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数学知识分子的梦想
腾非，29岁。8年前，他是北大数学学院的一名学生，却酷爱人文。那时他上大三，经常去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听课。他最喜欢的作者有四位：雷蒙·阿隆、西蒙·波伏娃、卡尔·曼海姆和以赛亚·伯林。他的父亲是一名文学教授，一生将读书视为自己的信仰。腾非将自己视为一名“数学知识分子”，用符号而非文字探索纯粹的学问。他喜欢罗马史，入学时就熟读普鲁塔克。他曾去哲学系听李猛老师讲伦理学，去历史系听黄洋老师讲古希腊语，听彭小瑜老师讲基督教，听每次上课都必穿西装打领带的徐龙飞老师讲拉丁语，跟着哲学系学生一起背诵拉丁语的动词变位。在浴室洗澡的时候，他嘴里小声叨咕着“in vino veritas，in aqua sanitas”。（拉丁语，在酒中才有真理，在水中方得纯净。）他渴望成为一名“数学知识分子”。
腾非早就希望出国深造，可是他不考托福，不考GRE，不上补习班；他不向往美国，他向往的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在大三时出人意料地决定：暑假后，转学到法国。腾非当时的法语水平虽然只有TCF（法语知识测试）三级，但他大胆联系了法国学校。最终，顺利转入巴黎九大的毕业年级，北大的学分完全得到承认，入学后可以直接进行毕业论文写作。1年后，他如愿以偿进入巴黎高师，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
巴黎九大一年，巴黎高师硕博加起来5年，毕业后又进行两年博士后研究，如今他已成为贡比涅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我实现了我的理想，成为一名数学知识分子，而非仅仅研究数学本身的数学家。”虽然滕非逐渐意识到，21世纪的法国已经不是彭加莱那个时代，巴黎也已经不是世界一流数学家的聚集地，但腾非的想法很明确：他无意于在数学学问上有多大的建树，也不在意有多少学者引用他的文章；他在乎的是，数学及人文能够带给他在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本。
他喜欢在周末早上一个人坐火车到巴黎，来到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买书，之后拿着书步行半小时到卢森堡公园，坐在长椅上读书；如果风大，或者天气冷，就转移到公园东北角的咖啡厅。“但愿永远可以这样，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一直是这样。”他说。
对于腾非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富足更令他向往。速度会吞噬激情，巴黎恐怕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座可以让他“不需任何顾虑地活在19世纪”的城市。“数学、思想、书籍、巴黎，这样就够了。”
女汉子的折腾
小新，8年前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理论上她应该和腾非有过同学之缘——因为他们都上过曹文轩先生的小说艺术课，也都听过刘墉在北大的讲座。然而，中文系让小新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她无法从古代典籍中读出美和神圣，“我觉得《玉篇》《尔雅》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书有一种说不出的迂腐。”她甚至觉得布龙菲尔德、爱德华·萨丕尔、索绪尔这些语言学家名字有种“仿佛一听见就害怕要挂科”的感觉。她唯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古代文论，她觉得《文心雕龙》比那些枯燥的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更有嚼头。
她内心中把自己认同成“爷们儿”，至少是个“女汉子”。她不理解在中文系为什么“该爷们儿的总是那么婉约”，比如她收到过一位男老师夜里11点半发来的长长短信，这让她很不爽。“我不反感你想跟我交往，可是您不能更直来直去一点儿、更干脆利落一点儿吗？”她曾是中文系第一个用Facebook的人，那还是她2006年通过“爱优生”计划去美国交流的时候，寄宿家庭的房东女儿教她注册的。可是小新当初为什么不去美国呢？在银行工作的爸妈觉得要出国是可以，但作为中国学生，本科不念一回清华北大太可惜。
然而，小新心里有自己的可惜。“一旦出去过，就想着有一天能再去，根本停不下来。”她在中文系两年，没有感觉到快乐，“有我死记硬背这些人名书名的工夫，我用这时间学点儿什么不好，世界这么大。”她不止一次动过转学的念头。她之前没有考过SAT和ACT（两者均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简称），没法去美国。如果去欧洲，又有语言障碍。有个地方倒是可以去：香港。可是港大的条件是去了之后必须从大一开始读起。在和父母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父母终于从了女儿的心愿。小新在大三那年顺利转学到港大法学院一年级。
在港大法律系读书这四年间，小新的内心中经历了无数挣扎。不知道这种白天课堂、晚上舍堂的生活是不是她想要的“留学生活”。她常感到一种窒息，每天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学校、西营盘、上环这个小圈子。港大法律系可以给她一条光明的出路：毕业后可以考JD（法律博士），可以考律师资格，成功“考牌”之后就可以到两站地之外的中环太子大厦或历山大厦或置地广场的某家律师行上班，一干就可以是一辈子；挣到钱之后，可以拿钱买衣服买包，消费成为生活的意义，融化了梦想。这种价值观在她眼前的这座城市完全合理合法、堂堂正正。要不要走这条金光灿灿的不归路呢？
平心而论，小新从来香港后的第一天就想着离开；可是她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裹挟着，一直没有离开，在这里学习、工作了7年。就在她在香港住满第7个365天，准备注销北京户口、递交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申请的时候，她突然从入境事务处大楼奔出来，沿着天桥一直奔，奔到休顿球场，绕过湾仔警署，最后竟一口气跑到7年前爸爸妈妈送她来香港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桥底辣蟹”门口。“我要回家！”小新说，“我不想过这种穷得只剩下钱的生活。”小新和爸妈哭诉，觉得自己这7年什么都没有得到。问题是，自己最初想要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用7年的光阴，承担了仅仅为了背叛而逃离所付出的代价。如今，是时候想想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了。”小新选择从红磡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回到北京，慢慢走，慢慢想。
回京后的小新独自在北大西门经营一家咖啡店，她每天都期待在这里遇到七八年前的自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句话背后的五味杂陈。”
追逐洋文凭之悔
子钦，9年前高考失利，以几分之差与他梦想中的人大失之交臂，之后进入北京南郊某普通本科。入学后，子钦一直被怀才不遇的情绪笼罩，甚至有些愤世嫉俗。“我真是一刻都不想在这儿多呆了。”他说，“一分，一秒，都不想。我恨不得马上转学，离开这里。立刻，马上，现在，走出去。” 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英语、准备托福考试上。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英语课不学英语，“我不觉得学校教我们的那些算是‘英语’。”子钦觉得学自己认准了的“英语”是生活中唯一值得认真做的事情，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不好好学习，草草应付期中期末考试，一年下来班级排名倒数。他当然没有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英语，而是以“我要出国”为名，几乎不管不顾课堂学习，把业余时间大把花在游戏上。他的英语单词书背了一本又一本，托福TPO模拟题做了一套又一套，可是却一直不敢翻开国外大学的招生简章。子钦很快就错过了第一年10月到第二年1月的黄金申请季。这一错过，就只好等明年。最终，子钦在大二快要结束的时候拿到了一纸美国排名100开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当子钦坐了13个小时飞机又转机3小时，又坐大巴两个小时到了美国学校后，子钦傻眼了。他所在的班级，有2/3是中国人，日常沟通不用英文完全可以畅通无阻；遇到一些学校事务必须用英文时，也可以三五成群一起办理，总有英文好的同学可以帮忙。这里不是纽约，不是洛杉矶，不是芝加哥，不是灯红酒绿的都市。校园坐落的小镇上几乎无人穿西装打领带，衣着色调让子钦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小轿车也多是上世纪90年代老旧款。子钦怀揣两个版本的“美国梦”来到这里：第一个梦是读金融，练肌肉，广交人脉，成为“华尔街狼人”；第二个梦是读电影，唤醒自己的文艺细胞，成为好莱坞的华人导演，成为李安第二。如今看来，梦想竟然是那样遥远。
头半年在美国，子钦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抱怨和失望当中。后来他从学长那里知道，美国大学入学后可以继续转学。他希望读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专业。“你当年高考前的志气哪儿去了？”电话里，妈妈对他这样说。勇敢的子钦趁着周末时间——外加翘掉3天课——逃出了学校所在的小镇，“从车站出来爬到地面的那一刹那，我才看到真正的美国。”他住在曼哈顿47街的一家小旅馆里，楼下就是时代广场。但是这些游客钟爱的繁华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了整整一天，到古根海姆博物馆看了大半天，又花了一天半时间在大都会博物馆。他喜欢纽约大学旁边的Strand书店，“这儿简直就是纽约的万圣书园”。后来，他利用一年时间努力学习并参加了SAT考试，考到了2050分的成绩，最终如愿以偿转入纽约大学二年级。
大学毕业后的子钦遭遇就业困难，他慢慢意识到，外表光鲜的“电影研究”专业原来与真正的电影导演所做的事情相去甚远。他的语言水平远不能达到在美国从事文化评论工作的要求。如继续读书，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研究生院很少为文科专业硕士提供奖学金，若直接申请博士，水平又显得不够。努力追寻电影梦想的子钦最终还是回到了国内。国内就业市场泼来冷水：子钦学历不够，普通公司给出的薪水又与他的期望相差太远。无奈的子钦只好继续读书，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出国读硕士一条路，国内考研已经不可能。他申请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英语教育专业，这个专业录取人数较多，且学制短，毕业后可以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子钦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了一份马里兰州华人学校教师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拿到工作签证配额。再次无奈回国的子钦“累感不爱”，最终来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做教师。
讲台上的子钦以自己的故事为例，不断为即将出国读硕士、读本科。甚至读高中的孩子们励志鼓劲，可是只有子钦自己才明白出国真正意味着什么——能够完全实现自己出国前的梦想者，只是少数中的少数，眼下如子钦这般，出国多年最终却必须回国工作者，才是大多数留学生的真实命运。子钦还算好，曾经努力过，毕业于名校，且学历不错，能够成为小留学生心目中的“留学导师”。可子钦刚去美国时那所学校里的同学呢，他们如今在哪里，面临怎样的命运？
“我正在从事一项‘罪恶’的工作，”在留学机构工作三年的子钦在博客中写道，“将大把大把的中国学生‘忽悠’到国外去，让老外赚取中国家长大把大把的钱。几年后，学生毕业，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精彩竟是以失去国内大量发展机会为代价。我不否认出国留学的确会改变一个人，但眼下这个年代，留学远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指望‘洋文凭’能‘镀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留学，实在是一场少数精英与多数平庸者共同角逐的游戏。”
“今天一位叫做Jessie的学生问我如何从国内转学到美国，我得知她的情况，心里不禁唏嘘不已。她是国内985高校计算机专业学生，论学校质量，比我当时在国内的学校高出一截；她想转学到美国加州的一所排名50多的学校从头读起，而且家里为她留学已经申请了教育贷款。下课后我单独和她聊，我以朋友的身份劝告她：还是踏踏实实在国内读书，毕业后再申请出国，既可以拿到国内的文凭，又可以申请到国外更好的学校。美国人不傻，招生官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出国内学生想象。他们清楚国内的985、211分别是怎样档次的学校，也更清楚本国各类学校本科生的水平如何。我对她说，你踏踏实实把功课学好，把英语学好，到时候直接申请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甚至伯克利大学的博士，都是有希望的，这些学校有丰厚的奖学金给予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天道酬勤，相信自己。盲目转学出去，放弃国内的文凭，还要父母背着贷款，实在是不值得。”
子钦作为一位“过来人”，道出了当今一部分留学生的心声。
腾非，29岁。8年前，他是北大数学学院的一名学生，却酷爱人文。那时他上大三，经常去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听课。他最喜欢的作者有四位：雷蒙·阿隆、西蒙·波伏娃、卡尔·曼海姆和以赛亚·伯林。他的父亲是一名文学教授，一生将读书视为自己的信仰。腾非将自己视为一名“数学知识分子”，用符号而非文字探索纯粹的学问。他喜欢罗马史，入学时就熟读普鲁塔克。他曾去哲学系听李猛老师讲伦理学，去历史系听黄洋老师讲古希腊语，听彭小瑜老师讲基督教，听每次上课都必穿西装打领带的徐龙飞老师讲拉丁语，跟着哲学系学生一起背诵拉丁语的动词变位。在浴室洗澡的时候，他嘴里小声叨咕着“in vino veritas，in aqua sanitas”。（拉丁语，在酒中才有真理，在水中方得纯净。）他渴望成为一名“数学知识分子”。
腾非早就希望出国深造，可是他不考托福，不考GRE，不上补习班；他不向往美国，他向往的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在大三时出人意料地决定：暑假后，转学到法国。腾非当时的法语水平虽然只有TCF（法语知识测试）三级，但他大胆联系了法国学校。最终，顺利转入巴黎九大的毕业年级，北大的学分完全得到承认，入学后可以直接进行毕业论文写作。1年后，他如愿以偿进入巴黎高师，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
巴黎九大一年，巴黎高师硕博加起来5年，毕业后又进行两年博士后研究，如今他已成为贡比涅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我实现了我的理想，成为一名数学知识分子，而非仅仅研究数学本身的数学家。”虽然滕非逐渐意识到，21世纪的法国已经不是彭加莱那个时代，巴黎也已经不是世界一流数学家的聚集地，但腾非的想法很明确：他无意于在数学学问上有多大的建树，也不在意有多少学者引用他的文章；他在乎的是，数学及人文能够带给他在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本。
他喜欢在周末早上一个人坐火车到巴黎，来到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买书，之后拿着书步行半小时到卢森堡公园，坐在长椅上读书；如果风大，或者天气冷，就转移到公园东北角的咖啡厅。“但愿永远可以这样，因为过去几个世纪一直是这样。”他说。
对于腾非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富足更令他向往。速度会吞噬激情，巴黎恐怕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座可以让他“不需任何顾虑地活在19世纪”的城市。“数学、思想、书籍、巴黎，这样就够了。”
女汉子的折腾
小新，8年前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理论上她应该和腾非有过同学之缘——因为他们都上过曹文轩先生的小说艺术课，也都听过刘墉在北大的讲座。然而，中文系让小新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她无法从古代典籍中读出美和神圣，“我觉得《玉篇》《尔雅》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书有一种说不出的迂腐。”她甚至觉得布龙菲尔德、爱德华·萨丕尔、索绪尔这些语言学家名字有种“仿佛一听见就害怕要挂科”的感觉。她唯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古代文论，她觉得《文心雕龙》比那些枯燥的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更有嚼头。
她内心中把自己认同成“爷们儿”，至少是个“女汉子”。她不理解在中文系为什么“该爷们儿的总是那么婉约”，比如她收到过一位男老师夜里11点半发来的长长短信，这让她很不爽。“我不反感你想跟我交往，可是您不能更直来直去一点儿、更干脆利落一点儿吗？”她曾是中文系第一个用Facebook的人，那还是她2006年通过“爱优生”计划去美国交流的时候，寄宿家庭的房东女儿教她注册的。可是小新当初为什么不去美国呢？在银行工作的爸妈觉得要出国是可以，但作为中国学生，本科不念一回清华北大太可惜。
然而，小新心里有自己的可惜。“一旦出去过，就想着有一天能再去，根本停不下来。”她在中文系两年，没有感觉到快乐，“有我死记硬背这些人名书名的工夫，我用这时间学点儿什么不好，世界这么大。”她不止一次动过转学的念头。她之前没有考过SAT和ACT（两者均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简称），没法去美国。如果去欧洲，又有语言障碍。有个地方倒是可以去：香港。可是港大的条件是去了之后必须从大一开始读起。在和父母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父母终于从了女儿的心愿。小新在大三那年顺利转学到港大法学院一年级。
在港大法律系读书这四年间，小新的内心中经历了无数挣扎。不知道这种白天课堂、晚上舍堂的生活是不是她想要的“留学生活”。她常感到一种窒息，每天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学校、西营盘、上环这个小圈子。港大法律系可以给她一条光明的出路：毕业后可以考JD（法律博士），可以考律师资格，成功“考牌”之后就可以到两站地之外的中环太子大厦或历山大厦或置地广场的某家律师行上班，一干就可以是一辈子；挣到钱之后，可以拿钱买衣服买包，消费成为生活的意义，融化了梦想。这种价值观在她眼前的这座城市完全合理合法、堂堂正正。要不要走这条金光灿灿的不归路呢？
平心而论，小新从来香港后的第一天就想着离开；可是她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裹挟着，一直没有离开，在这里学习、工作了7年。就在她在香港住满第7个365天，准备注销北京户口、递交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申请的时候，她突然从入境事务处大楼奔出来，沿着天桥一直奔，奔到休顿球场，绕过湾仔警署，最后竟一口气跑到7年前爸爸妈妈送她来香港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桥底辣蟹”门口。“我要回家！”小新说，“我不想过这种穷得只剩下钱的生活。”小新和爸妈哭诉，觉得自己这7年什么都没有得到。问题是，自己最初想要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用7年的光阴，承担了仅仅为了背叛而逃离所付出的代价。如今，是时候想想我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了。”小新选择从红磡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回到北京，慢慢走，慢慢想。
回京后的小新独自在北大西门经营一家咖啡店，她每天都期待在这里遇到七八年前的自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句话背后的五味杂陈。”
追逐洋文凭之悔
子钦，9年前高考失利，以几分之差与他梦想中的人大失之交臂，之后进入北京南郊某普通本科。入学后，子钦一直被怀才不遇的情绪笼罩，甚至有些愤世嫉俗。“我真是一刻都不想在这儿多呆了。”他说，“一分，一秒，都不想。我恨不得马上转学，离开这里。立刻，马上，现在，走出去。” 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英语、准备托福考试上。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英语课不学英语，“我不觉得学校教我们的那些算是‘英语’。”子钦觉得学自己认准了的“英语”是生活中唯一值得认真做的事情，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不好好学习，草草应付期中期末考试，一年下来班级排名倒数。他当然没有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英语，而是以“我要出国”为名，几乎不管不顾课堂学习，把业余时间大把花在游戏上。他的英语单词书背了一本又一本，托福TPO模拟题做了一套又一套，可是却一直不敢翻开国外大学的招生简章。子钦很快就错过了第一年10月到第二年1月的黄金申请季。这一错过，就只好等明年。最终，子钦在大二快要结束的时候拿到了一纸美国排名100开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当子钦坐了13个小时飞机又转机3小时，又坐大巴两个小时到了美国学校后，子钦傻眼了。他所在的班级，有2/3是中国人，日常沟通不用英文完全可以畅通无阻；遇到一些学校事务必须用英文时，也可以三五成群一起办理，总有英文好的同学可以帮忙。这里不是纽约，不是洛杉矶，不是芝加哥，不是灯红酒绿的都市。校园坐落的小镇上几乎无人穿西装打领带，衣着色调让子钦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小轿车也多是上世纪90年代老旧款。子钦怀揣两个版本的“美国梦”来到这里：第一个梦是读金融，练肌肉，广交人脉，成为“华尔街狼人”；第二个梦是读电影，唤醒自己的文艺细胞，成为好莱坞的华人导演，成为李安第二。如今看来，梦想竟然是那样遥远。
头半年在美国，子钦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抱怨和失望当中。后来他从学长那里知道，美国大学入学后可以继续转学。他希望读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专业。“你当年高考前的志气哪儿去了？”电话里，妈妈对他这样说。勇敢的子钦趁着周末时间——外加翘掉3天课——逃出了学校所在的小镇，“从车站出来爬到地面的那一刹那，我才看到真正的美国。”他住在曼哈顿47街的一家小旅馆里，楼下就是时代广场。但是这些游客钟爱的繁华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了整整一天，到古根海姆博物馆看了大半天，又花了一天半时间在大都会博物馆。他喜欢纽约大学旁边的Strand书店，“这儿简直就是纽约的万圣书园”。后来，他利用一年时间努力学习并参加了SAT考试，考到了2050分的成绩，最终如愿以偿转入纽约大学二年级。
大学毕业后的子钦遭遇就业困难，他慢慢意识到，外表光鲜的“电影研究”专业原来与真正的电影导演所做的事情相去甚远。他的语言水平远不能达到在美国从事文化评论工作的要求。如继续读书，问题仍然存在：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研究生院很少为文科专业硕士提供奖学金，若直接申请博士，水平又显得不够。努力追寻电影梦想的子钦最终还是回到了国内。国内就业市场泼来冷水：子钦学历不够，普通公司给出的薪水又与他的期望相差太远。无奈的子钦只好继续读书，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出国读硕士一条路，国内考研已经不可能。他申请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英语教育专业，这个专业录取人数较多，且学制短，毕业后可以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研究生毕业后，子钦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了一份马里兰州华人学校教师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拿到工作签证配额。再次无奈回国的子钦“累感不爱”，最终来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做教师。
讲台上的子钦以自己的故事为例，不断为即将出国读硕士、读本科。甚至读高中的孩子们励志鼓劲，可是只有子钦自己才明白出国真正意味着什么——能够完全实现自己出国前的梦想者，只是少数中的少数，眼下如子钦这般，出国多年最终却必须回国工作者，才是大多数留学生的真实命运。子钦还算好，曾经努力过，毕业于名校，且学历不错，能够成为小留学生心目中的“留学导师”。可子钦刚去美国时那所学校里的同学呢，他们如今在哪里，面临怎样的命运？
“我正在从事一项‘罪恶’的工作，”在留学机构工作三年的子钦在博客中写道，“将大把大把的中国学生‘忽悠’到国外去，让老外赚取中国家长大把大把的钱。几年后，学生毕业，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精彩竟是以失去国内大量发展机会为代价。我不否认出国留学的确会改变一个人，但眼下这个年代，留学远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指望‘洋文凭’能‘镀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留学，实在是一场少数精英与多数平庸者共同角逐的游戏。”
“今天一位叫做Jessie的学生问我如何从国内转学到美国，我得知她的情况，心里不禁唏嘘不已。她是国内985高校计算机专业学生，论学校质量，比我当时在国内的学校高出一截；她想转学到美国加州的一所排名50多的学校从头读起，而且家里为她留学已经申请了教育贷款。下课后我单独和她聊，我以朋友的身份劝告她：还是踏踏实实在国内读书，毕业后再申请出国，既可以拿到国内的文凭，又可以申请到国外更好的学校。美国人不傻，招生官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出国内学生想象。他们清楚国内的985、211分别是怎样档次的学校，也更清楚本国各类学校本科生的水平如何。我对她说，你踏踏实实把功课学好，把英语学好，到时候直接申请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甚至伯克利大学的博士，都是有希望的，这些学校有丰厚的奖学金给予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天道酬勤，相信自己。盲目转学出去，放弃国内的文凭，还要父母背着贷款，实在是不值得。”
子钦作为一位“过来人”，道出了当今一部分留学生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