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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点钟，我从黑甜乡回到现实。天已经很亮了，没有雾霾时，哪怕是阴天，也能看到远方的天际线奇妙地分割着宁静的天空和激动的大海。可今晨怎么了？没有天空，没有大海，窗外是混沌的白茫茫……
常常的，一些特定的景色会把人带到与这景色类似的时空……我已经想不起这是哪个村子了，是齐河的潘店、闫姑屯，还是十里雾、田海子……52年前的社教运动中，我们文教队由中文系39名师生组成的巡回演出剧团，活跃在那些村庄。齐河县多是盐碱地，屋顶、墙头、道路、田野全是白茫茫的粉末，当地百姓说那是上泛的硝土。
我摊开当年的日记本，看着看着，日记本也变得白茫茫，白茫茫……
我用力睁开眼，看到炕头连着锅台的拐角有四个小乌盆，大娘侧身向里睡得很沉。她昨晚直等我回来才点上小油灯，心疼地看着我说：“你脸上的颜色还没擦干净，灶膛里我给你焐着水，你洗洗吧。”不等我答话，她又指着那四个小乌盆说：“你累了一天，晚上起夜就尿在盆里，别出去了。”这里连年灾荒，大爷是前几年饿死的，留下大娘孤身一人。60多岁的人了，家里家外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我分住在大娘家，她欢喜得不得了，怕我早晨抢着挑水，就趁我们外地演出，天不黑先把水缸挑满了；见我卸妆油彩没洗干净（用水缸的水，冬天水上一片冰碴），每天给我焐水——这里烧的是高粱秸，草很珍贵。焐水是把小乌盆埋在灶膛的炉灰上，让燃尽的炉灰温着水。
远处的公鸡刚叫头遍，我蹑手蹑脚地拉开门，闪出门外。天刚放亮，展现在目光里的是白茫茫的一片。四个月前，我们背着行李来到这里，看着墙头和满地浮着的一层白粉，看着孩子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我们的心痛得沉默了。公社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无人居住的院子，院里有三间屋，没有锅灶。我们的写作教师张蕾同志（当时规定，一律以同志相称，为了不暴露身份）乐呵呵地说：“这可是白手起家大显身手的好地方！”那天恰好是个集，张老师让我赶快到集上买炉条。买回来时只见张老师挽着袖子和几个男同学在盘炉灶。中午大家啃着从学校带来的干火烧，晚上就喝上自己做的第一锅稀粥。晚饭后工作组的领导来介绍情况：这里土地贫瘠，是重灾区。儿童多半不能上学而从事劳动，社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非常迫切。
“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张蕾老师送走领导，吟诵着诗句走进屋。11月8日，寒风从破旧的门缝钻到屋里。我们都坐在行李卷上。小油灯在窗台上忽闪忽闪地亮着，把张老师高大的身影映在泥墙上。张老师搓着手说：“记得这首诗吧，贾岛的《古意》。我知道大家都是有志之士，终夜忧国忧民，愿作千里马报效祖国日日奔腾不息。咱们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明天就开始排练。”真是应者云集！我们这些文教队员都抱着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决心，巴不得马上就投入战斗。这里只有张蕾一人演过剧，他是当然的导演。几十双眼睛看着他，等待他发号施令。张老师却沉静下来，不紧不慢地说道：“大家都累了，先解决睡眠问题，其他事情明天再说。但有一点是必须遵守的——演员每天早晨都得出去练声！”女同学交头接耳说不会练。张老师听见了，高声说道：鸡叫头遍就得起床，跟着我练！
四个月来，我们风雪无阻地跟着张老师练声，用老乡的话说：“天这么冷，在台上又喊又唱，咋不哑嗓呢？都练成金嗓了！”
你听，远方那雄浑深沉的声音是张老师；那豪迈奔放的是孙兆舜；那响亮高昂的是高英；那从更远处传来的啊——巴——嚓——达——的是王金龙，他在《箭杆河边》扮演二赖子，他说话张不开嘴，好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张老师带他练发音，他很认真，天天比别人起得早，把拼音练得滚瓜烂熟，谁都没想到他在台上撇音拉调把二赖子演得那么好，以至于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围着他“二赖子！二赖子！”地喊着，他也不嫌烦，摸着孩子们的头，嘱咐他们：长大了好好学习，我教你们！他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王金龙酷爱诗词，工于书法，剧团所用的标语、条幅都是他写的。张老师夸他的书法，几近老颜，宽处可以行马，窄处不能插针。他很受鼓舞，曾对我说：“将来我当了老师也教学生书法，弘扬汉字的工巧精美。”我们多么年轻！“将来”在我们心里是那样明亮，我们勤学苦练所得到的一切知识、本领，都是为了“将来”发挥出去，像老师教导的那样报效祖国。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们王金龙的“将来”已很短暂，他报效祖国的理想根本就不能实现，我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田野的树木知道在飘摇的风雨中向上成长，向下扎根，我们却不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多少年后，我始终无法了解王金龙工作不到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心、他的尊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究竟受到怎样的蔑视和践踏，以致精神失常，终日处于恐惧之中，东躲西藏，四处逃窜。妻子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悬挂在荒野的一棵树上……
而此刻，我分明听到王金龙啊——巴——嚓——达——的声音清新有力。我拐出胡同向村外走去。村头有一截槐树墩，多年前修桥需要木料，就把这棵大树砍伐了。树身没有了，树根还活着，年年都能冒出嫩芽，可就是长不大，长长就枯干了。大饥荒那年的春天，社员集合上工，出村看见五个小男孩围着树墩啃树皮，贫穷麻木了人心，谁也没有在意，也没人问问是谁家的孩子。收工时太阳照到头顶了，进村时见这五个孩子还撅着腚围着树墩，队长才发现自己的孙子也在那里，就喊了一声，见孩子没应声，便骂骂唧唧地走过去踢了一脚，孩子一骨碌滚出去——他这才惊醒，猛扑过去，抱起孩子僵硬冰冷的小身体，号啕大哭：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连自己的孙子都养不活，我怎么有脸见父老乡亲……树墩留着，旱季有人给它浇水，冬天给它盖上草毡。张蕾老师曾领着我们来看过这个树墩。那天雾气很大，周边的几棵小树枝吧嗒吧嗒往下滴水。张老师声音低沉地说：“这是苦难的记忆，村民留着它，是留下生存的勇气，留下追求美好生活的毅力和决心。他们没有抛弃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尽管它是贫瘠的盐碱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民族坚韧不屈的力量！”
他弯下腰，抚摸着树墩亲昵地细语：你的年轮就凝固在这里了，但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你沐浴着天光雨露，失去了枝干却风骨依然。你是村民生存兴旺的里程碑！——不知是雾水还是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老金！”一个熟悉的声音止住了我匆匆的脚步。我扭头一看，晨光熹微的井台，陈伟华熟练地提上一桶水。这里老乡打水全是用扁担。刚到这里时，后勤组的陈伟华挑着水桶去打水，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小杨说我去看看。又等了很久，两人都不见影。张蕾老师就让我去。我一路小跑过去，井台上滴水成冰一层高于一层，陈伟华焦急地站在冰上。井冒着白汽，小杨弯着腰用扁担在井里捞着什么。我一问才知道陈伟华把水桶掉在井里了。好在水桶还漂在水面。小杨弯腰捞桶时，揣在棉袄口袋里的钢笔掉井里了。那年头，有一支铱金钢笔是一件很庆幸的事。小杨说他这支钢笔是考上大学后高中班主任老师送给他的。回到队部，同学们都唏嘘不已，为这支钢笔惋惜。最难受的是陈伟华，他低着头，沉默不语。
张蕾老师突然煞有介事地问小杨：“你那钢笔里灌满钢笔水了吗？”小杨心疼地说：“灌满了！我昨晚整理完地主的发家剥削史，就把钢笔灌得满满的。”张老师沉吟了一会儿，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打个报告，给小杨记一大功。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做了一件千秋万代都要纪念的大事！”我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老师这话的含义。张老师停顿了一会儿，目光里含着幽默的笑，说道：“还记得那个笑话吧？地主的儿子见人家会写诗，他也找来纸笔，可他咬烂笔杆也没写出半句。他的妻子说，郎君写诗怎么比妇人生孩子还难？地主的儿子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娘子生产是腹中有物，我今腹中空空连一点墨水都没有，岂能写出？”张老师话音刚落，笑声像炸锅一样。剧务组的王继坤笑出了眼泪，他断断续续地说：“老张同志，你、你真是思路敏、敏捷啊！”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引申着老师故事的寓意：“这下可好了！一井墨水尽管喝！” “人人肚子里都有了墨水，这个村子可就成了典型的文化村。”
当天晚上，陈伟华约小杨到井边，请小杨教他用扁担打水。小杨回去发现棉袄兜里有支钢笔，笔帽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杨同志，我带来两支钢笔，闲置一支无用，请你帮忙用它写出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好材料。”落款是老陈。小杨拧开笔帽，竟是一支英雄牌金笔。
陈伟华熟练地提上第二桶水，把扁担一翘，水桶平稳地落在井台上，没有溅出一滴水。“老金，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着快点毕业快点工作，我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引进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你说组织会信任我吗？”我从他的话语里听到的是诚实的热忱，是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学子对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晨风轻拂，东方露出淡淡的曦光。这时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渴望，完全不是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时的陈伟华。
1995年夏，分别三十年的同学相见了。灯光明亮的餐厅里，同学们没有了在学校时的拘谨，觥筹交错，畅所欲言。突然，有一阵哭声，好像从桌缝里冲出来，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沉寂，死一样的沉寂扣压下来。
“我终于见到同学们了！”陈伟华泪流满面地站起来说，“今天，组织总该相信我了！如果我不爱这个国家，我早就出国了，我父亲在美国给我买了房子……可我没有去，我经历过这里的苦难，我要留下付出我的生命，使这片土地变得美好！”他哭得说不下去，寂静中，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无声地抹眼泪。“我从国外回来，学校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我要入团，可就是不批准，说我是资本家的孩子……我得不到信任。我怎样才叫改造好了？”陈伟华站在那里，泪水沿着脸上的皱纹下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叠得整齐的手帕，擦去眼泪，宽慰我们：“同学们，我把憋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了，不是抱怨，是让大家知道我的心。”
三十年前冬天的这个清晨，年轻的陈伟华信心满怀，轻松地挑起扁担，两桶水连晃都不晃一下，他挑着水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自豪地说：“怎么样老金，我像不像农民？”“不是像，”我笑道，“而是是！”“不对吧！”张老师从村外走来，用舞台上的声音说道，“你几时听农民问过我像不像农民？像不像是不是用什么来鉴定？是用思想和情感！”陈伟华没有放下肩上担的水，诚恳地问：“老张同志，你说我怎样才能从思想和情感上像农民？”张老师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陈伟华两脚踏实地站着，水桶纹丝不动。张老师用赞赏的目光自上而下打量着陈伟华，亲切地说：“老陈同志，我认为你已经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
在我们毕业班返校前的总结会上，张老师如数家珍数算着每一个同学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绩，肯定我们自觉改造思想取得了受益一生的成就。讲到陈伟华，他作了特别的解释：“老陈离开富裕的家庭回到祖国，他不是回来享福，而是带着父辈对祖国的怀念来投身建设祖国；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无论是学习、劳动，还是宣传演出，他都付出全部的精力。我们到黄河慰问民工，他见乐队留在潘店演出，就主动带着口琴，站在黄河大坝上，寒风夹着黄土阵阵扑来，他好像没有感觉到，还是尽力地吹着。有了口琴的伴奏，歌声飞进千百民工的心里。同志们，你们说陈伟华的种种表现不是出自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吗？有了这种情感，将来到社会上不论是做工、务农、教学，还是别的工作，他都能做得出色！我要强调一点，你们四年级的同志，全都和老陈一样，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情感，你们是祖国的栋梁！”
1965年4月2日，张蕾和查国华两位身兼重要角色的老师返校。他们要赶回去作教学准备，待半月后我们回去时，好指导我们毕业考试、论文答辩等。同学们替两位老师拿着东西送到村外。陈伟华满眼泪水地说：“老张同志，您是我的知音！是您让我有了自信，这是我参加社教最大的收获！”
春风给齐河换上了新装。茁壮成长的麦苗使去年挖沟垫高的台田像一块块翠绿的地毯，装扮着辽阔的田野；细柳在沟边摇曳着嫩绿，远处几株杏树送来花朵的微笑。张老师和查老师站在村头的地畦上眺望着，目光里满是欣慰的笑意。教现代文学的查老师，吟诵起不知是哪个诗人的诗句：“如果你对祖国的爱情/无限深沉无限重/那么疲劳就不能将你征服/生活永远是清晨六点钟！”张老师点头称许：“好诗！真是沁人心脾！请允许我借用这美丽的诗句，更动几个字，和同志们共勉——如果你对祖国的爱情/无限深沉无限重/那么苦难就不能将你征服/生命永远是清晨六点钟！” 我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沉默在张老师的内心，引发了他对诗句的改动。这些美丽的诗句像春天的甘霖浸润了我们的心田。青春展示给我们的画面是，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穿行，大地百花盛开，莺歌燕舞……谁都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画面恰恰相反。我们剧团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亲历了荒时暴月的冲击和涤荡，焦灼的暗夜，星宿也不发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苦难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我们多么感念恩师张蕾同志，正是那改动了的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留下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坚固了我们青春的信念。
人生经历的许多事情，你在当时不明白，将来必知道。历史长河越过了齐河的社教，奔流到21世纪的2007年，张蕾教授在他的散文《缅怀严薇青先生》（见张蕾著《斜阳居杂缀》，作家出版社）中概述了当时参加社教的背景：“下去之前，遵照上级指示，根据师生个人政治条件的好坏，将全系人员分成两个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文化队；工作队搞社教，文化队受教育，改造世界观。很显然，文化队员比工作队员，在政治上矮了一截，为此，曾使许多年轻的学生抬不起头来。后来中文系隶属的那个社教大队部，要求中文系从文化队员中，抽调数十名学生和几名教师，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配合社教运动搞文艺演出，进行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教育。”
多么平静的客观叙述！我却感触到大地起伏般的呼吸。那是一个教师对他的学生们无比的疼爱！我终于理解了，在五个月的社教演出中，张老师言传身教，不仅出自一个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还要完成来自他内心的重要使命——启发这些学生自尊自重地成长，帮助他们消释心中的压抑和自卑，开掘自身潜力，掌握服务于社会的本领；使他们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谦卑谨慎有自信，以清晨六点钟的生命姿态，风骨峻健，情志高爽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张老师的这份苦心，我在那时并不理解。年轻的心在短浅的人生阅历上漂浮，想不到数算走过的日程，检点脚印的深浅。
张老师返校的前一天，徐书记传达了大队部对剧团的总结：“山东师范学院文教队中文系巡回演出剧团，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社教发展各阶段的要求，边编排、边修改、边演出，五个月共演出了12个大中型、11个小型剧目。其中有《三世仇》《东风解冻》《刘四姐》《审椅子》《新媳妇》《犟媳妇》6个歌剧；《箭杆河边》《春潮浪》《桥》3个话剧和吕剧《小保管上任》《红管家》及快板剧《王二小接闺女》，外加曲艺表演、革命歌曲，组织了51场大型演出，近20场街头宣传，演出地遍及齐河县，相邻的高唐、茌平县的社员也赶来观看演出。最多的一场看戏的有4000多人。每一场演出都得到社员的欢迎；台上哭观众也哭，台上笑观众也笑。有二十多万观众看了我们的演出。同学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文艺红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熔炉里锻炼自己，与贫下中农结合，改造世界观，真正做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教运动作出贡献。贫下中农说：‘见了你们就像见了当年的老八路。’”
徐书记念完，同学们议论纷纷，觉得数字多，具体肯定少。张老师拍了拍手，等同学们静下来，才开口说：“这个总结是大队部对剧团的总体评价。对我们这个诞生不到5个月就要完成使命各奔东西的剧团，大队部的总结要向上级汇报，在内容上是经过推敲的。要说思想改造，哪个同学敢说自己‘高举’了毛泽东思想文艺红旗？敢说自己‘真正’做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对剧团演出的评价，用在个人身上就要考虑考虑了。然而剧团是由许多个体成员组成的。结尾用贫下中农的一句话把每一个个体都囊括进去了，‘见了你们就像见了当年的老八路’，这是对我们人格的肯定。”
张老师说到这里，同志们脸上都泛出了笑容。原本坐在地铺上的张老师，这时站起来。我突然发现他不像来时——来时我们坐同一辆车，路上尘土飞扬。张老师把师母给他预备的口罩从背包里掏出来递给我，把几条毛巾递给女生，让我们包着头。他自己用手绢捂着嘴，乐呵呵地拍着背包说：“减轻了我的负担。”那时，他的脸上看不出颧骨。可此时，颧骨隆起，两腮凹进，越发显出他的消瘦。他太累了，在大型歌剧《三世仇》里，他扮演恶霸地主活剥皮，他借用京剧表演中眼神的运用和动作的夸张，刻画出一个奸诈歹毒的活扒皮，以至于他在台上演出，孩子们往台上扔石头打他。他既是演员又是所有剧目的导演，还要指导化妆、布景、道具，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声累。早晨起得最早的是他，带着大家去练声；晚上睡得最晚的是他，等演员卸完妆，剧务收拾停当，这才去休息。这个比我们大十几岁，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妙语连珠的写作教师，来到农村俨然成了我们的兄长，从挂幕布、钉黑板报、挖沟抬田、推独轮车……事无巨细他都抢先动手，我们尾随在后学着做。做好之后他总是夸奖我们做什么像什么！我们就这样有了自信，能独当一面地做事了。想到这里我十分内疚，我怎么没想到去关心老师呢？我回过神来，听见张老师正在说：“总结不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有什么成绩，而是让自己知道有什么不足，找出存在的问题才有改进的可能。我倒觉得，齐河5个月，需要我们留存在记忆里的，应该是那次漏洞百出的演出，尽管以后再没出现过问题，我记下那次演出的问题，建议你们也记下来。让它时时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一次，切莫出现舞台上的纰漏！”
想到张老师回校后很难有机会像在齐河这样朝夕相处了，大家怀着深切的感念，回忆那次演出的纰漏。我打开纸箱找出那本绿色的布皮日记，翻到11月30日，上面清晰地记着：“今天阴天，很冷。化妆时手冻得发僵。晚饭后匆匆跑到西场演出。台子很小，场地狭窄，但是人来得很多。今晚演得不好，幕幕之间非常快，整个演出比第一次快了半个多小时。”同学们听得很认真，也都拿着笔记。我继续往下念：“台上错误很多，台下时不时发出喊声。扮虎儿妈的高英还戴着手表，举手擦泪，表带闪闪发光。老乡们嘀咕：‘还戴金表呢！’卖小兰一场，本应李老汉掏出钱交给小兰妈，但老汉忘了掏钱，亏得台下的小孩看过彩排，在台下吵吵着：‘还没给人家钱呢！还没给人家钱呢！’这才提醒了李老汉。虎儿的裤子系得不紧，在台上掉下裤子了，急得台下的孩子们拍手：‘你裤子掉了！’这才赶紧提上。活扒皮当了大队长以后，穿着军装晃着膀子上台，活像日本翻译官……”
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老王伸手来拿我的日记，不小心碰倒了小油灯，突然火光亮得照人，我生怕烧坏了我的日记……
太阳出来了，弥漫的雾霾瞬间消散。我坐在写字台前。清晨的阳光照着这本绿色布皮日记，它静静地翻开在那里。刚才，它领我穿过历史的甬道，重新感受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这是我在小油灯下用我的青春写下的，它们真实、客观，记录着曾经发生的事。52年之后，我读出了另一种真实。我读懂了张蕾老师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说的每一句话，讲的每一个故事，做的每一件事；读懂了他无法言说的良苦用心；读懂了在那荒谬压抑的岁月里，他那充满了悲悯情怀的高贵心灵。这一切，不是用墨写下的，是用铁笔镌刻在心灵磐石上的。它们必存留到永远。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2015年2月4日清晨6点多钟，张蕾老师告别他八十七年的人生路，乘长风破云而去。这一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张老师在春天开始的第一天离开我们，把他的微笑留在了严酷的冬天。这微笑是我们在齐河的寒冬里就熟悉了的，它豁达、真诚，带着鼓励，带着安慰，有一些幽默，有一些沉思；这微笑，意味深长，给人启迪，在每一个清晨，在你心灵所到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
[注：张蕾（1928～2015年2月4日）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山东写作学会会长，山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
责任编辑 王 童
常常的，一些特定的景色会把人带到与这景色类似的时空……我已经想不起这是哪个村子了，是齐河的潘店、闫姑屯，还是十里雾、田海子……52年前的社教运动中，我们文教队由中文系39名师生组成的巡回演出剧团，活跃在那些村庄。齐河县多是盐碱地，屋顶、墙头、道路、田野全是白茫茫的粉末，当地百姓说那是上泛的硝土。
我摊开当年的日记本，看着看着，日记本也变得白茫茫，白茫茫……
我用力睁开眼，看到炕头连着锅台的拐角有四个小乌盆，大娘侧身向里睡得很沉。她昨晚直等我回来才点上小油灯，心疼地看着我说：“你脸上的颜色还没擦干净，灶膛里我给你焐着水，你洗洗吧。”不等我答话，她又指着那四个小乌盆说：“你累了一天，晚上起夜就尿在盆里，别出去了。”这里连年灾荒，大爷是前几年饿死的，留下大娘孤身一人。60多岁的人了，家里家外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我分住在大娘家，她欢喜得不得了，怕我早晨抢着挑水，就趁我们外地演出，天不黑先把水缸挑满了；见我卸妆油彩没洗干净（用水缸的水，冬天水上一片冰碴），每天给我焐水——这里烧的是高粱秸，草很珍贵。焐水是把小乌盆埋在灶膛的炉灰上，让燃尽的炉灰温着水。
远处的公鸡刚叫头遍，我蹑手蹑脚地拉开门，闪出门外。天刚放亮，展现在目光里的是白茫茫的一片。四个月前，我们背着行李来到这里，看着墙头和满地浮着的一层白粉，看着孩子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我们的心痛得沉默了。公社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无人居住的院子，院里有三间屋，没有锅灶。我们的写作教师张蕾同志（当时规定，一律以同志相称，为了不暴露身份）乐呵呵地说：“这可是白手起家大显身手的好地方！”那天恰好是个集，张老师让我赶快到集上买炉条。买回来时只见张老师挽着袖子和几个男同学在盘炉灶。中午大家啃着从学校带来的干火烧，晚上就喝上自己做的第一锅稀粥。晚饭后工作组的领导来介绍情况：这里土地贫瘠，是重灾区。儿童多半不能上学而从事劳动，社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非常迫切。
“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张蕾老师送走领导，吟诵着诗句走进屋。11月8日，寒风从破旧的门缝钻到屋里。我们都坐在行李卷上。小油灯在窗台上忽闪忽闪地亮着，把张老师高大的身影映在泥墙上。张老师搓着手说：“记得这首诗吧，贾岛的《古意》。我知道大家都是有志之士，终夜忧国忧民，愿作千里马报效祖国日日奔腾不息。咱们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明天就开始排练。”真是应者云集！我们这些文教队员都抱着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决心，巴不得马上就投入战斗。这里只有张蕾一人演过剧，他是当然的导演。几十双眼睛看着他，等待他发号施令。张老师却沉静下来，不紧不慢地说道：“大家都累了，先解决睡眠问题，其他事情明天再说。但有一点是必须遵守的——演员每天早晨都得出去练声！”女同学交头接耳说不会练。张老师听见了，高声说道：鸡叫头遍就得起床，跟着我练！
四个月来，我们风雪无阻地跟着张老师练声，用老乡的话说：“天这么冷，在台上又喊又唱，咋不哑嗓呢？都练成金嗓了！”
你听，远方那雄浑深沉的声音是张老师；那豪迈奔放的是孙兆舜；那响亮高昂的是高英；那从更远处传来的啊——巴——嚓——达——的是王金龙，他在《箭杆河边》扮演二赖子，他说话张不开嘴，好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张老师带他练发音，他很认真，天天比别人起得早，把拼音练得滚瓜烂熟，谁都没想到他在台上撇音拉调把二赖子演得那么好，以至于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孩子围着他“二赖子！二赖子！”地喊着，他也不嫌烦，摸着孩子们的头，嘱咐他们：长大了好好学习，我教你们！他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王金龙酷爱诗词，工于书法，剧团所用的标语、条幅都是他写的。张老师夸他的书法，几近老颜，宽处可以行马，窄处不能插针。他很受鼓舞，曾对我说：“将来我当了老师也教学生书法，弘扬汉字的工巧精美。”我们多么年轻！“将来”在我们心里是那样明亮，我们勤学苦练所得到的一切知识、本领，都是为了“将来”发挥出去，像老师教导的那样报效祖国。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们王金龙的“将来”已很短暂，他报效祖国的理想根本就不能实现，我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田野的树木知道在飘摇的风雨中向上成长，向下扎根，我们却不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多少年后，我始终无法了解王金龙工作不到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心、他的尊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究竟受到怎样的蔑视和践踏，以致精神失常，终日处于恐惧之中，东躲西藏，四处逃窜。妻子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悬挂在荒野的一棵树上……
而此刻，我分明听到王金龙啊——巴——嚓——达——的声音清新有力。我拐出胡同向村外走去。村头有一截槐树墩，多年前修桥需要木料，就把这棵大树砍伐了。树身没有了，树根还活着，年年都能冒出嫩芽，可就是长不大，长长就枯干了。大饥荒那年的春天，社员集合上工，出村看见五个小男孩围着树墩啃树皮，贫穷麻木了人心，谁也没有在意，也没人问问是谁家的孩子。收工时太阳照到头顶了，进村时见这五个孩子还撅着腚围着树墩，队长才发现自己的孙子也在那里，就喊了一声，见孩子没应声，便骂骂唧唧地走过去踢了一脚，孩子一骨碌滚出去——他这才惊醒，猛扑过去，抱起孩子僵硬冰冷的小身体，号啕大哭：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连自己的孙子都养不活，我怎么有脸见父老乡亲……树墩留着，旱季有人给它浇水，冬天给它盖上草毡。张蕾老师曾领着我们来看过这个树墩。那天雾气很大，周边的几棵小树枝吧嗒吧嗒往下滴水。张老师声音低沉地说：“这是苦难的记忆，村民留着它，是留下生存的勇气，留下追求美好生活的毅力和决心。他们没有抛弃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尽管它是贫瘠的盐碱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民族坚韧不屈的力量！”
他弯下腰，抚摸着树墩亲昵地细语：你的年轮就凝固在这里了，但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你沐浴着天光雨露，失去了枝干却风骨依然。你是村民生存兴旺的里程碑！——不知是雾水还是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老金！”一个熟悉的声音止住了我匆匆的脚步。我扭头一看，晨光熹微的井台，陈伟华熟练地提上一桶水。这里老乡打水全是用扁担。刚到这里时，后勤组的陈伟华挑着水桶去打水，等了很久不见他回来，小杨说我去看看。又等了很久，两人都不见影。张蕾老师就让我去。我一路小跑过去，井台上滴水成冰一层高于一层，陈伟华焦急地站在冰上。井冒着白汽，小杨弯着腰用扁担在井里捞着什么。我一问才知道陈伟华把水桶掉在井里了。好在水桶还漂在水面。小杨弯腰捞桶时，揣在棉袄口袋里的钢笔掉井里了。那年头，有一支铱金钢笔是一件很庆幸的事。小杨说他这支钢笔是考上大学后高中班主任老师送给他的。回到队部，同学们都唏嘘不已，为这支钢笔惋惜。最难受的是陈伟华，他低着头，沉默不语。
张蕾老师突然煞有介事地问小杨：“你那钢笔里灌满钢笔水了吗？”小杨心疼地说：“灌满了！我昨晚整理完地主的发家剥削史，就把钢笔灌得满满的。”张老师沉吟了一会儿，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打个报告，给小杨记一大功。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做了一件千秋万代都要纪念的大事！”我们大眼瞪小眼，不知老师这话的含义。张老师停顿了一会儿，目光里含着幽默的笑，说道：“还记得那个笑话吧？地主的儿子见人家会写诗，他也找来纸笔，可他咬烂笔杆也没写出半句。他的妻子说，郎君写诗怎么比妇人生孩子还难？地主的儿子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娘子生产是腹中有物，我今腹中空空连一点墨水都没有，岂能写出？”张老师话音刚落，笑声像炸锅一样。剧务组的王继坤笑出了眼泪，他断断续续地说：“老张同志，你、你真是思路敏、敏捷啊！”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引申着老师故事的寓意：“这下可好了！一井墨水尽管喝！” “人人肚子里都有了墨水，这个村子可就成了典型的文化村。”
当天晚上，陈伟华约小杨到井边，请小杨教他用扁担打水。小杨回去发现棉袄兜里有支钢笔，笔帽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杨同志，我带来两支钢笔，闲置一支无用，请你帮忙用它写出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好材料。”落款是老陈。小杨拧开笔帽，竟是一支英雄牌金笔。
陈伟华熟练地提上第二桶水，把扁担一翘，水桶平稳地落在井台上，没有溅出一滴水。“老金，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着快点毕业快点工作，我要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引进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你说组织会信任我吗？”我从他的话语里听到的是诚实的热忱，是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学子对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晨风轻拂，东方露出淡淡的曦光。这时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渴望，完全不是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时的陈伟华。
1995年夏，分别三十年的同学相见了。灯光明亮的餐厅里，同学们没有了在学校时的拘谨，觥筹交错，畅所欲言。突然，有一阵哭声，好像从桌缝里冲出来，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沉寂，死一样的沉寂扣压下来。
“我终于见到同学们了！”陈伟华泪流满面地站起来说，“今天，组织总该相信我了！如果我不爱这个国家，我早就出国了，我父亲在美国给我买了房子……可我没有去，我经历过这里的苦难，我要留下付出我的生命，使这片土地变得美好！”他哭得说不下去，寂静中，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无声地抹眼泪。“我从国外回来，学校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我要入团，可就是不批准，说我是资本家的孩子……我得不到信任。我怎样才叫改造好了？”陈伟华站在那里，泪水沿着脸上的皱纹下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叠得整齐的手帕，擦去眼泪，宽慰我们：“同学们，我把憋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了，不是抱怨，是让大家知道我的心。”
三十年前冬天的这个清晨，年轻的陈伟华信心满怀，轻松地挑起扁担，两桶水连晃都不晃一下，他挑着水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自豪地说：“怎么样老金，我像不像农民？”“不是像，”我笑道，“而是是！”“不对吧！”张老师从村外走来，用舞台上的声音说道，“你几时听农民问过我像不像农民？像不像是不是用什么来鉴定？是用思想和情感！”陈伟华没有放下肩上担的水，诚恳地问：“老张同志，你说我怎样才能从思想和情感上像农民？”张老师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陈伟华两脚踏实地站着，水桶纹丝不动。张老师用赞赏的目光自上而下打量着陈伟华，亲切地说：“老陈同志，我认为你已经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
在我们毕业班返校前的总结会上，张老师如数家珍数算着每一个同学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绩，肯定我们自觉改造思想取得了受益一生的成就。讲到陈伟华，他作了特别的解释：“老陈离开富裕的家庭回到祖国，他不是回来享福，而是带着父辈对祖国的怀念来投身建设祖国；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无论是学习、劳动，还是宣传演出，他都付出全部的精力。我们到黄河慰问民工，他见乐队留在潘店演出，就主动带着口琴，站在黄河大坝上，寒风夹着黄土阵阵扑来，他好像没有感觉到，还是尽力地吹着。有了口琴的伴奏，歌声飞进千百民工的心里。同志们，你们说陈伟华的种种表现不是出自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吗？有了这种情感，将来到社会上不论是做工、务农、教学，还是别的工作，他都能做得出色！我要强调一点，你们四年级的同志，全都和老陈一样，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情感，你们是祖国的栋梁！”
1965年4月2日，张蕾和查国华两位身兼重要角色的老师返校。他们要赶回去作教学准备，待半月后我们回去时，好指导我们毕业考试、论文答辩等。同学们替两位老师拿着东西送到村外。陈伟华满眼泪水地说：“老张同志，您是我的知音！是您让我有了自信，这是我参加社教最大的收获！”
春风给齐河换上了新装。茁壮成长的麦苗使去年挖沟垫高的台田像一块块翠绿的地毯，装扮着辽阔的田野；细柳在沟边摇曳着嫩绿，远处几株杏树送来花朵的微笑。张老师和查老师站在村头的地畦上眺望着，目光里满是欣慰的笑意。教现代文学的查老师，吟诵起不知是哪个诗人的诗句：“如果你对祖国的爱情/无限深沉无限重/那么疲劳就不能将你征服/生活永远是清晨六点钟！”张老师点头称许：“好诗！真是沁人心脾！请允许我借用这美丽的诗句，更动几个字，和同志们共勉——如果你对祖国的爱情/无限深沉无限重/那么苦难就不能将你征服/生命永远是清晨六点钟！” 我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沉默在张老师的内心，引发了他对诗句的改动。这些美丽的诗句像春天的甘霖浸润了我们的心田。青春展示给我们的画面是，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穿行，大地百花盛开，莺歌燕舞……谁都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画面恰恰相反。我们剧团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亲历了荒时暴月的冲击和涤荡，焦灼的暗夜，星宿也不发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苦难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我们多么感念恩师张蕾同志，正是那改动了的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留下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坚固了我们青春的信念。
人生经历的许多事情，你在当时不明白，将来必知道。历史长河越过了齐河的社教，奔流到21世纪的2007年，张蕾教授在他的散文《缅怀严薇青先生》（见张蕾著《斜阳居杂缀》，作家出版社）中概述了当时参加社教的背景：“下去之前，遵照上级指示，根据师生个人政治条件的好坏，将全系人员分成两个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文化队；工作队搞社教，文化队受教育，改造世界观。很显然，文化队员比工作队员，在政治上矮了一截，为此，曾使许多年轻的学生抬不起头来。后来中文系隶属的那个社教大队部，要求中文系从文化队员中，抽调数十名学生和几名教师，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配合社教运动搞文艺演出，进行忆苦思甜和阶级斗争教育。”
多么平静的客观叙述！我却感触到大地起伏般的呼吸。那是一个教师对他的学生们无比的疼爱！我终于理解了，在五个月的社教演出中，张老师言传身教，不仅出自一个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还要完成来自他内心的重要使命——启发这些学生自尊自重地成长，帮助他们消释心中的压抑和自卑，开掘自身潜力，掌握服务于社会的本领；使他们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谦卑谨慎有自信，以清晨六点钟的生命姿态，风骨峻健，情志高爽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张老师的这份苦心，我在那时并不理解。年轻的心在短浅的人生阅历上漂浮，想不到数算走过的日程，检点脚印的深浅。
张老师返校的前一天，徐书记传达了大队部对剧团的总结：“山东师范学院文教队中文系巡回演出剧团，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社教发展各阶段的要求，边编排、边修改、边演出，五个月共演出了12个大中型、11个小型剧目。其中有《三世仇》《东风解冻》《刘四姐》《审椅子》《新媳妇》《犟媳妇》6个歌剧；《箭杆河边》《春潮浪》《桥》3个话剧和吕剧《小保管上任》《红管家》及快板剧《王二小接闺女》，外加曲艺表演、革命歌曲，组织了51场大型演出，近20场街头宣传，演出地遍及齐河县，相邻的高唐、茌平县的社员也赶来观看演出。最多的一场看戏的有4000多人。每一场演出都得到社员的欢迎；台上哭观众也哭，台上笑观众也笑。有二十多万观众看了我们的演出。同学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文艺红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熔炉里锻炼自己，与贫下中农结合，改造世界观，真正做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教运动作出贡献。贫下中农说：‘见了你们就像见了当年的老八路。’”
徐书记念完，同学们议论纷纷，觉得数字多，具体肯定少。张老师拍了拍手，等同学们静下来，才开口说：“这个总结是大队部对剧团的总体评价。对我们这个诞生不到5个月就要完成使命各奔东西的剧团，大队部的总结要向上级汇报，在内容上是经过推敲的。要说思想改造，哪个同学敢说自己‘高举’了毛泽东思想文艺红旗？敢说自己‘真正’做到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对剧团演出的评价，用在个人身上就要考虑考虑了。然而剧团是由许多个体成员组成的。结尾用贫下中农的一句话把每一个个体都囊括进去了，‘见了你们就像见了当年的老八路’，这是对我们人格的肯定。”
张老师说到这里，同志们脸上都泛出了笑容。原本坐在地铺上的张老师，这时站起来。我突然发现他不像来时——来时我们坐同一辆车，路上尘土飞扬。张老师把师母给他预备的口罩从背包里掏出来递给我，把几条毛巾递给女生，让我们包着头。他自己用手绢捂着嘴，乐呵呵地拍着背包说：“减轻了我的负担。”那时，他的脸上看不出颧骨。可此时，颧骨隆起，两腮凹进，越发显出他的消瘦。他太累了，在大型歌剧《三世仇》里，他扮演恶霸地主活剥皮，他借用京剧表演中眼神的运用和动作的夸张，刻画出一个奸诈歹毒的活扒皮，以至于他在台上演出，孩子们往台上扔石头打他。他既是演员又是所有剧目的导演，还要指导化妆、布景、道具，我们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声累。早晨起得最早的是他，带着大家去练声；晚上睡得最晚的是他，等演员卸完妆，剧务收拾停当，这才去休息。这个比我们大十几岁，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妙语连珠的写作教师，来到农村俨然成了我们的兄长，从挂幕布、钉黑板报、挖沟抬田、推独轮车……事无巨细他都抢先动手，我们尾随在后学着做。做好之后他总是夸奖我们做什么像什么！我们就这样有了自信，能独当一面地做事了。想到这里我十分内疚，我怎么没想到去关心老师呢？我回过神来，听见张老师正在说：“总结不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有什么成绩，而是让自己知道有什么不足，找出存在的问题才有改进的可能。我倒觉得，齐河5个月，需要我们留存在记忆里的，应该是那次漏洞百出的演出，尽管以后再没出现过问题，我记下那次演出的问题，建议你们也记下来。让它时时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一次，切莫出现舞台上的纰漏！”
想到张老师回校后很难有机会像在齐河这样朝夕相处了，大家怀着深切的感念，回忆那次演出的纰漏。我打开纸箱找出那本绿色的布皮日记，翻到11月30日，上面清晰地记着：“今天阴天，很冷。化妆时手冻得发僵。晚饭后匆匆跑到西场演出。台子很小，场地狭窄，但是人来得很多。今晚演得不好，幕幕之间非常快，整个演出比第一次快了半个多小时。”同学们听得很认真，也都拿着笔记。我继续往下念：“台上错误很多，台下时不时发出喊声。扮虎儿妈的高英还戴着手表，举手擦泪，表带闪闪发光。老乡们嘀咕：‘还戴金表呢！’卖小兰一场，本应李老汉掏出钱交给小兰妈，但老汉忘了掏钱，亏得台下的小孩看过彩排，在台下吵吵着：‘还没给人家钱呢！还没给人家钱呢！’这才提醒了李老汉。虎儿的裤子系得不紧，在台上掉下裤子了，急得台下的孩子们拍手：‘你裤子掉了！’这才赶紧提上。活扒皮当了大队长以后，穿着军装晃着膀子上台，活像日本翻译官……”
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老王伸手来拿我的日记，不小心碰倒了小油灯，突然火光亮得照人，我生怕烧坏了我的日记……
太阳出来了，弥漫的雾霾瞬间消散。我坐在写字台前。清晨的阳光照着这本绿色布皮日记，它静静地翻开在那里。刚才，它领我穿过历史的甬道，重新感受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这是我在小油灯下用我的青春写下的，它们真实、客观，记录着曾经发生的事。52年之后，我读出了另一种真实。我读懂了张蕾老师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说的每一句话，讲的每一个故事，做的每一件事；读懂了他无法言说的良苦用心；读懂了在那荒谬压抑的岁月里，他那充满了悲悯情怀的高贵心灵。这一切，不是用墨写下的，是用铁笔镌刻在心灵磐石上的。它们必存留到永远。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2015年2月4日清晨6点多钟，张蕾老师告别他八十七年的人生路，乘长风破云而去。这一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张老师在春天开始的第一天离开我们，把他的微笑留在了严酷的冬天。这微笑是我们在齐河的寒冬里就熟悉了的，它豁达、真诚，带着鼓励，带着安慰，有一些幽默，有一些沉思；这微笑，意味深长，给人启迪，在每一个清晨，在你心灵所到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
[注：张蕾（1928～2015年2月4日）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山东写作学会会长，山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