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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颁布以来，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工商总局、国务院减负办、银监会等部门也于近期陆续出台了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具体实施办法，这对于非公企业来说，意味着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第三届中国非公经济发展论坛即将在合肥召开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政协安徽省副主席、民建安徽省主委方兆本教授。
落实“36条”是释放创造力的过程
《决策》：方教授，我曾经拜读过您的文章，您认为所有制是手段，不是目的。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现在能否结合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将您的观点展开来谈谈？
方兆本：我是这么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或者民营化，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要把非公有或者私有作为目的。作为目的这个方向就不对了。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目的是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目的是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我认为能够往一个好政府和好的社会方向走，这就是对的。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不管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公有经济有做得好的，非公也有做得好的。
我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核心是竞争。不管是公有还是民营，谁垄断了，他都会遏制这个行业，他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在《经济界》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要防止两种垄断，一种是计划经济僵死的制度引起的垄断，另一种是全球化的经营寡头引起的垄断。垄断之后是很可怕的，垄断之后没有你的话语权，普通群众的利益会受伤害。所以，我同意拆分和反垄断法。即使是非公的，如果太大了也要一切为二。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民营化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竞争。如果制度不能促进竞争，并不是一个好的安排。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而“36条”的核心正在于着力创造一个平等的、公平的准入条件，鼓励竞争。我既反对给国外企业过多的超国民待遇，也反对给非公经济开小灶。现在的非公经济和外资有差距，应尽量公平。非公经济中大的和小的也要公平对待。不能说，你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企业，你就应该比其他企业有特殊的优惠，我不主张。我觉得，如果这样就扼杀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创造力。其实，我们的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在机关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有企业的内部，在各个层面，有非常大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没有通过体制障碍的消除而完全得以释放，或者说，尚在释放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
落实“36条”是释放这种创造力的一个过程。“36条”落实与否，和谐社会建成与否，就看整个社会有没有活力。比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到大公司任职，这是很好的一条路，如果他自己创业，有没有这个条件？如果他到大公司任职和自己创业同样能够获得成功，那说明我们的环境就好了。为什么这么多大学毕业生现在面临就业的困惑？关键是创业的路子还不够宽广，而创业的路子本来应该是宽广的。
《决策》：据我们所知，除了各部委在制定非公经济发展的相关配套措施外，各地方也正在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目前一些省市已经或者正在制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配套文件或实施细则。您能否就各地政策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作个大致的比较。
方兆本：目前，各地都在积极出台落实“36条”的实施细则，但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对“36条”政策的贯彻力度和及时性远远不如东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和西部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没有正式出台文件，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落后于东部及沿海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地方政府在处理和消化中央文件上的低效率。从已经出台配套政策的省份看，许多新的改革政策理论性强，但可操作性较差，这就造成了在执行的过程中，部门行为、行业行为、地方行为和个人行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执行的效果，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偏差。
较早实行改革开放的东南沿海省市，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比较早，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县域经济规模比较大,但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构不合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他们都在努力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科技创新、鼓励发展科技型企业，这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省市落实的条款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中部和东部相比，无论在经济总量方面还是在非公经济发展方面，差距都很明显。中部地区多数省份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发展速度加快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和传统产业为主要行业分布；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不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差距。近些年，虽然也出台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政策自身的效果正在减弱。
西部地区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及创新能力不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低，从而也导致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缓慢。针对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及在文化和观念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观念影响的状况，西部地区在落实“36条”时，除了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外，还应在劳动人事、财税金融、行政、教育、法律、企业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四川、甘肃、新疆等地落实情况较好，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相符合的。
非公经济发展的新环境
《决策》：对于非公经济发展，你认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方兆本：关键在产权方面。产权必须明晰。举个简单的例子，学校检查卫生的时候，学生宿舍中帐子里面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楼道里面是垃圾成堆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是所有制的问题，或者说是产权问题。帐子里面是归自己管的，外头的是集体的，你丢垃圾我也丢垃圾，你丢头发我也丢头发。为什么公共楼道弄不好？为什么城乡结合部脏乱差解决不了？责权不明晰，产权不明晰。所以，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或者说我们宪法修改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把产权明晰这一点提到很高的位置。
《决策》：那么，除了产权之外，对于非公企业发展，新环境包括哪些方面？
方兆本：我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细胞，我进入到这个大舞台里面，我就要发展。我认为有几件必须做好的事。
一是市场准入。“36条”非常好，对市场准入这点特别强调。当国务院40几个部门定出新规矩的时候，非公经济的人士，或者想做非公经济的人士，应该盯住这40几个部门所开出来的“窗口”和开出来的“门”。有真正的门，也有玻璃门。玻璃门，你能进去，但是要撞到门。有的门是真的打开，能进入，能给你点事情做。有的门开得大，有的门开得小。
二是配套法制。现在和非公有制经济配套的法制还处在完善的过程中。比如，关于税收的改革，合同法的修订，物权法的出台。法制的意义是保障公平。公平的法制环境是新环境要探讨的，有哪些法制环境还不健全？比如在做金融工程、风险管理过程中，就知道信用体系的相关配套法律体系不完整。信用担保体系很难建立，担保就很难实现。在新环境的建设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配套环境必须要到位。
三是定价权。假如我是企业的法人，我就要决定在市场上以什么价格出售我的产品。而在定价的问题上，往往容易碰到的困难就是控制和补贴。如果你给他补贴，不给我补贴，就不公平。我在调查信用担保行业时发现，作为政策性贷款，政府的补贴和民营的信用担保机构就不一样，利率、费率不一样。补贴以后，就不是公平竞争了。外资如果有税收优惠，而内资没有税收优惠，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定价权应该不受人为的行政价格管制。
四是资源获得权。无论是做产品还是提供服务，三个东西最重要，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一个是物质资源，包括服务业的信息资源。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想要的人在这个地区是不是密集？能不能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雇得到？他们的前期培训够不够？另一方面我能要到人，我也要能解雇人。你干不好，明天我就请你走。这个权利我得有。钱的问题就是非公经济的融资问题。金融环境现在碰到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贷款难的问题。物质资源的问题主要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原材料等各种资源的获得，这种获得条件是不是宽松的？是不是公平的？除此之外，信息透明也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非公经济发展的三大方向
《决策》：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您认为非公经济应该向哪些方面发展？
方兆本：我想主要有三个大的方向：一是政府企业，也就是民企兼并国有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重组。他不见得一定是非公经济，也可以是非公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合作来完成，可以大家合伙。政府企业的非公有制经济介入，这是一大块空间。
二是基础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咱们国家以前靠国债，靠贷款。现在看来，非公经济在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关键问题是政府要告诉他，投资这条路能收几年的钱，能收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在汕头市座谈时，李嘉诚就抱怨过，他说，“我和汕头市政府本来谈得好好的，我在这里修一座桥。可是等我修了桥之后，他们在旁边又修一座桥，这样我的投资回报率就会减半。”任何投资都是要算回报的。所以，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吸引民营资本进来的时候，要把这些制度设计安排好。这里方式非常多，如LBO（租赁—建设—经营）、BOT（建设—经营—转让）、BTO（建设—转让—经营）、BBO（购买—建设—经营）、BOO（建设—拥有—经营），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是否进行了尝试？我们尝试中有什么经验，有什么体会？各个部门是不是做了总结？如果做了总结，在以后的引资中，就可以拿来实施。对于投资的人来说，必须要弄清楚成本和回报。
三是社会保障问题。对非公经济来说，这也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养老、医疗。医疗只靠社会医疗保险是不够的，还要有商业医疗保险，这当然是非公经济可以进入的。
至于教育，不能完全产业化，文化完全产业化似乎也不合适。但在教育、文化、文艺这些方面，我认为非公经济的介入仍有很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建设能否跟得上。
建立良性的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决策》：现实生活中，对于非公经济发展，往往也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您认为如何处理好政府管制与放手发展的关系？
方兆本：对于这个问题，要看处在发展的哪个阶段。在大家思想还不够解放的时候，在非公经济发展还在初期的时候，应该多强调一下市场机制。放手发展有个前提，就是不能违法。我一直反对搞污染厉害的项目，甚至搞一些伤害人体健康的项目，或者影响一个地方长久发展的项目，这是饮鸩止渴。
和我们国家非公有制经济早期的外部条件相比，现在非公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人家把市场已经占了，企业已经壮大，技术改进了，也有钱了，低利率的贷款也能拿得到了。如果你还完全照别人的去做，你拼不过他。你完全跟随他的路，照他的路走，会走得非常难。正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年在这里要认清新环境。现在做非公经济的发展规划，必须要在“36条”的大框架下去考虑问题。不要认为这个空间小，这个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未来的空间将更大，只是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没有涉及。
在非公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政府抓大放小，抓大放小的同时还要抓大扶小，就是在服务体系的建立上，政府能帮的事情要帮。非公经济发展，对银行来说是培养优质客户，对财政来说是培养税基，对地方政府来说是繁荣经济，造福一方百姓。所以不要把办企业看作是非公企业家的事情，政府能帮忙的事情要帮，像帮自家兄弟一样帮。这就是说，放不等于不管，放也不等于不扶。要扶要管，这是政府和非公有经济的关系。
再进一步说，我认为还要做好深层次的制度安排，让随意性的行为变成制度化的安排，建立一个良性的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当然政府有监管的职能，这个大家都熟悉。
现在是安徽发展非公经济最好的时期
《决策》：据有关资料显示，最近浙江、江苏非公经济发展，甚至GDP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原因是什么？
方兆本：我刚才讲了，人、财、物是非公经济发展的要素。从市场和原材料两个方面看，东部沿海地区现在都受到了挤压，受到了制约。因为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资源紧缺，而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矛盾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受到挤压以后，劳动力成本在增加，电力成本在增加，原材料的成本在增加。所以，很多投资商在考虑新办厂的时候，或者某些营运中心、配套研发中心转移的时候，或者一些生产部门转移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往中部省份这边转移。
《决策》：那么，安徽如何抓住机遇？
方兆本：我觉得近一两年，对于安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最好的时期。如果这一两年不抓住这个承接的话，机会转瞬即逝。因为这种梯度转移是有规律的，正当他们那里增长速度无法再大幅提高的时候，安徽就应该抓住机会。
其实，安徽很具后发优势。安徽的人文优势、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是很多省份所不及的。这几个优势是很大的，但这几个优势得以释放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各个部门头脑还不是完全清醒。大家都要想想，我这个政府部门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做些什么？而现在我们各个部门的差距也比较大，有些部门还在收费养人，养人收费，所以企业就不堪重负，总是有人去找他，要去拔他的毛。竭泽而渔就无鱼，大家都懂这个道理。问题是到了局部，地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部门的利益不肯丢掉。其实，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多给予，少索取，企业发展了，人民富有了，社会就会更加进步，更加和谐了。
今年上半年某些指标的增长速度，我们安徽是高于华东其他几个省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梯度转移的机会在增加，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而抓住机会除了政府的力量外，如果民间“八仙过海”去做，我认为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八仙过海”去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了总量；二是增加了活力，而且还解决了就业。
我觉得，安徽离华东这么近，如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东向战略好好去做，少扯皮、少内耗、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我觉得安徽是大有希望的。
《决策》：方教授，民建是民主党派中唯一联系非公经济的党派，您作为民建安徽主委对安徽非公经济发展有何建议？
方兆本：八个民主党派各有各的分工，我们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可加入的党派。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交给我们党派的任务，要联系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我们有10万会员，所以有很大的一个网络。我们上次到江苏去，江苏省民建的企业委员会帮我们安排，我们走了两站，南京和无锡。他们对江苏和安徽民主党派之间加强互相交流，很感兴趣。确实应该这么做。现在，有我们的企业到江苏去发展的，也有江苏的企业到我们这里来发展。当然江苏过来的多一点，安徽过去的少一点。
在上海、福建也有很多徽商，这是由经济自然流向决定的。企业在哪取得原材料方便，在哪拓展市场方便，就会到哪里去。企业一定是按照这一规律来进行布局的。所以这次就有四川通威集团在安徽布局饲料，浙江高恒集团也正在往皖南发展。我相信通过论坛，安徽与外省经济交流会更加紧密。
落实“36条”是释放创造力的过程
《决策》：方教授，我曾经拜读过您的文章，您认为所有制是手段，不是目的。对此，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现在能否结合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将您的观点展开来谈谈？
方兆本：我是这么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或者民营化，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要把非公有或者私有作为目的。作为目的这个方向就不对了。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但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目的是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目的是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我认为能够往一个好政府和好的社会方向走，这就是对的。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不管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公有经济有做得好的，非公也有做得好的。
我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核心是竞争。不管是公有还是民营，谁垄断了，他都会遏制这个行业，他都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在《经济界》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要防止两种垄断，一种是计划经济僵死的制度引起的垄断，另一种是全球化的经营寡头引起的垄断。垄断之后是很可怕的，垄断之后没有你的话语权，普通群众的利益会受伤害。所以，我同意拆分和反垄断法。即使是非公的，如果太大了也要一切为二。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民营化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竞争。如果制度不能促进竞争，并不是一个好的安排。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而“36条”的核心正在于着力创造一个平等的、公平的准入条件，鼓励竞争。我既反对给国外企业过多的超国民待遇，也反对给非公经济开小灶。现在的非公经济和外资有差距，应尽量公平。非公经济中大的和小的也要公平对待。不能说，你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企业，你就应该比其他企业有特殊的优惠，我不主张。我觉得，如果这样就扼杀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创造力。其实，我们的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在机关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有企业的内部，在各个层面，有非常大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没有通过体制障碍的消除而完全得以释放，或者说，尚在释放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
落实“36条”是释放这种创造力的一个过程。“36条”落实与否，和谐社会建成与否，就看整个社会有没有活力。比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到大公司任职，这是很好的一条路，如果他自己创业，有没有这个条件？如果他到大公司任职和自己创业同样能够获得成功，那说明我们的环境就好了。为什么这么多大学毕业生现在面临就业的困惑？关键是创业的路子还不够宽广，而创业的路子本来应该是宽广的。
《决策》：据我们所知，除了各部委在制定非公经济发展的相关配套措施外，各地方也正在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目前一些省市已经或者正在制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配套文件或实施细则。您能否就各地政策的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作个大致的比较。
方兆本：目前，各地都在积极出台落实“36条”的实施细则，但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对“36条”政策的贯彻力度和及时性远远不如东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和西部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没有正式出台文件，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落后于东部及沿海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地方政府在处理和消化中央文件上的低效率。从已经出台配套政策的省份看，许多新的改革政策理论性强，但可操作性较差，这就造成了在执行的过程中，部门行为、行业行为、地方行为和个人行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执行的效果，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偏差。
较早实行改革开放的东南沿海省市，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比较早，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县域经济规模比较大,但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构不合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他们都在努力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科技创新、鼓励发展科技型企业，这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省市落实的条款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中部和东部相比，无论在经济总量方面还是在非公经济发展方面，差距都很明显。中部地区多数省份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发展速度加快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和传统产业为主要行业分布；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不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差距。近些年，虽然也出台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政策自身的效果正在减弱。
西部地区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及创新能力不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低，从而也导致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缓慢。针对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及在文化和观念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观念影响的状况，西部地区在落实“36条”时，除了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外，还应在劳动人事、财税金融、行政、教育、法律、企业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四川、甘肃、新疆等地落实情况较好，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相符合的。
非公经济发展的新环境
《决策》：对于非公经济发展，你认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方兆本：关键在产权方面。产权必须明晰。举个简单的例子，学校检查卫生的时候，学生宿舍中帐子里面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楼道里面是垃圾成堆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是所有制的问题，或者说是产权问题。帐子里面是归自己管的，外头的是集体的，你丢垃圾我也丢垃圾，你丢头发我也丢头发。为什么公共楼道弄不好？为什么城乡结合部脏乱差解决不了？责权不明晰，产权不明晰。所以，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或者说我们宪法修改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把产权明晰这一点提到很高的位置。
《决策》：那么，除了产权之外，对于非公企业发展，新环境包括哪些方面？
方兆本：我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细胞，我进入到这个大舞台里面，我就要发展。我认为有几件必须做好的事。
一是市场准入。“36条”非常好，对市场准入这点特别强调。当国务院40几个部门定出新规矩的时候，非公经济的人士，或者想做非公经济的人士，应该盯住这40几个部门所开出来的“窗口”和开出来的“门”。有真正的门，也有玻璃门。玻璃门，你能进去，但是要撞到门。有的门是真的打开，能进入，能给你点事情做。有的门开得大，有的门开得小。
二是配套法制。现在和非公有制经济配套的法制还处在完善的过程中。比如，关于税收的改革，合同法的修订，物权法的出台。法制的意义是保障公平。公平的法制环境是新环境要探讨的，有哪些法制环境还不健全？比如在做金融工程、风险管理过程中，就知道信用体系的相关配套法律体系不完整。信用担保体系很难建立，担保就很难实现。在新环境的建设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配套环境必须要到位。
三是定价权。假如我是企业的法人，我就要决定在市场上以什么价格出售我的产品。而在定价的问题上，往往容易碰到的困难就是控制和补贴。如果你给他补贴，不给我补贴，就不公平。我在调查信用担保行业时发现，作为政策性贷款，政府的补贴和民营的信用担保机构就不一样，利率、费率不一样。补贴以后，就不是公平竞争了。外资如果有税收优惠，而内资没有税收优惠，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定价权应该不受人为的行政价格管制。
四是资源获得权。无论是做产品还是提供服务，三个东西最重要，一个是人，一个是钱，一个是物质资源，包括服务业的信息资源。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想要的人在这个地区是不是密集？能不能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雇得到？他们的前期培训够不够？另一方面我能要到人，我也要能解雇人。你干不好，明天我就请你走。这个权利我得有。钱的问题就是非公经济的融资问题。金融环境现在碰到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贷款难的问题。物质资源的问题主要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原材料等各种资源的获得，这种获得条件是不是宽松的？是不是公平的？除此之外，信息透明也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非公经济发展的三大方向
《决策》：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您认为非公经济应该向哪些方面发展？
方兆本：我想主要有三个大的方向：一是政府企业，也就是民企兼并国有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重组。他不见得一定是非公经济，也可以是非公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合作来完成，可以大家合伙。政府企业的非公有制经济介入，这是一大块空间。
二是基础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咱们国家以前靠国债，靠贷款。现在看来，非公经济在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关键问题是政府要告诉他，投资这条路能收几年的钱，能收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在汕头市座谈时，李嘉诚就抱怨过，他说，“我和汕头市政府本来谈得好好的，我在这里修一座桥。可是等我修了桥之后，他们在旁边又修一座桥，这样我的投资回报率就会减半。”任何投资都是要算回报的。所以，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吸引民营资本进来的时候，要把这些制度设计安排好。这里方式非常多，如LBO（租赁—建设—经营）、BOT（建设—经营—转让）、BTO（建设—转让—经营）、BBO（购买—建设—经营）、BOO（建设—拥有—经营），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是否进行了尝试？我们尝试中有什么经验，有什么体会？各个部门是不是做了总结？如果做了总结，在以后的引资中，就可以拿来实施。对于投资的人来说，必须要弄清楚成本和回报。
三是社会保障问题。对非公经济来说，这也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养老、医疗。医疗只靠社会医疗保险是不够的，还要有商业医疗保险，这当然是非公经济可以进入的。
至于教育，不能完全产业化，文化完全产业化似乎也不合适。但在教育、文化、文艺这些方面，我认为非公经济的介入仍有很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建设能否跟得上。
建立良性的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决策》：现实生活中，对于非公经济发展，往往也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您认为如何处理好政府管制与放手发展的关系？
方兆本：对于这个问题，要看处在发展的哪个阶段。在大家思想还不够解放的时候，在非公经济发展还在初期的时候，应该多强调一下市场机制。放手发展有个前提，就是不能违法。我一直反对搞污染厉害的项目，甚至搞一些伤害人体健康的项目，或者影响一个地方长久发展的项目，这是饮鸩止渴。
和我们国家非公有制经济早期的外部条件相比，现在非公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人家把市场已经占了，企业已经壮大，技术改进了，也有钱了，低利率的贷款也能拿得到了。如果你还完全照别人的去做，你拼不过他。你完全跟随他的路，照他的路走，会走得非常难。正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年在这里要认清新环境。现在做非公经济的发展规划，必须要在“36条”的大框架下去考虑问题。不要认为这个空间小，这个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未来的空间将更大，只是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没有涉及。
在非公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政府抓大放小，抓大放小的同时还要抓大扶小，就是在服务体系的建立上，政府能帮的事情要帮。非公经济发展，对银行来说是培养优质客户，对财政来说是培养税基，对地方政府来说是繁荣经济，造福一方百姓。所以不要把办企业看作是非公企业家的事情，政府能帮忙的事情要帮，像帮自家兄弟一样帮。这就是说，放不等于不管，放也不等于不扶。要扶要管，这是政府和非公有经济的关系。
再进一步说，我认为还要做好深层次的制度安排，让随意性的行为变成制度化的安排，建立一个良性的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当然政府有监管的职能，这个大家都熟悉。
现在是安徽发展非公经济最好的时期
《决策》：据有关资料显示，最近浙江、江苏非公经济发展，甚至GDP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原因是什么？
方兆本：我刚才讲了，人、财、物是非公经济发展的要素。从市场和原材料两个方面看，东部沿海地区现在都受到了挤压，受到了制约。因为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资源紧缺，而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矛盾尤为突出。这些地区受到挤压以后，劳动力成本在增加，电力成本在增加，原材料的成本在增加。所以，很多投资商在考虑新办厂的时候，或者某些营运中心、配套研发中心转移的时候，或者一些生产部门转移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往中部省份这边转移。
《决策》：那么，安徽如何抓住机遇？
方兆本：我觉得近一两年，对于安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最好的时期。如果这一两年不抓住这个承接的话，机会转瞬即逝。因为这种梯度转移是有规律的，正当他们那里增长速度无法再大幅提高的时候，安徽就应该抓住机会。
其实，安徽很具后发优势。安徽的人文优势、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是很多省份所不及的。这几个优势是很大的，但这几个优势得以释放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各个部门头脑还不是完全清醒。大家都要想想，我这个政府部门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做些什么？而现在我们各个部门的差距也比较大，有些部门还在收费养人，养人收费，所以企业就不堪重负，总是有人去找他，要去拔他的毛。竭泽而渔就无鱼，大家都懂这个道理。问题是到了局部，地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部门的利益不肯丢掉。其实，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多给予，少索取，企业发展了，人民富有了，社会就会更加进步，更加和谐了。
今年上半年某些指标的增长速度，我们安徽是高于华东其他几个省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梯度转移的机会在增加，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而抓住机会除了政府的力量外，如果民间“八仙过海”去做，我认为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八仙过海”去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了总量；二是增加了活力，而且还解决了就业。
我觉得，安徽离华东这么近，如果按照省委、省政府的东向战略好好去做，少扯皮、少内耗、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我觉得安徽是大有希望的。
《决策》：方教授，民建是民主党派中唯一联系非公经济的党派，您作为民建安徽主委对安徽非公经济发展有何建议？
方兆本：八个民主党派各有各的分工，我们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可加入的党派。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交给我们党派的任务，要联系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我们有10万会员，所以有很大的一个网络。我们上次到江苏去，江苏省民建的企业委员会帮我们安排，我们走了两站，南京和无锡。他们对江苏和安徽民主党派之间加强互相交流，很感兴趣。确实应该这么做。现在，有我们的企业到江苏去发展的，也有江苏的企业到我们这里来发展。当然江苏过来的多一点，安徽过去的少一点。
在上海、福建也有很多徽商，这是由经济自然流向决定的。企业在哪取得原材料方便，在哪拓展市场方便，就会到哪里去。企业一定是按照这一规律来进行布局的。所以这次就有四川通威集团在安徽布局饲料，浙江高恒集团也正在往皖南发展。我相信通过论坛，安徽与外省经济交流会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