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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荣辱升沉，竟与一个外国人息息相关。这个外国人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与他的主张几乎毫无二致，他由此与这个外国人相识相交，并公开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尽管他与这个外国人素未谋面，但是，这个外围人真挚的情谊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视其为知音和朋友。
斯大林对陈独秀的担心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兼常委会，陈独秀被排斥于外。他虽然已不是党的领袖了，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他给中央常委会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先是瞿秋白后是向忠发，一次比一次左，他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只会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警告他，必须“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瞿秋白、向忠发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等。陈独秀虽然离开领导岗位，却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奉为旗帜性的人物。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汪泽凯、郑超麟等人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然而，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所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汁的”。
此时，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开始过问起中国党的问题。他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便表示即使象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向忠发的中央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兴起一股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地告诉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从中找出可以诠释、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于是，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托洛茨基的亲切问候
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终于看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总算找到了知音，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1929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中国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陈独秀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陈独秀的信件就有17封。当陈独秀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托洛茨基担忧起来，唯恐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表示欢迎并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不久，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终于博得托洛茨基的好评，并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他被推至托派领袖地位
中国托派主要有4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责、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知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争得一席之地。
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可谓背本趋末，谬之大矣。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 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可是，托洛茨基却自以为了解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容忍和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问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关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
陈独秀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1935年1月，李福仁背着陈独秀，操纵中国托派，将其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对此十分厌恶。为求得他的理解，李福仁多次提出前往监狱探视，并说这是托洛茨基的指示，可是，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屡屡召来中国托派的警告，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托洛茨基知道后，非常不安，指示说，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左倾策略，但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他思忖良久，决定给托洛茨基去封信，揭露中国年轻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批评他们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谬论。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托洛茨基和他从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表示“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还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应该到美国去。”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言论：“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再别老托，他高兴地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沾沾自喜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抛弃了他所信奉和推行的一切主义，又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原点，再次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结局又如何呢?他曾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真所谓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与东风。
斯大林对陈独秀的担心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兼常委会，陈独秀被排斥于外。他虽然已不是党的领袖了，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他给中央常委会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先是瞿秋白后是向忠发，一次比一次左，他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只会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警告他，必须“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瞿秋白、向忠发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等。陈独秀虽然离开领导岗位，却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奉为旗帜性的人物。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汪泽凯、郑超麟等人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然而，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所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汁的”。
此时，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开始过问起中国党的问题。他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便表示即使象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向忠发的中央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兴起一股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地告诉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从中找出可以诠释、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于是，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托洛茨基的亲切问候
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终于看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总算找到了知音，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1929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中国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陈独秀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陈独秀的信件就有17封。当陈独秀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托洛茨基担忧起来，唯恐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表示欢迎并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不久，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终于博得托洛茨基的好评，并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他被推至托派领袖地位
中国托派主要有4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责、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知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争得一席之地。
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可谓背本趋末，谬之大矣。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 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可是，托洛茨基却自以为了解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容忍和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问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关心陈独秀的人身安全
陈独秀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1935年1月，李福仁背着陈独秀，操纵中国托派，将其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对此十分厌恶。为求得他的理解，李福仁多次提出前往监狱探视，并说这是托洛茨基的指示，可是，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屡屡召来中国托派的警告，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托洛茨基知道后，非常不安，指示说，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左倾策略，但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他思忖良久，决定给托洛茨基去封信，揭露中国年轻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批评他们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谬论。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托洛茨基和他从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表示“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还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应该到美国去。”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言论：“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再别老托，他高兴地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沾沾自喜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抛弃了他所信奉和推行的一切主义，又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原点，再次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结局又如何呢?他曾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真所谓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与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