了自己的经历的药罐呻吟，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对现代化的控诉，给读者传递的是强烈的虚构感和无力感。而矶滩角同样是一个封闭的道德自足体，这种资本与权力对乡村文明的碾压在张炜的《艾约堡秘史》 中，表现为流于伤感情调的乡村破坏，其中矛盾都以淳于宝册的情感暧昧来调和，丧失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厚重感。这种上层的博弈被弱化作道德精神之辩，是把现实轻化了，那些受到巨大影响的众多村民身影被模糊忽视，或是进行符号化处理，所以小说中无论是关于农村现代化的探讨，还是淳于宝册的内心挣扎都显得假惺惺。
参考文献：
[1] М.巴赫金.小说理论[M].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Z].2016.
[3] 张炜， 顾广梅. 中国故事的讲法：雅文学传统的复活与再造——关于《艾约堡秘史》的对话[J]. 东岳论丛， 2018， 39（9）.
[4]张炜.艾约堡秘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5] 张炜，赵月斌. 茂长的大陆和精神的高原[J]. 青年作家， 2017（10）.
[6] 张炜、王光东.张炜 王光东对话录[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作 者： 张艺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