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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众多剧作在西方国家广为流传，中国经典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戏剧，曾被法、英等国的作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编，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国孤儿》便是由法国作家伏尔泰改编。本文拟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之下，通过梳理《赵氏孤儿》在法国的传播途径及阐明两部剧作主题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而分析和探究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进行再创作的原因。
【关键词】：赵氏孤儿；中国孤儿；儒家；启蒙主义；再创作
《赵氏孤儿》作为我国元杂剧的一个经典悲剧，其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由元代纪君祥所创作。此剧曾在法、英、德、俄等国广为传播和改编，其中要数被伏尔泰根据马若瑟的法译本改成五幕话剧《中国孤儿》最为著名，并在舞台表演上获得巨大成功。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因此，《赵氏孤儿》在不仅在中国的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赵氏孤儿》在法国的传播
（一） 马若瑟首译《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最早被翻译成法文，传入法国的是一位来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他居住在广州时从《元人百种曲》中挑出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2] 将它译成了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但是马若瑟版的译文并不是对《赵氏孤儿》全部翻译。由于理解和鉴赏习惯的不同，它的译文删去了原剧的全部词曲歌唱部分，只保留了故事的基本框架：讲述了春秋晋灵公时期武将屠岸贾陷害文臣赵盾，致赵家三百余口全部斩首，多年之后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他在解释删译的原因时说道： “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 因为这些歌唱词曲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3]但它坚持了原剧的基本框架、剧情脉络以及原作舍生取义、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所以也可以说是保留了原剧的基本原貌。之后，马若瑟托人把自己法文译本《赵氏孤儿》带回国内，编辑杜哈德于1753年全文发表在《中国通志》的第二卷上。而杜哈德对《赵氏孤儿》的评价与看法则与马若瑟有着相同之处。认为剧中唱词艰涩难懂，语句中的意象也不是当时欧洲人所能领悟的。但杜哈德却看到了他看到了中国戏剧寓教育于娱乐的审美功能，说：“中国戏剧是为了取悦于自己的同胞，使他们感动，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4]肯定了《赵氏孤儿》的道德价值。这点倒是与之后伏尔泰读到《赵氏孤儿》时肯定其道德的影响力如出一辙。
（二）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编
当时法国的《中华通志》等多家杂志对马若瑟译本《赵氏孤儿》的发表，使欧洲人认识了中国传统戏剧，也给伏尔泰接触和了解《赵氏孤儿》提供了条件。伏尔泰先从巴黎的《水星杂志》上看到有关剧情的介绍，后又在法文对折本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年已四十岁的伏尔泰，就被这个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5]伏尔泰曾在看到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后， “既感动， 又兴奋”， 立即肯定道： “《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 超过所有过去以至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著述。”[6]这就表明伏尔泰看过并且很欣赏《赵氏孤儿》，认为这部作品有益于欧洲人了解中国。而《赵氏孤儿》中主人公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道德，正是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批判当时法国统治黑暗和道德沦丧的精神支柱。之后，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献词中则明确的表示了他是受《赵氏孤儿》的影响而写出《中国孤儿》，他说：“这篇悲剧，我是不久之前读《赵氏孤儿》想起来的，这是篇中国悲剧，曾由马若瑟神父译出来，载在杜哈德神父出版的通志里。”[7] 证明了伏尔泰在读《赵氏孤儿》是就已经在构想《中国孤儿》应该如何去创作。但他未完全照搬原剧的故事框架，而是通过对原剧的情节、主题和人物进行提炼和重塑，使得儒家道德文化得到提升和高扬，使得《中国孤儿》成为18世纪法国人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扇窗。《中国孤儿》把原本在春秋时期发生的故事推迟到了元代成吉思汗征服中原的时候，地点也只局限于距离康巴鲁（即今天的北京）王宫不远的大臣宅邸，选取了《赵氏孤儿》中“搜孤”、“救孤”两个情节， 将原剧叙述春秋时期诸侯国内部之间的“文武之争”的故事变换成元初鞑靼人和汉人两民族之间“文野之争”。
伏尔泰改编后的《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20日开始在巴黎等地的各家剧院多次上演， 盛况空前，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轰动了整个欧洲。
二、《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主题的继承与创新
（一）宣扬儒家思想和道德美
中国儒家思想它重视人的人伦行为，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之类的。而在中国古代，多数戏剧都与儒家的这种思想观点相吻合，戏剧中的英雄人物都不为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践行“忠”与“义”的信念。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不例外，其主题就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赵氏孤儿》也可以说是一部复仇剧，剧中赵氏家族被屠岸贾陷害，三百多人枉死，作为赵氏家族唯一生命延续的赵武最终寸磔奸贼，推翻了冤案，得以沉冤昭雪。但是赵氏孤儿的复仇成功是建立在“义”基础上的。在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搜孤”“救孤”的情节中，作者写了众多的忠臣义士不顾自己的安危去保护赵氏孤儿：韩厥自刎、程婴献子、公孙献身，他们都与赵氏孤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凭着“见义不为非为勇”信念而慷慨赴义，体现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精神境界和闪烁着中国传统道德的光彩。而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为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
原本就对儒家文化怀有敬佩之情的伏尔泰，在看到《赵氏孤儿》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仁义”等精神必定会有所触动。而他所改编的《中国孤儿》，正是对这种儒家精神的发扬和追求。他通过对原剧故事情节、人物的改造，使儒家思想在剧中更好的体现出来。为此，伏尔泰在其剧作中只保留了“搜孤”、“救孤”两个情节，把赵盾和屠岸贾两家之间的家族仇恨转换成了文明与野蛮文化冲突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同时，他还把叙事时间换成了“宋元相争”的时代背景，以臧惕和伊達美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对抗并同化了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入侵的野蛮民族。伏尔泰在剧中通过塑造了大宋遗臣臧惕夫妇形象，弘扬了中国人的道德，传达了儒家“仁、义”思想。因此，我们在作品中常常看到臧惕作为孔子的替身，代替伏尔泰宣扬孔子思想的场面。臧悌对君主的忠诚，“为祖国牺牲一切，为祖国活在人间......夫死后为夫守节，不过是一种常情，但要知道弃小节全大义更是光荣。我们更应该为君王、为祖国移节尽忠，”[8]以及对正义的热爱，“服从不公正的命令就是罪恶。”而臧悌这种舍生取义、忠君，更是符合儒家思想的精髓。同时成吉思汗在剧中不断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钦佩，“你们不要再摧残，那些巍峨的古迹；那都是历代精华，是艺术上的奇迹；要爱护她，他都是我的武功的收获......不准再乱烧乱抢，”[9]更是在剧末直接说出：“我要求战败之民来治理战胜之民；临民以德为先，从此要崇文黜武，就请你控制武力，他应该向你低头；我首先以身作则，原以我帝王之贵，身披甲，手持弓箭，来服从你的箴规，”当伊达美问其是什么令他转变时，他回答：“你们的道德。”[10]一句话，更是传达出了正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力量，使得蛮狠专制的成吉思汗，幡然醒悟，感化于战败者的文德之下。在思想内容上《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都完美的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只不过《赵》中儒家思想体现在公孙杵臼等人的义举上，《中》则表现在成吉思汗对儒家思想与道德的感化之下。 在两部剧作都变现出儒家思想的同时，都强调描写一种道德美，都强调一种“劝善”与“扬善”。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开篇就以伊达梅的口吻道出了对中国四千年的古老文明的赞美之情，“它有着悠久的艺术和法律，它有着自古以来就高尚纯洁的宗教，它几千年来的历丈从木中断，真实可信，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11]而对中国所具有的四千年的历史而经久不衰的原因，伏尔泰则归功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法则与道德基础之上。他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都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对道德的崇尚和他自己本身对道德的敬重与崇拜，想请“中国人”给“法国人来上道德课”。两剧都旨在歌颂道德美，只是所依托的故事有所不同。纪剧立意在“惩恶劝善”，着重描写的是斗争场面，通过一系列的锄奸、报仇等事件，让美德发出照人的光彩，给人以审美愉悦；伏剧立意在“扬善融恶”，刻意追求的是和解、融合，通过成吉思汗思想的转变明示美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人向往道德之美。
（二）伏尔泰对理性主义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等级关系：三纲五常。其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他强调了无条件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历来为各朝封建统治者所推崇。[12]《赵氏孤儿》中也不免会受到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楔子中：当屠岸贾派人假传君王之命，赐死驸马赵朔时，小官说到：兀那赵朔，圣命不可违慢，你早早自尽吧。赵朔虽然满腹冤屈，又牵挂着公主腹中未出生的孩子，还是不得不含冤自尽，深刻反映了“君为臣纲”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而当程婴献出自己的亲儿替换皇孤时，纪君祥干脆连让他妻子出场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去反抗这一决定了，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可见传统的“三纲”伦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和在封建社会中的具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在《中国孤儿》中伏尔泰塑造了出了伊达美这个女性形象，他不仅是儒家传统文化忠义的化身，也用来传达伏尔泰心中的理性主义，表达出了自由、平等等理性主义的内涵。首先，在伊达美和成吉思汗的爱情问题上，伊达美选择了理性和对丈夫的忠贞，当成吉思汗第一次求婚时，伊达美拒绝了，但是却对成吉思汗解释道：“我的心虽然属意，原不致拒绝求婚，可是我还有双亲，还有贤明庭训，他们替我做了主，竟使我事与愿违。”[13]也就是说，第一次拒绝成吉思汗是由于传统文化中汉族不能与外族通婚的祖训。那么当她已嫁做人妇，而成吉思汗又一次表白时，她拒绝的理由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贞。伊达美也不承认皇孤的性命比臣民的生命更高贵：“唉！有什么贵和贱，又有什么主和臣，都不过一点虚荣定了一时的名分；天生来大家平等，倒了运大家相同，每个人都只负担自己的一份伤痛。”[14]同样，在牺牲亲子的问题上，伊达美丝毫不退让，为了护子，她可以与丈夫相争，或者与强大的蒙古兵相抗，这是母性爱的本能。在“君臣”、“夫妇”和“众生”的关系上，伊达美突破了封建伦理的教条和束缚，更具有合理性，她是伏尔泰宣扬理性主义的化身和代言，是伏尔泰宣扬“自由平等”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的结果。因此，在思想性上面，《中国孤儿》要优于《赵氏孤儿》，伏尔泰在尊重和推崇中国传统道德的前提下，更重视人性的觉醒和崇尚理性。
三、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再创作原因探究
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传播，作品接受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再创造。伏尔泰在接受《赵氏孤儿》中的一些思想之外，也必然会对其进行改编，使其符合自己的创作意图。下面我们将探讨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进行再创作的原因。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反对宗教迷性。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的举旗人，伏尔泰迫切地需要一种思想文化来打破旧有体制的束缚，把法国民众从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呈献给西方一个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全景。同时伏尔泰在阅读《赵氏孤儿》之际，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程婴、公孙杵臼身上充满着崇高道德、仁爱、正义精神美和道德意义，而这些精神和道义恰恰又是展开法国启蒙主要以运动的必需品。于是他吸收和接纳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忠信”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材料置于启蒙思想文化体系中，加以重整，达到了宣扬自己“自由、平等、理性”的启蒙主义思想的目的，进而推动启蒙主义运动。
虽然《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在主题上都体现出儒家思想，“搜孤”“救孤”也是他们共同的情节，但是戏剧结构以及艺术技巧表达上却截然不同。如中国古代戏剧中多为剧中人自报家门，以说明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和事情发展的缘由。而伏尔泰写法则是欧洲式的、由角色在剧倩展开过程中通过对话加尽说明，这是因为伏尔泰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他所创作的戏剧也必然符合新古典主义的审美标准。
法国古典悲剧十分强调形式的规范化，均为五幕，采用亚历山大诗体，以及遵守“三一律”这个显著特征。伏尔泰属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师承高乃依和拉辛，拘泥于古典主义审美标准，恪守西方戏剧美学的观点。因此，伏尔泰虽然欣赏东方文明，但他在进行改编时也恪守西方文化模式，始终严格按照古典主义戏剧法则来对《中国孤儿》进行创作。如他在献词中提及到：“《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做的一切陈述。诚然，这个剧本和我们今天的那些好作品比起来，蛮气十足；然而，和我们十四世纪的剧本想较，却是一个杰作。”[15]他虽然接受《赵氏孤儿》中的中国道德与文化，但认为“这篇中国戏剧并没有其他的美：时间和剧情的统一，情感的发挥，风俗的描绘，雄辩、理性、热情，这一切都没有。”[16]在这里，伏尔泰完全以法国古典主义创作的标准来衡量《赵氏孤儿》的，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则是他读到的《赵氏孤儿》是经过马若瑟删减、翻译之后的译本，而这部只存故事情节而无文学情韵的译作，其艺术魅力自然不能与原著相提并论。因此，伏尔泰完全按照“三一律”的标准对时间、情节等进行改编，使成吉思汗在一天内完成了由暴君到明君的轉变。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伏尔泰是以《赵氏孤儿》为蓝本，从而创作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国剧作——《中国孤儿》。两部剧作虽然在人物、时间、情节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但在主题上却一脉相承，都宣扬了儒家文化，歌颂了道德之美，同时，伏尔泰也按照自己的审美规范和文化模式对《赵氏孤儿》进行“改造”，从而创作出《中国孤儿》。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2]高桂英.《赵氏孤儿》传播研究[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3.
[3][4]钱林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J].文艺研究，1988，（2）.
[5]丁子春.伏尔泰[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6]林延清，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7]元.纪君详等撰.赵氏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9][10][11][13][14][15][16]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 白晶玉.比较文学视域下的《赵氏孤儿》解读[J].戏剧天地.
【关键词】：赵氏孤儿；中国孤儿；儒家；启蒙主义；再创作
《赵氏孤儿》作为我国元杂剧的一个经典悲剧，其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由元代纪君祥所创作。此剧曾在法、英、德、俄等国广为传播和改编，其中要数被伏尔泰根据马若瑟的法译本改成五幕话剧《中国孤儿》最为著名，并在舞台表演上获得巨大成功。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1]因此，《赵氏孤儿》在不仅在中国的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赵氏孤儿》在法国的传播
（一） 马若瑟首译《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最早被翻译成法文，传入法国的是一位来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他居住在广州时从《元人百种曲》中挑出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2] 将它译成了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但是马若瑟版的译文并不是对《赵氏孤儿》全部翻译。由于理解和鉴赏习惯的不同，它的译文删去了原剧的全部词曲歌唱部分，只保留了故事的基本框架：讲述了春秋晋灵公时期武将屠岸贾陷害文臣赵盾，致赵家三百余口全部斩首，多年之后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他在解释删译的原因时说道： “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 因为这些歌唱词曲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3]但它坚持了原剧的基本框架、剧情脉络以及原作舍生取义、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所以也可以说是保留了原剧的基本原貌。之后，马若瑟托人把自己法文译本《赵氏孤儿》带回国内，编辑杜哈德于1753年全文发表在《中国通志》的第二卷上。而杜哈德对《赵氏孤儿》的评价与看法则与马若瑟有着相同之处。认为剧中唱词艰涩难懂，语句中的意象也不是当时欧洲人所能领悟的。但杜哈德却看到了他看到了中国戏剧寓教育于娱乐的审美功能，说：“中国戏剧是为了取悦于自己的同胞，使他们感动，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4]肯定了《赵氏孤儿》的道德价值。这点倒是与之后伏尔泰读到《赵氏孤儿》时肯定其道德的影响力如出一辙。
（二）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编
当时法国的《中华通志》等多家杂志对马若瑟译本《赵氏孤儿》的发表，使欧洲人认识了中国传统戏剧，也给伏尔泰接触和了解《赵氏孤儿》提供了条件。伏尔泰先从巴黎的《水星杂志》上看到有关剧情的介绍，后又在法文对折本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年已四十岁的伏尔泰，就被这个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5]伏尔泰曾在看到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后， “既感动， 又兴奋”， 立即肯定道： “《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 超过所有过去以至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著述。”[6]这就表明伏尔泰看过并且很欣赏《赵氏孤儿》，认为这部作品有益于欧洲人了解中国。而《赵氏孤儿》中主人公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道德，正是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批判当时法国统治黑暗和道德沦丧的精神支柱。之后，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献词中则明确的表示了他是受《赵氏孤儿》的影响而写出《中国孤儿》，他说：“这篇悲剧，我是不久之前读《赵氏孤儿》想起来的，这是篇中国悲剧，曾由马若瑟神父译出来，载在杜哈德神父出版的通志里。”[7] 证明了伏尔泰在读《赵氏孤儿》是就已经在构想《中国孤儿》应该如何去创作。但他未完全照搬原剧的故事框架，而是通过对原剧的情节、主题和人物进行提炼和重塑，使得儒家道德文化得到提升和高扬，使得《中国孤儿》成为18世纪法国人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扇窗。《中国孤儿》把原本在春秋时期发生的故事推迟到了元代成吉思汗征服中原的时候，地点也只局限于距离康巴鲁（即今天的北京）王宫不远的大臣宅邸，选取了《赵氏孤儿》中“搜孤”、“救孤”两个情节， 将原剧叙述春秋时期诸侯国内部之间的“文武之争”的故事变换成元初鞑靼人和汉人两民族之间“文野之争”。
伏尔泰改编后的《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20日开始在巴黎等地的各家剧院多次上演， 盛况空前，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轰动了整个欧洲。
二、《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主题的继承与创新
（一）宣扬儒家思想和道德美
中国儒家思想它重视人的人伦行为，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之类的。而在中国古代，多数戏剧都与儒家的这种思想观点相吻合，戏剧中的英雄人物都不为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践行“忠”与“义”的信念。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不例外，其主题就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赵氏孤儿》也可以说是一部复仇剧，剧中赵氏家族被屠岸贾陷害，三百多人枉死，作为赵氏家族唯一生命延续的赵武最终寸磔奸贼，推翻了冤案，得以沉冤昭雪。但是赵氏孤儿的复仇成功是建立在“义”基础上的。在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搜孤”“救孤”的情节中，作者写了众多的忠臣义士不顾自己的安危去保护赵氏孤儿：韩厥自刎、程婴献子、公孙献身，他们都与赵氏孤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凭着“见义不为非为勇”信念而慷慨赴义，体现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精神境界和闪烁着中国传统道德的光彩。而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为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
原本就对儒家文化怀有敬佩之情的伏尔泰，在看到《赵氏孤儿》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仁义”等精神必定会有所触动。而他所改编的《中国孤儿》，正是对这种儒家精神的发扬和追求。他通过对原剧故事情节、人物的改造，使儒家思想在剧中更好的体现出来。为此，伏尔泰在其剧作中只保留了“搜孤”、“救孤”两个情节，把赵盾和屠岸贾两家之间的家族仇恨转换成了文明与野蛮文化冲突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同时，他还把叙事时间换成了“宋元相争”的时代背景，以臧惕和伊達美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对抗并同化了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入侵的野蛮民族。伏尔泰在剧中通过塑造了大宋遗臣臧惕夫妇形象，弘扬了中国人的道德，传达了儒家“仁、义”思想。因此，我们在作品中常常看到臧惕作为孔子的替身，代替伏尔泰宣扬孔子思想的场面。臧悌对君主的忠诚，“为祖国牺牲一切，为祖国活在人间......夫死后为夫守节，不过是一种常情，但要知道弃小节全大义更是光荣。我们更应该为君王、为祖国移节尽忠，”[8]以及对正义的热爱，“服从不公正的命令就是罪恶。”而臧悌这种舍生取义、忠君，更是符合儒家思想的精髓。同时成吉思汗在剧中不断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钦佩，“你们不要再摧残，那些巍峨的古迹；那都是历代精华，是艺术上的奇迹；要爱护她，他都是我的武功的收获......不准再乱烧乱抢，”[9]更是在剧末直接说出：“我要求战败之民来治理战胜之民；临民以德为先，从此要崇文黜武，就请你控制武力，他应该向你低头；我首先以身作则，原以我帝王之贵，身披甲，手持弓箭，来服从你的箴规，”当伊达美问其是什么令他转变时，他回答：“你们的道德。”[10]一句话，更是传达出了正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力量，使得蛮狠专制的成吉思汗，幡然醒悟，感化于战败者的文德之下。在思想内容上《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都完美的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只不过《赵》中儒家思想体现在公孙杵臼等人的义举上，《中》则表现在成吉思汗对儒家思想与道德的感化之下。 在两部剧作都变现出儒家思想的同时，都强调描写一种道德美，都强调一种“劝善”与“扬善”。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开篇就以伊达梅的口吻道出了对中国四千年的古老文明的赞美之情，“它有着悠久的艺术和法律，它有着自古以来就高尚纯洁的宗教，它几千年来的历丈从木中断，真实可信，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11]而对中国所具有的四千年的历史而经久不衰的原因，伏尔泰则归功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法则与道德基础之上。他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都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对道德的崇尚和他自己本身对道德的敬重与崇拜，想请“中国人”给“法国人来上道德课”。两剧都旨在歌颂道德美，只是所依托的故事有所不同。纪剧立意在“惩恶劝善”，着重描写的是斗争场面，通过一系列的锄奸、报仇等事件，让美德发出照人的光彩，给人以审美愉悦；伏剧立意在“扬善融恶”，刻意追求的是和解、融合，通过成吉思汗思想的转变明示美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人向往道德之美。
（二）伏尔泰对理性主义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等级关系：三纲五常。其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他强调了无条件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历来为各朝封建统治者所推崇。[12]《赵氏孤儿》中也不免会受到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楔子中：当屠岸贾派人假传君王之命，赐死驸马赵朔时，小官说到：兀那赵朔，圣命不可违慢，你早早自尽吧。赵朔虽然满腹冤屈，又牵挂着公主腹中未出生的孩子，还是不得不含冤自尽，深刻反映了“君为臣纲”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而当程婴献出自己的亲儿替换皇孤时，纪君祥干脆连让他妻子出场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去反抗这一决定了，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可见传统的“三纲”伦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和在封建社会中的具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在《中国孤儿》中伏尔泰塑造了出了伊达美这个女性形象，他不仅是儒家传统文化忠义的化身，也用来传达伏尔泰心中的理性主义，表达出了自由、平等等理性主义的内涵。首先，在伊达美和成吉思汗的爱情问题上，伊达美选择了理性和对丈夫的忠贞，当成吉思汗第一次求婚时，伊达美拒绝了，但是却对成吉思汗解释道：“我的心虽然属意，原不致拒绝求婚，可是我还有双亲，还有贤明庭训，他们替我做了主，竟使我事与愿违。”[13]也就是说，第一次拒绝成吉思汗是由于传统文化中汉族不能与外族通婚的祖训。那么当她已嫁做人妇，而成吉思汗又一次表白时，她拒绝的理由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贞。伊达美也不承认皇孤的性命比臣民的生命更高贵：“唉！有什么贵和贱，又有什么主和臣，都不过一点虚荣定了一时的名分；天生来大家平等，倒了运大家相同，每个人都只负担自己的一份伤痛。”[14]同样，在牺牲亲子的问题上，伊达美丝毫不退让，为了护子，她可以与丈夫相争，或者与强大的蒙古兵相抗，这是母性爱的本能。在“君臣”、“夫妇”和“众生”的关系上，伊达美突破了封建伦理的教条和束缚，更具有合理性，她是伏尔泰宣扬理性主义的化身和代言，是伏尔泰宣扬“自由平等”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的结果。因此，在思想性上面，《中国孤儿》要优于《赵氏孤儿》，伏尔泰在尊重和推崇中国传统道德的前提下，更重视人性的觉醒和崇尚理性。
三、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再创作原因探究
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传播，作品接受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再创造。伏尔泰在接受《赵氏孤儿》中的一些思想之外，也必然会对其进行改编，使其符合自己的创作意图。下面我们将探讨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进行再创作的原因。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反对宗教迷性。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的举旗人，伏尔泰迫切地需要一种思想文化来打破旧有体制的束缚，把法国民众从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中解放出来。而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呈献给西方一个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全景。同时伏尔泰在阅读《赵氏孤儿》之际，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程婴、公孙杵臼身上充满着崇高道德、仁爱、正义精神美和道德意义，而这些精神和道义恰恰又是展开法国启蒙主要以运动的必需品。于是他吸收和接纳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忠信”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材料置于启蒙思想文化体系中，加以重整，达到了宣扬自己“自由、平等、理性”的启蒙主义思想的目的，进而推动启蒙主义运动。
虽然《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在主题上都体现出儒家思想，“搜孤”“救孤”也是他们共同的情节，但是戏剧结构以及艺术技巧表达上却截然不同。如中国古代戏剧中多为剧中人自报家门，以说明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和事情发展的缘由。而伏尔泰写法则是欧洲式的、由角色在剧倩展开过程中通过对话加尽说明，这是因为伏尔泰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他所创作的戏剧也必然符合新古典主义的审美标准。
法国古典悲剧十分强调形式的规范化，均为五幕，采用亚历山大诗体，以及遵守“三一律”这个显著特征。伏尔泰属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师承高乃依和拉辛，拘泥于古典主义审美标准，恪守西方戏剧美学的观点。因此，伏尔泰虽然欣赏东方文明，但他在进行改编时也恪守西方文化模式，始终严格按照古典主义戏剧法则来对《中国孤儿》进行创作。如他在献词中提及到：“《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做的一切陈述。诚然，这个剧本和我们今天的那些好作品比起来，蛮气十足；然而，和我们十四世纪的剧本想较，却是一个杰作。”[15]他虽然接受《赵氏孤儿》中的中国道德与文化，但认为“这篇中国戏剧并没有其他的美：时间和剧情的统一，情感的发挥，风俗的描绘，雄辩、理性、热情，这一切都没有。”[16]在这里，伏尔泰完全以法国古典主义创作的标准来衡量《赵氏孤儿》的，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则是他读到的《赵氏孤儿》是经过马若瑟删减、翻译之后的译本，而这部只存故事情节而无文学情韵的译作，其艺术魅力自然不能与原著相提并论。因此，伏尔泰完全按照“三一律”的标准对时间、情节等进行改编，使成吉思汗在一天内完成了由暴君到明君的轉变。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伏尔泰是以《赵氏孤儿》为蓝本，从而创作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国剧作——《中国孤儿》。两部剧作虽然在人物、时间、情节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但在主题上却一脉相承，都宣扬了儒家文化，歌颂了道德之美，同时，伏尔泰也按照自己的审美规范和文化模式对《赵氏孤儿》进行“改造”，从而创作出《中国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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