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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诗是传统诗歌的重要一类，在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有大量涉及，同时，在诗歌阅读的考试题目中出现频率也极高。对学生而言，读懂山水田园诗，不论是从应试的角度，还是涵养性情养成人格的高度，都是极为重要。但囿于诗歌文化语境缺失和学生年龄见识的短板，学生阅读山水田园诗又是有难度的。
针对学生的阅读困境，现有的山水田园诗教学，多从意象把握、技法分析、意境感受、背景展示等方面予以相关的技术性帮助。不过，结果往往是老师带着轻轻松松，学生自读困难重重。现有山水田园诗教学尝试多指向诗歌个案，技术指导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但缺少对这类诗歌的本源性探讨和宏观把握。对山水田园诗进行本源性追问是对创作者群体的处境、心境的历史化探讨，宏观把握则是这一类诗作的情感走向进行综合把握。有了这样深度与高度的开掘，具体教学中才有可能帮助学生建立此类诗歌赏析的思维高度和赏析层次。
一、士人的仕隐纠结
山水田园诗在《诗经》中已见其端倪，但它成为诗歌一脉，卻要推延到魏晋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诗人大力创作之后。失意士人是这一类诗歌创作的主导。所谓失意，多是指官场仕途进阶的艰难，同僚的排挤打压以及内心失落愤懑情绪，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皆如此类。
士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士人是一介草民，同时又具有潜在官吏的身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一朝遴选得中，便可实现从草民到官员的身份转换。这除了显赫的社会地位，丰厚的经济利益外，便是读书人内心家国天下的理想的推动。即使是在士人阶层刚刚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入仕亦已成为士人的宿命性追求。“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由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仕之于士不只是地位名誉，甚至不只是理想抱负那么简单，它更是士之为人的本分，是不可缺失的道德标尺；出离于仕，也便丢弃了为人的基础，如同丢弃灵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不止为君，不止为家国天下，更是为了士人自我的人格实现。
仕之于士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仕途的艰辛。先是入仕的艰难。即使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确立，士人通过读书高中得官的概率也是极低的。唐代200余年间，登科进士仅3000多人，至于状元更少。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首位状元孙伏伽算起，到清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最后的状元刘春霖，前后长达1300年间，仅出了504位状元。[1]“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语可窥入仕之艰。其次是仕途艰险。“宦海沉浮”一词道尽其中辛酸。仕途关乎太多附带利益，有身份地位，财物荣禄，进而有同僚的排挤陷害、勾心斗角，国君的任人唯亲，忠良失位。士人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能轻松过关的少之又少。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遭遇贬谪罢官的就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氏兄弟、王安石五位，苏洵未能中举入仕，曾巩则一直外放州官，苏轼更是差点因乌台诗案丢了性命。窥此一斑，可见仕途之难。
仕之于士人高高的精神性意义，恰恰在他们在遭遇现实困境时，留下了回旋余地。孔子在谈到仕的问题时，引入了“有道”和“隐”两个概念。士之于仕的前提邦有道，国家清廉，国君贤明，君致仕，如果国家“邦有道，则仕”“邦有道，谷”“天下有道则见”。相反，“邦无道，谷，耻也”应“则可卷而怀之”“无道则隐”。[2]国家有道，则存身庙堂，兼济天下；国家无道，则处身江湖，独善其身。这就为入仕不得或仕而不达的失意士人指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出路：转向山林田园，转向个人内心这一小圈子，此亦人格自我实现之一途。
这种转向看似简单，实则难度极大，要不断克服内心的挣扎。“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3]余秋雨的“一种故意”可谓是一语中的，毕竟这里有黄金屋与千钟粟，毕竟这里有闻名天下知的诱惑，还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心心念念的家国天下的理想。在“出世”与“入世”间的反复彰显着士人心中仕隐的纠结和隐痛。这种纠结和隐痛又在无形中占据了山水田园诗，占据了它的抒情维度。
二、山水田园诗抒情维度
失意的士人们在将生活转向山水田园的同时，他们开始有意识的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投向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文学笔触的转向无时无地地展示着这些失意士人纠结和痛苦的内心，在不同的山光水色中，流露出情感上的某种异曲同工。
抒情维度一：对静谧的山林美景，悠闲的田野风光的赞美。
与喧嚣嘈杂、复杂凶险的世俗官场相比，山水田园间自然是简单静谧的。无论是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还是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都有一种山野林间的简单静谧。感动王籍与王维们的不仅是这山林田园间的美景，更是这精致里饱藏的纯净、简单。这里的噪蝉、鸣鸟、明月、清泉都是单纯的存在，没有名利场里那么多的潜台词和话外音，没有那么多人声鼎沸、利欲熏心。置身于这些之中，人心不必防备，它可以松弛下来，宁静下来。以一颗平静、平常之心审视世界，连嘈杂的蝉鸣鸟叫叮咚清泉都蕴藏着自然和谐的鸣奏。
平静和谐的生命体验中，诗人们笔下呈现的是自然的神奇灵修，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田园牧歌般温馨，如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诗人们用他们生花妙笔，用尽辞藻，表达出他们对这片静谧山林美景的赞美，对满目诗意的悠闲田野时光的向往或沉浸。
抒情维度二：对世俗官场生活的厌弃。
山水田园的风光是那么美丽而简单，相对而言世俗官场的遭遇又是那么尔虞我诈，那么厚黑提防。对于失意士人来说，对这份简单的美丽的赞美与喜爱、向往与沉浸，同时也更凭添了对身后名利场中所受遭遇的鄙夷和厌弃。世俗官场是一张尘网，网罗着奔波冲突的失意士人。即使是或主观或客观的逃不脱，那些心中的不开心、不情愿、不在意的情绪总会在文句或真或“假”地流露，骗骗世人，也更骗骗自己。 仕途是他们的理想之地，但这理想之地对于那些失意士人来说却过于遥远，过于凶险，也过于沉重。再有多少欲罢不能，笔下文字间也总是流露出对这份惨淡和不堪的疲倦，如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其二），刘禹锡的“堆案无馀地”（《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王籍的“长年悲倦游”（《入耶邪溪诗》）。与简单平静的山水田园间的时光相比，这份曾经期待如此之大的生活是那么的惨淡和不堪。相形之下，内心对于世俗官场的厌弃之情总在不经意间溢于言表，而成同工之意。
抒情维度三：对山水田园间隐逸生活的向往与惬意。
文字间有了对山水田园间自然风光的赞美与热爱，有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世俗生活仕途官场的厌弃之情。一边是山水田园风光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边是对世俗生活尔虞我诈的厌弃。这一喜一恶之间，山水田园诗的第三抒情维度呼之欲出。既然山水田园间那么美好迷人，世俗官場生活那么嘈杂恼人，那就彻底投身其中，做个闲淡洒脱的隐者。尽管儒家入仕的道德理想高悬在上，尽管仕途种种诱惑横亘在前，尽管欲罢不能，而文字下传达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总是可以有的。贾岛的“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是这种向往，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是这种向往。对于捐弃功名利禄，侧身山林之间，有些人只能是想想，向往一下，有些人却能真的做到，比如陶渊明在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能果决地归去来兮，“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传达的已不只是一种望梅止渴的向往，而是寄身田野间的单纯的快乐，是隐逸生活的闲适。比如亦仕亦隐，半儒半佛的王维，一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写出的是隐身山林的轻松与洒脱，更未有半个字的牵强。
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4]，文学不外乎人之常情。从山水田园诗作者的身份出发，历史地探讨其心境纠结，进一步探究山水田园诗具有类型化特征的抒情维度。这对于引导学生建立一种诗歌赏析的宏观意识，提升学生独立鉴赏诗歌的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
注释：
[1]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1—71页。
[2]详见《论语》中《卫灵公》《宪问》《泰伯》等篇目。
[3]余秋雨，《北欧寒夜》，选自《文化苦旅》（新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4]钱谷融，《钱谷融文论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针对学生的阅读困境，现有的山水田园诗教学，多从意象把握、技法分析、意境感受、背景展示等方面予以相关的技术性帮助。不过，结果往往是老师带着轻轻松松，学生自读困难重重。现有山水田园诗教学尝试多指向诗歌个案，技术指导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但缺少对这类诗歌的本源性探讨和宏观把握。对山水田园诗进行本源性追问是对创作者群体的处境、心境的历史化探讨，宏观把握则是这一类诗作的情感走向进行综合把握。有了这样深度与高度的开掘，具体教学中才有可能帮助学生建立此类诗歌赏析的思维高度和赏析层次。
一、士人的仕隐纠结
山水田园诗在《诗经》中已见其端倪，但它成为诗歌一脉，卻要推延到魏晋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诗人大力创作之后。失意士人是这一类诗歌创作的主导。所谓失意，多是指官场仕途进阶的艰难，同僚的排挤打压以及内心失落愤懑情绪，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皆如此类。
士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士人是一介草民，同时又具有潜在官吏的身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一朝遴选得中，便可实现从草民到官员的身份转换。这除了显赫的社会地位，丰厚的经济利益外，便是读书人内心家国天下的理想的推动。即使是在士人阶层刚刚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入仕亦已成为士人的宿命性追求。“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由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仕之于士不只是地位名誉，甚至不只是理想抱负那么简单，它更是士之为人的本分，是不可缺失的道德标尺；出离于仕，也便丢弃了为人的基础，如同丢弃灵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不止为君，不止为家国天下，更是为了士人自我的人格实现。
仕之于士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仕途的艰辛。先是入仕的艰难。即使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确立，士人通过读书高中得官的概率也是极低的。唐代200余年间，登科进士仅3000多人，至于状元更少。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首位状元孙伏伽算起，到清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最后的状元刘春霖，前后长达1300年间，仅出了504位状元。[1]“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语可窥入仕之艰。其次是仕途艰险。“宦海沉浮”一词道尽其中辛酸。仕途关乎太多附带利益，有身份地位，财物荣禄，进而有同僚的排挤陷害、勾心斗角，国君的任人唯亲，忠良失位。士人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能轻松过关的少之又少。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遭遇贬谪罢官的就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氏兄弟、王安石五位，苏洵未能中举入仕，曾巩则一直外放州官，苏轼更是差点因乌台诗案丢了性命。窥此一斑，可见仕途之难。
仕之于士人高高的精神性意义，恰恰在他们在遭遇现实困境时，留下了回旋余地。孔子在谈到仕的问题时，引入了“有道”和“隐”两个概念。士之于仕的前提邦有道，国家清廉，国君贤明，君致仕，如果国家“邦有道，则仕”“邦有道，谷”“天下有道则见”。相反，“邦无道，谷，耻也”应“则可卷而怀之”“无道则隐”。[2]国家有道，则存身庙堂，兼济天下；国家无道，则处身江湖，独善其身。这就为入仕不得或仕而不达的失意士人指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出路：转向山林田园，转向个人内心这一小圈子，此亦人格自我实现之一途。
这种转向看似简单，实则难度极大，要不断克服内心的挣扎。“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3]余秋雨的“一种故意”可谓是一语中的，毕竟这里有黄金屋与千钟粟，毕竟这里有闻名天下知的诱惑，还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心心念念的家国天下的理想。在“出世”与“入世”间的反复彰显着士人心中仕隐的纠结和隐痛。这种纠结和隐痛又在无形中占据了山水田园诗，占据了它的抒情维度。
二、山水田园诗抒情维度
失意的士人们在将生活转向山水田园的同时，他们开始有意识的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投向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文学笔触的转向无时无地地展示着这些失意士人纠结和痛苦的内心，在不同的山光水色中，流露出情感上的某种异曲同工。
抒情维度一：对静谧的山林美景，悠闲的田野风光的赞美。
与喧嚣嘈杂、复杂凶险的世俗官场相比，山水田园间自然是简单静谧的。无论是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还是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都有一种山野林间的简单静谧。感动王籍与王维们的不仅是这山林田园间的美景，更是这精致里饱藏的纯净、简单。这里的噪蝉、鸣鸟、明月、清泉都是单纯的存在，没有名利场里那么多的潜台词和话外音，没有那么多人声鼎沸、利欲熏心。置身于这些之中，人心不必防备，它可以松弛下来，宁静下来。以一颗平静、平常之心审视世界，连嘈杂的蝉鸣鸟叫叮咚清泉都蕴藏着自然和谐的鸣奏。
平静和谐的生命体验中，诗人们笔下呈现的是自然的神奇灵修，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有田园牧歌般温馨，如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诗人们用他们生花妙笔，用尽辞藻，表达出他们对这片静谧山林美景的赞美，对满目诗意的悠闲田野时光的向往或沉浸。
抒情维度二：对世俗官场生活的厌弃。
山水田园的风光是那么美丽而简单，相对而言世俗官场的遭遇又是那么尔虞我诈，那么厚黑提防。对于失意士人来说，对这份简单的美丽的赞美与喜爱、向往与沉浸，同时也更凭添了对身后名利场中所受遭遇的鄙夷和厌弃。世俗官场是一张尘网，网罗着奔波冲突的失意士人。即使是或主观或客观的逃不脱，那些心中的不开心、不情愿、不在意的情绪总会在文句或真或“假”地流露，骗骗世人，也更骗骗自己。 仕途是他们的理想之地，但这理想之地对于那些失意士人来说却过于遥远，过于凶险，也过于沉重。再有多少欲罢不能，笔下文字间也总是流露出对这份惨淡和不堪的疲倦，如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其二），刘禹锡的“堆案无馀地”（《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王籍的“长年悲倦游”（《入耶邪溪诗》）。与简单平静的山水田园间的时光相比，这份曾经期待如此之大的生活是那么的惨淡和不堪。相形之下，内心对于世俗官场的厌弃之情总在不经意间溢于言表，而成同工之意。
抒情维度三：对山水田园间隐逸生活的向往与惬意。
文字间有了对山水田园间自然风光的赞美与热爱，有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世俗生活仕途官场的厌弃之情。一边是山水田园风光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边是对世俗生活尔虞我诈的厌弃。这一喜一恶之间，山水田园诗的第三抒情维度呼之欲出。既然山水田园间那么美好迷人，世俗官場生活那么嘈杂恼人，那就彻底投身其中，做个闲淡洒脱的隐者。尽管儒家入仕的道德理想高悬在上，尽管仕途种种诱惑横亘在前，尽管欲罢不能，而文字下传达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总是可以有的。贾岛的“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是这种向往，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是这种向往。对于捐弃功名利禄，侧身山林之间，有些人只能是想想，向往一下，有些人却能真的做到，比如陶渊明在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能果决地归去来兮，“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传达的已不只是一种望梅止渴的向往，而是寄身田野间的单纯的快乐，是隐逸生活的闲适。比如亦仕亦隐，半儒半佛的王维，一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写出的是隐身山林的轻松与洒脱，更未有半个字的牵强。
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4]，文学不外乎人之常情。从山水田园诗作者的身份出发，历史地探讨其心境纠结，进一步探究山水田园诗具有类型化特征的抒情维度。这对于引导学生建立一种诗歌赏析的宏观意识，提升学生独立鉴赏诗歌的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
注释：
[1]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1—71页。
[2]详见《论语》中《卫灵公》《宪问》《泰伯》等篇目。
[3]余秋雨，《北欧寒夜》，选自《文化苦旅》（新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4]钱谷融，《钱谷融文论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