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艺术作品需要想象，但是不能丢失艺术的真实性，否则，这种想象只能是艺术作品失败的表现。艺术作品的想象和幻想都要遵循逻辑的规则，符合事理的逻辑，无缘无故“想当然”的表现就会使艺术作品缺乏真实性。导演的考虑和想法全表现在文本中，没必要再去琢磨导演，一切向文本说话。
关键词 创作 幻想逻辑 同化 文本
艺术创作需要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作品的产生。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夸大艺术的想象，也不能丢失艺术的真实性，否则，不管作者自己如何陶醉，失去艺术真实的想象在艺术作品中就只能是扭曲或失败的表现。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有两个情节之所以引发笑声，使人惊诧，其原因就是艺术真实的丢失，或者说，从逻辑上违反了观众的欣赏。
电影的第一部分(1976年春)中，周韵扮演的“疯妈妈”来到河边，跳到岸边的草丛中，脚下的那块草地即刻与土地分离向河中心飘去，然后又稳稳当当地复原回来，如同八仙过海般神奇。
电影的第四部分(1958年冬)中，怀孕的女主角挺着大肚子在火车的车厢里奔走，忽然间演员一摸自己的肚子，瘪了，惊恐之余，发现车厢下有一圆孔，原来孩子生在了铁路上。
这两个情节的设定，导演肯定有导演的想法，或者说，导演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又不能不说是导演的失败，是导演自己沉浸在想象或幻想中而没有遵循逻辑的规则。这不成功的想象也就成了电影中的败笔。何谓逻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定义逻辑“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实际上逻辑就是推理形式，就是对形式正确的推理关系进行系统推演，使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不至于造成思维混乱。文学艺术需要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穿越时空，与花鸟草虫对话，与妖魔鬼怪周旋，只要你的想象足够丰富，超越生活是很自然的，但是，想象也好，联想也好，幻想也罢，总要遵循一定的事理逻辑，即有原因有道理，无缘无故地让脚下的土地与大地分离而飘向河中只能引人发笑：无缘无故地让火车地板出现一个规则的圆洞，怀孕的女人突然瘪了肚子，孩子在不知觉中躺在了铁轨中间，这样突兀的情节，没有合理的变化形式，自然也就失掉了艺术的真实性。不是说这两个情节就注定没有艺术真实性的可能，要使之具有艺术真实性，必须要有假定性前提，即给出艺术真实的理由。可是《太阳照常升起》每部分的前提条件很清楚，1976年春，夏，秋和1958年冬，而且是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所以这两个情节的前提就无法让人们相信它们的艺术真实性。
我们不妨借鉴童话理论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童话的想象和幻想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更为鲜明，或者说，想象和幻想是童话文学的本质特点。
杨实诚在《儿童文学美学》一书中指出：“展示合情合理，能够激发欣赏者真实感的生活现象是一切文学样式也是童话获得艺术真实的首要条件。”书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指的生活现象是一般环境，艺术形象的形貌素质，行为举止，生活细节。”也就是说，极度夸张表现出来的那些超自然的生活现象，也可能在环境和形貌，也可能在人物的行为举止上符合生活中某些方面的运动规律。如果都不符合，但也一定要“符合人的内心感受的规律，符合人们在特定的情绪，心境，感情支配下，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只有这样，无论多么夸张，多么超自然的现象在欣赏者欣赏的过程中才是真实可信的，才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这两个情节显然没有考虑这些。艺术作品在进行想象和幻想的同时，不能无视逻辑的存在，不能脱离人对事物的感受规律。艺术作品可以改变或颠覆人们审美的价值取向，但是决不可以颠覆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规律。
在童话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幻想逻辑”。幻想是儿童文学魅力的核心，但是“幻想逻辑”也是逻辑，儿童文学中的幻想也离不开逻辑，否则儿童文学就是胡思乱想，胡编乱造，绝不会受到儿童的欢迎。洪汛涛在谈到创作经验时指出：“猫头鹰的特点是晚上出现，睁着一对大眼睛，目力特别好，要是反过来说猫头鹰白天是这样，自然不行：除非你说明猫头鹰为什么白天能出现的原因，想象得很有趣，很有情节也可以。……桃花本来是春天开的，如果你没有说明原因，就写冬天开桃花，结桃子，那别人会说你连桃花在春天开也不懂得。”这里谈的虽然是儿童文学创作，但是艺术创作的道理却具有普遍性。符合事理逻辑，并不是说，在创作中把什么事情都说得一清二楚，来龙去脉表现得一丝不苟，那样就会变成原始记录，而并非艺术作品。艺术供人鉴赏，当然要给人留下再创造的空间，让欣赏者面对艺术作品去完成他自己的想象。在生活中，任何人的联想和想象都离不开自身的经验和教养，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也是如此。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认为，同化才是引起反映的根源。也就是说，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或对外界事物做出反映，其根源在于把这种刺激同化到已有的认识结构之中。通俗地说，你讲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笑话，可是听的人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你，没有反映，或没有出现你预期的效果，这可能说明你的笑话没有被听者同化到已有的认识结构之中。这当然是艺术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也许作品脱离了欣赏者的感受规律。艺术创作需要个性鲜明，但决不靠“想当然”。艺术家的“想当然”往往就是造成艺术作品缺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要理解《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电影，离开导演本人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
崔卫平在中国同里电影论坛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有一段话我颇有同感，转述如下，并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写作这一部电影的评论，与导演下一部影片的产生完全无关。至于导演本人他是如何想的，这个我们只有通过他的影片本身才能知道，他所拍出来的，就是他所想的与如何想的。我只能根据目前呈现在观众眼前的这部影片本身说话，而用不着去琢磨原先导演是怎么考虑的。”
一个导演从他开始准备拍摄到拍摄完毕，他自己头脑中也已经走过许多路，发生了许多变化，何况还有属于导演本人并不清楚的“无意识领域”，他们既是个人的无意识，也是社会的无意识，作为批评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这些“无意识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的头脑置换成导演本人的头脑，想他所想，急他所急。
关键词 创作 幻想逻辑 同化 文本
艺术创作需要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作品的产生。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夸大艺术的想象，也不能丢失艺术的真实性，否则，不管作者自己如何陶醉，失去艺术真实的想象在艺术作品中就只能是扭曲或失败的表现。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有两个情节之所以引发笑声，使人惊诧，其原因就是艺术真实的丢失，或者说，从逻辑上违反了观众的欣赏。
电影的第一部分(1976年春)中，周韵扮演的“疯妈妈”来到河边，跳到岸边的草丛中，脚下的那块草地即刻与土地分离向河中心飘去，然后又稳稳当当地复原回来，如同八仙过海般神奇。
电影的第四部分(1958年冬)中，怀孕的女主角挺着大肚子在火车的车厢里奔走，忽然间演员一摸自己的肚子，瘪了，惊恐之余，发现车厢下有一圆孔，原来孩子生在了铁路上。
这两个情节的设定，导演肯定有导演的想法，或者说，导演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又不能不说是导演的失败，是导演自己沉浸在想象或幻想中而没有遵循逻辑的规则。这不成功的想象也就成了电影中的败笔。何谓逻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定义逻辑“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实际上逻辑就是推理形式，就是对形式正确的推理关系进行系统推演，使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不至于造成思维混乱。文学艺术需要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穿越时空，与花鸟草虫对话，与妖魔鬼怪周旋，只要你的想象足够丰富，超越生活是很自然的，但是，想象也好，联想也好，幻想也罢，总要遵循一定的事理逻辑，即有原因有道理，无缘无故地让脚下的土地与大地分离而飘向河中只能引人发笑：无缘无故地让火车地板出现一个规则的圆洞，怀孕的女人突然瘪了肚子，孩子在不知觉中躺在了铁轨中间，这样突兀的情节，没有合理的变化形式，自然也就失掉了艺术的真实性。不是说这两个情节就注定没有艺术真实性的可能，要使之具有艺术真实性，必须要有假定性前提，即给出艺术真实的理由。可是《太阳照常升起》每部分的前提条件很清楚，1976年春，夏，秋和1958年冬，而且是对现实生活的演绎。所以这两个情节的前提就无法让人们相信它们的艺术真实性。
我们不妨借鉴童话理论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童话的想象和幻想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更为鲜明，或者说，想象和幻想是童话文学的本质特点。
杨实诚在《儿童文学美学》一书中指出：“展示合情合理，能够激发欣赏者真实感的生活现象是一切文学样式也是童话获得艺术真实的首要条件。”书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指的生活现象是一般环境，艺术形象的形貌素质，行为举止，生活细节。”也就是说，极度夸张表现出来的那些超自然的生活现象，也可能在环境和形貌，也可能在人物的行为举止上符合生活中某些方面的运动规律。如果都不符合，但也一定要“符合人的内心感受的规律，符合人们在特定的情绪，心境，感情支配下，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只有这样，无论多么夸张，多么超自然的现象在欣赏者欣赏的过程中才是真实可信的，才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这两个情节显然没有考虑这些。艺术作品在进行想象和幻想的同时，不能无视逻辑的存在，不能脱离人对事物的感受规律。艺术作品可以改变或颠覆人们审美的价值取向，但是决不可以颠覆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规律。
在童话理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幻想逻辑”。幻想是儿童文学魅力的核心，但是“幻想逻辑”也是逻辑，儿童文学中的幻想也离不开逻辑，否则儿童文学就是胡思乱想，胡编乱造，绝不会受到儿童的欢迎。洪汛涛在谈到创作经验时指出：“猫头鹰的特点是晚上出现，睁着一对大眼睛，目力特别好，要是反过来说猫头鹰白天是这样，自然不行：除非你说明猫头鹰为什么白天能出现的原因，想象得很有趣，很有情节也可以。……桃花本来是春天开的，如果你没有说明原因，就写冬天开桃花，结桃子，那别人会说你连桃花在春天开也不懂得。”这里谈的虽然是儿童文学创作，但是艺术创作的道理却具有普遍性。符合事理逻辑，并不是说，在创作中把什么事情都说得一清二楚，来龙去脉表现得一丝不苟，那样就会变成原始记录，而并非艺术作品。艺术供人鉴赏，当然要给人留下再创造的空间，让欣赏者面对艺术作品去完成他自己的想象。在生活中，任何人的联想和想象都离不开自身的经验和教养，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也是如此。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认为，同化才是引起反映的根源。也就是说，人们对外界的刺激或对外界事物做出反映，其根源在于把这种刺激同化到已有的认识结构之中。通俗地说，你讲了一个非常幽默的笑话，可是听的人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你，没有反映，或没有出现你预期的效果，这可能说明你的笑话没有被听者同化到已有的认识结构之中。这当然是艺术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也许作品脱离了欣赏者的感受规律。艺术创作需要个性鲜明，但决不靠“想当然”。艺术家的“想当然”往往就是造成艺术作品缺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要理解《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电影，离开导演本人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
崔卫平在中国同里电影论坛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有一段话我颇有同感，转述如下，并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写作这一部电影的评论，与导演下一部影片的产生完全无关。至于导演本人他是如何想的，这个我们只有通过他的影片本身才能知道，他所拍出来的，就是他所想的与如何想的。我只能根据目前呈现在观众眼前的这部影片本身说话，而用不着去琢磨原先导演是怎么考虑的。”
一个导演从他开始准备拍摄到拍摄完毕，他自己头脑中也已经走过许多路，发生了许多变化，何况还有属于导演本人并不清楚的“无意识领域”，他们既是个人的无意识，也是社会的无意识，作为批评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这些“无意识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的头脑置换成导演本人的头脑，想他所想，急他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