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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元庆复仇案的始末
“时有同州下邽人，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师韫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人力，候师韫，手刃杀之，白囚诣官。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后欲赦死。”县尉赵师韫杀了徐元庆的父亲，在赵师韫升任御史后，徐元庆则更换姓名藏于驿馆之中，等待时机，最终得以手刃仇人，并向官府自首。徐元庆犯的是杀人罪，这在当时应处以死刑。但考虑到徐元庆的杀人动机是为父报仇，就存在另一种看法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也意味着礼教对复仇行为是允许的和支持的。因此，朝中一些人认为不应以国法处死徐元庆，而应念及孝道，赦免他其罪行。但当时担任左拾遗的陈子昂则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最终，武则天同意如此处理该案件。这既能维护了国家刑法的威严，又不失人心教化。
二、陈、柳对徐元庆复仇案件的不同看法
在徐元庆案件发生之后，陈子昂作《复仇议》，阐发他对此事的看法。陈子昂《复仇议》的立足点是“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这包含两层深意，礼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也可互补。执法者不能因同情徐元庆的孝而枉顾他的犯罪事实，置刑法于不顾。而徐元庆也不能因孝而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于德义有损。徐元庆的犯罪实施按国法应判死刑，但从杀人动机来看，按礼不应处死。若念及徐元庆之孝，赦免其罪，则不利于国家安定。徐元庆的孝行受到舆论关注，是因为他崇高的道德，若不依法惩处则他的德义也不能保全。因此，陈子昂的折中方案是要调和礼法矛盾。处死徐元庆是依法，死后对其旌表是修礼，这反而将礼法置于更加矛盾的境地。礼法矛盾在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相当突出，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儒法两家思想的冲突。
而几十年后，柳宗元作《驳复仇议》反对陈文中的一些观点。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指出，礼法都服务于国家社稷，但二者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因此，旌与诛不可并行，这也是他对陈子昂做法的批判所在。柳文还将案情向前推理，即徐元庆之父为何被赵师韫诛杀？现存的史料已找不出其父的死因，而柳文的推断给出了两种可能。若徐元庆之父是因赵师韫一己私利所杀，那么徐元庆在杀人后向官府自首，便是尽孝守礼，不应判死刑。若徐元庆之父因犯罪被诛杀，那他的复仇行为是错误的，不应被旌表。而在此情况下，徐元庆是向国法复仇，而不是向赵师韫复仇。但柳宗元认为徐元庆的自首行为表明他是一个“达理闻道之人”，是不会以王法作为复仇的对象的。礼法矛盾在柳文中并不明显，但依旧存在。案件的根源已追溯至徐元庆之父的死因。但在分析徐爽死因时，包含柳宗元个人推断的因素，即缺乏事實。柳宗元因徐元庆的自首行为便认为徐爽是被冤死，这就使得案件的性质有所改变。即徐元庆以礼复仇，这在古代社会中是允许的。而法不能对其进行正当的审判，便又造成二者的矛盾。这也是儒家思想强调以德治国和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的冲突所在。
三、《唐律疏议》中的礼法矛盾——以杀父之仇为例
《唐律疏议》中对杀父之仇的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至死者，依常律。”可见，法律允许为父母报仇。但徐元庆是将仇人杀死，依照规定，应判处死刑。《唐律疏议》中避免复仇的规定：“诸杀人症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据以上规定可知，唐朝政府是默许为父母复仇的，且可移乡来避免复仇。但此举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复仇事件的发生，唐代长期实行忠孝仁义观念的教育，复仇者必定会坚持以礼复仇。此条文虽体现以法律手段约束个人的复仇行为，其实是法对以礼复仇行为的限制。《唐律疏议》中禁止民间私下和解的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可见，私自和解不被官方所允许。此条文在很大程度上受礼教所限制，私自和解与礼教宣扬的忠孝仁义观念相冲突，而统治者也依赖以礼治国，若允许私自和解，则会使礼教的教化功能大打折扣。
在复仇案件上，《唐律疏议》中的礼法矛盾较为突出。既禁止私自和解，又要对复仇者严惩，主动逃避反而成为躲避复仇的方法。严惩复仇者是法家思想的突出表现，用严刑峻法来规范臣民的行为以维护国家的稳定。而禁止私自和解又离不开儒家教义的影响，以道德来教化人们不可忘记礼义廉耻。礼法矛盾突出，在具体的法令条文上对二者也是各有侧重。唐朝政府对徐元庆复仇案件的处理看似荒唐，实则是儒法思想冲突的结果。作为统治者，希望礼法并重，不偏不倚。因此，武则天会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只是礼法的顺序不同，先法后礼，但依旧未能调和礼法之间的矛盾。
四、礼法矛盾的现代反思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法共同服务于国家社稷。法家思想是以法来突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严刑峻法和强硬的手段规范臣民的行为。儒家思想是以礼来突出君主至尊的地位，以温和的手段突出道德的教化作用。二者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又各有缺陷。法家思想过度强调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道德，儒家思想过度依赖道德而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唐代的一个通病是礼法并重，重法的同时也要维护礼，但无法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当今社会，礼与法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这得益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法进行了适当的改变。礼法之争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处理好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当今的法律条文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和，为伸冤者提供了合法合理的渠道。若将徐元庆的案件依照现今的法律进行审判，还需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徐元庆之父的死因；二是徐元庆的自首行为。查清这两个事实再对徐元庆进行审判才是公正合理的，尤其是徐元庆的自首行为在当今法律中是可以酌情量刑的。
礼法虽各有其侧重点，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它们。道德和法律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的力量，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辅助法治社会的建设。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也要发挥法治对道德秩序的维护作用，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规范化。因此，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作者简介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瑜君，出生年月：1994年12月28日，性别：女，民族：藏，籍贯：河南洛阳，当前职务：无，当前职称：无，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时有同州下邽人，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师韫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人力，候师韫，手刃杀之，白囚诣官。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后欲赦死。”县尉赵师韫杀了徐元庆的父亲，在赵师韫升任御史后，徐元庆则更换姓名藏于驿馆之中，等待时机，最终得以手刃仇人，并向官府自首。徐元庆犯的是杀人罪，这在当时应处以死刑。但考虑到徐元庆的杀人动机是为父报仇，就存在另一种看法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也意味着礼教对复仇行为是允许的和支持的。因此，朝中一些人认为不应以国法处死徐元庆，而应念及孝道，赦免他其罪行。但当时担任左拾遗的陈子昂则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最终，武则天同意如此处理该案件。这既能维护了国家刑法的威严，又不失人心教化。
二、陈、柳对徐元庆复仇案件的不同看法
在徐元庆案件发生之后，陈子昂作《复仇议》，阐发他对此事的看法。陈子昂《复仇议》的立足点是“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这包含两层深意，礼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也可互补。执法者不能因同情徐元庆的孝而枉顾他的犯罪事实，置刑法于不顾。而徐元庆也不能因孝而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于德义有损。徐元庆的犯罪实施按国法应判死刑，但从杀人动机来看，按礼不应处死。若念及徐元庆之孝，赦免其罪，则不利于国家安定。徐元庆的孝行受到舆论关注，是因为他崇高的道德，若不依法惩处则他的德义也不能保全。因此，陈子昂的折中方案是要调和礼法矛盾。处死徐元庆是依法，死后对其旌表是修礼，这反而将礼法置于更加矛盾的境地。礼法矛盾在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相当突出，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儒法两家思想的冲突。
而几十年后，柳宗元作《驳复仇议》反对陈文中的一些观点。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指出，礼法都服务于国家社稷，但二者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因此，旌与诛不可并行，这也是他对陈子昂做法的批判所在。柳文还将案情向前推理，即徐元庆之父为何被赵师韫诛杀？现存的史料已找不出其父的死因，而柳文的推断给出了两种可能。若徐元庆之父是因赵师韫一己私利所杀，那么徐元庆在杀人后向官府自首，便是尽孝守礼，不应判死刑。若徐元庆之父因犯罪被诛杀，那他的复仇行为是错误的，不应被旌表。而在此情况下，徐元庆是向国法复仇，而不是向赵师韫复仇。但柳宗元认为徐元庆的自首行为表明他是一个“达理闻道之人”，是不会以王法作为复仇的对象的。礼法矛盾在柳文中并不明显，但依旧存在。案件的根源已追溯至徐元庆之父的死因。但在分析徐爽死因时，包含柳宗元个人推断的因素，即缺乏事實。柳宗元因徐元庆的自首行为便认为徐爽是被冤死，这就使得案件的性质有所改变。即徐元庆以礼复仇，这在古代社会中是允许的。而法不能对其进行正当的审判，便又造成二者的矛盾。这也是儒家思想强调以德治国和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的冲突所在。
三、《唐律疏议》中的礼法矛盾——以杀父之仇为例
《唐律疏议》中对杀父之仇的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至死者，依常律。”可见，法律允许为父母报仇。但徐元庆是将仇人杀死，依照规定，应判处死刑。《唐律疏议》中避免复仇的规定：“诸杀人症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据以上规定可知，唐朝政府是默许为父母复仇的，且可移乡来避免复仇。但此举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复仇事件的发生，唐代长期实行忠孝仁义观念的教育，复仇者必定会坚持以礼复仇。此条文虽体现以法律手段约束个人的复仇行为，其实是法对以礼复仇行为的限制。《唐律疏议》中禁止民间私下和解的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可见，私自和解不被官方所允许。此条文在很大程度上受礼教所限制，私自和解与礼教宣扬的忠孝仁义观念相冲突，而统治者也依赖以礼治国，若允许私自和解，则会使礼教的教化功能大打折扣。
在复仇案件上，《唐律疏议》中的礼法矛盾较为突出。既禁止私自和解，又要对复仇者严惩，主动逃避反而成为躲避复仇的方法。严惩复仇者是法家思想的突出表现，用严刑峻法来规范臣民的行为以维护国家的稳定。而禁止私自和解又离不开儒家教义的影响，以道德来教化人们不可忘记礼义廉耻。礼法矛盾突出，在具体的法令条文上对二者也是各有侧重。唐朝政府对徐元庆复仇案件的处理看似荒唐，实则是儒法思想冲突的结果。作为统治者，希望礼法并重，不偏不倚。因此，武则天会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只是礼法的顺序不同，先法后礼，但依旧未能调和礼法之间的矛盾。
四、礼法矛盾的现代反思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法共同服务于国家社稷。法家思想是以法来突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以严刑峻法和强硬的手段规范臣民的行为。儒家思想是以礼来突出君主至尊的地位，以温和的手段突出道德的教化作用。二者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又各有缺陷。法家思想过度强调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道德，儒家思想过度依赖道德而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唐代的一个通病是礼法并重，重法的同时也要维护礼，但无法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当今社会，礼与法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这得益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法进行了适当的改变。礼法之争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处理好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当今的法律条文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和，为伸冤者提供了合法合理的渠道。若将徐元庆的案件依照现今的法律进行审判，还需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徐元庆之父的死因；二是徐元庆的自首行为。查清这两个事实再对徐元庆进行审判才是公正合理的，尤其是徐元庆的自首行为在当今法律中是可以酌情量刑的。
礼法虽各有其侧重点，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它们。道德和法律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在致力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的力量，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辅助法治社会的建设。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也要发挥法治对道德秩序的维护作用，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规范化。因此，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作者简介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瑜君，出生年月：1994年12月28日，性别：女，民族：藏，籍贯：河南洛阳，当前职务：无，当前职称：无，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