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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近10年的刘伟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当时院里出国机会并不多的时候，他选择自费出国进行短暂的进修。“在一个平台时间久了，各种感觉就迟钝了。出去看看如同为自己开启了另一扇门。”
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每天围着临床转的医生而言并不容易。而从业18年来，刘伟明却始终在繁忙之余保留一份清醒，这份清醒是他对职业的思考，是对自己的审视。这份清醒鞭策着他在神经外科学的道路上且行且思，进行着一场漫长的行走。
去看外面的世界
1996年，刘伟明本科毕业后便来到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起步于全国首屈一指的神经外科平台，逐渐沉浸于繁忙的临床工作，恍然间，9年时光飞逝。2005年，褪去初为医者的新鲜与兴奋后，刘伟明开始沉思。
“想出国去看一看”，这样的想法对于普通人而言并不难，然而对于忙碌的医生而言却谈何容易。当时，刘伟明想出国进行两三个月的访问研究，正好院里也有一个机会，但医院规定出国一个月以上就要把档案提走，一心想要拓宽学科视野的刘伟明决定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自费出国。
此刻，德国菲利普大学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巴特兰菲（H. Baterlanffy）教授提出负担刘伟明在德期间的住宿费用，刘伟明在出国费用上的压力也减轻了一半。就这样，刘伟明在德国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学习。他说，短短2个月的学习，对他的启发却是爆炸式的。“不得不承认，从治疗理念、侧重方式，甚至到人文关怀，我们都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回国后，2个月的学习开始对刘伟明的临床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毕竟时间太短暂，热情褪去后，下一次修行又在何时？
2012年，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天坛医院在人才建设方面也得到了大步提升。此时，出国学习已经成为医院的常规计划，刘伟明也由此得以再次迈出国门，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这次学习为刘伟明的医学之路开启了另一扇的大门——循证医学。这是近年来被西方医学界所推崇的一门科学。其核心理念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即任何医学治疗方案、决策的确定都应遵循客观临床研究产生的最佳证据。
刘伟明说，循证医学最初带给他的震动来源于一次术后讨论会。一次，格罗宁根大学主任告知他有一例关于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三脑室内肿瘤的手术，希望他能参与学习。而刘伟明已数不清在天坛医院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手术，在手术室，荷兰专家也看出了他对这一手术十分了解，便没有过多讲解。然而术后的一次讨论，却深深触动了本不以为意的刘伟明。
讨论会上，刘伟明提出，这种术式可能导致记忆力减退，“胼胝体切开就会影响记忆力”。随后荷兰专家追问他曾做过多少例类似的手术，做过的病例是否进行了随访。刘伟明答：“每年大约七八十例，但随访的并不多。”随后，荷兰专家告诉他：他们近10年做了43例此类手术，所有病例都在随访中，一些病例在术后早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但长期的随访结果显示，记忆力恢复程度都要比手术时好，这可能是因为术前患者存在脑积水，由于脑积水缓解，其对记忆的影响消失了。
一番讨论过后，刘伟明被国外专家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临床工作扎实的积累所深深震动，同时，他对循证医学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临床中且行且思
带着国外一年对于循证医学和系统评价的知识归来，刘伟明回国后的工作理念也发生了悄然变化。“以往国内都采用患者的治疗方案由主治医生的临床经验来确定，而循证医学则强调尊重最佳临床研究的证据。”而在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病例数量远大于国外，这正是我们发展循证医学的一大优势。
受到循证医学的影响，刘伟明正在进行关于听神经瘤治疗的决策分析。通过文献检索，总结前人文章中的疾病表象，从而得出疾病内在规律。“通常3公分以上的听神经瘤就要进行手术，而3公分以下的听神经瘤该怎样进行治疗，医学界说法很多。”刘伟明介绍，外科医生主张进行切除，如此可以一劳永逸永不复发，但手术容易引起面瘫等后遗症；还有人主张采用伽马刀放射疗法，创伤小，不易损伤神经；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什么都不用做，采用观察随访的方式进行跟踪，70%的小听神经瘤不会继续生长。
“多年来，大家各执一词，却始终缺乏一个客观、全局性的声音。”刘伟明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医学证据的分级，进行系统地分析，从而寻找出最有效的方法。
刘伟明常说，作为临床医生，要想兼顾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临床医生应当从临床出发，因为科学问题都来源于临床，将临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基础研究工作者，这才是医学发展的程序与思路。而循证医学恰好是发现与总结临床问题的最好方式。
最近，刘伟明在神经外科学领域知名杂志——《神经外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文章。这一研究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一篇出色的文章，还有更多对于临床术式的感悟与收获。
慢性硬膜下血肿是神经外科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多发生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萎缩后容积变小，导致其再颅腔内挪动空间变大，轻微外伤就容易导致慢性硬膜下血肿。为了把这一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循证系统评价，刘伟明把世界上所有相关文献进行了证据分级，将高等级证据逐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每当看到不同的治疗方法却能取得同样好的效果时，他总是禁不住拍案叫绝。
“搞医学必须有整体观点，所有疗法都了解后，才能站在一个高度上评价哪种好、哪种不好。”看遍了所有的文章，刘伟明对待治疗的看法更加客观审慎，对于临床治疗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这便是循证医学的魅力。
如今，刘伟明不仅自己投身于循证医学的研究，更在利用自己的力量积极影响着其他人。由他参与编写的《神经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旨在指导临床医生确定治疗方案，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类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他也希望借此进一步消除中国各地在医疗水平上的不均衡。而在他编写的神经外科学教材中，他也积极提倡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出发，将参考文献列入其中。
推开另一扇门的刘伟明，现在对于医学的发展更有着高屋建瓴的态度。他能从临床中发现理论研究的重点，也能从证据中搜集临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循证医学只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疾病内在规律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从表象中总结规律（即循证）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由于医学科学目前的认识水平还不高，循证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有生命力。他最近撰文把这一看法发表在《外科学年鉴》上，这个杂志被相关人士尊称为“外科学圣经”。在医学的路上，这场漫长的行走中，越深入越能体会到医学的庞大与深邃。在这条永无止境的路上，刘伟明要做的便是且行且思，包容万物，吐纳芬芳。
这样的选择对于一个每天围着临床转的医生而言并不容易。而从业18年来，刘伟明却始终在繁忙之余保留一份清醒，这份清醒是他对职业的思考，是对自己的审视。这份清醒鞭策着他在神经外科学的道路上且行且思，进行着一场漫长的行走。
去看外面的世界
1996年，刘伟明本科毕业后便来到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起步于全国首屈一指的神经外科平台，逐渐沉浸于繁忙的临床工作，恍然间，9年时光飞逝。2005年，褪去初为医者的新鲜与兴奋后，刘伟明开始沉思。
“想出国去看一看”，这样的想法对于普通人而言并不难，然而对于忙碌的医生而言却谈何容易。当时，刘伟明想出国进行两三个月的访问研究，正好院里也有一个机会，但医院规定出国一个月以上就要把档案提走，一心想要拓宽学科视野的刘伟明决定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自费出国。
此刻，德国菲利普大学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巴特兰菲（H. Baterlanffy）教授提出负担刘伟明在德期间的住宿费用，刘伟明在出国费用上的压力也减轻了一半。就这样，刘伟明在德国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学习。他说，短短2个月的学习，对他的启发却是爆炸式的。“不得不承认，从治疗理念、侧重方式，甚至到人文关怀，我们都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
回国后，2个月的学习开始对刘伟明的临床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毕竟时间太短暂，热情褪去后，下一次修行又在何时？
2012年，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天坛医院在人才建设方面也得到了大步提升。此时，出国学习已经成为医院的常规计划，刘伟明也由此得以再次迈出国门，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这次学习为刘伟明的医学之路开启了另一扇的大门——循证医学。这是近年来被西方医学界所推崇的一门科学。其核心理念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即任何医学治疗方案、决策的确定都应遵循客观临床研究产生的最佳证据。
刘伟明说，循证医学最初带给他的震动来源于一次术后讨论会。一次，格罗宁根大学主任告知他有一例关于经胼胝体穹窿间入路切除三脑室内肿瘤的手术，希望他能参与学习。而刘伟明已数不清在天坛医院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手术，在手术室，荷兰专家也看出了他对这一手术十分了解，便没有过多讲解。然而术后的一次讨论，却深深触动了本不以为意的刘伟明。
讨论会上，刘伟明提出，这种术式可能导致记忆力减退，“胼胝体切开就会影响记忆力”。随后荷兰专家追问他曾做过多少例类似的手术，做过的病例是否进行了随访。刘伟明答：“每年大约七八十例，但随访的并不多。”随后，荷兰专家告诉他：他们近10年做了43例此类手术，所有病例都在随访中，一些病例在术后早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但长期的随访结果显示，记忆力恢复程度都要比手术时好，这可能是因为术前患者存在脑积水，由于脑积水缓解，其对记忆的影响消失了。
一番讨论过后，刘伟明被国外专家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临床工作扎实的积累所深深震动，同时，他对循证医学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临床中且行且思
带着国外一年对于循证医学和系统评价的知识归来，刘伟明回国后的工作理念也发生了悄然变化。“以往国内都采用患者的治疗方案由主治医生的临床经验来确定，而循证医学则强调尊重最佳临床研究的证据。”而在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病例数量远大于国外，这正是我们发展循证医学的一大优势。
受到循证医学的影响，刘伟明正在进行关于听神经瘤治疗的决策分析。通过文献检索，总结前人文章中的疾病表象，从而得出疾病内在规律。“通常3公分以上的听神经瘤就要进行手术，而3公分以下的听神经瘤该怎样进行治疗，医学界说法很多。”刘伟明介绍，外科医生主张进行切除，如此可以一劳永逸永不复发，但手术容易引起面瘫等后遗症；还有人主张采用伽马刀放射疗法，创伤小，不易损伤神经；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什么都不用做，采用观察随访的方式进行跟踪，70%的小听神经瘤不会继续生长。
“多年来，大家各执一词，却始终缺乏一个客观、全局性的声音。”刘伟明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医学证据的分级，进行系统地分析，从而寻找出最有效的方法。
刘伟明常说，作为临床医生，要想兼顾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临床医生应当从临床出发，因为科学问题都来源于临床，将临床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基础研究工作者，这才是医学发展的程序与思路。而循证医学恰好是发现与总结临床问题的最好方式。
最近，刘伟明在神经外科学领域知名杂志——《神经外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慢性硬膜下血肿的文章。这一研究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一篇出色的文章，还有更多对于临床术式的感悟与收获。
慢性硬膜下血肿是神经外科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多发生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萎缩后容积变小，导致其再颅腔内挪动空间变大，轻微外伤就容易导致慢性硬膜下血肿。为了把这一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循证系统评价，刘伟明把世界上所有相关文献进行了证据分级，将高等级证据逐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每当看到不同的治疗方法却能取得同样好的效果时，他总是禁不住拍案叫绝。
“搞医学必须有整体观点，所有疗法都了解后，才能站在一个高度上评价哪种好、哪种不好。”看遍了所有的文章，刘伟明对待治疗的看法更加客观审慎，对于临床治疗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这便是循证医学的魅力。
如今，刘伟明不仅自己投身于循证医学的研究，更在利用自己的力量积极影响着其他人。由他参与编写的《神经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旨在指导临床医生确定治疗方案，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类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他也希望借此进一步消除中国各地在医疗水平上的不均衡。而在他编写的神经外科学教材中，他也积极提倡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出发，将参考文献列入其中。
推开另一扇门的刘伟明，现在对于医学的发展更有着高屋建瓴的态度。他能从临床中发现理论研究的重点，也能从证据中搜集临床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循证医学只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疾病内在规律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从表象中总结规律（即循证）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由于医学科学目前的认识水平还不高，循证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有生命力。他最近撰文把这一看法发表在《外科学年鉴》上，这个杂志被相关人士尊称为“外科学圣经”。在医学的路上，这场漫长的行走中，越深入越能体会到医学的庞大与深邃。在这条永无止境的路上，刘伟明要做的便是且行且思，包容万物，吐纳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