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国脉所系，民生所依。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前，中国正值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用地需求迅速增加。加强城乡土地科学管理，进一步完善现行城镇用地制度及相关政策，对促进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走集约节约之路
　　
　　中国城镇化建设应注意对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坚持节约用地、集约用地。
　　北京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中心主任汪少群告诉《地球》记者，集约节约要通过挖掘土地潜力，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开发利用荒地、荒坡、荒滩、荒沙和废弃地，少占用或不占用耕地；在对耕地的占用上，应先占用低产田，在低产田占用有困难或不适当时才准许占用中产田，原则上禁止占用高产田，并对占用程序进行严格规定，从而妥善解决城镇化建设用地问题。
　　他还强调，应该指导和推广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新技术、新材料，向空间要土地。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节约土地资源、人车立体分流、扩充基础设施容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还可以适当提高城市土地容积率，通过提高容积率，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增加更多的城市活动空间，来提高土地的相对供给能力。
　　城镇化有利于人口集中、土地集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武志指出，农民到城市里来，转移的不应当仅仅是劳务，还应当包括人身。农民不仅到城市里来打工，还应当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生活的保障和固定的居所，最终把整个家庭都迁移到城市来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相关领域做出调整，确保农民的进城生活。
　　大量农民在城市扎根后，就可以考虑在农村进行村镇布局调整，将分散化、空心化的村庄整合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城镇。原有的村庄住宅占地、其他建设用地被释放出来，并通过复垦成为新的耕地。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小块田地进行重新规整，这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耕地，也便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作业。这就要求我们对农村住宅制度、土地制度等相关领域做出调整，确保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整合。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8.26亿亩，其中2／3以上的为中低产田，耕地总体质量不高，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短期内无法开发更多耕地的条件下，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积极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
　　
　　科学规划　合理统筹
　　
　　城镇化必须建立科学的城镇规划体系，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优化区域城镇布局。
　　汪少群强调，城镇的规划体系应该是由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组成，各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应该反映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各项规划之间还应该相互协调，构成一个科学的规划体系。我国城镇化建设应该走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按照产业集聚、功能完善，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各具特色的原则，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为方向，统筹推进城乡和区域发展，加快构建合理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和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按照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的要求，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在统一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分区功能定位，统一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工业园区、商贸区、休闲区、生态涵养区等，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推进城镇化建设，应打破行政区划壁全，着眼于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各城市之间、城镇之间的产业互补和产业对接，从而实现区域城镇布局的优化。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行政区划去谋划城镇化建设，而应更多地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城镇发展规划，体现城镇规划的综合调控作用。通过规划，合理安排辖区内的生活用地、生产用地和建设用地，使人口向城镇集中，生产建设项目向工业区集中。
　　
　　创新机制　完善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教授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过去的城镇化模式，在现有的资源、环境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从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和核心价值出发，探索一条适合国情和区域特点的城镇化道路。
　　积极争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解决城镇化建设用地不足问题。以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和城乡土地一体化为方向，进一步深化土地有偿使用改革。鼓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转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进入土地市场流转，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县市政府利用土地置换收益，推动农民住宅向城镇集中，引导农民向中心城镇转移。确保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保有面积不减少为前提，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使拆旧与建新结合、零拆与整建同步，促进中心城镇建设和产业集中布局，最大限度擴大用地指标。
　　中国城镇化需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市场，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首先，要完善土地的拍卖制度；其次，要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完善土地储备制度一是出台土地储备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土地储备制度的运行；二是拓宽土地融资渠道，建立城镇土地储备基金，为土地储备提供资金支持。城镇化还需要建立健全土地评价制度和土地供求制度。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一是要限制增量，二是要盘活存量从而盘活总量，严格审批制度、限额供地。
　　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容易滥用职权导致国有土地被无偿占用、低效使用、不等价处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主任王元京表示，必须重新规范国有土地产权的委托关系，进一步明确产权代表的各项合法权利、权益和义务，使地方政府作为国有土地的代理人向国有土地的产权人负责，为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打基础。同时，需强化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要促进地方政府在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须改革和完善现有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益的分配方式，一方面尽快出台物业税，提高地方土地保有量的收益，丰富与增强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实现事权职责，减轻对扩大征用土地融资的依赖度。
　　为促进存量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王元京认为，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率的激励与约束集约用地的机制，从而使用地者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具有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促进存量土地的合理流转，实现粗放用地行为向集约用地行为转化。不仅要加大土地粗放利用的成本压力。还应控制别墅、高尔夫球场、耗用土地量大的旅游设施，及其他一些奢侈性消费土地等，开征土地特别使用税加以调节。还要增强土地集约利用的投资动力。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区的用地者增加投资强度、建造多层厂房等，进一步提高土地 利用率。
　　面对农地特别是耕地资源较快流失，在正确引导城镇化建设用地有序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武志认为，需要继续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工作，增加耕地面积，以缓解日益紧张的人地矛盾。各类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先行落实整理和复垦开发措施，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由于我国东部地区新增单位建设用地创造的经济效益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区域近期与远期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与“总量平衡”的现实能力以及不同地区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补充潜力的差异基础上，需要突破原有思想，创造性地实施土地“替代性配额买卖制”。即在保持粮食产量不变的总量平衡目标下，以粮食产量为配额，把批多少城镇化用地与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挂钩、与改造中低产田的数量挂钩，多改多批，短期内以争取实现省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为目标，长期则通过与省外土地资源丰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实现省际间耕地的“总量动态平衡”。
　　
　　法规护航　政策保驾
　　
　　完善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法律法规，法制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保障。
　　土地的供给既要满足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需要，又要控制用地规模，节约用地，这就要求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来指导城镇土地的供给。立法机关应根据城镇土地利用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城镇土地集约节約利用进行立法。
　　首先，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特别是集体土地。
　　其次，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土地征用是我国城镇建设中土地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须严格规范土地征用行为、土地征用程序，促使土地征用与土地市场机制接轨。
　　第三，规范多元化土地市场的运转。规范多元化的土地市场需要对土地流转的对象、范围、形式、年限、价格、收益分配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按照执行。
　　第四，要严格执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法律法规。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保障，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就无法实现。
　　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具有资源与资产的双重属性，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这两个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资产属性，是城镇化得以推进的首要因素。因此，分析城镇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从理论层面上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应当是多元化的，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又有农村集体自下而上的自主发展。政府、企业、农民，集体和社会力量各司其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人、土地、资本流动起来，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同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达到社会公平、效率的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