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连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01年10月-2003年10月，曾在安徽省芜湖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应本刊之约，吕连生所长以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视角把两年挂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整理成篇。文中的人和事虽小，但蕴含的道理很大，为我们真实地了解县市政府的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态，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从本期起，本刊以《挂职感悟》为题，独家连续刊发，以飨读者。
　　
　　乡镇调研的差异
　　
　　在我们现行体制下，一个领导干部新上任，都要到下属单位走一走，做一做调查研究。我到芜湖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后，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到各个乡镇调研。芜湖县当时有24个乡镇，我计划每周调研2至3个乡镇。在调查之前，大量阅读被调查乡镇的文字材料，先做到心中有数。到乡镇后，听取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的介绍，再走访几家农户或企业。最后，对该乡镇的发展思路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尽管我是一名挂职干部，但各个乡镇还是很重视的。上任后，2个多月才紧张地完成了对全县各个乡镇的调研。
　　一圈走下来后，我先是感觉收获很大，丰富了我的实践知识，并对全县24个乡镇的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印象。然而，仔细一回想，又觉得调研还不够深入，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味道。因为，自小我心中就有偶像，即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正当我叹息调研不透彻之时，一位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出了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说，现如今进步快（提拔之意）的领导干部，在一个新工作岗位上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般一年半载就会被组织部门任命一个新职务，替换了新岗位。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内，要想熟悉所有下属单位，便要求快速调研，走马观花。像芜湖县24个乡镇，县级领导干部通常用一、二周时间就调研完了。像你这样连续调研2个多月的，已经是凤毛麟角，够细致的了。事后，我按他的话询问了周边县几位同我一同下来挂职的领导干部，果然都只用一、二周时间就完成了调研。
　　不久，我发现乡镇主要领导更换也快。新任党委书记或乡镇长到各个行政村调研也只能蜻蜓点水，一年半载就会被组织部门任命一个新职务，替换了新岗位。在挂职的两年里，我代表上级组织送过的乡镇领导干部中，更换2次以上工作岗位的也不乏其人。当然，乡镇领导也不都是那么幸运，有一部分乡镇领导在同一乡镇同一工作岗位一呆就是7至8年，甚至10年以上。
　　
　　招商引资的困惑
　　
　　挂职期间，由于分管全县的招商引资工作，我频繁地带着招商引资小分队，出没于江浙沪地区。最早我认为沿海地区有的产业由于生产成本的增高，需要向内地转移，但实际感受大出我的意料。
　　第一次外出招商地是浙东玉环县。这是一个原来为孤岛，20世纪70年代填海修路，现已成为半岛的小县。它的汽车摩托车配件工业很发达，大大小小的机械加工类企业有2000余家，另有国内著名的日用高压锅生产企业———苏泊尔集团公司。当时，芜湖县有一位县委副书记在该县挂职学习，本想借此机会联系招商。但是，一到玉环县，这位挂职县委副书记便告知我，见到县里领导千万不要谈及来招商引资之事，免得相互尴尬。我带着芜湖县计委、工商联、招商局的几位同志在玉环县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盛情款待，参观考察了玉环县的汽配工业园及几家优秀企业，但全程下来，始终不敢再谈招商的意图。其实，芜湖县的机械加工业有基础，曾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有过辉煌，县内铸造加工企业、精加工企业多达上百家，如果引进玉环县的机械加工企业完全有条件。玉环县的机械加工企业的原材料是从内地进货，产品又是供应内地的汽车生产厂家和修配店，来往的运输成本相当高。玉环县土地面积狭小，几十万外地打工者聚集在此，供水和垃圾处理已经给当地生态平衡构成了巨大压力。工业用地靠填海毁林补充，开发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向内地转移经济合算。
　　玉环县的机械加工企业为什么没有出现正常化的转移呢？应当说是与当地政府所采取的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限制企业流动的措施密切相关。10多年前，国内学术界曾提出过“产业梯度转移”假说，认为产业投资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是产业发展的趋势。但10多年过去，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的迹象并未出现。
　　浙东之行，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由于国内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优势在我国国内的中部与东部并无差异，而影响产业梯度转移，即从高成本区向低成本区转移受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地方政府的干预。沿海各地政府层层密布“拦截网”，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沿途拦截，真正流入中西部地区的已经为数不多了，这就是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最大难度。
　　玉环之行后，我又带招商小分队分别去过杭州、常州、上海、苏州、无锡、福州、厦门等地，但吸取前次教训，不再与当地政府联系，直接找有关投资商联络与谈判。为了抵销沿海地区对企业业主的各种经济补偿，吸引产业内移，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开出一张张经济的和非经济补偿的“礼单”。两年中先后为芜湖机械工业园招引来了20多家企业入驻。
　　
　　开发陶辛之水韵
　　
　　一到芜湖县挂职，县委组织部就安排我以陶辛镇为联系点。这是县里的老传统。每一位县委领导、人大领导、政府领导、政协领导都负责一个乡镇的联系工作。陶辛镇是一个典型的圩田农区，青弋江环绕而过，一个乡镇单独成一个圩区，形如椭圆，圩内水系发达，十纵十横。农庄之间河渠连接，具有典型江南水乡之特色。
　　我与陶辛镇接头后不久，镇上就接到县里下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该镇于2002年配合芜湖市举办的旅游博览会，在8月份筹备一次旅游文化节。在此之前，芜湖县的六郎镇于2001年就举办过一次水产品展览交易会，各种开支近百万元。陶辛镇当时年财政收入仅200万多元。在镇领导班子会议上，我提出既然要花费几十万元搞活动，就要设法将这笔开支形成有效资产，以便今后能获得持久的收益。陶辛镇应抓住机遇，将这次行动定为双重目标，一方面保证完成县里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镇里增添一个自我目标，即开发“陶辛水韵”一日游。镇党委书记及整个领导班子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当年8月，经过半年紧张的筹备，“陶辛水韵”旅游文化节成功举办，传统的龙舟比赛吸引了数万名宾客；与此同时，香湖岛的一日游也开通了，几家旅行社前来签约，周边城市居民慕名而来休闲。原估计需80多万元的香湖岛建设费，实际只投入了38万元。
　　陶辛水韵的旅游开发实践给了我一个启示：在我国，许多有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根据游客需要开发旅游产品，把传统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带动农民致富、发展农村经济的好路子，陶辛旅游开发带动了当地观光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繁荣。过去陶辛有名的青虾鱼类，全靠进城贩卖，如今部分就地消费，产销两旺。
　　
　　本应该为工人说话
　　
　　一次，芜湖县的一家棉织厂发生了业主与工人的重大冲突。几十名工人多次到县劳动局上访，诉说该厂业主已拖欠数月工人工资，并有较严重的打骂工人、克扣工资的事实。该厂是一家私营企业，业主同时兼任县政协常委。当时，我在芜湖县兼任个私经济发展领导组组长，县工商联负责人找到我，要求召开事件涉及部门的负责人联席会议，以解决业主与工人的冲突。在分别听取了工商联和劳动局的调查汇报后，我认为这家棉织厂经营资金周转确实有困难，但对工人工资的克扣、拖欠，对工人的打骂是完全错误的，违反了《劳动法》，劳动部门的处理意见总体上是正确的。当然，在企业竞争中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待遇、延长劳动时间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关心、尊重劳动者。企业压缩生产成本，主要应向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方面下功夫，即所谓科技和管理出效益。基本工资是劳动者购买生活资料的保证。棉织加工业的工人工资本来就低，压缩工人工资部分的开支，解决不了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于是，在联席会议上，我支持了劳动部门的意见。
　　事后，县里有人议论说，既然他是个私经济发展领导组组长，就应该为企业业主说话，而且，该厂业主是县政协常委，历年对县里纳税有贡献。该厂工人大多数不是芜湖本地人。此事使我联想起近几年媒体经常报道的沿海地区在执行《劳动法》方面所遇到的阻力。企业纳税和产值统计数字对当地政府和政府领导有重大贡献，而生产工人大多数是外地人。在不健康的政绩观的驱使下，政府领导人在劳资冲突中，往往会偏向于企业业主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