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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细节处的‘硬伤’”、“剧情对史实的虚构”和“思想倾向的差异”是引发有关历史题材电视剧“真实性”论争的主要原因，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硬伤 虚构 思想倾向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如《雍正王朝》(1999年)、《康熙王朝》(2002年)、《天下粮仓》(2003年)、《汉武大帝》(2005年)以及今年正在热播中的《贞观长歌》。作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正剧”，上述这些电视剧无一不是内涵丰厚、制作精良，情节设置引人入胜、荡气回肠。因此，它们总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创下相当高的收视率。
然而，围绕这些电视剧所产生的有关“真实性”的纷争却始终没有消歇过。
在笔者看来，引发纷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㈠细节处的“硬伤”：(二)剧情对史实的虚构：㈢思想倾向的差异。
一、细节处的“硬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分为两种。一是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二是编导的有意为之。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为例，该剧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在临近剧终时却以有胡子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有悖常识，是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硬伤”。
同样是《汉武大帝》，饰太子刘彻的青年演员杜淳习惯右手使剑，而饰皇帝刘彻的中年演员陈宝国是左撇子。据演员杜淳透露，当时他曾要求练左手剑，以使汉武帝持剑的形象保持前后一致。总导演胡玫权衡再三。认为观众最为关注的是该剧厚重的历史感和历史氛围，不会纠缠于这样的细枝末节，便保留了杜、陈两位演员的习惯。于是剧中的汉武帝少年时右手使剑，成年后剑却换到了左手，这大概是该剧最大的“穿帮”镜头。
不论是因为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编导的有意为之的结果，这种“硬伤”都是应该避免和杜绝的。
二、对史实的虚构
2002年初，46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首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观众的赞扬声和史学界的指责声几乎此起彼伏地伴随着每一集的播出。尽管编导一再声称该剧的“历史真实”，但在严谨的史学家眼中，显然有诸多的“历史史实的错误”并由此质疑编导者“历史态度”的公正。《汉武大帝》在2005年初首播时也曾有类似的遭遇，当时许多观众是“手捧《史记》和《汉书》”来看这部电视剧的。
笔者认为，上述历史“正剧”是在尊重基本史实前提下的艺术创作，而不是历史教科书。观众应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审视。体验古人的悲欢，感悟古人的本真，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而不应拘泥于史书中的记载，对不合“史实”处进行指摘乃至谴责。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各有侧重：“历史的研究是力求真实而不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史剧的创作是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各异其趣：“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各司其职：“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
而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虚构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它使今人能够亲炙古代，也使历史能够反观现代，从而实现了古人和今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米歇利特指出：“历史学的目的是‘复活’，使‘遗忘的声音’恢复向活人说话的力量。复活意味着洞悉着过去生命内在的最深处，以便在它们完全的新奇性与神秘性中把它们重构为先前的生命力，以此提警人们人类生活不可化简的多样性，从而鼓励人们过一种先前正当谦卑的生活，并且对其先辈们表示敬意。”
三、思想倾向的差异
1999年初，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在中央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随着收视率的不断攀升，该剧在社会上也引起极大反响。对雍正这样一位历史上颇有争议、后世又多扑朔迷离传闻的皇帝，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式进行塑造，成为许多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说：“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政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对这样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导演胡玫要重新定义。她开拍前就认定：“未来的电视剧将是一部帝王治国片，全片所讲述的故事将紧紧围绕‘当家难’三个字展开。这三个字又进一步细化为‘谁来当’、‘怎么当’、‘怎么难’三个部分。”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该剧着力刻画了雍正勤政廉洁、忧国忧民的一面。
与此同时，观众们基于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争论不休。由于该剧以当代作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为底本，有观众称二月河为“封建余孽”，要把他踢回“雍正王朝”去。
如何看待这种由思想倾向的差异造成的各种不同的立场的对立，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历史修撰就其涉及的史实性材料而言，与其他方式的写作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修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文本形式。因此，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对历史的阐释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每个人、每个时代对历史的阐释都是受其所处环境制约的，都不可能获得绝对正确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在对历史的追寻中，人们获得了一种对自身的理解。对历史的探索，其实正是对自我生存的审视：对历史的扣问，不是为了起古人于地下，而是为了与古人对话，以古代照亮现代。
总之，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的前提下，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者和编导者应避免和杜绝细节处的“硬伤”，对历史史实进行合理想象和虚构，有时可通过迥异于传统历史观的艺术阐释，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从而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创作目的。
[关键词]硬伤 虚构 思想倾向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如《雍正王朝》(1999年)、《康熙王朝》(2002年)、《天下粮仓》(2003年)、《汉武大帝》(2005年)以及今年正在热播中的《贞观长歌》。作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正剧”，上述这些电视剧无一不是内涵丰厚、制作精良，情节设置引人入胜、荡气回肠。因此，它们总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创下相当高的收视率。
然而，围绕这些电视剧所产生的有关“真实性”的纷争却始终没有消歇过。
在笔者看来，引发纷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㈠细节处的“硬伤”：(二)剧情对史实的虚构：㈢思想倾向的差异。
一、细节处的“硬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分为两种。一是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二是编导的有意为之。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为例，该剧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在临近剧终时却以有胡子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有悖常识，是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的“硬伤”。
同样是《汉武大帝》，饰太子刘彻的青年演员杜淳习惯右手使剑，而饰皇帝刘彻的中年演员陈宝国是左撇子。据演员杜淳透露，当时他曾要求练左手剑，以使汉武帝持剑的形象保持前后一致。总导演胡玫权衡再三。认为观众最为关注的是该剧厚重的历史感和历史氛围，不会纠缠于这样的细枝末节，便保留了杜、陈两位演员的习惯。于是剧中的汉武帝少年时右手使剑，成年后剑却换到了左手，这大概是该剧最大的“穿帮”镜头。
不论是因为剧组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编导的有意为之的结果，这种“硬伤”都是应该避免和杜绝的。
二、对史实的虚构
2002年初，46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首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观众的赞扬声和史学界的指责声几乎此起彼伏地伴随着每一集的播出。尽管编导一再声称该剧的“历史真实”，但在严谨的史学家眼中，显然有诸多的“历史史实的错误”并由此质疑编导者“历史态度”的公正。《汉武大帝》在2005年初首播时也曾有类似的遭遇，当时许多观众是“手捧《史记》和《汉书》”来看这部电视剧的。
笔者认为，上述历史“正剧”是在尊重基本史实前提下的艺术创作，而不是历史教科书。观众应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审视。体验古人的悲欢，感悟古人的本真，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而不应拘泥于史书中的记载，对不合“史实”处进行指摘乃至谴责。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各有侧重：“历史的研究是力求真实而不伤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实；史剧的创作是注重在构成而务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构成”。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各异其趣：“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各司其职：“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
而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虚构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它使今人能够亲炙古代，也使历史能够反观现代，从而实现了古人和今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米歇利特指出：“历史学的目的是‘复活’，使‘遗忘的声音’恢复向活人说话的力量。复活意味着洞悉着过去生命内在的最深处，以便在它们完全的新奇性与神秘性中把它们重构为先前的生命力，以此提警人们人类生活不可化简的多样性，从而鼓励人们过一种先前正当谦卑的生活，并且对其先辈们表示敬意。”
三、思想倾向的差异
1999年初，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在中央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播出，随着收视率的不断攀升，该剧在社会上也引起极大反响。对雍正这样一位历史上颇有争议、后世又多扑朔迷离传闻的皇帝，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式进行塑造，成为许多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说：“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政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对这样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导演胡玫要重新定义。她开拍前就认定：“未来的电视剧将是一部帝王治国片，全片所讲述的故事将紧紧围绕‘当家难’三个字展开。这三个字又进一步细化为‘谁来当’、‘怎么当’、‘怎么难’三个部分。”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该剧着力刻画了雍正勤政廉洁、忧国忧民的一面。
与此同时，观众们基于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争论不休。由于该剧以当代作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为底本，有观众称二月河为“封建余孽”，要把他踢回“雍正王朝”去。
如何看待这种由思想倾向的差异造成的各种不同的立场的对立，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历史修撰就其涉及的史实性材料而言，与其他方式的写作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修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文本形式。因此，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对历史的阐释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每个人、每个时代对历史的阐释都是受其所处环境制约的，都不可能获得绝对正确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在对历史的追寻中，人们获得了一种对自身的理解。对历史的探索，其实正是对自我生存的审视：对历史的扣问，不是为了起古人于地下，而是为了与古人对话，以古代照亮现代。
总之，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的前提下，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者和编导者应避免和杜绝细节处的“硬伤”，对历史史实进行合理想象和虚构，有时可通过迥异于传统历史观的艺术阐释，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从而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创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