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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我第一次来伊拉克时，这个底格里斯河旁的农家小院拥抱了我;2013年我故地重游，阿布的房子已经重新装修，但第一眼，就是第一眼，熟悉的老物件就映入眼帘，让我内心陡生波澜。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我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报道伊拉克战争的烽火岁月致意。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的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了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两千多村民，死了二百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說：“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益往直前》一书）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我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报道伊拉克战争的烽火岁月致意。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的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了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两千多村民，死了二百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說：“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益往直前》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