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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焦维炽烈士的材料
1967年8月18日
一、焦维炽烈士，家在安定东三区（湫峪沟附近东点）。幼年在私塾上学，半年读《四书》一部，师友称“神童”。因家距清涧城近，完小在清涧县立第一高初两等小学校，1924年暑假毕业。为优秀生。同年秋考入榆林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校第九班（壬班）。1923年，参加榆林运动会，返回途中，鱼河堡、镇川、米脂、绥德、清涧，我们安定18名同行，沿途鱼、镇、米、绥各校又请我们同吃晚饭、午饭，可以相互认识。又因他是安定人在清涧学习，而成绩优异，清涧学生教师向我们称赞他。他自己很谦虚，同我们分外亲热、要好。
二、1924年秋，绥德建立了中共S·Y（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特别支部。初冬，为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西北青年社、陕西学生联合会的筹备，陕北国民党特别区党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共进社，……都要在榆林往下发展成员及支部。杨虎城也有人到榆活动“杨井会晤”。李子洲烈士，先用四师校长名义及身份，掩护中共北方局特派员，借口办理四师经费，（省教育厅已批到陕北取钱，须向道尹公署之“道尹”景志傅交涉，由他批拨到宋家川或螅蜊峪等税局，才能取到钱。）到榆向上层井、景、杜（斌丞）等了解统治当局的内情，并同杨虎城的人员及杨接洽驱逐刘镇华南下、出兵关中之事，暗中指导向榆林男女学生中发展、建立革命细胞。因子洲的妹妹在女师，三弟弟在榆中，可做线索。党与团又专派王懋廷烈士（国文教员。1925至1927年黄埔军校讲授列宁《帝国主义论大纲》的政治教官）、白明善烈士（清涧起义的党委书记）用四师学生球类比赛的名义，二人带队（足球、篮球），领去十多二十来名同学，公开为两校学生友谊赛球，互比优劣，以求进步，秘密为发展与建立革命据点及原始组织。在李、王、白行前，党团内会议研究如何往返、如何任务时，各提自己在榆所知学生、教员、士兵、工农情况。我向他们提供了安定学生有焦维炽等是有反贪官污吏，反专横革命精神，应予注意。因此，焦维炽在1924年末或1925年初，即参加S·Y，为最早参加者之一。他入团后，努力工作，为革命很认真，很出力。
三、1925年，延安四中开办，共青团为在延安将要筹建团地委，调他到延安四中，公开当学生，上学，秘密专做青年团工作。至1926年冬，作共青团代表，出席西安陕甘区团委召开的团代表大会，陕西省学联代表大会，接受少共国际及团中央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指示而归。1927年夏，陕北三个团地委（延、绥、榆）以绥德地委为中心，派他到西安去报告陕北工作。遇“西安事变”，稍隐数日，中共陕甘区党委及团委出席武汉全国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返回。西北代表团路远行迟，多留数日，亲见“宁汉合流”，屠杀惨状，又得参加“八七”紧急会议，故将“八七”文件，告党员书，各种决议，一律带回。焦烈士同魏野畴烈士两人，带“八七”文件同来陕北。野畴独赴北京，找北方局，找上海中央，去报告“西北变化”及传达“八七”概况。焦在延安及安定秘密工作（四中、四师已被封闭，我赴汾阳了。）
四、1927年9、10月，我从晋，回陕北，参加“清涧起义”，未赶上（我们数人已走至石嘴驿，得讯，起义部队已南行，追不上了），返回绥德，亲赴绥北各县，重建陕北各县党与团的县委、区委、支部，筹备成立陕北统一领导机关，代替六月溃散之三个地委。腊月，返回绥德，遇陕西省委派来之杜衡，带来大批中央、省委文件，无处无人接受。相与各验明凭证，同商筹建特委，找到焦之关系、文件，及其他人，定于1928年农历二月初在绥西苗家坪之南丰寨，举行第一次陕北党代表会。烈士被选为共青团特委书记，党特委的青委书记，特委常委委员，代名为赵异三或赵仪三，以防、避反革命或敌人、叛徒之搜捕。1928年中秋节“米脂事件”，因杜衡执拗，不听劝告，不迁住址，与杜、贾同被敌捕去，送往榆林。经我们营救，于冬得保释。考察确未叛变，在敌人面前，英勇坚决，仍恢复他的团特委书记工作。1930年后，调到西安，任陕西团省委副书记，后代书记。贾拓夫从1928年春起同烈士一起工作，同难。1929、30年，又同工作，同到西安。1932年、1933年，任党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出西安到关中各县巡视工作，为扩大西北红26军的武力，他又专到蒲城各县去进行瓦解民团，拉兵变等工作，数次均获很大成绩和胜利，得人枪均汇合到主力或各地的大游击队中去了。第X次又去某县“拉兵变”，为敌俘去。敌恨至极，将他剁作肉酱。
烈士牺牲，只有党与团内知道。
1935年，瓦市解放，安定（子长）全县解放，才暗中通知其家。父母已老，弟已为狂。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皆未予以抚恤。
1949年，西安解放，南郊建立烈士革命陵园，因找不到尸体，只立石植树给烈士作了一点纪念物。但对烈士家属，未给一点优恤。
1963年闻其弟奔走呼号，无所获益。
关于王泰吉的材料
1967年8月13日
一、王泰吉，我原不认识。我知道从1926年西安解围之后，党对杨虎城部下，派去不少党、团员在内工作。陕北，从1924年冬起，对井岳秀部各师、旅、团、连，皆有工作。远在河南的“国民二军”残部郑思成、高桂滋、樊钟秀、岳维峻各部还有工作。陕甘區党，李子洲等亲在西安，怎能不向西安各部派人？党内秘密工作的文件（报告，指示），常提冯系与地方实力派某某、某某矛盾，证明其中必然有人，否则，何可知之？尤其，中山书院、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成百成千成队，不是派往各部，那里去了？1927年把史唯然已留在陕西省委的军委工作（1927，冬）。从1926年到1935年，我知杨部有工作，人不少。据所知，陕北也去了不少人，史唯然公开任其“军械官”（连级），阎揆要任参谋。
二、记不清了，大约是1930年后，在北平，从西安报纸，得知王泰吉原为杨虎城的骑兵团长，率全团官兵起义，打起红旗，当了红军。不久，失败，被杨虎城部下生俘，枪毙。报纸，有两种文字。一种说，起义，作战，失利，被俘，死难。一种说法，起义，搞了一个时期红军，被杨收编，又起义，为杨部俘而死难。 报纸，是国民党区域的。执笔是不是国民党员，不一定，但，非共产党员，可肯定。报纸是国民党准许（批准）办的，记者又不是深知一切或随军记者。因此，从报纸，只能肯定一、起义，革命，扛红旗，是事实。二、失败了，死了，是事实。其他，记者为了饭碗，为了报纸的销售出路（军政机关、人员订买的多），为讨杨喜欢，捧杨，必不会把王泰吉称颂，赞扬。少加、微加贬词，是幸事了。怎能希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写赞语？
三、从党内同志流传，知关中曾有“照金”“武字区”“旬邑”……不少地区起义，根据地，苏区，兴起，失败。除了无知之徒，谁会想到“起义”只是一个人？明明整团整营，数百人马枪，一致行动，怎能是个人成败呢？一个骑兵团，至少150人马枪，多则三四百人马枪。只走路，要有五里或十里多的尘土飞扬行列。
在关中平原，骑兵，（不能硬拼）而且草料之需费，比步兵多三五倍。军民关系，极不易搞好。穷人，自己没吃粮，哪来一马一夜二三升（个别好马，一夜四五至六七升）料？富人，对统治阶级的骑兵都讨厌，头痛，怕吃，恨糟蹋粮食，哪能乐意供应共产党的骑兵？在没有纵横数千里地区的丰富粮草根据地，王泰吉的失败，乃必然、应有、可免、难免的事。王保民一个骑兵旅，二百来人马枪，有井岳秀的23县地盘为后盾，到关中有40来县平原，麦稻丰产区，配合各部向刘镇华余支作战，不及半月，失败净光。我们一些青年，无经验党团员，王泰吉团结领导他们，王又未得毛主席游击战争战术战略教导。平日为旧军队的一套“养”“练”，一夜“突变”，既无强大苏区，又无强大革命政权，更无坚强党、政、军、民工作干部，稍一疏忽，可成“朝秦暮楚”的滑稽一样的“小戏”。
四、王泰吉及其同伙的同志，只能决心革命。胜，则更努力。败，再干。败而不能再干，敌成“泰山”，自己只得落个以“卵”敌石的失败命运，死，溃，散。未死者，再干。既无报纸，又未能来及给自己立石。王泰吉和同难者，只好听任后人谈评而已，只好听任敌人笑骂而已。对同情、友好、赞助者之凭吊，也无从计及，顾及。
五、从敌人方面，多种证明，“起义”，“当红军”，“失败”，“被屠杀”，是事实，千真万确。因此，本毛示：“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起来。”烈士，无疑。
敌人，对烈士，生，可使之死。死，怎能不侮辱、造谣、歪曲呢？我们对死难者，只能取其“始”“终”的大节。没缺点、弱点甚至错误，怎能“败”“死”？
六、1950年，我在西安西北局住，因在一灶一桌同吃饭，得见王泰吉的父亲，拿王泰吉的遗作，诗，短文。年已古稀的父老，失去儿子十多年二十年，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忍痛、含悲一二十年，得见革命胜利，百里数百里奔赴西北局，要求“给王泰吉立一小石碑于西安城内革命公园”。未解放前，陕甘宁边区也有毛主席批准下的优待烈士军工属条例。更有毛批准下子洲、志丹、子长等纪念模型。王泰吉不及李、刘、谢，不能等同。但，三尺，五尺，七尺之石，寥寥“烈士”二字，不应吝啬。所费无几，影响不坏。全国政协已有天安门无名英雄碑决议。
我看了诗文，曾建议，“可给个纪念石碑”。据所知，多年，未允。
不给的理由，只能有两个：杀王泰吉者在1935年后参加革命了。西北解放，无王泰吉的份。再找不出任何理由。人，各有千古。王泰吉，失敗，死，教育了别的人。杀王者真来革命，只能对王敬佩，忏悔，不应妒忌。西北解放，王泰吉死了多年，王之烈士，党，政，军，应承认之。纪念方法很多，父老之意可取，还可酌定。何必拒之？
黄巾，洪秀全，我们尚承认，王泰吉有何不可认可？不够七尺，三尺石碑，只在其墓，不行？不立也可，面告父老：“全国牺牲太多，北京已决定建无名英雄碑，一切死难烈士，皆有。”何竟吝一语？自己的享受、权利，为何丝毫不减不少？为何不想想刘镇华、冯玉祥等在西安之每日享受如何呢？俗语：“欺侮哑巴，全胜”。看来，还是压迫、剥削“死者”更有理有利。否则，为了什么？王泰吉，非一人也。其失败，也非必由、全由其本人一人也。如果反革命不怕他，为何要害他？我们为何怕他？为何不敢不许纪念他？
七、王泰吉的事迹，可以搜集。1950年应允立石纪念，置于南郊或其墓上。
今后，不只王泰吉一人，所有关中、汉中能找出的烈士，应行一纪念办法。
关于任志贞烈士的材料
1967年8月14日
一、任志贞在1931年以前，是瓦窑堡女校学生。瓦窑堡女校，从1925年起，已由中共及共青团员安定特支掌握。大革命失败，学生年龄小，反动统治者，也请不来女教员。所以这个学校一直到1933年还在中共安定县委、区委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陕北特委，从1928年春创建起，须给安定、清涧、延长、定边的各个女校，由榆林女三师或米脂三民二中、绥德四师的女生党团员中，抽调教员。调到安定县城第一女校的有尤香斋等。调到瓦市第二女校的雷亚霆（病死）、薛映莲（薛应莲）、杜芳明……。任志贞在瓦市女校是年纪较大的女生。她父亲任光盛是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至1927年的安定（子长全县）县农协副主席，1927年春出席陕西省农协代表。1931（？）2（？）年“抗款”牺牲的。任志贞从学校受中共党团员教育，家庭也受党员教育，在女校毕业前已加入共青团为团员，任组长、支分部（与高校同支部）书记。
二、1931年（？）32前后，考入榆林女三师。（中学住了一年或半年）1932年秋或1933年春，借口赴榆升学，由家乡动身，途中由“安定游击队”白得胜支队，接入赤色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流动，不巩固的苏区），参加游击队。是当时，陕北，女知识青年参加武装对敌斗争的第一人。第一个脱了学生服，拿起枪杆的女英雄。担任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学会双手打驳壳枪，百发百中。她英勇善战，艰苦奋斗，为战士们所敬爱。在战争中，她同队长白得胜结了婚。婚礼革命，全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数千年封建遗习。在参加武装斗争后，同敌人作了不少次危险战斗，皆被其英勇善战打出去而脱险。某次，因白得胜负重伤，两腮被打坏，饮食困难，缺乏医治，屡屡迁地治疗。烈士每日亲为救护，喂吃喂喝。由于部队不大，根据地不巩固，民间传说，由西向东转移，部队他往，她夫妇隐于某村治伤，久为搜索之敌捕去。1933年底，同白得胜，夫妇同殉难于瓦市南门外，为反革命敌86师杀害。殉难时才20或21、22岁。西北红色女战斗牺牲之首。她父女牺牲，皆在革命艰险年月，党在危亡关头，革命政权尚未建立，所以多年未加表扬。赤源、秀延县苏，未顾及。全国解放后，对烈属略有关照。传言他父女两烈士，优恤不及其他烈属云。 关于孟芳洲的材料
1967年8月18日
孟芳洲，白水人（应为洛川人——编者）。其兄为石谦旅的军医官，与石友善。石因之对芳洲也很重视。1925年，孟芳洲来绥德，想插班学习，值中共绥德地委正向上海大学送学生，得遇其选。1926年秋，由上海大学回石部参加政治教官工作，受唐澍、白明善烈士等领导。从1925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农八月底九月初，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暗杀后，孟芳洲得讯之后，慷慨激昂，悲愤痛哭，叫骂井岳秀异常感人。“清涧兵变”，芳洲参加军委及党委工作，宜川作战，尚极坚持，南下关中，散失。后找得石介，相结合，屡谋再举，重兴石旅革命旗号，屡谋屡败，最后抑郁成疾而亡。年未三十。不知死处。为同芳洲给其兄及石谦做工作，史唯然、白明善、石介、师应三（四师五班，绥德青年团地委宣传部长，武装纠察队长）、李象九、谢子长……都同他相结好。其侄孟祖輿虽年龄幼小，不在学校录取年限之内，为石旅工作，留于补习班内，待其长大。石旅失败后，皆星散，无下落。
关于王兆卿烈士的材料
1967年8月18日
一、王兆卿，神木南乡人。1925年，考入绥德四师第五班。脸微麻。他入学之后，正是绥德农民协会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之初。他入团入党后，（可能在入学校后不久入团，继入党。）在课外，每遇下乡进行宣传与组织村、乡、区农民协会工作。继因农运高涨，每日下午课余即出城到乡村工作。从1925年到1927年夏初，是绥德四师农运工作活动分子、积极分子之一。在1925、26、27年之寒假、暑假，放假回家之后，受党与团之使命，到家乡也开展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工作。暑寒假乡运工作，经党与团地委考核，他的成绩年年优异。他在团内、党内，担任小组长、支部干事、支部书记，工作都极认真，踏实，是当时团与党的优秀干部。
1927年冬，我到神木县城，建立中共神木县委及团县委、各区区委。召集神木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代表会议，经会议选举，他任神木县委委员、南区区委书记，兼任县委内之农委书记，负责重新建立代替失败后之农协，组织农民，重新革命。
1928年底，1929年初，陕北特委召开代表会议于绥西周家硷附近山沟之李银家沟村，传达六大决议，烈士为神木出席会议之代表。
1930年，陕北特委因杨国栋等不积极工作，提拔烈士参加党特委的工作，担任北路巡视及特派员工作。后因焦维炽、贾拓夫，调赴西安陕西省委工作，另外调毕维周同志补任陕北团特委书记。王烈士因北路工作关系，与毕（代名洪波）等关系，至为密切。1930年，上海中央传来盲动路线，号召“立即进行暴动，无动不暴”总路线，把党和团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党与团的组织机构、层次。白明善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毕、王等任委员。冬，北方局调白明善、谢子长等到天津，清算盲动路线的错误。
1931年，白明善在正月，于清涧被敌人捕去。杨璞（1934年冬35年初，被捕，叛）、谢子长先后回到陕北，传达“纠正盲动”，“学习江西井冈山，”“起义，上山，割据，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争，建立苏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因白明善被敌捕去，由毕维周恢复陕北党与团之组织，取消行动委员会，仍用陕北党特委、团特委名义，进行工作。此时崔田民、马明方、霍维德、马南风、刘维华、范子文……也先后被调参加陕北特委工作。马文瑞、鲁学曾、安芳洪、赵景隆、高庆云、刘秉钧（神木……）也先后参加了陕北团特委的工作了。王烈士在毕维周恢复特委后，担任特委常委工作。与毕等同在一起行动。
二、陕北党与团特委，早在1928年春，初建立特委之时，即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为以杜衡、杨国栋为首，留恋城市，总要把特委、县委等领导机关，建在城市内，尤其心目中只有绥德、米脂、榆林三个城市。认为大中小城市，领导乡村便利。一为以我为首，一切做农运工作的干部为主。并于1928年春，四师学潮失败，中秋节“米脂事件”（杜衡、焦维炽、贾拓夫三人被捕），不应一再重蹈覆辙。应该在城内搞点、线工作，主要领导机关，必须迁出城外，在绥西周家硷、老君殿，清涧、绥德沿黄河之有集市之村镇（村子太小，不易掩护，存在。至少须有小店、小学校、集市，以便人往来），神府之南区、高家堡、镇川……折家坪、永坪、安塞之真武洞等处为宜。敌人统治虚弱，三两县或数县交界（三不管），交通大道，便于往来，以便实行六大决议，领导斗争。城市，建立机关极难，又容易为敌破坏（上海中央，陕西子洲惨案，省委李嘉谟等惨案，上级已有不少文告。特委本身，也已一再遇危），必须坚决移出乡外。（1927、28年我在绥德的经验。1929年清涧一年，行动极不利便。）青年，后继，毕、王等是执行领导机关，不再久住城内等的分子。1932（？）33年秋，陕北特委，遭敌破坏，毕维周（书记）、王兆卿（常委）、高庆云（团的常委）、崔××、×××，共五人，被敌捕去杀害。
我在北平，听到消息非常悲痛。五人中有一农民，一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小商人的店员，学徒）。五人都同我从1926、27、28、29有深切关系。1930、31年我虽到北平，也常得到他的活动的梗概。
据当时传闻。游击战争已开始。特委的特工队同陕甘、陕北、三边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为解决经费困难，共同行动，搞了一批贩大烟“土客”，得到一些大烟同运烟的骡子。由于经验少，行踪疏忽，被敌人跟踪追寻（认骡子），在镇川、米脂（？）被敌找到，认出，带领敌军搜捕而被敌捕获云云。党内（北方）只传来惨案，牺牲五人，比白明善惨案牺牲的人更多更惨。详情不悉，也不明。所得传闻，也只是1933年冬，我在瓦市，距惨案地点三四百里远，二弟赵仰轨等由街谈巷议而知。瓦窑堡，当时为贩大烟“土客”往西（宁夏、甘肃）往东（山西）必经，多人经过之地，得以流传。
赶1933年冬，陕北特委，已由崔田夫、崔田民、马明方等继毕等牺牲后，重又搞起。郭洪涛、谢子长也由北方派回。鲁学曾、崔运、安芳洪、李向富等专任交通，北方已派李铁轮、王达成、彭飞等先后往来及到达，又从二人中专抽调惠子俊（工人，炮匠，又名谢四、惠疙瘩、谢子俊等），有了西北工作委员会、陕甘边特委。照金、武字区等已失败，南梁堡已开始有名。红26军也已失败（南下关中）后，重又声威震动起来。俘获一些天主教洋人神甫（庆环，陕甘交界地区）释放到延安了。（瓦市往来延安之人已传谈）。
烈士牺牲，他在神木南乡播种的革命种子，在他牺牲前已开始发芽（神府游击战、游击队已开始），烈士为王兆相将军之兄，牺牲后更烽火燎原，闻名西北。神府苏区与陕北老区同。
1967年8月18日
一、焦维炽烈士，家在安定东三区（湫峪沟附近东点）。幼年在私塾上学，半年读《四书》一部，师友称“神童”。因家距清涧城近，完小在清涧县立第一高初两等小学校，1924年暑假毕业。为优秀生。同年秋考入榆林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校第九班（壬班）。1923年，参加榆林运动会，返回途中，鱼河堡、镇川、米脂、绥德、清涧，我们安定18名同行，沿途鱼、镇、米、绥各校又请我们同吃晚饭、午饭，可以相互认识。又因他是安定人在清涧学习，而成绩优异，清涧学生教师向我们称赞他。他自己很谦虚，同我们分外亲热、要好。
二、1924年秋，绥德建立了中共S·Y（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特别支部。初冬，为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西北青年社、陕西学生联合会的筹备，陕北国民党特别区党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共进社，……都要在榆林往下发展成员及支部。杨虎城也有人到榆活动“杨井会晤”。李子洲烈士，先用四师校长名义及身份，掩护中共北方局特派员，借口办理四师经费，（省教育厅已批到陕北取钱，须向道尹公署之“道尹”景志傅交涉，由他批拨到宋家川或螅蜊峪等税局，才能取到钱。）到榆向上层井、景、杜（斌丞）等了解统治当局的内情，并同杨虎城的人员及杨接洽驱逐刘镇华南下、出兵关中之事，暗中指导向榆林男女学生中发展、建立革命细胞。因子洲的妹妹在女师，三弟弟在榆中，可做线索。党与团又专派王懋廷烈士（国文教员。1925至1927年黄埔军校讲授列宁《帝国主义论大纲》的政治教官）、白明善烈士（清涧起义的党委书记）用四师学生球类比赛的名义，二人带队（足球、篮球），领去十多二十来名同学，公开为两校学生友谊赛球，互比优劣，以求进步，秘密为发展与建立革命据点及原始组织。在李、王、白行前，党团内会议研究如何往返、如何任务时，各提自己在榆所知学生、教员、士兵、工农情况。我向他们提供了安定学生有焦维炽等是有反贪官污吏，反专横革命精神，应予注意。因此，焦维炽在1924年末或1925年初，即参加S·Y，为最早参加者之一。他入团后，努力工作，为革命很认真，很出力。
三、1925年，延安四中开办，共青团为在延安将要筹建团地委，调他到延安四中，公开当学生，上学，秘密专做青年团工作。至1926年冬，作共青团代表，出席西安陕甘区团委召开的团代表大会，陕西省学联代表大会，接受少共国际及团中央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指示而归。1927年夏，陕北三个团地委（延、绥、榆）以绥德地委为中心，派他到西安去报告陕北工作。遇“西安事变”，稍隐数日，中共陕甘区党委及团委出席武汉全国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返回。西北代表团路远行迟，多留数日，亲见“宁汉合流”，屠杀惨状，又得参加“八七”紧急会议，故将“八七”文件，告党员书，各种决议，一律带回。焦烈士同魏野畴烈士两人，带“八七”文件同来陕北。野畴独赴北京，找北方局，找上海中央，去报告“西北变化”及传达“八七”概况。焦在延安及安定秘密工作（四中、四师已被封闭，我赴汾阳了。）
四、1927年9、10月，我从晋，回陕北，参加“清涧起义”，未赶上（我们数人已走至石嘴驿，得讯，起义部队已南行，追不上了），返回绥德，亲赴绥北各县，重建陕北各县党与团的县委、区委、支部，筹备成立陕北统一领导机关，代替六月溃散之三个地委。腊月，返回绥德，遇陕西省委派来之杜衡，带来大批中央、省委文件，无处无人接受。相与各验明凭证，同商筹建特委，找到焦之关系、文件，及其他人，定于1928年农历二月初在绥西苗家坪之南丰寨，举行第一次陕北党代表会。烈士被选为共青团特委书记，党特委的青委书记，特委常委委员，代名为赵异三或赵仪三，以防、避反革命或敌人、叛徒之搜捕。1928年中秋节“米脂事件”，因杜衡执拗，不听劝告，不迁住址，与杜、贾同被敌捕去，送往榆林。经我们营救，于冬得保释。考察确未叛变，在敌人面前，英勇坚决，仍恢复他的团特委书记工作。1930年后，调到西安，任陕西团省委副书记，后代书记。贾拓夫从1928年春起同烈士一起工作，同难。1929、30年，又同工作，同到西安。1932年、1933年，任党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出西安到关中各县巡视工作，为扩大西北红26军的武力，他又专到蒲城各县去进行瓦解民团，拉兵变等工作，数次均获很大成绩和胜利，得人枪均汇合到主力或各地的大游击队中去了。第X次又去某县“拉兵变”，为敌俘去。敌恨至极，将他剁作肉酱。
烈士牺牲，只有党与团内知道。
1935年，瓦市解放，安定（子长）全县解放，才暗中通知其家。父母已老，弟已为狂。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皆未予以抚恤。
1949年，西安解放，南郊建立烈士革命陵园，因找不到尸体，只立石植树给烈士作了一点纪念物。但对烈士家属，未给一点优恤。
1963年闻其弟奔走呼号，无所获益。
关于王泰吉的材料
1967年8月13日
一、王泰吉，我原不认识。我知道从1926年西安解围之后，党对杨虎城部下，派去不少党、团员在内工作。陕北，从1924年冬起，对井岳秀部各师、旅、团、连，皆有工作。远在河南的“国民二军”残部郑思成、高桂滋、樊钟秀、岳维峻各部还有工作。陕甘區党，李子洲等亲在西安，怎能不向西安各部派人？党内秘密工作的文件（报告，指示），常提冯系与地方实力派某某、某某矛盾，证明其中必然有人，否则，何可知之？尤其，中山书院、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成百成千成队，不是派往各部，那里去了？1927年把史唯然已留在陕西省委的军委工作（1927，冬）。从1926年到1935年，我知杨部有工作，人不少。据所知，陕北也去了不少人，史唯然公开任其“军械官”（连级），阎揆要任参谋。
二、记不清了，大约是1930年后，在北平，从西安报纸，得知王泰吉原为杨虎城的骑兵团长，率全团官兵起义，打起红旗，当了红军。不久，失败，被杨虎城部下生俘，枪毙。报纸，有两种文字。一种说，起义，作战，失利，被俘，死难。一种说法，起义，搞了一个时期红军，被杨收编，又起义，为杨部俘而死难。 报纸，是国民党区域的。执笔是不是国民党员，不一定，但，非共产党员，可肯定。报纸是国民党准许（批准）办的，记者又不是深知一切或随军记者。因此，从报纸，只能肯定一、起义，革命，扛红旗，是事实。二、失败了，死了，是事实。其他，记者为了饭碗，为了报纸的销售出路（军政机关、人员订买的多），为讨杨喜欢，捧杨，必不会把王泰吉称颂，赞扬。少加、微加贬词，是幸事了。怎能希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写赞语？
三、从党内同志流传，知关中曾有“照金”“武字区”“旬邑”……不少地区起义，根据地，苏区，兴起，失败。除了无知之徒，谁会想到“起义”只是一个人？明明整团整营，数百人马枪，一致行动，怎能是个人成败呢？一个骑兵团，至少150人马枪，多则三四百人马枪。只走路，要有五里或十里多的尘土飞扬行列。
在关中平原，骑兵，（不能硬拼）而且草料之需费，比步兵多三五倍。军民关系，极不易搞好。穷人，自己没吃粮，哪来一马一夜二三升（个别好马，一夜四五至六七升）料？富人，对统治阶级的骑兵都讨厌，头痛，怕吃，恨糟蹋粮食，哪能乐意供应共产党的骑兵？在没有纵横数千里地区的丰富粮草根据地，王泰吉的失败，乃必然、应有、可免、难免的事。王保民一个骑兵旅，二百来人马枪，有井岳秀的23县地盘为后盾，到关中有40来县平原，麦稻丰产区，配合各部向刘镇华余支作战，不及半月，失败净光。我们一些青年，无经验党团员，王泰吉团结领导他们，王又未得毛主席游击战争战术战略教导。平日为旧军队的一套“养”“练”，一夜“突变”，既无强大苏区，又无强大革命政权，更无坚强党、政、军、民工作干部，稍一疏忽，可成“朝秦暮楚”的滑稽一样的“小戏”。
四、王泰吉及其同伙的同志，只能决心革命。胜，则更努力。败，再干。败而不能再干，敌成“泰山”，自己只得落个以“卵”敌石的失败命运，死，溃，散。未死者，再干。既无报纸，又未能来及给自己立石。王泰吉和同难者，只好听任后人谈评而已，只好听任敌人笑骂而已。对同情、友好、赞助者之凭吊，也无从计及，顾及。
五、从敌人方面，多种证明，“起义”，“当红军”，“失败”，“被屠杀”，是事实，千真万确。因此，本毛示：“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起来。”烈士，无疑。
敌人，对烈士，生，可使之死。死，怎能不侮辱、造谣、歪曲呢？我们对死难者，只能取其“始”“终”的大节。没缺点、弱点甚至错误，怎能“败”“死”？
六、1950年，我在西安西北局住，因在一灶一桌同吃饭，得见王泰吉的父亲，拿王泰吉的遗作，诗，短文。年已古稀的父老，失去儿子十多年二十年，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忍痛、含悲一二十年，得见革命胜利，百里数百里奔赴西北局，要求“给王泰吉立一小石碑于西安城内革命公园”。未解放前，陕甘宁边区也有毛主席批准下的优待烈士军工属条例。更有毛批准下子洲、志丹、子长等纪念模型。王泰吉不及李、刘、谢，不能等同。但，三尺，五尺，七尺之石，寥寥“烈士”二字，不应吝啬。所费无几，影响不坏。全国政协已有天安门无名英雄碑决议。
我看了诗文，曾建议，“可给个纪念石碑”。据所知，多年，未允。
不给的理由，只能有两个：杀王泰吉者在1935年后参加革命了。西北解放，无王泰吉的份。再找不出任何理由。人，各有千古。王泰吉，失敗，死，教育了别的人。杀王者真来革命，只能对王敬佩，忏悔，不应妒忌。西北解放，王泰吉死了多年，王之烈士，党，政，军，应承认之。纪念方法很多，父老之意可取，还可酌定。何必拒之？
黄巾，洪秀全，我们尚承认，王泰吉有何不可认可？不够七尺，三尺石碑，只在其墓，不行？不立也可，面告父老：“全国牺牲太多，北京已决定建无名英雄碑，一切死难烈士，皆有。”何竟吝一语？自己的享受、权利，为何丝毫不减不少？为何不想想刘镇华、冯玉祥等在西安之每日享受如何呢？俗语：“欺侮哑巴，全胜”。看来，还是压迫、剥削“死者”更有理有利。否则，为了什么？王泰吉，非一人也。其失败，也非必由、全由其本人一人也。如果反革命不怕他，为何要害他？我们为何怕他？为何不敢不许纪念他？
七、王泰吉的事迹，可以搜集。1950年应允立石纪念，置于南郊或其墓上。
今后，不只王泰吉一人，所有关中、汉中能找出的烈士，应行一纪念办法。
关于任志贞烈士的材料
1967年8月14日
一、任志贞在1931年以前，是瓦窑堡女校学生。瓦窑堡女校，从1925年起，已由中共及共青团员安定特支掌握。大革命失败，学生年龄小，反动统治者，也请不来女教员。所以这个学校一直到1933年还在中共安定县委、区委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陕北特委，从1928年春创建起，须给安定、清涧、延长、定边的各个女校，由榆林女三师或米脂三民二中、绥德四师的女生党团员中，抽调教员。调到安定县城第一女校的有尤香斋等。调到瓦市第二女校的雷亚霆（病死）、薛映莲（薛应莲）、杜芳明……。任志贞在瓦市女校是年纪较大的女生。她父亲任光盛是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至1927年的安定（子长全县）县农协副主席，1927年春出席陕西省农协代表。1931（？）2（？）年“抗款”牺牲的。任志贞从学校受中共党团员教育，家庭也受党员教育，在女校毕业前已加入共青团为团员，任组长、支分部（与高校同支部）书记。
二、1931年（？）32前后，考入榆林女三师。（中学住了一年或半年）1932年秋或1933年春，借口赴榆升学，由家乡动身，途中由“安定游击队”白得胜支队，接入赤色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流动，不巩固的苏区），参加游击队。是当时，陕北，女知识青年参加武装对敌斗争的第一人。第一个脱了学生服，拿起枪杆的女英雄。担任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学会双手打驳壳枪，百发百中。她英勇善战，艰苦奋斗，为战士们所敬爱。在战争中，她同队长白得胜结了婚。婚礼革命，全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数千年封建遗习。在参加武装斗争后，同敌人作了不少次危险战斗，皆被其英勇善战打出去而脱险。某次，因白得胜负重伤，两腮被打坏，饮食困难，缺乏医治，屡屡迁地治疗。烈士每日亲为救护，喂吃喂喝。由于部队不大，根据地不巩固，民间传说，由西向东转移，部队他往，她夫妇隐于某村治伤，久为搜索之敌捕去。1933年底，同白得胜，夫妇同殉难于瓦市南门外，为反革命敌86师杀害。殉难时才20或21、22岁。西北红色女战斗牺牲之首。她父女牺牲，皆在革命艰险年月，党在危亡关头，革命政权尚未建立，所以多年未加表扬。赤源、秀延县苏，未顾及。全国解放后，对烈属略有关照。传言他父女两烈士，优恤不及其他烈属云。 关于孟芳洲的材料
1967年8月18日
孟芳洲，白水人（应为洛川人——编者）。其兄为石谦旅的军医官，与石友善。石因之对芳洲也很重视。1925年，孟芳洲来绥德，想插班学习，值中共绥德地委正向上海大学送学生，得遇其选。1926年秋，由上海大学回石部参加政治教官工作，受唐澍、白明善烈士等领导。从1925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农八月底九月初，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暗杀后，孟芳洲得讯之后，慷慨激昂，悲愤痛哭，叫骂井岳秀异常感人。“清涧兵变”，芳洲参加军委及党委工作，宜川作战，尚极坚持，南下关中，散失。后找得石介，相结合，屡谋再举，重兴石旅革命旗号，屡谋屡败，最后抑郁成疾而亡。年未三十。不知死处。为同芳洲给其兄及石谦做工作，史唯然、白明善、石介、师应三（四师五班，绥德青年团地委宣传部长，武装纠察队长）、李象九、谢子长……都同他相结好。其侄孟祖輿虽年龄幼小，不在学校录取年限之内，为石旅工作，留于补习班内，待其长大。石旅失败后，皆星散，无下落。
关于王兆卿烈士的材料
1967年8月18日
一、王兆卿，神木南乡人。1925年，考入绥德四师第五班。脸微麻。他入学之后，正是绥德农民协会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之初。他入团入党后，（可能在入学校后不久入团，继入党。）在课外，每遇下乡进行宣传与组织村、乡、区农民协会工作。继因农运高涨，每日下午课余即出城到乡村工作。从1925年到1927年夏初，是绥德四师农运工作活动分子、积极分子之一。在1925、26、27年之寒假、暑假，放假回家之后，受党与团之使命，到家乡也开展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工作。暑寒假乡运工作，经党与团地委考核，他的成绩年年优异。他在团内、党内，担任小组长、支部干事、支部书记，工作都极认真，踏实，是当时团与党的优秀干部。
1927年冬，我到神木县城，建立中共神木县委及团县委、各区区委。召集神木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代表会议，经会议选举，他任神木县委委员、南区区委书记，兼任县委内之农委书记，负责重新建立代替失败后之农协，组织农民，重新革命。
1928年底，1929年初，陕北特委召开代表会议于绥西周家硷附近山沟之李银家沟村，传达六大决议，烈士为神木出席会议之代表。
1930年，陕北特委因杨国栋等不积极工作，提拔烈士参加党特委的工作，担任北路巡视及特派员工作。后因焦维炽、贾拓夫，调赴西安陕西省委工作，另外调毕维周同志补任陕北团特委书记。王烈士因北路工作关系，与毕（代名洪波）等关系，至为密切。1930年，上海中央传来盲动路线，号召“立即进行暴动，无动不暴”总路线，把党和团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党与团的组织机构、层次。白明善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毕、王等任委员。冬，北方局调白明善、谢子长等到天津，清算盲动路线的错误。
1931年，白明善在正月，于清涧被敌人捕去。杨璞（1934年冬35年初，被捕，叛）、谢子长先后回到陕北，传达“纠正盲动”，“学习江西井冈山，”“起义，上山，割据，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争，建立苏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因白明善被敌捕去，由毕维周恢复陕北党与团之组织，取消行动委员会，仍用陕北党特委、团特委名义，进行工作。此时崔田民、马明方、霍维德、马南风、刘维华、范子文……也先后被调参加陕北特委工作。马文瑞、鲁学曾、安芳洪、赵景隆、高庆云、刘秉钧（神木……）也先后参加了陕北团特委的工作了。王烈士在毕维周恢复特委后，担任特委常委工作。与毕等同在一起行动。
二、陕北党与团特委，早在1928年春，初建立特委之时，即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为以杜衡、杨国栋为首，留恋城市，总要把特委、县委等领导机关，建在城市内，尤其心目中只有绥德、米脂、榆林三个城市。认为大中小城市，领导乡村便利。一为以我为首，一切做农运工作的干部为主。并于1928年春，四师学潮失败，中秋节“米脂事件”（杜衡、焦维炽、贾拓夫三人被捕），不应一再重蹈覆辙。应该在城内搞点、线工作，主要领导机关，必须迁出城外，在绥西周家硷、老君殿，清涧、绥德沿黄河之有集市之村镇（村子太小，不易掩护，存在。至少须有小店、小学校、集市，以便人往来），神府之南区、高家堡、镇川……折家坪、永坪、安塞之真武洞等处为宜。敌人统治虚弱，三两县或数县交界（三不管），交通大道，便于往来，以便实行六大决议，领导斗争。城市，建立机关极难，又容易为敌破坏（上海中央，陕西子洲惨案，省委李嘉谟等惨案，上级已有不少文告。特委本身，也已一再遇危），必须坚决移出乡外。（1927、28年我在绥德的经验。1929年清涧一年，行动极不利便。）青年，后继，毕、王等是执行领导机关，不再久住城内等的分子。1932（？）33年秋，陕北特委，遭敌破坏，毕维周（书记）、王兆卿（常委）、高庆云（团的常委）、崔××、×××，共五人，被敌捕去杀害。
我在北平，听到消息非常悲痛。五人中有一农民，一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小商人的店员，学徒）。五人都同我从1926、27、28、29有深切关系。1930、31年我虽到北平，也常得到他的活动的梗概。
据当时传闻。游击战争已开始。特委的特工队同陕甘、陕北、三边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为解决经费困难，共同行动，搞了一批贩大烟“土客”，得到一些大烟同运烟的骡子。由于经验少，行踪疏忽，被敌人跟踪追寻（认骡子），在镇川、米脂（？）被敌找到，认出，带领敌军搜捕而被敌捕获云云。党内（北方）只传来惨案，牺牲五人，比白明善惨案牺牲的人更多更惨。详情不悉，也不明。所得传闻，也只是1933年冬，我在瓦市，距惨案地点三四百里远，二弟赵仰轨等由街谈巷议而知。瓦窑堡，当时为贩大烟“土客”往西（宁夏、甘肃）往东（山西）必经，多人经过之地，得以流传。
赶1933年冬，陕北特委，已由崔田夫、崔田民、马明方等继毕等牺牲后，重又搞起。郭洪涛、谢子长也由北方派回。鲁学曾、崔运、安芳洪、李向富等专任交通，北方已派李铁轮、王达成、彭飞等先后往来及到达，又从二人中专抽调惠子俊（工人，炮匠，又名谢四、惠疙瘩、谢子俊等），有了西北工作委员会、陕甘边特委。照金、武字区等已失败，南梁堡已开始有名。红26军也已失败（南下关中）后，重又声威震动起来。俘获一些天主教洋人神甫（庆环，陕甘交界地区）释放到延安了。（瓦市往来延安之人已传谈）。
烈士牺牲，他在神木南乡播种的革命种子，在他牺牲前已开始发芽（神府游击战、游击队已开始），烈士为王兆相将军之兄，牺牲后更烽火燎原，闻名西北。神府苏区与陕北老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