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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观，可以称为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它是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城市空间日益富裕与乡村空间日益破败、东中西以及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空间问题日益凸显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它秉持共享理念强调贫困地区的空间分配正义、遵循开放原则注重贫困地区的通道联通、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对贫困地区的短板空间治理、坚持辩证思维重视贫困地区的多维空间统筹。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基本立场和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并在空间治理的重心转向、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协同治理以及空间使用价值回归等方面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空间治理;贫困问题;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075-008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1]作为胸怀民生幸福和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习近平在指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解决相对贫困等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近年来，学界掀起了对这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历史贡献、世界意义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热潮。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有着显著的空间维度，蕴含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观，可以称为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它是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地表现出空间性特征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是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基本立场和原则的创造性运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最新成果，彰显了依托空间治理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深入探讨、全面概括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不仅有利于拓展学界对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研究视野，还有利于为推进我国空间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依托空间治理全面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
一、出场境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映。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是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贫困问题新变化、新特点的深刻把握。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贫困问题表现出了空间性特征，出现了三个方面的空间问题：
第一，城市空间的日益富裕与乡村空间的日益破败。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其中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就明确指出：“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3]城市空间的富足与乡村空间的穷困，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造成的阶段性空间问题。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时就明确指出，工业化是伴随科技革命而发生发展的，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现代科技作用于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产品极大丰富，并造成大量剩余农业人口，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生产物资和劳动力资源;现代科技作用于交通运输，不断打通并日益加速工业和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流通通道，使城市的数量、规模、功能和边界不断扩张;现代科技作用于工业生产，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城市提供了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质量更优越的商品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广阔的资本投资市场，城市越来越成为科技、资本、人才、信息等的中心，并以巨大的资源吸附力实现了对乡村资源的吸收和聚集，“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4]。中国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启动工业化，经过六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至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突破50%，开始进入统计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遭遇了城市化国家普遍遭遇的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和乡村相对于城市的整体性贫困问题。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3]然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能是城市富足、乡村破败的城乡对立型城市化，而应该是城乡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城市化。邓小平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对此，习近平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
第二，东部空间和中西部空间，特别是和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相對于城市空间来说，乡村空间的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必然面临的一个阶段性空间问题。东部空间和中西部空间，特别是和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更多是我国独特的国情和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下的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约世界1/11的耕地，却要养活约世界1/5的人口，解决吃饭问题的任务原本就异常繁重，更遑论短时期内实现共同富裕了。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6]163，“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6]164，“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252，因此，“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166。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向中、西部地区辐射，最后集中攻坚最贫困的老少边穷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的空间发展战略。伴随着该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上广深杭等地区迅速发展，成为我国GDP的主要贡献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却相对落后。为了解决这种“东高西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7]198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2]11。进入新时代，我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以及“三区三州”以外的中西部地区深度贫困县（多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等）正日益成为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一般的经济增长和常规的扶贫手段无法有效带动这些地区脱贫，这又加剧了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可以说，东、中、西和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不充分，已经制约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实现。 第三，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空间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对生活困难群众的居住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威胁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困难群众的住房得不到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就是城市化。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依托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驱动的低成本城市化。[8]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制约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他们成为城市里的相对贫困人口;土地财政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捆绑在一起，他们通过经营土地和房地产，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房地产的价格飞涨。日益低廉的收入与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城市人口能支付得起的居住空间日益狭小，“蚁居一族”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并成为城市高智、弱小、群居的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那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人口，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购房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难以在城市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或者租住于城乡接合部，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那些留守在乡村的人口，由于乡村空间的整体破败，生存空间恶化，要摆脱贫困则更加困难。二是居住的分殊和隔离限制了生活困难群众的发展，使贫困不断固化并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的设计大多是按功能区划分的，受房地产价格市场调节的影响，那些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往往也是住房价格较高的“富人区”;而广大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往往住进了城市的“缝隙空间”，如偏僻小巷、棚户区等，不仅生活空间狭小拥挤，而且水、电、暖等设施也与“富人区”有一定差距。“富人区”与“穷人区”的不断形成并与学生就学“准入”、群众就医报销“属地化管理”捆绑在一起。同时，由“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居住区域差异带来的非制度化融入困难、社会排斥甚至歧视等现象也时有发生。“穷人区”被隔绝、边缘化，而这种隔绝和边缘化又进一步使贫困在生活困难群众中得到了固化和代际传递。对此，习近平高度关注，并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人民群众的居住空间问题。2013年10月，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明确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国“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给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9]192
以上种种空间问题，构成了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形成的客观背景和出场境域。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就是针对这些空间问题而提出的，目的就是通过消解这些空间问题来解决新时代中国的贫困问题。
二、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对新时代中国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地表现出空间性特征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习近平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从空间分配正义、通道空间建设、短板空间治理和多维空间统筹等方面对解决贫困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秉持共享理念，强调贫困地区的空间分配正义。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特定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结果，它既不是人类社会一经产生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当私有制及与其相对应的阶级间不平等的分配出现时，才出现了贫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這种“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10]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从消灭私有制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中去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也坚持了这一基本路径。我国在1956年就已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完善分配制度。因此，习近平在思考如何解决我国贫困问题时，特别重视空间的分配正义问题，提出了共享的空间治理理念。他反复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7]83，“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秉持这一共享的空间治理理念，习近平提出了通过两个层面的空间共享来实现空间分配正义的主张：一是共享必要的生存空间，二是共享美好的生活空间。习近平强调，必须确保贫困人口必要的生存空间。贫困人口必要的生存空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命健康空间，主要指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要有贫困人口的位置和份额，基本医疗机构、医疗点要覆盖贫困地区和所有贫困人口，要让所有贫困人口“都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得了大病、重病后基本生活过得去”[12];二是居住空间，主要指“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12]，关键是要解决好危房改造和危房鉴定的问题;三是受教育空间，主要指贫困乡镇寄宿制学校的校舍建设要有保障，“让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失学辍学”[12]。习近平还进一步提出，要确保贫困人口共享美好的生活空间，集中体现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23七个方面，使得贫困人口可以共享的空间内容得到了多方面的拓展。同时，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使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城乡、东中西和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在生活空间中享受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品质等方面无差别化或差别逐步缩小。 第二，遵循开放原则，注重贫困地区的通道联通。大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机制造成了财富的不平衡积累，引起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乡村、“富人区”对“窮人区”的排斥、对立和对抗。这种空间格局一经形成，并以空间的形式巩固和再生产着大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机制造成的财富的不平衡积累和贫富差异，就会促使贫困在该空间中固化和严峻化。对此，习近平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贫困地区要想摆脱贫困决不能搞封闭，必须坚持开放的原则，将贫困地区融入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空间之中是打破其固有空间桎梏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于通道建设，即搭建贫困地区融入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整体空间的通道。贫困地区的脱贫通道主要包括道路交通通道和战略通道两方面的内容。道路交通通道是保障贫困空间与发达空间对接的基础设施，习近平说，“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13]，“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14]。每一条新的交通线路都承载人民的幸福梦想，都拓宽了人民的脱贫致富道路。将贫困地区纳入区域、国家发展战略是从顶层设计层面确保贫困空间与发达空间的融合，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从内生发展动力来看，贫困地区应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布局中，依据自身的区位特征和产业基础，借助区域产业链融入发达空间，通过产业协同实现贫困空间与发达空间的协同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从外扶协作助力来讲，要进一步落实东西部地区对口帮扶战略。他明确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15]东西部对接，就是要“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16]。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绝对贫困问题将彻底得到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3]。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突出贫困地区的短板空间治理。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它要求我们坚持有重点、有主次地处理社会问题。在治理贫困问题上，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一方面，在诸多贫困空间中，习近平强调对深度贫困空间这一突出短板的聚焦和攻坚。他明确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主要存在于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和贫困村，“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他还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处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15]因此，发展深度贫困地区的生产空间必须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其生态空间协同推进，即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生态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他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发挥农村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17]另一方面，在特定贫困空间内部，习近平又强调生产空间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具有突出的空间层次意识，各层次空间在社会整体空间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生产空间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是扶贫工作的主攻方向，贫困最大的短板是产业不发达。他指出：“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18]要发展生产空间，就必须处理好“桥”和“路”的关系。“‘桥’，即搭桥，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比如，对全区经济合理布局，正确指导，提供有效服务。”[19]76“路”的问题“就是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19]77。习近平也十分重视网络空间对产业空间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赋予了它超越现实空间边界的可能性，为贫困地区摆脱远离发达空间的孤立、落后状态而迅速融入区域、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了网络空间这种超越现实空间边界的特性和功能，并将之创造性地运用于助推贫困地区产业空间的发展上。他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20]因此，作为一种新型扶贫方式，“电商精准扶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精准扶贫’理念相接洽的”[21]。
第四，坚持辩证思维，重视贫困地区的多维空间统筹。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方法：一是坚持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局部与整体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局部是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整体。如果将全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空间，那么，贫困地区就是全中国这个整体空间中的局部空间，贫困地区不彻底脱贫，中国就不可能全面脱贫;而没有中国整体空间的快速发展，贫困地区的脱贫就会因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更难实现。因此，必须将整体空间与局部空间统一起来治理贫困问题。有鉴于此，习近平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13]，要“把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提高扶贫效能”[14]。二是坚持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相统一。习近平认为，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横向空间来看，解决贫困问题就是要形成多部门大扶贫的空间治理局面，即“扶贫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调度情况”，“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12]等多部门要协同共抓，“逐项逐户对账销号，确保不留死角”[12];就纵向空间来说，解决贫困问题就是要形成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联动的空间治理模式，即“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12]，“各省区市都层层签了军令状，承诺了就要兑现”[16]。要想做到这种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的统一，最核心的就是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组织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党的统一领导的空间治理格局。三是坚持分区域、分阶段差异化施策。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运动是在时空中的物质运动，没有脱离时空的物质运动，因此，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中去把握物质运动。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就要在空间维度上坚持分区域差异化施策，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1]。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1]。还要在时间维度上坚持分阶段差异化施策，即习近平强调的扶贫工作的推进要注意发展阶段，初期强调全面部署，中期强调全面推进，决胜期则要防止松懈、防止滑坡。 三、重要贡献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都有着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习近平的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坚持共享的空间治理理念，是对马克思主義人民立场和分配正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创造性运用;习近平的开放的空间治理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短板空间治理以及多维空间统筹的空间治理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不仅实现了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而且从空间治理重心精准化转向、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协同治理以及空间使用价值回归等方面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创新性发展。
第一，实现了空间治理重心由“全国”向精准到“户”的聚焦。依据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贫困问题中的阶段性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先后经历了由“全国”到“贫困地区”再到精准到“户”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转向。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全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近代中国的革命问题与中国摆脱贫困的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时就明确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2]为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主摆脱贫困的政治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有了制度保障。从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通过工业化建设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全国”。第二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在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乡村区域出现了区域总体性脱贫（温饱层面的脱贫）。与此同时，在城市，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工商企业快速发展，并出现了大城市迅速发展的景象，城市区域总体性脱贫成果显著。然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作用下，我国城乡、东中西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在此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规划、各种补农惠农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3—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纷纷出台，党中央提出了扶贫对象向贫困县和贫困村聚焦的扶贫方针。显然，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区域”。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精准到“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扶贫目标如果瞄准县和村，对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是有效的，但对部分贫困人口则不太有效。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有两个基本情况。一个是以当时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了，另一个是戴贫困县帽子的越扶越多。”[16]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他强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7]84，要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1]。由此，实现了空间治理重心由“全国”到“区域”，最后向精准到“户”的聚焦。
第二，实现了由“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空间向促进经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协同发展”的转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作为人和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自然空间具有本源性、先在性的意义，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23]。在“自然人化”的实践中，经济社会空间不断生成。然而，伴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由于人类不恰当的生产活动方式，特别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扩张，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不断侵蚀和破坏着自然空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在尊重自然空间承载力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筹发展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构建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和谐协调的空间发展格局。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自然空间退化、恶化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并日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彰显了对经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协同统一发展的理论自觉。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是统一的，“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4]“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5]为了推进经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协同发展，他又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的三大红线，强调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保护建设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我国部分贫困地区是自然空间极度不适合人居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脱贫，他提出要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为解决我国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的对抗性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实现了我国空间治理由“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空间向促进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协同发展”的转变。
第三，实现了空间治理由追求空间的价值向追求空间的使用价值的回归。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本性时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26]，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总是在价值规律支配下进行的，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交换总是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进行的等价交换。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一切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都必须通过价值和抽象劳动才能获得体现和实现，即必须通过货币来体现和衡量。而这一价值规律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不断地把空间作为商品，再依托商品化的空间来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这种空间的商品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镇化在中国的脱贫战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 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农业部门的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27]，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脱贫。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生产力落后、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启动的城市化，是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优先发展城市的制度设计，依靠乡村转移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资源，大搞新城扩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炒房造市推动的城市化。这种类型的城市化，实质上是以空间的价值为目标或者说是以空间的价值增殖为目标的空间商品化行为，日益高涨的房价、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就是最集中的表现。这样的城市化，在助力解决乡村剩余劳动力脱贫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城市低收入人群缺乏住房保障等相对贫困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47，清晰地界定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方向，必须将以往以空间的价值为目标转变为以空间的使用价值为目标，真正地体现空间为人的居住需求而存在的使用价值。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把解决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28]。他还说，“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并不断总结推广”。[3]这一系列论述，都体现了习近平对日益衰败的乡村空间的使用价值的回归的强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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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习近平;空间治理;贫困问题;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075-008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1]作为胸怀民生幸福和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习近平在指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解决相对贫困等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近年来，学界掀起了对这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历史贡献、世界意义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热潮。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有着显著的空间维度，蕴含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观，可以称为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它是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地表现出空间性特征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是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基本立场和原则的创造性运用，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最新成果，彰显了依托空间治理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深入探讨、全面概括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不仅有利于拓展学界对习近平关于解决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研究视野，还有利于为推进我国空间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依托空间治理全面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
一、出场境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映。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是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贫困问题新变化、新特点的深刻把握。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的贫困问题表现出了空间性特征，出现了三个方面的空间问题：
第一，城市空间的日益富裕与乡村空间的日益破败。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11，其中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就明确指出：“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3]城市空间的富足与乡村空间的穷困，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造成的阶段性空间问题。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时就明确指出，工业化是伴随科技革命而发生发展的，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现代科技作用于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产品极大丰富，并造成大量剩余农业人口，为工业和城市提供了生产物资和劳动力资源;现代科技作用于交通运输，不断打通并日益加速工业和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流通通道，使城市的数量、规模、功能和边界不断扩张;现代科技作用于工业生产，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为城市提供了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质量更优越的商品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广阔的资本投资市场，城市越来越成为科技、资本、人才、信息等的中心，并以巨大的资源吸附力实现了对乡村资源的吸收和聚集，“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4]。中国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启动工业化，经过六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至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突破50%，开始进入统计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遭遇了城市化国家普遍遭遇的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和乡村相对于城市的整体性贫困问题。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3]然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不能是城市富足、乡村破败的城乡对立型城市化，而应该是城乡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城市化。邓小平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对此，习近平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
第二，东部空间和中西部空间，特别是和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相對于城市空间来说，乡村空间的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必然面临的一个阶段性空间问题。东部空间和中西部空间，特别是和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更多是我国独特的国情和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下的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约世界1/11的耕地，却要养活约世界1/5的人口，解决吃饭问题的任务原本就异常繁重，更遑论短时期内实现共同富裕了。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6]163，“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6]164，“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252，因此，“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5]166。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向中、西部地区辐射，最后集中攻坚最贫困的老少边穷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的空间发展战略。伴随着该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上广深杭等地区迅速发展，成为我国GDP的主要贡献地区，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却相对落后。为了解决这种“东高西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7]198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2]11。进入新时代，我国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以及“三区三州”以外的中西部地区深度贫困县（多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等）正日益成为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一般的经济增长和常规的扶贫手段无法有效带动这些地区脱贫，这又加剧了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不充分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可以说，东、中、西和老少边穷空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及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不充分，已经制约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实现。 第三，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空间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对生活困难群众的居住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威胁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困难群众的住房得不到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就是城市化。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依托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驱动的低成本城市化。[8]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制约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他们成为城市里的相对贫困人口;土地财政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捆绑在一起，他们通过经营土地和房地产，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房地产的价格飞涨。日益低廉的收入与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城市人口能支付得起的居住空间日益狭小，“蚁居一族”成为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并成为城市高智、弱小、群居的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那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人口，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购房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难以在城市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或者租住于城乡接合部，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那些留守在乡村的人口，由于乡村空间的整体破败，生存空间恶化，要摆脱贫困则更加困难。二是居住的分殊和隔离限制了生活困难群众的发展，使贫困不断固化并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的设计大多是按功能区划分的，受房地产价格市场调节的影响，那些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往往也是住房价格较高的“富人区”;而广大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往往住进了城市的“缝隙空间”，如偏僻小巷、棚户区等，不仅生活空间狭小拥挤，而且水、电、暖等设施也与“富人区”有一定差距。“富人区”与“穷人区”的不断形成并与学生就学“准入”、群众就医报销“属地化管理”捆绑在一起。同时，由“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居住区域差异带来的非制度化融入困难、社会排斥甚至歧视等现象也时有发生。“穷人区”被隔绝、边缘化，而这种隔绝和边缘化又进一步使贫困在生活困难群众中得到了固化和代际传递。对此，习近平高度关注，并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人民群众的居住空间问题。2013年10月，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明确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我国“还存在着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给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9]192
以上种种空间问题，构成了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形成的客观背景和出场境域。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就是针对这些空间问题而提出的，目的就是通过消解这些空间问题来解决新时代中国的贫困问题。
二、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对新时代中国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地表现出空间性特征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思考，习近平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从空间分配正义、通道空间建设、短板空间治理和多维空间统筹等方面对解决贫困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秉持共享理念，强调贫困地区的空间分配正义。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特定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结果，它既不是人类社会一经产生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当私有制及与其相对应的阶级间不平等的分配出现时，才出现了贫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這种“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10]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从消灭私有制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中去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也坚持了这一基本路径。我国在1956年就已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完善分配制度。因此，习近平在思考如何解决我国贫困问题时，特别重视空间的分配正义问题，提出了共享的空间治理理念。他反复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7]83，“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秉持这一共享的空间治理理念，习近平提出了通过两个层面的空间共享来实现空间分配正义的主张：一是共享必要的生存空间，二是共享美好的生活空间。习近平强调，必须确保贫困人口必要的生存空间。贫困人口必要的生存空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命健康空间，主要指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要有贫困人口的位置和份额，基本医疗机构、医疗点要覆盖贫困地区和所有贫困人口，要让所有贫困人口“都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得了大病、重病后基本生活过得去”[12];二是居住空间，主要指“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12]，关键是要解决好危房改造和危房鉴定的问题;三是受教育空间，主要指贫困乡镇寄宿制学校的校舍建设要有保障，“让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失学辍学”[12]。习近平还进一步提出，要确保贫困人口共享美好的生活空间，集中体现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23七个方面，使得贫困人口可以共享的空间内容得到了多方面的拓展。同时，习近平还特别强调要使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城乡、东中西和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在生活空间中享受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品质等方面无差别化或差别逐步缩小。 第二，遵循开放原则，注重贫困地区的通道联通。大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机制造成了财富的不平衡积累，引起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乡村、“富人区”对“窮人区”的排斥、对立和对抗。这种空间格局一经形成，并以空间的形式巩固和再生产着大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机制造成的财富的不平衡积累和贫富差异，就会促使贫困在该空间中固化和严峻化。对此，习近平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贫困地区要想摆脱贫困决不能搞封闭，必须坚持开放的原则，将贫困地区融入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空间之中是打破其固有空间桎梏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于通道建设，即搭建贫困地区融入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整体空间的通道。贫困地区的脱贫通道主要包括道路交通通道和战略通道两方面的内容。道路交通通道是保障贫困空间与发达空间对接的基础设施，习近平说，“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13]，“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14]。每一条新的交通线路都承载人民的幸福梦想，都拓宽了人民的脱贫致富道路。将贫困地区纳入区域、国家发展战略是从顶层设计层面确保贫困空间与发达空间的融合，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从内生发展动力来看，贫困地区应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布局中，依据自身的区位特征和产业基础，借助区域产业链融入发达空间，通过产业协同实现贫困空间与发达空间的协同发展。习近平反复强调：“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从外扶协作助力来讲，要进一步落实东西部地区对口帮扶战略。他明确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15]东西部对接，就是要“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16]。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绝对贫困问题将彻底得到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3]。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突出贫困地区的短板空间治理。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它要求我们坚持有重点、有主次地处理社会问题。在治理贫困问题上，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一方面，在诸多贫困空间中，习近平强调对深度贫困空间这一突出短板的聚焦和攻坚。他明确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主要存在于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和贫困村，“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他还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处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15]因此，发展深度贫困地区的生产空间必须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其生态空间协同推进，即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生态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他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好脱贫攻坚战，必须“发挥农村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17]另一方面，在特定贫困空间内部，习近平又强调生产空间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具有突出的空间层次意识，各层次空间在社会整体空间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生产空间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是扶贫工作的主攻方向，贫困最大的短板是产业不发达。他指出：“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18]要发展生产空间，就必须处理好“桥”和“路”的关系。“‘桥’，即搭桥，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比如，对全区经济合理布局，正确指导，提供有效服务。”[19]76“路”的问题“就是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19]77。习近平也十分重视网络空间对产业空间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赋予了它超越现实空间边界的可能性，为贫困地区摆脱远离发达空间的孤立、落后状态而迅速融入区域、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了网络空间这种超越现实空间边界的特性和功能，并将之创造性地运用于助推贫困地区产业空间的发展上。他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20]因此，作为一种新型扶贫方式，“电商精准扶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精准扶贫’理念相接洽的”[21]。
第四，坚持辩证思维，重视贫困地区的多维空间统筹。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方法：一是坚持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局部与整体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局部是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整体。如果将全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空间，那么，贫困地区就是全中国这个整体空间中的局部空间，贫困地区不彻底脱贫，中国就不可能全面脱贫;而没有中国整体空间的快速发展，贫困地区的脱贫就会因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更难实现。因此，必须将整体空间与局部空间统一起来治理贫困问题。有鉴于此，习近平强调，“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13]，要“把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提高扶贫效能”[14]。二是坚持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相统一。习近平认为，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横向空间来看，解决贫困问题就是要形成多部门大扶贫的空间治理局面，即“扶贫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调度情况”，“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12]等多部门要协同共抓，“逐项逐户对账销号，确保不留死角”[12];就纵向空间来说，解决贫困问题就是要形成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联动的空间治理模式，即“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12]，“各省区市都层层签了军令状，承诺了就要兑现”[16]。要想做到这种横向空间与纵向空间的统一，最核心的就是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组织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党的统一领导的空间治理格局。三是坚持分区域、分阶段差异化施策。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运动是在时空中的物质运动，没有脱离时空的物质运动，因此，必须在具体的时空中去把握物质运动。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就要在空间维度上坚持分区域差异化施策，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1]。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1]。还要在时间维度上坚持分阶段差异化施策，即习近平强调的扶贫工作的推进要注意发展阶段，初期强调全面部署，中期强调全面推进，决胜期则要防止松懈、防止滑坡。 三、重要贡献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都有着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习近平的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坚持共享的空间治理理念，是对马克思主義人民立场和分配正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创造性运用;习近平的开放的空间治理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短板空间治理以及多维空间统筹的空间治理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习近平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观，不仅实现了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而且从空间治理重心精准化转向、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协同治理以及空间使用价值回归等方面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创新性发展。
第一，实现了空间治理重心由“全国”向精准到“户”的聚焦。依据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贫困问题中的阶段性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先后经历了由“全国”到“贫困地区”再到精准到“户”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转向。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全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近代中国的革命问题与中国摆脱贫困的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时就明确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2]为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赢得了独立自主摆脱贫困的政治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有了制度保障。从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通过工业化建设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全国”。第二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在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乡村区域出现了区域总体性脱贫（温饱层面的脱贫）。与此同时，在城市，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工商企业快速发展，并出现了大城市迅速发展的景象，城市区域总体性脱贫成果显著。然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作用下，我国城乡、东中西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在此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规划、各种补农惠农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3—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纷纷出台，党中央提出了扶贫对象向贫困县和贫困村聚焦的扶贫方针。显然，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区域”。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贫困问题的空间治理重心是精准到“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扶贫目标如果瞄准县和村，对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是有效的，但对部分贫困人口则不太有效。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有两个基本情况。一个是以当时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了，另一个是戴贫困县帽子的越扶越多。”[16]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他强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7]84，要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1]。由此，实现了空间治理重心由“全国”到“区域”，最后向精准到“户”的聚焦。
第二，实现了由“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空间向促进经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协同发展”的转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作为人和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自然空间具有本源性、先在性的意义，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23]。在“自然人化”的实践中，经济社会空间不断生成。然而，伴随着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由于人类不恰当的生产活动方式，特别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扩张，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不断侵蚀和破坏着自然空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在尊重自然空间承载力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筹发展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构建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和谐协调的空间发展格局。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自然空间退化、恶化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并日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彰显了对经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协同统一发展的理论自觉。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是统一的，“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4]“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5]为了推进经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协同发展，他又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的三大红线，强调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保护建设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我国部分贫困地区是自然空间极度不适合人居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脱贫，他提出要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为解决我国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的对抗性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实现了我国空间治理由“优先发展”经济社会空间向促进自然空间与经济社会空间“协同发展”的转变。
第三，实现了空间治理由追求空间的价值向追求空间的使用价值的回归。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本性时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26]，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总是在价值规律支配下进行的，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交换总是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进行的等价交换。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一切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都必须通过价值和抽象劳动才能获得体现和实现，即必须通过货币来体现和衡量。而这一价值规律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不断地把空间作为商品，再依托商品化的空间来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这种空间的商品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城市化。而中国的城镇化在中国的脱贫战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 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农业部门的高素质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27]，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脱贫。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生产力落后、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启动的城市化，是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优先发展城市的制度设计，依靠乡村转移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资源，大搞新城扩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炒房造市推动的城市化。这种类型的城市化，实质上是以空间的价值为目标或者说是以空间的价值增殖为目标的空间商品化行为，日益高涨的房价、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就是最集中的表现。这样的城市化，在助力解决乡村剩余劳动力脱贫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城市低收入人群缺乏住房保障等相对贫困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47，清晰地界定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方向，必须将以往以空间的价值为目标转变为以空间的使用价值为目标，真正地体现空间为人的居住需求而存在的使用价值。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把解决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28]。他还说，“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并不断总结推广”。[3]这一系列论述，都体现了习近平对日益衰败的乡村空间的使用价值的回归的强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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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