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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本书，觉得很受用。“开卷有益”。它帮助我略略舒展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观点，即所谓“世界史”就是包罗上下古今，囊括东西南北，仅仅从时间、空间来考虑的观点。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不仅仅记载“过往”，而且要增加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他很推崇汤因比(A.Toynbee)，认为只有象他那样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智慧，才有可能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真实理解。
巴特菲尔德出生于一九○○年，是一位有名的剑桥大学的近代史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一九六八年授予爵位成了贵族。近二、三十年他很少系统的著作。前两三年间，出版了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历史伦理学与政治学》(Ethics of History and Politics，1979)，一本就是这里要简单介绍的《历史学的种种源流》。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均非他亲撰，而是由他的知友编注，可喜的是，仍保持原作者的机智和文采。
《历史学的种种源流》综述了五千年来各民族对“历史”所采取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世界史”，但就其具体结构来说，又是一本提纲挈领的“世界史学史”。当然，称之为“历史”，那是以后的事，因此，在这本著作里常常又用“往昔感”(Sense of the past)这样一个词来表达。
叙述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九世纪。这五千年间，人们对“往昔”或“历史”有种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胜利者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如本书所述的苏美尔、埃及、赫梯、亚述等四个“帝国”记载的往事，另一种是对天命的惶恐感和不安感，如美索不达米亚民族记录下的灾祸和天人相应。
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这种“历史”的观点，一直留传给基督教世界：回忆过去，了解当今，展望未来。在他们那里：历史和道德，浑然合一，研究历史就是理解“神的启示”。但是罗马帝国的崩毁，神的“第五帝国”的希望幻灭了，世界自另有一种法则在指挥操纵。而要了解这种内在的法则，只能求助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是为了增加人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
巴特菲尔德似乎很赞赏荷马的史诗，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史》，他们细陈缕述，是非自明，真伪自辨，历史知识成了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又活跃起来了。
在巴特菲尔德看来，理性主义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对“历史学”有重大贡献，但是他又认为他们所用的“进步”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外加的，其性质与历史目的论的“神启”相类，一到黑格尔手里，就用“世界精神”来代替了。
十九世纪朗克(von Ranke)的德意志学派，站在黑格尔的对面，他主张历史首先要把事实详尽地说明，结论是以后的事，甚至是“别人”的事。朗克学派几乎占有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史学界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有人议论说：这样就把历史置于一个无所作为的消极地位了。
巴特菲尔德似乎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立场。他认为要用全部知识综合成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方案；剖析古往今来的人间世界，是历史家无可旁贷的职责。这种意见，似乎在当今的英国历史学界相当普遍。英国的麦克尼尔教授去年夏天在皇家历史学会里的一次讲演中说：“白首穷经，精究深探，历史学家要能说明这个世界，使这个人世成为可以理解，这样才算履行了历史学家的职责。”他最后又慷慨地说：“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同胞兄弟置身于对历史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他们的这种激情和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说是颇为动人的。
(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Ed.＆Annot.by Adam Watson，1980，252p.Eyre Melhuen.)
巴特菲尔德出生于一九○○年，是一位有名的剑桥大学的近代史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一九六八年授予爵位成了贵族。近二、三十年他很少系统的著作。前两三年间，出版了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历史伦理学与政治学》(Ethics of History and Politics，1979)，一本就是这里要简单介绍的《历史学的种种源流》。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均非他亲撰，而是由他的知友编注，可喜的是，仍保持原作者的机智和文采。
《历史学的种种源流》综述了五千年来各民族对“历史”所采取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世界史”，但就其具体结构来说，又是一本提纲挈领的“世界史学史”。当然，称之为“历史”，那是以后的事，因此，在这本著作里常常又用“往昔感”(Sense of the past)这样一个词来表达。
叙述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九世纪。这五千年间，人们对“往昔”或“历史”有种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胜利者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如本书所述的苏美尔、埃及、赫梯、亚述等四个“帝国”记载的往事，另一种是对天命的惶恐感和不安感，如美索不达米亚民族记录下的灾祸和天人相应。
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这种“历史”的观点，一直留传给基督教世界：回忆过去，了解当今，展望未来。在他们那里：历史和道德，浑然合一，研究历史就是理解“神的启示”。但是罗马帝国的崩毁，神的“第五帝国”的希望幻灭了，世界自另有一种法则在指挥操纵。而要了解这种内在的法则，只能求助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的研究是为了增加人们对当今世界的理解。
巴特菲尔德似乎很赞赏荷马的史诗，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史》，他们细陈缕述，是非自明，真伪自辨，历史知识成了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又活跃起来了。
在巴特菲尔德看来，理性主义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对“历史学”有重大贡献，但是他又认为他们所用的“进步”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外加的，其性质与历史目的论的“神启”相类，一到黑格尔手里，就用“世界精神”来代替了。
十九世纪朗克(von Ranke)的德意志学派，站在黑格尔的对面，他主张历史首先要把事实详尽地说明，结论是以后的事，甚至是“别人”的事。朗克学派几乎占有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史学界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有人议论说：这样就把历史置于一个无所作为的消极地位了。
巴特菲尔德似乎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立场。他认为要用全部知识综合成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方案；剖析古往今来的人间世界，是历史家无可旁贷的职责。这种意见，似乎在当今的英国历史学界相当普遍。英国的麦克尼尔教授去年夏天在皇家历史学会里的一次讲演中说：“白首穷经，精究深探，历史学家要能说明这个世界，使这个人世成为可以理解，这样才算履行了历史学家的职责。”他最后又慷慨地说：“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同胞兄弟置身于对历史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他们的这种激情和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应该说是颇为动人的。
(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Ed.＆Annot.by Adam Watson，1980，252p.Eyre Melhu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