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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产生于特定时期的美国，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权利理论移植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这种差异性而否认权利理论对于解决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意义。在《权利，违法的权利与中国境遇》一文中，作者已经对权利理论的适切性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并且试图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审视“高考移民”问题的本质和解决。
关键词：德沃金；权利理论；高考移民；适切性；权利冲突；对待；公权力；公民权利
一、权利理论的适切性问题
（一）适切的可能性与适用的必要性：生活化角度反思
生活需求的多样性使得价值目标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则使得价值冲突更为常见和复杂，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然而权利的内容却并没有紧随时代的发展，于是我们在权利理论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空缺和需求。在历史传统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公权力传统的国家，“公权”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对公权力有一种理所当然式的认同和服从，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公民权利的相对弱小，二者对比之下力量悬殊，而我国又素有重义务而轻权利的传统，这源于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这就使得公民权利更容易遭受公权力的侵害，在个人权利受损甚至被剥夺的情况下，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当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而自身拥有的权利却遭受到不合理的侵犯和不公平的待遇时，公权和私权的矛盾就会产生、激化，近年频繁出现的因拆迁和征地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暴露了公民对于政府公权力的不满和反抗。公民权利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其他个体的侵害，而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公权。德沃金的权利理论，针对的正是国家和政府公权力的运用，它要求政府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能仅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而加以褫夺。所以，德沃金的权利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有其适切的可能性，更有其适切的必要性，而这一点，在作者的文中是没有提到的。
（二）“适切性”本身对于经验的借鉴到底产生多大影响
受法律解释的方法的启发——每一部著作在最后一个句号画上的时候，就已经与作者无关了——解读也好、应用也罢，对这种理论的观点甚至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见解——这其中就有各种“误读”的产生。在《权利，违法的权利与中国境遇》一文中，作者借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的观点，说明了借鉴经验之难，外国的经验作为地方性的知识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文化和语言的限制又使得解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其真实的描述，每一次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对原著的“背叛”，所以，无论我们如何描述、界定和概括，都不等于外国法治经验本身。①作者在文中占用了大量篇幅论证关于权利理论适切性的问题，就好比在不断比量要不要买一件穿在别人身上好看却不知是否适合我们自己的衣服。然而德沃金已逝，就连权利理论的作者如今也无法对各种解读做出回应了，我们也不必对于“适切性”这个问题投入过多的关注，权利理论如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
二、权利理论与高考移民问题
在中国，各地的高考政策有所不同，有些地区对移民到本地参加高考的行为设定了非常严苛的限制条件。为了消除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水平差异悬殊的境况下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公民遵从自己的内心、基于善良的目的追求自身的利益，却遭到了来自政府和法律的禁止。那么，政府和法律禁止这种行为的做法是正当的吗？公权力在高考移民的问题上有没有戕害公民的个人权利？政府面对公民的享受“公平待遇”的要求，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应对和平衡其中的矛盾和冲突？
在高考移民的问题上，从表面看来，其中至少存在着公民对权利的要求和政府有关规定之间的矛盾。德沃金的权利理论，对政府公权力的运用提出了要求；并且，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对权利理论适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予以讨论，所以，我们试图透过德沃金的权利理论，来检验政府和法律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它们是否认真对待了公民权利？
三、有争议的“高考移民权”
姑且不论“高考移民权”算不算的上是一种“权利”，这样的叫法是否恰当，这样一种“权利”是存在于许多公民的意识当中，并且为他们所“行使”、所“支持”的。“高考移民”是近些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争论的话题，因为当今中国的高考，就如同古代的封建科举制度一样，是每年牵动千万考生和家长、备受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因为高考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够进入的高等院校的水平，甚至于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教育资源有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各地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比例相差较大，加上各地高考政策的影响和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高考移民”的出现。
（一）“高考移民权”的依据是“受教育权”吗
我认为，在此处有必要讨论一下高考移民权是否与受教育权相关。
受教育权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旨在赋予每个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个规定既没有明确对公民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没有对公民所享受的教育政策作出规定，所以平等地接受了教育，并不代表平等地接受了相同质量的教育、享受了同等条件的教育政策。这个“平等”的意义，是在接受了教育这个事实上来说的，公民接受了教育就意味着受教育权得到了保障；如果非要以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教育政策的平等来衡量受教育权的话，那么基于当前中国的现实，我们当中的有一大部分人的受教育权都没有得到保障，尽管已经“接受了教育”。众多高考移民的目的，并不是在没有接受教育、未行使受教育权的情况下去争取受教育权，而是在接受了教育的情况下，或者是从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移民至优质教育资源地，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或者是从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向落后地区移民，争取在竞争力较弱的群体当中凸显优势——这也即“高考移民權”的内容。所以，“高考移民权”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受教育权。
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已经纷纷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是京沪广地区异地高考政策的门槛依旧颇高，其他地区的异地高考政策也并非完全放开了对外来人员参加高考的限制，无条件自由行使“高考移民权”仍然是不可能的。 （二）法律禁止“高考移民”是正当的吗
作者在《权利，违法的权利与中国境遇》一文中这样提到：“如果一个人有按照自己的良心的命令行事的权利，那么国家禁止他这样做怎么会是正当的呢？那么公民是否会被认为是享有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的呢？我们的政府并没有确定这种道德权利，而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不是基于某种道德哲学的径路，而只是纯粹地为了维护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尽管作者认为在此处讨论“国家禁止这样去做（指高考移民）是否是正当的”是一个不在文章思考范围之内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此处有加以讨论的必要。如果不能够明确这个问题，那么区分一项权利与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与区分如何区分一个人能否违反法律，和一个人违反法律是否做的对，这两个问题也就不够明确。
在此处，我与作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作者的某些说法是不够妥当的。
首先，是否确定了某种道德权利，与法律是否禁止他行使这种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道德权利的“确定”，不等于我们在法律上不禁止这种行为的行使，更不等于支持。即便是如作者所说，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法律禁止了高考移民的行为，这并不足以简单地认定政府认为高考移民的行为就是错误的。
其次，这些内容，作者自己也已经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对公民的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以详细的论证加以区分。根据德沃金的观点，政府认可一项道德权利的方式也并非是使其完全不受相反的立法和司法的约束，以言论自由为例，“当然，政府可以区别对待，而且在一个人的言论是清楚地和实质性地侵犯他人和他人的财产，而当时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阻止他时，政府可以阻止他的言论，如一个人在戏院中高喊‘失火啦’的时候。②”
再次，德沃金指出，只有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人权利才是与公民享有的反对政府的权利相冲突的权利，我们必须区分多数人的权利和作为多数人的成员所享有的个人权利，前者不能作为压制公民反对政府的权利的理由，而后者则可以，我们必须运用这个检验标准。③那么，为了检验法律禁止“高考移民”是否正当，我们有必要讨论，法律禁止高考移民，到底是以社会普遍利益作为正当理由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还是因为政府在平衡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之中保护了它有理由相信更重要的一方。
（三）“高考移民”中的个人权利冲突
作者认为，高考移民者是基于自己的良心的命令而行事，作为公民个体自由的权利，高考移民无可厚非。我对于作者在文中对高考移民者有违反法律的道德权利的论证没有异议，作为具有自私自利特质的理性人，每一个人都有追逐利益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予同等的关怀和对待，都有权基于善意去追求幸福和利益。当我们站在高考移民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享有违反法律的道德权利，而我要讨论的问题却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法律，或者说是政府，来看待禁止高考移民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
高考移民者的目的归结起来，无非是追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是减轻高考压力，获取更多的升学机会。高考移民当中，有许多是从东部教育水平较高但升学竞争压力较大的地区向中西部省份移动的，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自身相比较之下较高的竞争力，在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比在之前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升学机会。当把高考移民者的“移民”行为认为是公民基于个人的信念善意追求利益的行为，那么，被移民地的公民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拒绝高考移民者的到来，这为什么就不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呢？在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水平较低，很多人仅仅看到中西部省份高考录取分数较低，相对于东部省份来说是不公平的，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教育水平的局限，难道高考移民者们比他们享受到了更高质量的教育，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公平的吗？外来的高考移民者以较强的竞争力抢占了他们的升学机会，这就使得他们的权益受到了影响。所以，当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禁止高考移民行为时，所依据的不是集体或者社会的普遍利益，不是某些特权享有者的既得利益，而是相比较之下更重要的另一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政府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
四、政府应该如何认真对待权利
至于为什么要求政府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简单地说是因为道德，但这主要不是对个人提出的道德要求，而是对政府提出的道德要求，政府应当合乎道德，亦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④
在美国，德沃金毫不犹疑地认为社会政治据以成立的合理性就在于国家或政府能平等地关心或尊重其治域下的公民，即公民有获得平等关切和尊重的权利，这是权利之根。⑤德沃金的权利理论约束的是政府行为，是为公民个人权利抵御国家和政府戕害提出的有力辩解。然而，认真对待权利不等于“纵容”，更不等于一定强迫法律作出改变转而“支持”某种行为，因为这样的做法同样是混淆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并且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如何解决高考移民的问题实际上是给政府提出了挑战，认真对待权利，是要求政府要抛弃这样的说法：即公民永远不会享有一个违反法律的权利，它也一定不要限定公民的权利，使这些权利由于想象中的维护普遍利益的理由而被废除。⑥在高考移民问题上，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利益矛盾激化时尽可能地提供公平合理的解决途径，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或者集体目标为目的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更不能因为公民的善良违法行为而采取严厉的对待方式——违法的未必是错误的，法律禁止和道德谴责，如同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同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M]
②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68页[M]
③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56页[M]
④ 何懷宏：《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载《清华法学》第一卷，2002年第一期，第346页[J]
⑤ 傅鹤鸣：《论法律的合法性》[D]，第27页
⑥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68页[M]
关键词：德沃金；权利理论；高考移民；适切性；权利冲突；对待；公权力；公民权利
一、权利理论的适切性问题
（一）适切的可能性与适用的必要性：生活化角度反思
生活需求的多样性使得价值目标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则使得价值冲突更为常见和复杂，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然而权利的内容却并没有紧随时代的发展，于是我们在权利理论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空缺和需求。在历史传统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公权力传统的国家，“公权”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对公权力有一种理所当然式的认同和服从，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公民权利的相对弱小，二者对比之下力量悬殊，而我国又素有重义务而轻权利的传统，这源于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这就使得公民权利更容易遭受公权力的侵害，在个人权利受损甚至被剥夺的情况下，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当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而自身拥有的权利却遭受到不合理的侵犯和不公平的待遇时，公权和私权的矛盾就会产生、激化，近年频繁出现的因拆迁和征地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暴露了公民对于政府公权力的不满和反抗。公民权利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其他个体的侵害，而是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公权。德沃金的权利理论，针对的正是国家和政府公权力的运用，它要求政府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能仅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而加以褫夺。所以，德沃金的权利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有其适切的可能性，更有其适切的必要性，而这一点，在作者的文中是没有提到的。
（二）“适切性”本身对于经验的借鉴到底产生多大影响
受法律解释的方法的启发——每一部著作在最后一个句号画上的时候，就已经与作者无关了——解读也好、应用也罢，对这种理论的观点甚至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见解——这其中就有各种“误读”的产生。在《权利，违法的权利与中国境遇》一文中，作者借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的观点，说明了借鉴经验之难，外国的经验作为地方性的知识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文化和语言的限制又使得解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其真实的描述，每一次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对原著的“背叛”，所以，无论我们如何描述、界定和概括，都不等于外国法治经验本身。①作者在文中占用了大量篇幅论证关于权利理论适切性的问题，就好比在不断比量要不要买一件穿在别人身上好看却不知是否适合我们自己的衣服。然而德沃金已逝，就连权利理论的作者如今也无法对各种解读做出回应了，我们也不必对于“适切性”这个问题投入过多的关注，权利理论如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
二、权利理论与高考移民问题
在中国，各地的高考政策有所不同，有些地区对移民到本地参加高考的行为设定了非常严苛的限制条件。为了消除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水平差异悬殊的境况下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公民遵从自己的内心、基于善良的目的追求自身的利益，却遭到了来自政府和法律的禁止。那么，政府和法律禁止这种行为的做法是正当的吗？公权力在高考移民的问题上有没有戕害公民的个人权利？政府面对公民的享受“公平待遇”的要求，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应对和平衡其中的矛盾和冲突？
在高考移民的问题上，从表面看来，其中至少存在着公民对权利的要求和政府有关规定之间的矛盾。德沃金的权利理论，对政府公权力的运用提出了要求；并且，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对权利理论适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予以讨论，所以，我们试图透过德沃金的权利理论，来检验政府和法律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它们是否认真对待了公民权利？
三、有争议的“高考移民权”
姑且不论“高考移民权”算不算的上是一种“权利”，这样的叫法是否恰当，这样一种“权利”是存在于许多公民的意识当中，并且为他们所“行使”、所“支持”的。“高考移民”是近些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争论的话题，因为当今中国的高考，就如同古代的封建科举制度一样，是每年牵动千万考生和家长、备受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因为高考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够进入的高等院校的水平，甚至于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教育资源有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各地的高考录取分数和比例相差较大，加上各地高考政策的影响和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高考移民”的出现。
（一）“高考移民权”的依据是“受教育权”吗
我认为，在此处有必要讨论一下高考移民权是否与受教育权相关。
受教育权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旨在赋予每个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个规定既没有明确对公民所接受教育的质量，也没有对公民所享受的教育政策作出规定，所以平等地接受了教育，并不代表平等地接受了相同质量的教育、享受了同等条件的教育政策。这个“平等”的意义，是在接受了教育这个事实上来说的，公民接受了教育就意味着受教育权得到了保障；如果非要以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教育政策的平等来衡量受教育权的话，那么基于当前中国的现实，我们当中的有一大部分人的受教育权都没有得到保障，尽管已经“接受了教育”。众多高考移民的目的，并不是在没有接受教育、未行使受教育权的情况下去争取受教育权，而是在接受了教育的情况下，或者是从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移民至优质教育资源地，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或者是从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向落后地区移民，争取在竞争力较弱的群体当中凸显优势——这也即“高考移民權”的内容。所以，“高考移民权”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受教育权。
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已经纷纷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是京沪广地区异地高考政策的门槛依旧颇高，其他地区的异地高考政策也并非完全放开了对外来人员参加高考的限制，无条件自由行使“高考移民权”仍然是不可能的。 （二）法律禁止“高考移民”是正当的吗
作者在《权利，违法的权利与中国境遇》一文中这样提到：“如果一个人有按照自己的良心的命令行事的权利，那么国家禁止他这样做怎么会是正当的呢？那么公民是否会被认为是享有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的呢？我们的政府并没有确定这种道德权利，而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不是基于某种道德哲学的径路，而只是纯粹地为了维护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尽管作者认为在此处讨论“国家禁止这样去做（指高考移民）是否是正当的”是一个不在文章思考范围之内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此处有加以讨论的必要。如果不能够明确这个问题，那么区分一项权利与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与区分如何区分一个人能否违反法律，和一个人违反法律是否做的对，这两个问题也就不够明确。
在此处，我与作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作者的某些说法是不够妥当的。
首先，是否确定了某种道德权利，与法律是否禁止他行使这种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道德权利的“确定”，不等于我们在法律上不禁止这种行为的行使，更不等于支持。即便是如作者所说，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法律禁止了高考移民的行为，这并不足以简单地认定政府认为高考移民的行为就是错误的。
其次，这些内容，作者自己也已经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对公民的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以详细的论证加以区分。根据德沃金的观点，政府认可一项道德权利的方式也并非是使其完全不受相反的立法和司法的约束，以言论自由为例，“当然，政府可以区别对待，而且在一个人的言论是清楚地和实质性地侵犯他人和他人的财产，而当时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阻止他时，政府可以阻止他的言论，如一个人在戏院中高喊‘失火啦’的时候。②”
再次，德沃金指出，只有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人权利才是与公民享有的反对政府的权利相冲突的权利，我们必须区分多数人的权利和作为多数人的成员所享有的个人权利，前者不能作为压制公民反对政府的权利的理由，而后者则可以，我们必须运用这个检验标准。③那么，为了检验法律禁止“高考移民”是否正当，我们有必要讨论，法律禁止高考移民，到底是以社会普遍利益作为正当理由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还是因为政府在平衡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之中保护了它有理由相信更重要的一方。
（三）“高考移民”中的个人权利冲突
作者认为，高考移民者是基于自己的良心的命令而行事，作为公民个体自由的权利，高考移民无可厚非。我对于作者在文中对高考移民者有违反法律的道德权利的论证没有异议，作为具有自私自利特质的理性人，每一个人都有追逐利益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予同等的关怀和对待，都有权基于善意去追求幸福和利益。当我们站在高考移民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享有违反法律的道德权利，而我要讨论的问题却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法律，或者说是政府，来看待禁止高考移民的做法是否是正确的。
高考移民者的目的归结起来，无非是追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是减轻高考压力，获取更多的升学机会。高考移民当中，有许多是从东部教育水平较高但升学竞争压力较大的地区向中西部省份移动的，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自身相比较之下较高的竞争力，在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比在之前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升学机会。当把高考移民者的“移民”行为认为是公民基于个人的信念善意追求利益的行为，那么，被移民地的公民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拒绝高考移民者的到来，这为什么就不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呢？在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水平较低，很多人仅仅看到中西部省份高考录取分数较低，相对于东部省份来说是不公平的，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教育水平的局限，难道高考移民者们比他们享受到了更高质量的教育，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公平的吗？外来的高考移民者以较强的竞争力抢占了他们的升学机会，这就使得他们的权益受到了影响。所以，当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禁止高考移民行为时，所依据的不是集体或者社会的普遍利益，不是某些特权享有者的既得利益，而是相比较之下更重要的另一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政府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
四、政府应该如何认真对待权利
至于为什么要求政府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简单地说是因为道德，但这主要不是对个人提出的道德要求，而是对政府提出的道德要求，政府应当合乎道德，亦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④
在美国，德沃金毫不犹疑地认为社会政治据以成立的合理性就在于国家或政府能平等地关心或尊重其治域下的公民，即公民有获得平等关切和尊重的权利，这是权利之根。⑤德沃金的权利理论约束的是政府行为，是为公民个人权利抵御国家和政府戕害提出的有力辩解。然而，认真对待权利不等于“纵容”，更不等于一定强迫法律作出改变转而“支持”某种行为，因为这样的做法同样是混淆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并且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如何解决高考移民的问题实际上是给政府提出了挑战，认真对待权利，是要求政府要抛弃这样的说法：即公民永远不会享有一个违反法律的权利，它也一定不要限定公民的权利，使这些权利由于想象中的维护普遍利益的理由而被废除。⑥在高考移民问题上，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利益矛盾激化时尽可能地提供公平合理的解决途径，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或者集体目标为目的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更不能因为公民的善良违法行为而采取严厉的对待方式——违法的未必是错误的，法律禁止和道德谴责，如同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同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M]
②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68页[M]
③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56页[M]
④ 何懷宏：《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载《清华法学》第一卷，2002年第一期，第346页[J]
⑤ 傅鹤鸣：《论法律的合法性》[D]，第27页
⑥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68页[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