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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裴注突出的文学特点在史注中是极为特殊的。它的成因既和裴松之本人在选材过程中重视文采,追求史注的文学审美特征有关,同时,又与魏晋史学创作思想转变以及文史合流的独特时代背景有关。裴注对后世叙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三国志注》;文学特点;成因;文学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10-03
陈寿的《三国志》是记录三国史的重要史籍,然而,它也存在着“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缺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它的注释者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提出了“补阙、备异、惩妄、矫缪、辩失”的注释原则。[1]通过裴松之的补充和纠谬,注文紧紧地依附于《三国志》,成为了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前代以训释名物为主的注史体例相比,虽然裴松之并不完全排斥训诂式的注释,但他“以事注史”的方法体例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变化不仅丰富了《三国志》的史料,其文学价值同以前的史注相比也更加鲜明。就叙事而言,它带有志怪小说的风格,充满虚构性、戏剧性和趣味性;就其写人而言,它通过动作、神态、语言、典型事件等手段刻画人物,从而表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但是,由于裴注引用了很多杂传,因此在裴注史料的文学价值的评价问题上,人们产生了较大争议,而这些争议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裴注文学价值的正确认识。所以,要正确看待和评价裴注的文学性,首先需要我们放下历史的争论,重新回到历史背景中去审视裴注的这些文本出现的原因。因此,笔者拟对文学特点的成因及其文学影响作一考察。
一
裴注本身具有文学上的许多特点,其实在前代学者的批评中就已有所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巫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2]刘知几《史通•补注》云:“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3]《四库提要》和刘知几虽然都站在批判立场抨击裴注之“芜杂”,但“凿空语怪”、“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无疑也指出裴注本身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那么对裴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评价呢?其中缘由曲折,实在与裴松之本人注史之观念以及魏晋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
首先,裴松之对《三国志》进行注释时有一套自己的注释标准,而并非单纯地向前代史注或经注那样只关注于训诂名物。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有一段话颇为引人注意:“窃惟繢事以众色成才,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巨实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繢,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这段话表明,裴松之的史学观既遵循“疾虚妄”“绌讹滥”这样严谨的史学精神,同时又有“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绚素有章”文学审美倾向。而在《三国志》注文中,裴松之也多次流露出其选择注释时的美学要求。《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吴质传》中松之案语云:“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与吴质书》乃曹丕散文的重要代表,裴松之所以选入,其着眼并非保存史料,却在“美辞”,可见其对注文已有文采的要求。又《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正元二年注引《世语》曰:“(张)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词藻可观。(虞)溥著《江表传》,亦粗具条贯。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裴松之在这里批评前史,亦非从史学角度来看,而是采取“辞藻可观”、“全无宫商”的文学视角。以上诸例都说明,裴松之在注史时是有文学的追求的,在史的基础上,文也是其关注点之一。因此像“凿空语怪”之类带有文学色彩的内容出现在裴注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然而,裴注的上述特点不惟有裴松之个人原因,更深层次的,乃在于魏晋史学所植根的思想土壤以及时代风气之影响。
在两汉经学时代,儒家的价值标准是史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非儒思想受到严厉的排斥。“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在这一原则中严格地区分了正史与野史、史著与小说的界限。刘向论十家,以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者也”,也明显地反映出儒者对小说家言不屑的态度。然而到了魏晋,经学笼罩一切的权威地位开始瓦解,玄学从儒学母体中脱胎而出,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同时其他非儒家思想潜流也逐渐活跃。这一思想界的大变动几乎影响到了当时所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史学著作也表现出“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隋书•子部•杂家类》)的倾向,而且杂传还成为“最足以表现魏晋史学特色”的门类。“杂传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当时其他形式的史学著作,而且……这种史学写作形式,已将许多非儒家正统的思想,也归纳到这种史学写作之中。”[4]杂传中的志异小说,“在魏晋时代却认为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进入历史记载之中”,而其原因,“也是由于儒家思想衰退,相对的非儒家的新价值观念出现,志异就是对这种不同观念肯定下的产物,更配合当时玄学发展过程中,儒生方士化倾向的蜕变,凝结成特有的时代性格,而进入魏晋史书记载之中”。[5]志异小说在经学盛行的汉代被斥为末流,是街谈闾巷的小说家言,到了思想多元化的魏晋却以史籍的身份得以堂而皇之进入历史系统,不能不说是史学观念的一次大变革。
在新的史学创作观念影响下,魏晋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搜奇志异,广采轶闻,同时他们又接受了佛道用神仙灵异来解释世界的看法,将他们的解释作为历史真实记录下来。其结果即志异小说被裴松之作为一般的史书而大量征引。
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另一个趋势则与与之几乎同时发生,这便是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内另一门类——文学结合。魏晋时出现了“文史”并称的现象,《南史•王僧孺传》论及当时取士标准,便说:“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可见“文史”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宋文帝立玄、儒、文、史四科,但到梁代刘勰,史传已被看作文学的一部分,所以《文心雕龙》中还有《史传》单列一篇。这些说明了史学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指出了魏晋史学在走向独立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文史结合的独特现象。
文史的合流使文学和史学都受到了彼此的影响。就文学而言,“小说家言,体近于史”[6],小说与史传的文体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就史学而言,当时的文学风气的变化对史传创作以及裴松之看待史料的观念也有一定影响。裴松之注史在南朝刘宋时期,而他所征引的资料大多作于魏晋。而魏晋至于南朝,正是文学由质朴转向华美之时,文人学士普遍重视文采,声律骈偶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各个方面,史学传记亦概莫能外。因此,裴注尚辞藻、重“美辞”、重“宫商”,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正是在魏晋史学新变中,裴松之注成为魏晋史学的代表作品。他受魏晋文风之影响,在史学又吸收魏晋以来史学的发展新成果,顺应魏晋文史合流的趋势,以不同于两汉史学的新观念来审视注史的材料,所以能够熔汇众色,兼采百家,“使绚素有章,甘踰本质”。
三
裴注作为吸收魏晋史学新成果、开创魏晋史注新体例的集大成著作,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产生了多方面的意义。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魏晋史学成果的结晶,它对后世史传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裴注一改以前史注以训诂名物文字为主的惯例,代之以事条、史实、评论等。后来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采文字训诂而实之以史事,在注释中丰富和充实了《世说新语》的内容,很可能就受到了裴注的影响。裴注的史传文学创作思想在后世也得到响应。裴注在史注中大量采用志异,这一做法为隋唐史传所效仿。唐代修史,就从《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中采纳了许多人物传记,以补充著史过程中一些已经缺失的史料。将一些虚构和美化加工过的人物故事引入正史传记,从文学角度来看,无疑丰富了正史传记的文学意蕴。
裴注中许多故事结构巧妙,情节曲折生动,一些细节也颇为传神。例如《吴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载甘宁夜入曹营事,《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赤壁之战等。裴注的这些优点为后来的叙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艺术手法和题材。事实上,南宋以后流传甚广的三国故事,许多细节都直接继承了裴注中的故事框架,同时吸收了它在叙事些人方面的技巧和长处,这不但为三国故事本身,而且对《三国演义》的成熟都有重要影响。学者们也认为,“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三国小说、三国戏剧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很大原因在于这些作品采纳了(裴注)杂传的细节和传奇色彩”。[7]我们以《三国演义》为例,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都能在《三国志注》中找到其所本。像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妙施空城计,死诸葛走活仲达都直接来源于传注;而有一些故事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三国演义》的作者对史注中的中心人物进行了置换,例如裴注所载单刀会乃鲁肃赴关羽会,小说反写成关羽见鲁肃,独赴单刀会;草船借箭历史上本来是孙权的智计,小说则剪裁到诸葛亮身上。沈伯俊先生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文中列举了具有史料来源的15处情节,除第23回祢衡骂曹的故事来源于《后汉书》外,其他14处情节都来自裴松之《三国志注》。这些例证都说明了集三国故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在叙事上的巨大成就是和裴松之注分不开的,正是有了裴注所提供的那些富有趣味的情节和全面的人物刻画,才有了《三国演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裴注也是许多成语、典故的来源。出自裴注的成语有:乐不思蜀(《蜀志•后主传》注)、识时务者为俊杰(《蜀志•诸葛亮传》注)、饮醇自醉(《吴志•周瑜传》注)、云中白鹤(《邴原传》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志•三少帝纪》注)、刮目相看(《吴志•吕蒙传》注)、吴下阿蒙(同上)、同符合契(《吴志•孙策传》注)、品头论足(《魏志•何晏传》注)等等。裴注中许多典故也经常为后世文人引用。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下阙云:“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其中“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语就直接出自《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裴注作为史书,还保存了大量文学文献。以文集为例,据伍野春先生统计,裴松之仅引集部就合计二十七部,而这些书的全本至今大部分已佚,其所录杂传等更是存留甚少。裴松之注中还保留了为《世说新语》以及其他今存志怪或志人小说所不载的内容,如《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陆氏异林》《列异传》分别载“钟繇遇鬼妇”、“华歆夜宿人门外”条,均不为他书所见。裴松之注还征引了大量魏晋作家的文章,著名的像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魏志•武帝纪》注)、《与吴质书》(《魏志•王粲传》注)、《铜雀台赋》(《魏志•任城陈萧王传》注)、《与杨德祖书》(同上)、《别白马王彪》(同上)、陈琳《檄州郡文》(《魏志•袁绍传》注)、陆机《辩亡论》(《吴志•三嗣主传》注)等,裴松之都予以辑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8]其评价甚当。
就文学史研究来说,汉末魏晋是一个在文学上承上启下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士辈出的时代。裴注补《三国志》之不足,引用了大量家传、别传、郡史等,从而保留了汉末至西晋建立之前文人作家的家法师承等文化谱系。这对考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所继承的家族文化传统和地域文化传统,进而从文化层面上深化对魏晋南北朝部分作家及文学潮流的认识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注释:
[1]见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出自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三国志》相关引文皆出此版本.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403—404.
[3]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85.
[4]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5):47.
[5]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5):47.
[6]刘师培在分析六朝小说的文体源流时提出:“然古代小说家言,体近于史,为春秋家之支流,与乐教故无涉也。”(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2页).
[7]高凯.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3(4):83—87.
[8]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
关键词:《三国志注》;文学特点;成因;文学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10-03
陈寿的《三国志》是记录三国史的重要史籍,然而,它也存在着“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缺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它的注释者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提出了“补阙、备异、惩妄、矫缪、辩失”的注释原则。[1]通过裴松之的补充和纠谬,注文紧紧地依附于《三国志》,成为了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前代以训释名物为主的注史体例相比,虽然裴松之并不完全排斥训诂式的注释,但他“以事注史”的方法体例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变化不仅丰富了《三国志》的史料,其文学价值同以前的史注相比也更加鲜明。就叙事而言,它带有志怪小说的风格,充满虚构性、戏剧性和趣味性;就其写人而言,它通过动作、神态、语言、典型事件等手段刻画人物,从而表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但是,由于裴注引用了很多杂传,因此在裴注史料的文学价值的评价问题上,人们产生了较大争议,而这些争议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裴注文学价值的正确认识。所以,要正确看待和评价裴注的文学性,首先需要我们放下历史的争论,重新回到历史背景中去审视裴注的这些文本出现的原因。因此,笔者拟对文学特点的成因及其文学影响作一考察。
一
裴注本身具有文学上的许多特点,其实在前代学者的批评中就已有所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巫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类。”[2]刘知几《史通•补注》云:“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3]《四库提要》和刘知几虽然都站在批判立场抨击裴注之“芜杂”,但“凿空语怪”、“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无疑也指出裴注本身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那么对裴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评价呢?其中缘由曲折,实在与裴松之本人注史之观念以及魏晋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
首先,裴松之对《三国志》进行注释时有一套自己的注释标准,而并非单纯地向前代史注或经注那样只关注于训诂名物。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有一段话颇为引人注意:“窃惟繢事以众色成才,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巨实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繢,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这段话表明,裴松之的史学观既遵循“疾虚妄”“绌讹滥”这样严谨的史学精神,同时又有“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绚素有章”文学审美倾向。而在《三国志》注文中,裴松之也多次流露出其选择注释时的美学要求。《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吴质传》中松之案语云:“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与吴质书》乃曹丕散文的重要代表,裴松之所以选入,其着眼并非保存史料,却在“美辞”,可见其对注文已有文采的要求。又《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正元二年注引《世语》曰:“(张)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词藻可观。(虞)溥著《江表传》,亦粗具条贯。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裴松之在这里批评前史,亦非从史学角度来看,而是采取“辞藻可观”、“全无宫商”的文学视角。以上诸例都说明,裴松之在注史时是有文学的追求的,在史的基础上,文也是其关注点之一。因此像“凿空语怪”之类带有文学色彩的内容出现在裴注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然而,裴注的上述特点不惟有裴松之个人原因,更深层次的,乃在于魏晋史学所植根的思想土壤以及时代风气之影响。
在两汉经学时代,儒家的价值标准是史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非儒思想受到严厉的排斥。“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在这一原则中严格地区分了正史与野史、史著与小说的界限。刘向论十家,以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者也”,也明显地反映出儒者对小说家言不屑的态度。然而到了魏晋,经学笼罩一切的权威地位开始瓦解,玄学从儒学母体中脱胎而出,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同时其他非儒家思想潜流也逐渐活跃。这一思想界的大变动几乎影响到了当时所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史学著作也表现出“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隋书•子部•杂家类》)的倾向,而且杂传还成为“最足以表现魏晋史学特色”的门类。“杂传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当时其他形式的史学著作,而且……这种史学写作形式,已将许多非儒家正统的思想,也归纳到这种史学写作之中。”[4]杂传中的志异小说,“在魏晋时代却认为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进入历史记载之中”,而其原因,“也是由于儒家思想衰退,相对的非儒家的新价值观念出现,志异就是对这种不同观念肯定下的产物,更配合当时玄学发展过程中,儒生方士化倾向的蜕变,凝结成特有的时代性格,而进入魏晋史书记载之中”。[5]志异小说在经学盛行的汉代被斥为末流,是街谈闾巷的小说家言,到了思想多元化的魏晋却以史籍的身份得以堂而皇之进入历史系统,不能不说是史学观念的一次大变革。
在新的史学创作观念影响下,魏晋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搜奇志异,广采轶闻,同时他们又接受了佛道用神仙灵异来解释世界的看法,将他们的解释作为历史真实记录下来。其结果即志异小说被裴松之作为一般的史书而大量征引。
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另一个趋势则与与之几乎同时发生,这便是史学与意识形态领域内另一门类——文学结合。魏晋时出现了“文史”并称的现象,《南史•王僧孺传》论及当时取士标准,便说:“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可见“文史”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宋文帝立玄、儒、文、史四科,但到梁代刘勰,史传已被看作文学的一部分,所以《文心雕龙》中还有《史传》单列一篇。这些说明了史学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指出了魏晋史学在走向独立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文史结合的独特现象。
文史的合流使文学和史学都受到了彼此的影响。就文学而言,“小说家言,体近于史”[6],小说与史传的文体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就史学而言,当时的文学风气的变化对史传创作以及裴松之看待史料的观念也有一定影响。裴松之注史在南朝刘宋时期,而他所征引的资料大多作于魏晋。而魏晋至于南朝,正是文学由质朴转向华美之时,文人学士普遍重视文采,声律骈偶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各个方面,史学传记亦概莫能外。因此,裴注尚辞藻、重“美辞”、重“宫商”,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正是在魏晋史学新变中,裴松之注成为魏晋史学的代表作品。他受魏晋文风之影响,在史学又吸收魏晋以来史学的发展新成果,顺应魏晋文史合流的趋势,以不同于两汉史学的新观念来审视注史的材料,所以能够熔汇众色,兼采百家,“使绚素有章,甘踰本质”。
三
裴注作为吸收魏晋史学新成果、开创魏晋史注新体例的集大成著作,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产生了多方面的意义。
裴松之《三国志注》是魏晋史学成果的结晶,它对后世史传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裴注一改以前史注以训诂名物文字为主的惯例,代之以事条、史实、评论等。后来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不采文字训诂而实之以史事,在注释中丰富和充实了《世说新语》的内容,很可能就受到了裴注的影响。裴注的史传文学创作思想在后世也得到响应。裴注在史注中大量采用志异,这一做法为隋唐史传所效仿。唐代修史,就从《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中采纳了许多人物传记,以补充著史过程中一些已经缺失的史料。将一些虚构和美化加工过的人物故事引入正史传记,从文学角度来看,无疑丰富了正史传记的文学意蕴。
裴注中许多故事结构巧妙,情节曲折生动,一些细节也颇为传神。例如《吴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载甘宁夜入曹营事,《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赤壁之战等。裴注的这些优点为后来的叙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艺术手法和题材。事实上,南宋以后流传甚广的三国故事,许多细节都直接继承了裴注中的故事框架,同时吸收了它在叙事些人方面的技巧和长处,这不但为三国故事本身,而且对《三国演义》的成熟都有重要影响。学者们也认为,“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三国小说、三国戏剧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很大原因在于这些作品采纳了(裴注)杂传的细节和传奇色彩”。[7]我们以《三国演义》为例,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都能在《三国志注》中找到其所本。像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妙施空城计,死诸葛走活仲达都直接来源于传注;而有一些故事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三国演义》的作者对史注中的中心人物进行了置换,例如裴注所载单刀会乃鲁肃赴关羽会,小说反写成关羽见鲁肃,独赴单刀会;草船借箭历史上本来是孙权的智计,小说则剪裁到诸葛亮身上。沈伯俊先生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文中列举了具有史料来源的15处情节,除第23回祢衡骂曹的故事来源于《后汉书》外,其他14处情节都来自裴松之《三国志注》。这些例证都说明了集三国故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在叙事上的巨大成就是和裴松之注分不开的,正是有了裴注所提供的那些富有趣味的情节和全面的人物刻画,才有了《三国演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裴注也是许多成语、典故的来源。出自裴注的成语有:乐不思蜀(《蜀志•后主传》注)、识时务者为俊杰(《蜀志•诸葛亮传》注)、饮醇自醉(《吴志•周瑜传》注)、云中白鹤(《邴原传》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志•三少帝纪》注)、刮目相看(《吴志•吕蒙传》注)、吴下阿蒙(同上)、同符合契(《吴志•孙策传》注)、品头论足(《魏志•何晏传》注)等等。裴注中许多典故也经常为后世文人引用。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下阙云:“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其中“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语就直接出自《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裴注作为史书,还保存了大量文学文献。以文集为例,据伍野春先生统计,裴松之仅引集部就合计二十七部,而这些书的全本至今大部分已佚,其所录杂传等更是存留甚少。裴松之注中还保留了为《世说新语》以及其他今存志怪或志人小说所不载的内容,如《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陆氏异林》《列异传》分别载“钟繇遇鬼妇”、“华歆夜宿人门外”条,均不为他书所见。裴松之注还征引了大量魏晋作家的文章,著名的像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魏志•武帝纪》注)、《与吴质书》(《魏志•王粲传》注)、《铜雀台赋》(《魏志•任城陈萧王传》注)、《与杨德祖书》(同上)、《别白马王彪》(同上)、陈琳《檄州郡文》(《魏志•袁绍传》注)、陆机《辩亡论》(《吴志•三嗣主传》注)等,裴松之都予以辑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8]其评价甚当。
就文学史研究来说,汉末魏晋是一个在文学上承上启下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士辈出的时代。裴注补《三国志》之不足,引用了大量家传、别传、郡史等,从而保留了汉末至西晋建立之前文人作家的家法师承等文化谱系。这对考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所继承的家族文化传统和地域文化传统,进而从文化层面上深化对魏晋南北朝部分作家及文学潮流的认识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注释:
[1]见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出自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三国志》相关引文皆出此版本.
[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403—404.
[3]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85.
[4]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5):47.
[5]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5):47.
[6]刘师培在分析六朝小说的文体源流时提出:“然古代小说家言,体近于史,为春秋家之支流,与乐教故无涉也。”(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2页).
[7]高凯.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3(4):83—87.
[8]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