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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岁那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后，指挥大师严良堃更活跃地出现在指挥台上，在艺术上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舞台上的大师风度也由此而来。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交响乐指挥大师严良堃，谈到《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时，仍然十分激动。
中国交响乐合唱团的创始人之一严良堃先生，从14岁登上指挥台，70多年来从未离开过这个舞台。严先生说，“我经历了三次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两个音乐学院；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自己在事业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还愿于人民，尽义务还给人民。所以我现在到处讲学、演出、指导业余团体都不计报酬。”
“黄河”七十年
2009年是《黄河大合唱》诞生70周年，7月3日，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了这部伟大的民族乐章。严良塑像年轻人一样一跃登上指挥台，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首钢工人合唱团。哈军工校友合唱团169人组成的台唱团演出。在指挥过程中，严良堃全身都投入到音乐中，连脚都在指挥。严良堃对于所指挥的音乐作品已是成竹在胸，已经在艺术上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
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陕公第一次音乐大会”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首演，词作者光未然本人担任朗诵；5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次演出。这次是由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演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前来观看了演出。冼星海的日记中写道：乐曲结束后，毛泽东大喊了三声‘好!’。
1940年，严良望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台唱》。此后，他一生指挥了上千次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之所以长久地被每一个中国人所热爱，取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性，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星海将自己的个人出路放在了民族的出路当中。抗战期间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曾邀请他过去创作像黎锦辉那样的流行歌曲，并开出两百大洋的月薪，当时一般的打工仔平均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但星海坚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搞他的抗日救亡音乐创作。他写的《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1939年，他在延安的窑洞中埋头为《黄河大合唱》谱曲，六天六夜，终于完成了。冼星海真正将音乐作为了争取获得民族自由解放的一种斗争手段和武器。”严先生分析说，“二是《黄河大合唱》的艺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自萧有梅和黄自从西方留学回来，开创了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的道路之后，在这条道路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功的是冼星海。他对西方的东西不是照搬，对西洋作曲技法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他对民族的东西不是拿来贴标签，而是将所有民族的东西融会贯通在作品中。这些民族的东西我们听不出是采用了哪一首曲子，但一听就是我们中国的。”
1975年，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给中央写信，请求上演《黄河大合唱》，当时正值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原曲原词演唱黄河”。这样就举行了“冼星海、聂耳作品音乐会”。演出任务交给了中央乐团，于是就产生了“中央乐团演出版”。
从维护这部伟大作品的角度出发，为使其能更好地流传，1975年的演出决定对谱面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做处理，从根本上改善配器的效果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修改的班子，由严良堃主持。“上面规定其成员一定是要从延安过来的，我提出，许多音乐学院的中青年作曲家在配器上取得y--定的成就，并且他们之中有人就是延安的后代，为什么不吸收他们来参加呢?”严先生说。最终，中央乐团组成了一个有施万春、田丰、盛礼洪等人参加的班子。这个版本较为成熟，参加演出的所有乐手都很高兴。
“贝九”的成功
1959年10月1日，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由中央乐团作为建国10周年的三大献礼之一在首都剧场首场演出，严良堃任指挥。另两大献礼是李德伦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和罗忠镕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在今天，中国交响乐团的门厅中还挂着那次演出“贝九”的巨幅照片，四重唱的歌唱家是女高音梁美珍、女中音蔡焕真、男高音魏鸣泉和男中音魏启贤。这些艺术家们都为中央乐团，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时乐队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在乡下大家还要拉二胡，吹唢呐什么的，回来后还有什么思想批判运动在干扰。有些现在乐队不成问题的东西，在那时还很吃力。”严良堃说，“例如乐队有一处后半拍进入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乐手拿来就拉，可当时就是进不来。那时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相互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什么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谱子，这样能练得声部与声部之间的默契配合。声乐部分也有很大的难度，男低音要唱到高达F的音，女高音要唱长达14小节的A音，结果，在演出时大家这些地方唱得漂亮极了a献礼演出成功后，大家激动得不得了。有些队员解放前在上海看过帕契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演的“贝九”，南京的国立音乐学院也演出过，但声乐部分是降低了一个大二度演出的，因为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克服不了。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贝”，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中国人成功演出了“贝九”，其意义是非凡的，这是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一笔。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乐团的这次演出，这次“贝九”的成功演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后来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演“贝九”，中央乐团的合唱团就不时地“借”给这些乐团上演。
“后来，就连外国指挥也来指挥‘贝九’了，”严先生说，“例如，东德的莱比锡交响乐团就来了，与中央乐团的乐队和合唱团联合演出，他们的指挥冯，嘎兹指挥前三个乐章，然后将指挥棒郑重地交给我，由我指挥最后的合唱乐章。演出后，德国朋友兴奋地说，听用中文唱‘贝九’比用德文唱还好听，席勒写的诗一定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后来许多没有机会指挥‘贝九’的外国指挥也闻讯赶来了a大概是1961年，苏联的权威指挥家阿诺索夫，也就是我和李德伦的老师也来指挥，他在苏联手中没有乐队，所以从没有挥过‘贝九’，这次他可过了把瘾。就连小泽征尔也于80年代来指挥过，他一遍下来，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又将第四乐章从头到尾连着来了一遍。‘贝九’不能说演就演，要像过节一样演。后来在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指挥第九。”
严良堃谈合唱指挥
在70年的职业生涯中，严良堃指挥过民 乐队、军乐队、合唱团和交响乐团。留学回国以后，除了演出外，严良堃也代课教书，带研究生。
“我感到现在学生在学校实践太少，只能是做到理解音乐，真正的指挥成长是在排练厅，指挥乐队积累经验。而这项工作要求学生做好案头准备，否则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指挥还要勤奋，不耻下问，指挥与乐队队员是平等的，决不能认为自己高X--等。指挥要对音乐做好分析和自己的音乐处理。这方面“四大件”及作曲专业的课程是指挥的基本功，例如，要做大量的和声和对位习题，做不够一千道题不能毕业。指挥的工作从广义和狭义上讲都是打预备拍，“up beat”(起拍)，广义是指熟悉谱子、排练，都是准备工作，如果没有做好这些工作那就是浪费乐队一百多人的时间，你不能等大家熟了你才熟，这样的指挥只能是起到节拍机的作用。同时，这也是艺德问题。”
指挥乐队和指挥合唱队的感觉是否也存在着差异?或者说乐队和合唱团看指挥的感受是有差别的?
严良堃先生说，“合唱与乐队的区别在于，合唱比乐队的作品更容易理解，因为合唱有歌词。但有人说合唱才四行谱，乐队有十几行以上的谱子，这是错误的。两者的作曲技法是一样的，不要忘记合唱谱上还有钢琴谱呢，乐队谱实际上也就是钢琴的移植谱。合唱指挥与乐队指挥的不同是，合唱指挥与演唱者可是面对面的，音乐的情绪不光要反映在手上还要反映在自己的脸上。合唱指挥的脸不能从头到尾是一张脸，你要把对音乐的感受反映在脸上。”
“合唱还有咬字的问题，有声音的统一问题，还要做到刚柔相济，尤其是在旋律部分，要有抑扬顿挫之感。艺术歌曲的织体有主调的，有复调的，讲求竖的层次安排，这就比乐队复杂丰富多了，尤其是那些巴洛克作品。合唱的指挥要会给气，要给呼吸，不能像砍柴一样来指挥。有些乐队的指挥不熟悉合唱，在排交响合唱作品时都是由合唱指挥事先排好了合唱才来，其实他来只是挥拍子而已，真正的排练过程已经完成了口还有些指挥不会处理乐队与合唱的强弱层次，乐队总是压唱，例如‘贝九’第四乐章最后一段的最急板，乐队和合唱团这两条洪流汇成一片音响的海洋，这时乐队应该稍稍让位给合唱，因为声乐是有唱词的呀，而有的指挥并没有顾及到，结果歌词是什么观众什么也听不清楚。应该是以人声为主，乐队为辅，主行客随。这里说的是主次要分明。要知道，一个单簧管的音量等于18个女高音。许多乐队指挥不知道合唱艺术中的情趣和难度，有人说会指挥乐队就会指挥合唱，结果他们一上手合唱团就受不了了他的指挥让人无法呼吸。我是乐队、合唱两边都干过，这方面深有体会。”
几十年的指挥工作中没有遇到什么困惑吗?严良堃讲到一件事，有一次指挥‘贝九’时，差一点出大漏子。“那次音乐会在‘贝九’前加了一首《艾格蒙特》序曲，但在开演前，主持人讲解了半天的‘贝九’，所以脑子里一直是‘贝九’，上台后就按照‘贝九’给出了一个缓慢的弱起拍，结果乐队奏出《艾格蒙特》的强和弦，我心里一惊，但马上调整过来了，幸亏台下没有发现。我认为在台上指挥偶有纰漏，不能老反过来嘀咕它，而是尽力将后面的音乐挥好。人生就如同指挥—样，有什么错误让它过去，把以后的事情干好就是了口”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交响乐指挥大师严良堃，谈到《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时，仍然十分激动。
中国交响乐合唱团的创始人之一严良堃先生，从14岁登上指挥台，70多年来从未离开过这个舞台。严先生说，“我经历了三次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两个音乐学院；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自己在事业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还愿于人民，尽义务还给人民。所以我现在到处讲学、演出、指导业余团体都不计报酬。”
“黄河”七十年
2009年是《黄河大合唱》诞生70周年，7月3日，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了这部伟大的民族乐章。严良塑像年轻人一样一跃登上指挥台，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首钢工人合唱团。哈军工校友合唱团169人组成的台唱团演出。在指挥过程中，严良堃全身都投入到音乐中，连脚都在指挥。严良堃对于所指挥的音乐作品已是成竹在胸，已经在艺术上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
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陕公第一次音乐大会”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首演，词作者光未然本人担任朗诵；5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次演出。这次是由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演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前来观看了演出。冼星海的日记中写道：乐曲结束后，毛泽东大喊了三声‘好!’。
1940年，严良望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台唱》。此后，他一生指挥了上千次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之所以长久地被每一个中国人所热爱，取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性，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星海将自己的个人出路放在了民族的出路当中。抗战期间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曾邀请他过去创作像黎锦辉那样的流行歌曲，并开出两百大洋的月薪，当时一般的打工仔平均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但星海坚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搞他的抗日救亡音乐创作。他写的《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1939年，他在延安的窑洞中埋头为《黄河大合唱》谱曲，六天六夜，终于完成了。冼星海真正将音乐作为了争取获得民族自由解放的一种斗争手段和武器。”严先生分析说，“二是《黄河大合唱》的艺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自萧有梅和黄自从西方留学回来，开创了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的道路之后，在这条道路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功的是冼星海。他对西方的东西不是照搬，对西洋作曲技法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他对民族的东西不是拿来贴标签，而是将所有民族的东西融会贯通在作品中。这些民族的东西我们听不出是采用了哪一首曲子，但一听就是我们中国的。”
1975年，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给中央写信，请求上演《黄河大合唱》，当时正值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原曲原词演唱黄河”。这样就举行了“冼星海、聂耳作品音乐会”。演出任务交给了中央乐团，于是就产生了“中央乐团演出版”。
从维护这部伟大作品的角度出发，为使其能更好地流传，1975年的演出决定对谱面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做处理，从根本上改善配器的效果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修改的班子，由严良堃主持。“上面规定其成员一定是要从延安过来的，我提出，许多音乐学院的中青年作曲家在配器上取得y--定的成就，并且他们之中有人就是延安的后代，为什么不吸收他们来参加呢?”严先生说。最终，中央乐团组成了一个有施万春、田丰、盛礼洪等人参加的班子。这个版本较为成熟，参加演出的所有乐手都很高兴。
“贝九”的成功
1959年10月1日，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由中央乐团作为建国10周年的三大献礼之一在首都剧场首场演出，严良堃任指挥。另两大献礼是李德伦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和罗忠镕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在今天，中国交响乐团的门厅中还挂着那次演出“贝九”的巨幅照片，四重唱的歌唱家是女高音梁美珍、女中音蔡焕真、男高音魏鸣泉和男中音魏启贤。这些艺术家们都为中央乐团，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时乐队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在乡下大家还要拉二胡，吹唢呐什么的，回来后还有什么思想批判运动在干扰。有些现在乐队不成问题的东西，在那时还很吃力。”严良堃说，“例如乐队有一处后半拍进入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乐手拿来就拉，可当时就是进不来。那时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相互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什么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谱子，这样能练得声部与声部之间的默契配合。声乐部分也有很大的难度，男低音要唱到高达F的音，女高音要唱长达14小节的A音，结果，在演出时大家这些地方唱得漂亮极了a献礼演出成功后，大家激动得不得了。有些队员解放前在上海看过帕契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演的“贝九”，南京的国立音乐学院也演出过，但声乐部分是降低了一个大二度演出的，因为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克服不了。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贝”，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中国人成功演出了“贝九”，其意义是非凡的，这是中国音乐史上重要的一笔。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乐团的这次演出，这次“贝九”的成功演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后来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演“贝九”，中央乐团的合唱团就不时地“借”给这些乐团上演。
“后来，就连外国指挥也来指挥‘贝九’了，”严先生说，“例如，东德的莱比锡交响乐团就来了，与中央乐团的乐队和合唱团联合演出，他们的指挥冯，嘎兹指挥前三个乐章，然后将指挥棒郑重地交给我，由我指挥最后的合唱乐章。演出后，德国朋友兴奋地说，听用中文唱‘贝九’比用德文唱还好听，席勒写的诗一定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后来许多没有机会指挥‘贝九’的外国指挥也闻讯赶来了a大概是1961年，苏联的权威指挥家阿诺索夫，也就是我和李德伦的老师也来指挥，他在苏联手中没有乐队，所以从没有挥过‘贝九’，这次他可过了把瘾。就连小泽征尔也于80年代来指挥过，他一遍下来，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又将第四乐章从头到尾连着来了一遍。‘贝九’不能说演就演，要像过节一样演。后来在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指挥第九。”
严良堃谈合唱指挥
在70年的职业生涯中，严良堃指挥过民 乐队、军乐队、合唱团和交响乐团。留学回国以后，除了演出外，严良堃也代课教书，带研究生。
“我感到现在学生在学校实践太少，只能是做到理解音乐，真正的指挥成长是在排练厅，指挥乐队积累经验。而这项工作要求学生做好案头准备，否则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指挥还要勤奋，不耻下问，指挥与乐队队员是平等的，决不能认为自己高X--等。指挥要对音乐做好分析和自己的音乐处理。这方面“四大件”及作曲专业的课程是指挥的基本功，例如，要做大量的和声和对位习题，做不够一千道题不能毕业。指挥的工作从广义和狭义上讲都是打预备拍，“up beat”(起拍)，广义是指熟悉谱子、排练，都是准备工作，如果没有做好这些工作那就是浪费乐队一百多人的时间，你不能等大家熟了你才熟，这样的指挥只能是起到节拍机的作用。同时，这也是艺德问题。”
指挥乐队和指挥合唱队的感觉是否也存在着差异?或者说乐队和合唱团看指挥的感受是有差别的?
严良堃先生说，“合唱与乐队的区别在于，合唱比乐队的作品更容易理解，因为合唱有歌词。但有人说合唱才四行谱，乐队有十几行以上的谱子，这是错误的。两者的作曲技法是一样的，不要忘记合唱谱上还有钢琴谱呢，乐队谱实际上也就是钢琴的移植谱。合唱指挥与乐队指挥的不同是，合唱指挥与演唱者可是面对面的，音乐的情绪不光要反映在手上还要反映在自己的脸上。合唱指挥的脸不能从头到尾是一张脸，你要把对音乐的感受反映在脸上。”
“合唱还有咬字的问题，有声音的统一问题，还要做到刚柔相济，尤其是在旋律部分，要有抑扬顿挫之感。艺术歌曲的织体有主调的，有复调的，讲求竖的层次安排，这就比乐队复杂丰富多了，尤其是那些巴洛克作品。合唱的指挥要会给气，要给呼吸，不能像砍柴一样来指挥。有些乐队的指挥不熟悉合唱，在排交响合唱作品时都是由合唱指挥事先排好了合唱才来，其实他来只是挥拍子而已，真正的排练过程已经完成了口还有些指挥不会处理乐队与合唱的强弱层次，乐队总是压唱，例如‘贝九’第四乐章最后一段的最急板，乐队和合唱团这两条洪流汇成一片音响的海洋，这时乐队应该稍稍让位给合唱，因为声乐是有唱词的呀，而有的指挥并没有顾及到，结果歌词是什么观众什么也听不清楚。应该是以人声为主，乐队为辅，主行客随。这里说的是主次要分明。要知道，一个单簧管的音量等于18个女高音。许多乐队指挥不知道合唱艺术中的情趣和难度，有人说会指挥乐队就会指挥合唱，结果他们一上手合唱团就受不了了他的指挥让人无法呼吸。我是乐队、合唱两边都干过，这方面深有体会。”
几十年的指挥工作中没有遇到什么困惑吗?严良堃讲到一件事，有一次指挥‘贝九’时，差一点出大漏子。“那次音乐会在‘贝九’前加了一首《艾格蒙特》序曲，但在开演前，主持人讲解了半天的‘贝九’，所以脑子里一直是‘贝九’，上台后就按照‘贝九’给出了一个缓慢的弱起拍，结果乐队奏出《艾格蒙特》的强和弦，我心里一惊，但马上调整过来了，幸亏台下没有发现。我认为在台上指挥偶有纰漏，不能老反过来嘀咕它，而是尽力将后面的音乐挥好。人生就如同指挥—样，有什么错误让它过去，把以后的事情干好就是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