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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刚，经济学者、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著有《马云十年》等。
说盛世，已是200年的轮回。
中国的上一轮盛世，乃二百多年前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持续长达115年之久。
康乾盛世，令彼时大清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至世界的1/3。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这就难怪乾隆皇帝会自信满满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
如今这一轮盛世，肇始于改革开放，发力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入世之后，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所爆发出的活力与潜力一度令全球瞩目。2011年2月，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经济的繁荣能否持续，从外部环境及内部因素看，仍有考验及变数。我想说的是，人们面对可能的危机，是否还具备应对的勇气及策略？
那么，企业家们，应该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何体现自我的担当、责任、使命感，以及在面对危机时的引领性何在？
企业家需要反思什么？
不得不说，企业家精神近几年颇有颓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第一、二代企业家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及磨砺，大多已从有棱角的石头变为“鹅卵石”，圆润通融有余却个性不足；二是，诸多老问题说得久了，也就厌倦，不愿意“祥林嫂”一般唠叨那些“成本上升”、“税费弥重”、“政策不给力”之类的老生常谈；再有，近些年尽管精神上依旧压抑，但生财之道还不算匮乏，有抱怨、呼吁的工夫，还不如去发财来得实际——许多企业家甚至因此主业荒废、副业发达。看诸多民营企业家纷纷买矿、买玉、买酒庄、买公务机，就可以洞悉他们内心对财富的渴望、对生活的消遣，以及精神的颓废。
毫不奇怪，盛世有盛世的问题，没有问题的社会也就没了动力。但反过来再看，盛世固然，但中国到了引领全球的鼎盛阶段吗？显然没有。如果崛起以“物产丰盈、国力雄厚”为标准，则中国盛世的演进及发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径。在此期间，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而这亦是企业家精神得以展现的最好方式。
企业家需要反思，自己到底给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不要再以解决了多少就业、贡献多少利税来说事儿，而是要剖析，解决的就业有多少含金量——譬如是否让员工有尊严、受尊重地工作；贡献利税的同时，也得说清楚是否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社区、耗用了资源。这是吹毛求疵？否。还说就业，解决就业是一个维度，员工帮你赚钱则是另一个维度；再说利税，用环境污染严重换来的利税，无异“寅吃卯粮”，欠账在未来归总偿还。
尤需提醒，企业并不简单等同于“赚钱”，企业家区别于资本家的关键之处，恰恰就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诸多以“多元化”为名、行投资投机之实的企业，恰恰混淆了这一点。
综合诸多管理大师的精要，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无非是：创新、合作、敬业、执著、诚信。在态度上，则以积极、进取为主旨。将这些放在盛世中，既不过时也不突兀。盛世中诱惑多多，唯一需要自省的倒是——你是否有足够毅力坚持这样做？能坚持多久？
先说“大佬”——
为什么柳传志不可以？
“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是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先生在2012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既定的演讲题目。当时我略感失望。我最担心的是这个题目透露出来的一种强烈的“自扫门前雪”的信号。即使把这种信号说好听些，也仅仅可以叫“回归本原”、“专注主业”。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尤其从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备受关注的事件来看。2011年11月，柳传志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这段话后来被浓缩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广为流传于网络。据说，这也给柳传志带来很大压力。老实说，这种标题制作方式（有“标题党”嫌疑）确非他的本意。重压之下，他一度因身体原因暂时消失在公众视线中。
若因被曲解而采取保守、消极态度，未免太过遗憾，但这并非孤例。
最近接触的诸多企业家，都一改头十年高调、张扬、个性化的形象，转而低调、内敛，即便再乐意出风头的人，也决不做“出头鸟”。但他们内心的不平、怨言，其实又与低调成反比，越是在公开场合低调的人，其怨气越大——有对大环境的怨愤，有对某些政府部门的不满，有对媒体的愤怒，诸此种种。一群企业家曾对我历数遭遇的诸多不公，他们困惑是不是到了“守业”甚至“弃业”阶段。某位近些年风头正劲但近两年遭遇坎坷的著名企业家则表示，到了某旅游岛屿后，要“放开骂骂媒体”（或有玩笑成分，但他是认真且咬牙说这话的）。
事实上，柳传志先生还是希望适当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譬如他说“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再譬如他说“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还譬如他几年前说“我们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之作贡献……”等等。（希望以上引用如实表达了他的原意，而非断章取义——作者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市场化为标签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尽管非常优秀，但像柳传志先生这样的“教父”级人物，尚属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柳传志本人就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到了类似高度，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代表的涵义就远远超越了对“联想系”的影响。试想：有多少处于创业期、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甚至规模更大的企业，都期待从“柳教父”这里答疑解惑，并汲取营养和思想呢？至少我接触过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对柳传志的膜拜之情皆溢于言表。如果柳传志先生都趋于保守的话，又有多少分享可言？中国企业家群体，尤其是有思想的优秀企业家，应该敢于并勇于为中国企业界传播且留下更多引领性的积极思想，而不单单是“企业家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够了”。 这并非对于柳传志先生的苛求。回顾创办联想的28年，柳传志自己也承认是“被时代选中的”，一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或如美国的亨利?福特。但是，既然被时代选中，就要承担时代的使命，不能退缩。
再说危机——
“国际化”是企业家的无奈？
之所以给符合当下潮流的国际化打上引号，是因为此乃企业家的无奈，当下中国的无奈——企业家移民潮。
一些研究数据也表明了这一趋势似不可逆转。2011年10月29日，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其中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此调查当然不乏局限性，数据仅是通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进行调查，并获得的980份有效问卷。此前，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亦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还记得前几年，“达娃之争”（达能与娃哈哈）正酣时，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意外被爆出“绿卡门”吗？当然，这并非孤例，企业家拥有绿卡，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当舆论对企业家/富豪的移民潮颇有微词时，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则予以反击：“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霸道的谴责，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已经软弱到像我说的良家妇女，实在是没有招儿了，他走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事情，他没有害任何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去指责这些。”
对于体制的指摘，当然有一定道理。毕竟，中国仍需在经济体制、市场机制、产业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完善及规范。但企业家对于自身“原罪”的担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早年间，出于“活下去”的考虑，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在创业初期甚至成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即便联想集团，其创始人柳传志先生也坦承，早年也曾无奈涉及“走私”。
背负原罪，以及主动或被动打一些“政商关系”的擦边球，“企业家出事”在所难免，譬如被调查、被拘捕，近些年来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
移民，既可以看作一种自保，也可以视为一种逃避——无论哪种，移民潮由此形成的不良示范效应，难以忽视。同时，这还伴随着巨额财富源源流出中国。
这种“走为上策”的战术，尽管实用，却与企业家精神的“执著”、“专注”极不相符。没有恒产，哪得恒心？你的身份都是“老外”了，还会专心致志、一门心思地想着把企业做好、打造一流的产品与服务吗？你越挫越勇、知难而上的精气神哪去了？
相关网络调查显示，对于“携带巨额财富移民的中国富豪”，79%的网友认为应当“加以限制”，有网友称：“因为他们只享受了好政策，却没有承担责任。”——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及相应的使命感，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之一。但在中国，这无疑是缺失的、沉沦的；而且至今，国人尚看不到沉沦的终点。
当然，也有不移民的——
中国能否诞生“百年企业”？
卖掉企业！
按照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的说法，这就是“卖猪”。近几年，这也成为诸多企业家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卖身的企业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比如最近的餐饮企业小肥羊，前几年的东盛、顺驰、苏泊尔、德力西、五星电器、统一润滑油……
早几年，同样是这批企业家，挂在嘴边的可是要做“百年企业”、要“进军世界500强”——他们为何如此矛盾呢？一边喊着要做“百年企业”，一边又在纷纷弃业卖身？很简单，几十年含辛茹苦把企业做到今天，他们已经尝遍酸甜苦辣，累了倦了疲了甚至厌了，干不动了，熬不起了。在宣布出售汇源果汁时，朱新礼曾动情地表白：“我想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做汇源确确实实是辛苦，没有比它更辛苦了。16年半了，创业的时候我一根白发没有，现在我头发基本上全白了。”
当此危机之时，当悲观气息弥漫之际，部分企业家的这种怨气自然更甚，“卖身”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显然，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尤其是因此带来的示范效应——对诸多创业者而言，似乎做企业真的是在“养猪”，等企业做得有点规模（猪养肥了），也就该卖掉了。如是，谈何百年企业？谈何企业家精神？大家只不过在做一笔投资、做一笔交易、赌一把运气。区别仅仅在于，谁的运气好，谁的要价高！
盛世也会遭遇危机，对于身处其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这首先不同于改革之初、草莽时期的考验——彼时比拼的是野蛮生长速度；也不仅仅意味着“向左走，向右走”的简单选择，而是一种综合层次的立体考验，尤其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更是如此——中国能否就此诞生伟大的公司、百年的企业，此时正值关键一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说盛世，已是200年的轮回。
中国的上一轮盛世，乃二百多年前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持续长达115年之久。
康乾盛世，令彼时大清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至世界的1/3。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这就难怪乾隆皇帝会自信满满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
如今这一轮盛世，肇始于改革开放，发力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于入世之后，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所爆发出的活力与潜力一度令全球瞩目。2011年2月，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经济的繁荣能否持续，从外部环境及内部因素看，仍有考验及变数。我想说的是，人们面对可能的危机，是否还具备应对的勇气及策略？
那么，企业家们，应该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何体现自我的担当、责任、使命感，以及在面对危机时的引领性何在？
企业家需要反思什么？
不得不说，企业家精神近几年颇有颓势。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第一、二代企业家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及磨砺，大多已从有棱角的石头变为“鹅卵石”，圆润通融有余却个性不足；二是，诸多老问题说得久了，也就厌倦，不愿意“祥林嫂”一般唠叨那些“成本上升”、“税费弥重”、“政策不给力”之类的老生常谈；再有，近些年尽管精神上依旧压抑，但生财之道还不算匮乏，有抱怨、呼吁的工夫，还不如去发财来得实际——许多企业家甚至因此主业荒废、副业发达。看诸多民营企业家纷纷买矿、买玉、买酒庄、买公务机，就可以洞悉他们内心对财富的渴望、对生活的消遣，以及精神的颓废。
毫不奇怪，盛世有盛世的问题，没有问题的社会也就没了动力。但反过来再看，盛世固然，但中国到了引领全球的鼎盛阶段吗？显然没有。如果崛起以“物产丰盈、国力雄厚”为标准，则中国盛世的演进及发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径。在此期间，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而这亦是企业家精神得以展现的最好方式。
企业家需要反思，自己到底给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不要再以解决了多少就业、贡献多少利税来说事儿，而是要剖析，解决的就业有多少含金量——譬如是否让员工有尊严、受尊重地工作；贡献利税的同时，也得说清楚是否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社区、耗用了资源。这是吹毛求疵？否。还说就业，解决就业是一个维度，员工帮你赚钱则是另一个维度；再说利税，用环境污染严重换来的利税，无异“寅吃卯粮”，欠账在未来归总偿还。
尤需提醒，企业并不简单等同于“赚钱”，企业家区别于资本家的关键之处，恰恰就在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诸多以“多元化”为名、行投资投机之实的企业，恰恰混淆了这一点。
综合诸多管理大师的精要，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无非是：创新、合作、敬业、执著、诚信。在态度上，则以积极、进取为主旨。将这些放在盛世中，既不过时也不突兀。盛世中诱惑多多，唯一需要自省的倒是——你是否有足够毅力坚持这样做？能坚持多久？
先说“大佬”——
为什么柳传志不可以？
“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是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先生在2012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既定的演讲题目。当时我略感失望。我最担心的是这个题目透露出来的一种强烈的“自扫门前雪”的信号。即使把这种信号说好听些，也仅仅可以叫“回归本原”、“专注主业”。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尤其从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备受关注的事件来看。2011年11月，柳传志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这段话后来被浓缩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广为流传于网络。据说，这也给柳传志带来很大压力。老实说，这种标题制作方式（有“标题党”嫌疑）确非他的本意。重压之下，他一度因身体原因暂时消失在公众视线中。
若因被曲解而采取保守、消极态度，未免太过遗憾，但这并非孤例。
最近接触的诸多企业家，都一改头十年高调、张扬、个性化的形象，转而低调、内敛，即便再乐意出风头的人，也决不做“出头鸟”。但他们内心的不平、怨言，其实又与低调成反比，越是在公开场合低调的人，其怨气越大——有对大环境的怨愤，有对某些政府部门的不满，有对媒体的愤怒，诸此种种。一群企业家曾对我历数遭遇的诸多不公，他们困惑是不是到了“守业”甚至“弃业”阶段。某位近些年风头正劲但近两年遭遇坎坷的著名企业家则表示，到了某旅游岛屿后，要“放开骂骂媒体”（或有玩笑成分，但他是认真且咬牙说这话的）。
事实上，柳传志先生还是希望适当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譬如他说“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有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再譬如他说“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还譬如他几年前说“我们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之作贡献……”等等。（希望以上引用如实表达了他的原意，而非断章取义——作者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市场化为标签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尽管非常优秀，但像柳传志先生这样的“教父”级人物，尚属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柳传志本人就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到了类似高度，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代表的涵义就远远超越了对“联想系”的影响。试想：有多少处于创业期、成长期的中小微企业甚至规模更大的企业，都期待从“柳教父”这里答疑解惑，并汲取营养和思想呢？至少我接触过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对柳传志的膜拜之情皆溢于言表。如果柳传志先生都趋于保守的话，又有多少分享可言？中国企业家群体，尤其是有思想的优秀企业家，应该敢于并勇于为中国企业界传播且留下更多引领性的积极思想，而不单单是“企业家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够了”。 这并非对于柳传志先生的苛求。回顾创办联想的28年，柳传志自己也承认是“被时代选中的”，一如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或如美国的亨利?福特。但是，既然被时代选中，就要承担时代的使命，不能退缩。
再说危机——
“国际化”是企业家的无奈？
之所以给符合当下潮流的国际化打上引号，是因为此乃企业家的无奈，当下中国的无奈——企业家移民潮。
一些研究数据也表明了这一趋势似不可逆转。2011年10月29日，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其中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此调查当然不乏局限性，数据仅是通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进行调查，并获得的980份有效问卷。此前，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亦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还记得前几年，“达娃之争”（达能与娃哈哈）正酣时，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意外被爆出“绿卡门”吗？当然，这并非孤例，企业家拥有绿卡，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当舆论对企业家/富豪的移民潮颇有微词时，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则予以反击：“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霸道的谴责，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已经软弱到像我说的良家妇女，实在是没有招儿了，他走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事情，他没有害任何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去指责这些。”
对于体制的指摘，当然有一定道理。毕竟，中国仍需在经济体制、市场机制、产业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完善及规范。但企业家对于自身“原罪”的担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早年间，出于“活下去”的考虑，一些企业家不得不在创业初期甚至成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即便联想集团，其创始人柳传志先生也坦承，早年也曾无奈涉及“走私”。
背负原罪，以及主动或被动打一些“政商关系”的擦边球，“企业家出事”在所难免，譬如被调查、被拘捕，近些年来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
移民，既可以看作一种自保，也可以视为一种逃避——无论哪种，移民潮由此形成的不良示范效应，难以忽视。同时，这还伴随着巨额财富源源流出中国。
这种“走为上策”的战术，尽管实用，却与企业家精神的“执著”、“专注”极不相符。没有恒产，哪得恒心？你的身份都是“老外”了，还会专心致志、一门心思地想着把企业做好、打造一流的产品与服务吗？你越挫越勇、知难而上的精气神哪去了？
相关网络调查显示，对于“携带巨额财富移民的中国富豪”，79%的网友认为应当“加以限制”，有网友称：“因为他们只享受了好政策，却没有承担责任。”——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及相应的使命感，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之一。但在中国，这无疑是缺失的、沉沦的；而且至今，国人尚看不到沉沦的终点。
当然，也有不移民的——
中国能否诞生“百年企业”？
卖掉企业！
按照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的说法，这就是“卖猪”。近几年，这也成为诸多企业家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卖身的企业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比如最近的餐饮企业小肥羊，前几年的东盛、顺驰、苏泊尔、德力西、五星电器、统一润滑油……
早几年，同样是这批企业家，挂在嘴边的可是要做“百年企业”、要“进军世界500强”——他们为何如此矛盾呢？一边喊着要做“百年企业”，一边又在纷纷弃业卖身？很简单，几十年含辛茹苦把企业做到今天，他们已经尝遍酸甜苦辣，累了倦了疲了甚至厌了，干不动了，熬不起了。在宣布出售汇源果汁时，朱新礼曾动情地表白：“我想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做汇源确确实实是辛苦，没有比它更辛苦了。16年半了，创业的时候我一根白发没有，现在我头发基本上全白了。”
当此危机之时，当悲观气息弥漫之际，部分企业家的这种怨气自然更甚，“卖身”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显然，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尤其是因此带来的示范效应——对诸多创业者而言，似乎做企业真的是在“养猪”，等企业做得有点规模（猪养肥了），也就该卖掉了。如是，谈何百年企业？谈何企业家精神？大家只不过在做一笔投资、做一笔交易、赌一把运气。区别仅仅在于，谁的运气好，谁的要价高！
盛世也会遭遇危机，对于身处其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这首先不同于改革之初、草莽时期的考验——彼时比拼的是野蛮生长速度；也不仅仅意味着“向左走，向右走”的简单选择，而是一种综合层次的立体考验，尤其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更是如此——中国能否就此诞生伟大的公司、百年的企业，此时正值关键一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