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娘并不是我的亲戚，她是我家对门住了三十几年的老邻居，而我今年才26岁。
　　在大天津的这个农村小庄子里，一条胡同住着少说40家人家，走过来一趟碰见了就都招呼声“干嘛去了？”“吃了吗？”而小孩子就只需要叫人，比如我遇见她，就叫二娘，管她丈夫叫二大爷。
　　今年从年二十七归家过年到初七离开，只见了二娘一面。她比往年更瘦了些。离开这个村子6年，每年过年回来都觉得遇见的婶婶娘娘们大都腰更粗、面色更油些，唯独二娘不是。妈妈说二娘就是瘦体格儿。
　　她还戴着去年的那顶枣红的针织帽子，半圆的一顶，漏出来的头发已经白了好多。往年她都会买三块钱一袋的黑色染发剂拿来让我妈妈帮她染头发，染好了她再帮我妈妈染。现在二娘不仅不染头发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初七那天，她进来我家，我叫了她两声，她都没听见。听我妈说，二娘的一只耳朵全聋了，另一只还能听见些声音，年前去区里的医院看大夫，大夫说得要全聋了才能配助听器。二娘本不去医院看的，还好前些年有了新农舍，有些病能报销些钱了。
　　二娘特别喜欢来我家串门，大门响，狗不住地叫，准是二娘。我家的狗在我家已经12年了，全胡同的人来串门都不叫，唯独见了二娘嗷嗷地叫。因为前些年二娘家养过一只大狼狗，结下过梁子。
　　这里串门特别随意，可能我家还吃着饭，也不用特意留客人上桌。以前经常是我们围着个四方折叠桌吃着，二娘坐在旁边抽着烟聊着。
　　今年二娘不太说话，二大爷年前住院了。只说是胃疼，拉黑粑粑，年三十那天从区里的医院转到市里大医院了，光是化验就要等半个月，正月十二才出结果。
　　二大爷一住院，家里就没了进项。以前村子里有水田、菜畦，二娘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下地干农活儿，两口子都没有副业，收来的蔬菜粮食就在村子里主干道旁边摆摊卖。日子紧紧巴巴，养了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可是七八年前，村里的水田、菜畦都被占了，每家分了些钱，顶着农村的户口，可是没了地。有的人搬到“上面”（城镇里）住去了。有的人就开始打零工。二大爷在村子里兼着三份工作：掏厕所、捡路面上的塑料兜、捞海河里的塑料兜。每个月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二娘不干活儿，帮着儿媳妇们带带孩子。
　　二娘家的二儿子娶了个外县的媳妇儿。嫂子长得漂亮，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可是在这个大城市里的农村，七八年前娶外县的媳妇还是挺不光彩的事儿，只能说家里穷。
　　现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村子里，一半的人都是外来打工的“外县人”。胡同里很多搬走的人家，就租给这些打工的人，每个月能收千八百的租金。村里唯一的主干道，每天下午也有晚高峰，“外县人”好多人拖家带口地在旁边开了发廊、超市。就连卖菜的，都是“外县人”了，二娘也每天去买。
　　二娘家两个儿子又生了三个小子。大儿子6年前因为超生，被撸掉了党员的身份，现在是个开大车的司机。二儿子家的小子，已经上一年级了，爸妈都在外资的厂子里干活，我妈说工资不低，天天加班。于是花了一万二的赞助费，让儿子去别的小学读书了。
　　二娘去我家的时候，我妈说二大爷肯定没嘛事，但是住医院贵，要是钱不够就来拿。二娘可能没听见，站在我家饭桌旁边没说话。
　　在我家对门住了三十年的老邻居，其实我连二娘今年多大年纪了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她。但是她家就在对门，就跟海河就在我家5分钟远的地方一样。
　　在那个不断涌进“外县人”的天津村子里，所有一切，人情世故，家里的老狗，都还在。
　　只是怕年月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