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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非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诗歌界的酒王”，一个是“口语鹰派”。对于前者，据我了解，他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不置可否，至少本人没有亲口承认过，对于后者，他则是欣然接受，似乎在说：能不能喝不重要，写得好不好，关键是口语诗写得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符合马非的天性，他是有性情之人，我曾多次目睹他酒后高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拿手曲目，唱得很投入很抒情，有性情可他从来不耍性情，比如他没有传统文人的那种故作清高，也不像某些民间诗油子，一身江湖气，他不混官方，同样也不混民间。而且我清楚，他是很烦那种耍性情之人的，耍性情之诗，更是为他所看不上。马非的诗，整体上是冷静的、反传统抒情的，或者说他是在用智性、反讽、解构、自嘲等在进行反抒情，反抒情也是抒情，是口语诗人的抒情方式，是更高级的抒情，马非作为口语之鹰，自然深谙此道。
诗人伊沙曾对古典诗人、现代诗人和后现代诗人进行过描述，大意是古典时代的诗人充当的是国师这个角色，老有为君分忧的意识，现代诗人自觉扮演精英知识分子，为文明代言；后现代诗人呢，则更像是邻家大叔，和芸芸众生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很平民主义，对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日常，也不为谁代言，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仰视世界也不俯视世界，而是平视。马非是这样的诗人，我认识的不少诗人也都如此，他们中一些人在单位上着班，用笔名写诗，名满天下了，而单位同事毫不知晓他是一位诗人。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在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诗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和我过着一样日子的人，一个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人，怎么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于是便对这样的诗人进行嘲讽、攻击，更多是冷漠对待。曾有一段时间，我对此很不理解，现在却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没有跟上，他们还不是现代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心目中的诗人还是国师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得让他们仰视，他们才服气，所以他们认古典诗人，认现在有头衔、体面的官方诗人，如果官方诗人还能耍个性情，他们就更服气了，反过来，就对那些写出了他们生活中此时此刻的欢乐与悲伤的诗人漠然待之，对那些更生活更人性的诗歌嘲讽有加，认为不是诗。
看到了这一点，就会知晓一位口语诗人在当下的处境，说白了，就是谁也不认，官方不认，民间也不认。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对马非这样的“口语鹰派”更加充满敬意，他们本质上不是对抗者，只是在坚持个人的价值选择，并自然而然承担了新文明的建设与传播，没人承认也没关系。
马非的“鹰派”做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最明显的一点，他除了口语诗，什么其他类型的诗都不写；最极端的一点，是他评价一个诗人，先要看你写的是不是口语诗，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档次就会在他心里自降一档，哪怕你写得再好，也在他这里得不到满分。当然他有他的理由：你写的都不是口语诗，能好到哪儿去呢！
这样的话，当然会让很多人不愉快，甚至愤怒，这样的话，懂者自懂，不懂的人，和他说破了天也没用。单就马非自己的创作而言，真正做到了言行合一，他选择写口语诗，更确切地说，是选择写后口语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旦开始，就一条道走到黑。
2017年7月，长安诗歌节到宝鸡千阳县办活动，去的途中，我和伊沙盘点中国后口语诗的历史，发现马非资历之老，是绝大多数比他年纪更大的诗人都比不上的。口说无凭，来看这些事实：中国后口语诗歌始于伊沙，1988年他就写出《车过黄河》这样标志性的作品，伊沙北师大毕业回到西安后，在他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受他影响的大学生诗人，这帮诗人中，有人写着写着不写了，也有人一直写到今天，他们便是马非和东岳。据马非自己讲，他见伊沙的时间是1991年，在此之前，他写的还是抒情诗习作，见了伊沙后，写作立马变了，彻彻底底变了。可以这么说，马非是最早的少数几名追随伊沙写作后口语诗的诗人之一，虽然在年龄上他是70后，但他在后现代语境中浸淫的时间足够早，也足够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资历的问题，更是创作的保证，举个例子，每遇社会重大公共事件，各色诗人几乎都会留下自己的诗作，口语诗人也不例外，往往这个时候，那些“道行”还不够深的口语诗人则会“露怯”，或陷入集体无意识，或滥抒情以图打动人，而这样的现象，你不会在马非诗里看到，他一定会有个人的视角，一定会用一种更智性的方式来处理。
当然啦，出道早，不能说明你就行，还得有实实在在站得住脚的作品。1995年，马非与严力、伊沙合出了一本诗集《一行乘三》，收录了他1992年至1995年的部分作品，在严力与伊沙的压力之下，马非还是扛住了，贡献了《九三年》《法国人加缪》《陈小娟事件》这样的佳作。虽然有人评论说马非作品有伊沙的影子，但有伊沙的影子又有什么错呢？！这点马非从不避讳，反而说：“我的传统就是伊沙。”在此，我还要反问那些批评者一句：在“麦地诗歌”横行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有多少人敢跟着伊沙朝“后现代”走呢？恐怕寥寥无几吧，马非跟起走了，就是意识到位了，就是当之无愧的先锋。顺便再说一句：当下流行的“截句”，在《一行乘三》这部诗集里早就有了，而且已经被三位诗人玩得精熟完美了。
同年，马非写出了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恶作剧似的改写》，在我看来，这首诗标志着马非创作的完全成熟，请看：
（原作）午夜她离去后两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我有东西丢在你那啦/我问是什么/她说———/心//（改写）/午夜她离去后两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我有东西丢在你那啦/我问是什么/她说———/乳罩
我要说的是，一个在1995年，就写出了如此后现代作品的诗人，怎么还会对那些传统抒情诗、学院派诗歌、泛口语诗歌等等高看一眼呢？不可能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马非的创作更加深入日常生活，技艺也更加成熟。这时，口语诗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写得过实的问题，比如手法单一的问题，很多诗人往往只是止于简单的解构了事，等等。客觀来说，马非和我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当面或在电话中进行过多次交流和探讨，也互相有过非常尖锐的批评，但对于怎么变，我们却不甚明了。2008年，伊沙开始写作《无题》，率先做出了变化的实践，两年后，《无题》结集出版，这本杰出的诗集，标志着口语诗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为此，我写了《无题，为口语诗的未来命名》加以解读，马非也写了《无题———读伊沙超大型〈无题〉的一点认识》，重点谈了《无题》诗作中对意象以及其他修辞逻辑的借鉴和碰撞，这个在我看来有点固执的家伙，终于认为融入了“微意象元素”的口语诗是“有益且有效的尝试”，大概是受其启发，在实际创作中，他也写出了一部分精深微妙的作品，比如下面这首《一把铁锹》： 雪后中午/在麒麟湾公园/偏僻的一角/一小片树林之间/我看见一把铁锹/支在其中一棵树上/还有两行脚印/从我站立的小径/迤逦到那里//这时一束阳光/从树杈处倾泻而下/铁锹猛然一颤/仿佛活了/闪闪发光/逼人眯眼/白雪也顿失其白/惊起两只乌鸦/和一伙麻雀/扑棱棱四散开去
一个好诗人，一定是生命直觉好的诗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意识会越来越强烈，随着而来的就是其诗也跟着变化，有时候，就算你自己没刻意去求变化，生命与岁月也会替你做出完美的选择，到了这时候，很多诗就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来读读马非这首创作于2014年的诗作《秋天的蚂蚱》，这年他43岁：
有一晚散步回来/上台阶的时候/老婆想从一级台阶/蹦上更高一级台阶的愿望/未能得逞/过去能跳四级台阶/并且一口气蹦好几次的我/也只勉强跳了两级
从《恶作剧似的改写》到《秋天的蚂蚱》，可以看出马非的写作功力和境界确实提高了不少，口语诗的变化，亦可从中窥其一斑。
人的一生中，时时刻刻，总会面临着或大或小的选择，看起来每一次选择，都会有多种可能性，最终却发现，替我们做出决定的，还是自己的天性。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以及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方面，每一次，马非都做出了符合自己天性、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现在看来，他乐在其中，自然就是选对了，在我等旁观者眼中，他毫无疑问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很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需要的就努力去追求，不需要的则不搭理。世俗社会中，马非是有机会也有条件在诗歌圈换取一些实际利益的，但他并没有那么去做，和中国大多数口语诗人一样，他的诗作很少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他几乎没拿过官方的奖项，他真正谈得来的朋友也极少。关键在于他自己不感兴趣，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他珍惜自己的写作胜过这一切，他明白这个道理：不能搞投机，一次选错，满盘皆输。2013年，马非拿了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和新世纪诗典金诗奖，都是民间的奖，然后他就心满意足了，蛰伏在高原，自写自乐，甚至都很少外出参加诗歌活动，直到2017年拿了磨铁诗歌年度大奖，依旧是民间奖。这几个奖项，都给他带不来实际的世俗利益，但都是优秀诗人对他的承认，他要的是這个。
所以，他不是智者，又是什么呢！
作者简介：朱剑，男，1975年出生，湖南益阳沅江人。诗人，学者。担任某大型文化刊物主编。著有诗集《陀螺》《磷火》。长安诗歌节现任秘书长。
这也符合马非的天性，他是有性情之人，我曾多次目睹他酒后高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拿手曲目，唱得很投入很抒情，有性情可他从来不耍性情，比如他没有传统文人的那种故作清高，也不像某些民间诗油子，一身江湖气，他不混官方，同样也不混民间。而且我清楚，他是很烦那种耍性情之人的，耍性情之诗，更是为他所看不上。马非的诗，整体上是冷静的、反传统抒情的，或者说他是在用智性、反讽、解构、自嘲等在进行反抒情，反抒情也是抒情，是口语诗人的抒情方式，是更高级的抒情，马非作为口语之鹰，自然深谙此道。
诗人伊沙曾对古典诗人、现代诗人和后现代诗人进行过描述，大意是古典时代的诗人充当的是国师这个角色，老有为君分忧的意识，现代诗人自觉扮演精英知识分子，为文明代言；后现代诗人呢，则更像是邻家大叔，和芸芸众生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很平民主义，对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日常，也不为谁代言，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仰视世界也不俯视世界，而是平视。马非是这样的诗人，我认识的不少诗人也都如此，他们中一些人在单位上着班，用笔名写诗，名满天下了，而单位同事毫不知晓他是一位诗人。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在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诗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和我过着一样日子的人，一个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人，怎么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于是便对这样的诗人进行嘲讽、攻击，更多是冷漠对待。曾有一段时间，我对此很不理解，现在却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没有跟上，他们还不是现代人，还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心目中的诗人还是国师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得让他们仰视，他们才服气，所以他们认古典诗人，认现在有头衔、体面的官方诗人，如果官方诗人还能耍个性情，他们就更服气了，反过来，就对那些写出了他们生活中此时此刻的欢乐与悲伤的诗人漠然待之，对那些更生活更人性的诗歌嘲讽有加，认为不是诗。
看到了这一点，就会知晓一位口语诗人在当下的处境，说白了，就是谁也不认，官方不认，民间也不认。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对马非这样的“口语鹰派”更加充满敬意，他们本质上不是对抗者，只是在坚持个人的价值选择，并自然而然承担了新文明的建设与传播，没人承认也没关系。
马非的“鹰派”做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最明显的一点，他除了口语诗，什么其他类型的诗都不写；最极端的一点，是他评价一个诗人，先要看你写的是不是口语诗，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档次就会在他心里自降一档，哪怕你写得再好，也在他这里得不到满分。当然他有他的理由：你写的都不是口语诗，能好到哪儿去呢！
这样的话，当然会让很多人不愉快，甚至愤怒，这样的话，懂者自懂，不懂的人，和他说破了天也没用。单就马非自己的创作而言，真正做到了言行合一，他选择写口语诗，更确切地说，是选择写后口语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旦开始，就一条道走到黑。
2017年7月，长安诗歌节到宝鸡千阳县办活动，去的途中，我和伊沙盘点中国后口语诗的历史，发现马非资历之老，是绝大多数比他年纪更大的诗人都比不上的。口说无凭，来看这些事实：中国后口语诗歌始于伊沙，1988年他就写出《车过黄河》这样标志性的作品，伊沙北师大毕业回到西安后，在他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受他影响的大学生诗人，这帮诗人中，有人写着写着不写了，也有人一直写到今天，他们便是马非和东岳。据马非自己讲，他见伊沙的时间是1991年，在此之前，他写的还是抒情诗习作，见了伊沙后，写作立马变了，彻彻底底变了。可以这么说，马非是最早的少数几名追随伊沙写作后口语诗的诗人之一，虽然在年龄上他是70后，但他在后现代语境中浸淫的时间足够早，也足够久。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资历的问题，更是创作的保证，举个例子，每遇社会重大公共事件，各色诗人几乎都会留下自己的诗作，口语诗人也不例外，往往这个时候，那些“道行”还不够深的口语诗人则会“露怯”，或陷入集体无意识，或滥抒情以图打动人，而这样的现象，你不会在马非诗里看到，他一定会有个人的视角，一定会用一种更智性的方式来处理。
当然啦，出道早，不能说明你就行，还得有实实在在站得住脚的作品。1995年，马非与严力、伊沙合出了一本诗集《一行乘三》，收录了他1992年至1995年的部分作品，在严力与伊沙的压力之下，马非还是扛住了，贡献了《九三年》《法国人加缪》《陈小娟事件》这样的佳作。虽然有人评论说马非作品有伊沙的影子，但有伊沙的影子又有什么错呢？！这点马非从不避讳，反而说：“我的传统就是伊沙。”在此，我还要反问那些批评者一句：在“麦地诗歌”横行泛滥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有多少人敢跟着伊沙朝“后现代”走呢？恐怕寥寥无几吧，马非跟起走了，就是意识到位了，就是当之无愧的先锋。顺便再说一句：当下流行的“截句”，在《一行乘三》这部诗集里早就有了，而且已经被三位诗人玩得精熟完美了。
同年，马非写出了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恶作剧似的改写》，在我看来，这首诗标志着马非创作的完全成熟，请看：
（原作）午夜她离去后两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我有东西丢在你那啦/我问是什么/她说———/心//（改写）/午夜她离去后两个小时/打来电话说：/我有东西丢在你那啦/我问是什么/她说———/乳罩
我要说的是，一个在1995年，就写出了如此后现代作品的诗人，怎么还会对那些传统抒情诗、学院派诗歌、泛口语诗歌等等高看一眼呢？不可能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马非的创作更加深入日常生活，技艺也更加成熟。这时，口语诗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写得过实的问题，比如手法单一的问题，很多诗人往往只是止于简单的解构了事，等等。客觀来说，马非和我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当面或在电话中进行过多次交流和探讨，也互相有过非常尖锐的批评，但对于怎么变，我们却不甚明了。2008年，伊沙开始写作《无题》，率先做出了变化的实践，两年后，《无题》结集出版，这本杰出的诗集，标志着口语诗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为此，我写了《无题，为口语诗的未来命名》加以解读，马非也写了《无题———读伊沙超大型〈无题〉的一点认识》，重点谈了《无题》诗作中对意象以及其他修辞逻辑的借鉴和碰撞，这个在我看来有点固执的家伙，终于认为融入了“微意象元素”的口语诗是“有益且有效的尝试”，大概是受其启发，在实际创作中，他也写出了一部分精深微妙的作品，比如下面这首《一把铁锹》： 雪后中午/在麒麟湾公园/偏僻的一角/一小片树林之间/我看见一把铁锹/支在其中一棵树上/还有两行脚印/从我站立的小径/迤逦到那里//这时一束阳光/从树杈处倾泻而下/铁锹猛然一颤/仿佛活了/闪闪发光/逼人眯眼/白雪也顿失其白/惊起两只乌鸦/和一伙麻雀/扑棱棱四散开去
一个好诗人，一定是生命直觉好的诗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意识会越来越强烈，随着而来的就是其诗也跟着变化，有时候，就算你自己没刻意去求变化，生命与岁月也会替你做出完美的选择，到了这时候，很多诗就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来读读马非这首创作于2014年的诗作《秋天的蚂蚱》，这年他43岁：
有一晚散步回来/上台阶的时候/老婆想从一级台阶/蹦上更高一级台阶的愿望/未能得逞/过去能跳四级台阶/并且一口气蹦好几次的我/也只勉强跳了两级
从《恶作剧似的改写》到《秋天的蚂蚱》，可以看出马非的写作功力和境界确实提高了不少，口语诗的变化，亦可从中窥其一斑。
人的一生中，时时刻刻，总会面临着或大或小的选择，看起来每一次选择，都会有多种可能性，最终却发现，替我们做出决定的，还是自己的天性。在诗歌创作道路上，以及在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方面，每一次，马非都做出了符合自己天性、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现在看来，他乐在其中，自然就是选对了，在我等旁观者眼中，他毫无疑问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很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需要的就努力去追求，不需要的则不搭理。世俗社会中，马非是有机会也有条件在诗歌圈换取一些实际利益的，但他并没有那么去做，和中国大多数口语诗人一样，他的诗作很少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他几乎没拿过官方的奖项，他真正谈得来的朋友也极少。关键在于他自己不感兴趣，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他珍惜自己的写作胜过这一切，他明白这个道理：不能搞投机，一次选错，满盘皆输。2013年，马非拿了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和新世纪诗典金诗奖，都是民间的奖，然后他就心满意足了，蛰伏在高原，自写自乐，甚至都很少外出参加诗歌活动，直到2017年拿了磨铁诗歌年度大奖，依旧是民间奖。这几个奖项，都给他带不来实际的世俗利益，但都是优秀诗人对他的承认，他要的是這个。
所以，他不是智者，又是什么呢！
作者简介：朱剑，男，1975年出生，湖南益阳沅江人。诗人，学者。担任某大型文化刊物主编。著有诗集《陀螺》《磷火》。长安诗歌节现任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