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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人的先验性
人为什么要为人?这是一个先验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人一旦来到人世间,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而不能讨价还价。他既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断送掉,更不能把给他生命的父母断送掉。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父母的尊重,是永恒的。他的生命不全是他自己的,而是全人类的,因为个人生命不会凭空出现,而是人类整个生命的一个接点,或者一个链条。没有人在人类生命之外,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所谓的自己的生命断送掉,更没有权力把别人的生命断送掉。断送自己的生命就是毁灭人类的尊严,断送别人的生命也是毁灭人类的尊严。
人是伦理的产物,无论父母的婚配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人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天然的,没有那个伦理关系就没有人,那么,我们就知道人尊重父母是天然的、无条件的。在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那个伦理关系就已经确定了,人对那个关系的尊重也确定了。人来到人世上到底怎么做人,更多的是道德意义,伦理就在于对人的行为性质的规定。伦理是原则(善),道德是具体的行为,道德教育则是使我们知道“父子有亲”的道理。这就是人的存在前提。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有伦理学,伦理学实在是讨论人的存在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它是要讨论人的存在的合理性的,这个合理性可能是先验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来讨论人的存在的合理性:
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为什么必须尊重父母?因为他是父母共同创造出来的,没有父母的创造,就没有他的存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比天还要大的一个矛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他自觉自愿的?显然是父母的意志,并不是他的意志。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了自己的意志以后,如果他认为自己不喜歡这个世界,或者不喜欢父母,或者不喜欢父母给自己提供的家庭或者阶级,他又回不去。那么,他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吗?
同样,孩子对父母来说,尽管他是父母创造出来的,但是,可能他并不是父母所喜欢(所要)的那样的人,父母又不能“退货”或者“换货”,也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吗?
对于我们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也作如是观。
这就是人之为人。
这个时代,人生的疑问是社会的最大问题,因为人生的沉重已经成为时代的大山,压在每个人的头上。过去很轻松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今天都得通过一番性命挣扎才能够进行,社会的门槛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至于上学、就医和住房那样的新三座大山,使大多数人都有某种人生的绝望感受。这一切,都使社会的根本集中在两个字上:生存。人既要艰难地生存,更要有尊严地生存,又使得人的生存意义再一次提出来讨论,或者质疑,道德要再一次出来拯救社会的堕落。社会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却造成了巨大的贫困;社会一方面用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干最荒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用极其荒谬的态度去干最严肃的事情。道德的庄严和苍白、浅薄、颠倒、庸俗、儿戏、虚妄、市侩搅在一起,这就使得道德游荡在死亡和活着之间,在装腔作势之下掩盖的是精神萎靡,露出的本质却是“精致的穷酸”或者“华丽的贫穷”。社会进入了后道德时代,当社会拼命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到头来我们会发现,道德才是第一生产力。社会没有道德的守望,经济利益没有道德的内核,人生不但没有理论上的光荣,更没有实际的高尚。当今社会,无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很难获得他人的衷心尊敬,不成为别人眼中的下流与笑料已经是君子,乃至圣人了,因为他的地位反而被当作他的堕落和社会堕落的说明,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德性与智慧,与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然而,社会越艰难,越要活出人的尊严,越要不辜负人之为人,个人实在是带着人类的使命来到人世间的。人不但要成为“走向世界历史的人” [1],而且要成为走进整个人类历史的人,走进宇宙的人。处在这个迷茫乃至于厌世的时代,我们要用这样的思想警示社会。这正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对人生意义的高度概括: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道德:经验死亡
人类的文明似乎在这个时代断裂了。
当代社会,似乎弥漫着一股末世情结,某种带有烦躁、沉闷的虚妄与幻象意味的气息笼罩在人的心头,个人与社会都缺乏激昂,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或者,因为活着而活着。尽管我们可以把这种人生的沉滞与萧索归咎为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河流文明,即内河文明)向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历史过渡所致,但我们得生活在当下,生活在现世,生活在文化和文明之中,人得活出精神来,活出意义来,活出道德味道来。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人的文化意义,不能脱离人的文明意义,不能脱离道德意义,不能脱离精神意义,不能仅仅是因为活着而活着那样的生物意义。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明过渡,需要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那是从一个文明冰河向另外一个文明冰河的全面过渡,是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气质的乾坤大挪移,绝不是社会的修修补补。西方社会从农耕文明到全面进入现代化,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折腾的,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经验、现代化的思想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希望能够缩短这个历史的进程。社会发展,在根本上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我们只有拿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个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发展的典范,改造它的不合理成分,使它臻于我们的理想,而不是拿一个不曾存在过的社会形态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典范。否则,历史研究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也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有一个未来的典范社会,如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曾经有过的某个社会典范形态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已。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社会形态,那是原始共产主义,我们向往的共产主义是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然而,原始共产主义和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其精神实质和道德境界却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向往的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是以原始共产主义为原型的。摩尔根说:“人类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①社会和个人都应该越来越文明,这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意义,也是教育的一般意义。低级社会形态为高级社会形态提供了一个文明的原型,贫困社会为文明社会提供了文明的原型。那么,当下社会的精神萧索应该为以后社会的精神激昂提供一个积累,若干年以后,这个时代的人为历史作出的巨大牺牲,会得到历史的格外尊崇,因为人的意义不但不是随着死亡而消失,而且会随着死亡而加强。若干年以后,这个时代的人会成为后人祭坛上的神圣,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荷担了历史的过分沉重。
就现代化来说,实际上,人类早已经经历了古代的现代化,当下经验的现代化,是后来历史形态的现代化。譬如,孔子在春秋战国那种礼崩乐坏的时代下,发展出了以仁义道德为精神的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勇”成为中国象征性的道德精神,在中国和中国周围的世界,一直延续到现在,曾经形成了辉煌的儒家文化世界,也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宗主国地位。可以认为,那是孔子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超越,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化;当下我们要经验的现代化,是另外一个文明系统,它以“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为道德精神。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两个极其严峻的、互为表里的使命:一,使“仁、义、礼、智、信、勇”现代化;二,使“仁、义、礼、智、信、勇”真正“殖民”到世界各地。因为“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道德精神是西方社会“殖民”到中国社会的,反过来说,“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是世界各国已经接受的德性与智慧,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精神、世界道德和世界智慧,也是全人类最伟大的道德精神和道德遗产,因为这样的精神来源于古代社会。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指出:“自由、平等和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②也就是说,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勇”,和西方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要一样成为世界精神、世界道德和世界智慧。
那么,现代化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对前一个文明的延续、继承和超越,也是对前一个文明的批判,更是对后一个文明的开启。这正是社会哲学思想。社会文明转型,在根本上是民族气质的转型,思想文化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生存意义的转型,尽管人还是人,人却要脱胎换骨。
这说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道德和精神,并不是物质,物质的意义是附丽于道德和精神上的。如人类最平常的衣食住行,古代的衣食住行和现代的衣食住行,在人类的生存意义上应该没有二致,但是,古代衣食住行的具体形式,却是礼的范畴,现代衣食住行的具体形式,更多的是世俗生活范畴。考古学家对帝王坟墓的挖掘,挖掘出来的都是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金缕玉衣、鼎、棺椁、车马,并不能当一般的生活用具看承,而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物化,我们从那些陈旧的物质上,触摸到的是人类精神的灿烂。所以,没有道德意义的物质,本身是没有什么特殊价值的。
道德教育:人的重生
古代社会的根本原理是两个,那就是《尚书
人为什么要为人?这是一个先验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人一旦来到人世间,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而不能讨价还价。他既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断送掉,更不能把给他生命的父母断送掉。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父母的尊重,是永恒的。他的生命不全是他自己的,而是全人类的,因为个人生命不会凭空出现,而是人类整个生命的一个接点,或者一个链条。没有人在人类生命之外,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所谓的自己的生命断送掉,更没有权力把别人的生命断送掉。断送自己的生命就是毁灭人类的尊严,断送别人的生命也是毁灭人类的尊严。
人是伦理的产物,无论父母的婚配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人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天然的,没有那个伦理关系就没有人,那么,我们就知道人尊重父母是天然的、无条件的。在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那个伦理关系就已经确定了,人对那个关系的尊重也确定了。人来到人世上到底怎么做人,更多的是道德意义,伦理就在于对人的行为性质的规定。伦理是原则(善),道德是具体的行为,道德教育则是使我们知道“父子有亲”的道理。这就是人的存在前提。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有伦理学,伦理学实在是讨论人的存在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它是要讨论人的存在的合理性的,这个合理性可能是先验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来讨论人的存在的合理性:
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为什么必须尊重父母?因为他是父母共同创造出来的,没有父母的创造,就没有他的存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比天还要大的一个矛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他自觉自愿的?显然是父母的意志,并不是他的意志。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了自己的意志以后,如果他认为自己不喜歡这个世界,或者不喜欢父母,或者不喜欢父母给自己提供的家庭或者阶级,他又回不去。那么,他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吗?
同样,孩子对父母来说,尽管他是父母创造出来的,但是,可能他并不是父母所喜欢(所要)的那样的人,父母又不能“退货”或者“换货”,也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吗?
对于我们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也作如是观。
这就是人之为人。
这个时代,人生的疑问是社会的最大问题,因为人生的沉重已经成为时代的大山,压在每个人的头上。过去很轻松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今天都得通过一番性命挣扎才能够进行,社会的门槛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至于上学、就医和住房那样的新三座大山,使大多数人都有某种人生的绝望感受。这一切,都使社会的根本集中在两个字上:生存。人既要艰难地生存,更要有尊严地生存,又使得人的生存意义再一次提出来讨论,或者质疑,道德要再一次出来拯救社会的堕落。社会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却造成了巨大的贫困;社会一方面用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干最荒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用极其荒谬的态度去干最严肃的事情。道德的庄严和苍白、浅薄、颠倒、庸俗、儿戏、虚妄、市侩搅在一起,这就使得道德游荡在死亡和活着之间,在装腔作势之下掩盖的是精神萎靡,露出的本质却是“精致的穷酸”或者“华丽的贫穷”。社会进入了后道德时代,当社会拼命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到头来我们会发现,道德才是第一生产力。社会没有道德的守望,经济利益没有道德的内核,人生不但没有理论上的光荣,更没有实际的高尚。当今社会,无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很难获得他人的衷心尊敬,不成为别人眼中的下流与笑料已经是君子,乃至圣人了,因为他的地位反而被当作他的堕落和社会堕落的说明,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德性与智慧,与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然而,社会越艰难,越要活出人的尊严,越要不辜负人之为人,个人实在是带着人类的使命来到人世间的。人不但要成为“走向世界历史的人” [1],而且要成为走进整个人类历史的人,走进宇宙的人。处在这个迷茫乃至于厌世的时代,我们要用这样的思想警示社会。这正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对人生意义的高度概括: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道德:经验死亡
人类的文明似乎在这个时代断裂了。
当代社会,似乎弥漫着一股末世情结,某种带有烦躁、沉闷的虚妄与幻象意味的气息笼罩在人的心头,个人与社会都缺乏激昂,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或者,因为活着而活着。尽管我们可以把这种人生的沉滞与萧索归咎为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河流文明,即内河文明)向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历史过渡所致,但我们得生活在当下,生活在现世,生活在文化和文明之中,人得活出精神来,活出意义来,活出道德味道来。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人的文化意义,不能脱离人的文明意义,不能脱离道德意义,不能脱离精神意义,不能仅仅是因为活着而活着那样的生物意义。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明过渡,需要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那是从一个文明冰河向另外一个文明冰河的全面过渡,是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气质的乾坤大挪移,绝不是社会的修修补补。西方社会从农耕文明到全面进入现代化,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折腾的,中国社会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经验、现代化的思想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希望能够缩短这个历史的进程。社会发展,在根本上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我们只有拿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个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发展的典范,改造它的不合理成分,使它臻于我们的理想,而不是拿一个不曾存在过的社会形态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典范。否则,历史研究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也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有一个未来的典范社会,如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曾经有过的某个社会典范形态的高级发展阶段而已。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社会形态,那是原始共产主义,我们向往的共产主义是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然而,原始共产主义和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其精神实质和道德境界却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向往的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是以原始共产主义为原型的。摩尔根说:“人类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①社会和个人都应该越来越文明,这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意义,也是教育的一般意义。低级社会形态为高级社会形态提供了一个文明的原型,贫困社会为文明社会提供了文明的原型。那么,当下社会的精神萧索应该为以后社会的精神激昂提供一个积累,若干年以后,这个时代的人为历史作出的巨大牺牲,会得到历史的格外尊崇,因为人的意义不但不是随着死亡而消失,而且会随着死亡而加强。若干年以后,这个时代的人会成为后人祭坛上的神圣,因为这个时代的人荷担了历史的过分沉重。
就现代化来说,实际上,人类早已经经历了古代的现代化,当下经验的现代化,是后来历史形态的现代化。譬如,孔子在春秋战国那种礼崩乐坏的时代下,发展出了以仁义道德为精神的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勇”成为中国象征性的道德精神,在中国和中国周围的世界,一直延续到现在,曾经形成了辉煌的儒家文化世界,也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宗主国地位。可以认为,那是孔子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超越,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化;当下我们要经验的现代化,是另外一个文明系统,它以“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为道德精神。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两个极其严峻的、互为表里的使命:一,使“仁、义、礼、智、信、勇”现代化;二,使“仁、义、礼、智、信、勇”真正“殖民”到世界各地。因为“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道德精神是西方社会“殖民”到中国社会的,反过来说,“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是世界各国已经接受的德性与智慧,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精神、世界道德和世界智慧,也是全人类最伟大的道德精神和道德遗产,因为这样的精神来源于古代社会。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指出:“自由、平等和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②也就是说,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勇”,和西方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要一样成为世界精神、世界道德和世界智慧。
那么,现代化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对前一个文明的延续、继承和超越,也是对前一个文明的批判,更是对后一个文明的开启。这正是社会哲学思想。社会文明转型,在根本上是民族气质的转型,思想文化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生存意义的转型,尽管人还是人,人却要脱胎换骨。
这说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道德和精神,并不是物质,物质的意义是附丽于道德和精神上的。如人类最平常的衣食住行,古代的衣食住行和现代的衣食住行,在人类的生存意义上应该没有二致,但是,古代衣食住行的具体形式,却是礼的范畴,现代衣食住行的具体形式,更多的是世俗生活范畴。考古学家对帝王坟墓的挖掘,挖掘出来的都是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金缕玉衣、鼎、棺椁、车马,并不能当一般的生活用具看承,而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物化,我们从那些陈旧的物质上,触摸到的是人类精神的灿烂。所以,没有道德意义的物质,本身是没有什么特殊价值的。
道德教育:人的重生
古代社会的根本原理是两个,那就是《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