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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收入流动性角度研究收入差距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提出缓解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实途径，即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通过提升和加快居民收入流动性，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压力。
关键词：收入流动 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
一、收入的界定及初步分析
对绝大多数经济体来说，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变化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构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看法的强烈分歧和视野的局限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导致我们难以从战略高度来审视地区差距问题。固然，居民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尚存争论。然而，如果地区差距扩大，而不是地区均衡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话，这种争论就很有可能掩盖真正的问题，也即人们探讨的可能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虽然基于不同数据来源的研究在基尼系数的估计上存在差别，但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已进人世界上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行列，却是一个共同的结论。与收入分配格局较为稳定的国家相比，中国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由于城乡统计调查数据分离，特别是缺乏对总体收入分配变动趋势的了解，通常人们难以真正了解我国的总体收入分配情况和各层收入状况变动趋势。
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浪式的不断上升趋势，总体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约0.3上升到新世纪初的0.45左右。李实2007年估算的数据已达0.457，世界银行公布估计的中国2006年基尼系数也达0.45。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中国正常的总体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如果0.4作为收入差距国际警戒标准合理的话，那么即使不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等因素的我国总体收入差距也已经处于着实令人担忧的境地。
二、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差距
收入流动(Income Mobility)是指某个特定的收入组成员的收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其所拥有的收入份额或者所在的收入组别(以5等分分组来计)所发生的位置变化。收入流动研究领域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对居民相对收入的变化加以观察，也就是利用相关方法对不同年份居民收入位置的动态变化加以测量和分析。在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中，Khor与Pencavel分析了中国1990-1995年间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结论是这一期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王海港发现高比例持续贫困的发生比较分散，并不固定在哪一类型家庭。尹恒、李实、邓曲恒研究发现，1998—2002年间中国城镇个人的收入流动性比1991—1995年间出现了全局性的显著下降，收人流动性的降低使得收入阶层的分化趋于稳定化。
社会收入流动性增强意味着人们相对收入地位是不固定的，在跨期内将出现多种可能的变化，也意味着即期的低收入者有充分的机会在后期进入高收入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社会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很高，但长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明显小于短期不平等，因此人们往往更多关注长期的收入分配结果。
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实质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而且通过收入流动也可以有效缓解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只有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人流动机制，才有可能促进一个真正的拥有一定实业基础和财富实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而这无疑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地对待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不宜通过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强行实现收入均等化，又好又快的发展依然是当前经济建设的主题(见表一)。另一方面，确实不应忽视低收入阶层。1996年以来，低收入阶层收入增幅趋减，甚至出现徘徊局面。20％的低收入阶层高度集中于农村，由此也证实了老“三农”问题的严峻(见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同时考虑到全社会货币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那么，目前的低收入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体。
即使在基尼系数相同的情况下，收人流动性也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积极的收人流动(即收入向上流动大于收入向下流动)会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应该重视收入流动性因素在社会经济不平等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市场化的制度改革，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在许多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二元性和多维性，新旧制度并存，从而大量的新旧制度“空隙”为寻租等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行为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在导致不合法的收入上升的同时，也造成市场竞争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公权侵犯私权的行为严重造成了收人流动的机会不公平。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经济，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分别在各行业、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自由充分的流动，使得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同时，生产要素流动也可以促进收入流动，加快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在没有公权干预的假定条件下，生产要素越是充分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就越大，也就越利于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实现收入自由流动，缓解因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所造成的社会冲突和不稳定。
一般地，随着收入度量时间跨度的延长，由于收入的暂时陸波动被平滑掉，不平等程度一般会下降。在一个流动性比较充分的经济体中，长期收入的不平等指标与短期收入的不平等指标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长期和短期不平等指标变化的幅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收入流动性的大小。而且比较不同收入组(层)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可以发现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高收入阶层，则收人流动性就比较大，从较长时期看，不平等指标会呈下降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大国难题”集中表现在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上，控制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和减少贫困是有益的。而这三个方面的目标至少在整个社会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共识和认同，而不必再使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争论停留在是否公平的层面上。
三、结论
从根本上说，收人流动性大小依赖于市场经济制度、公共政策和机会平等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机会平等是收人流动性加快的基本条件。收入流动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机会平等。我国目前存在若干导致扩大收入差距或不利于减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需要解决教育的公平性以及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就业脱节的问题、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以及经济的高效率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中国收入分配关系改革中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是应当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减少并消除各种有碍于收人流动的种种体制性阻滞，营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收人流动机制，从而加快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压力，逐渐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在促进收入流动的过程中，促进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逐步实现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和和谐社会的目标。
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保障在促进收入流动和缓解社会不平等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和保护各种职业的自由选择，鼓励职业流动和收人流动，而且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收入不平等，减少由于收入不平等而导致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知识贫困”的发生，促进社会公正和稳定。
关键词：收入流动 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
一、收入的界定及初步分析
对绝大多数经济体来说，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变化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构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看法的强烈分歧和视野的局限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导致我们难以从战略高度来审视地区差距问题。固然，居民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尚存争论。然而，如果地区差距扩大，而不是地区均衡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话，这种争论就很有可能掩盖真正的问题，也即人们探讨的可能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虽然基于不同数据来源的研究在基尼系数的估计上存在差别，但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已进人世界上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行列，却是一个共同的结论。与收入分配格局较为稳定的国家相比，中国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由于城乡统计调查数据分离，特别是缺乏对总体收入分配变动趋势的了解，通常人们难以真正了解我国的总体收入分配情况和各层收入状况变动趋势。
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浪式的不断上升趋势，总体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约0.3上升到新世纪初的0.45左右。李实2007年估算的数据已达0.457，世界银行公布估计的中国2006年基尼系数也达0.45。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中国正常的总体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如果0.4作为收入差距国际警戒标准合理的话，那么即使不考虑非法非正常收入等因素的我国总体收入差距也已经处于着实令人担忧的境地。
二、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差距
收入流动(Income Mobility)是指某个特定的收入组成员的收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其所拥有的收入份额或者所在的收入组别(以5等分分组来计)所发生的位置变化。收入流动研究领域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对居民相对收入的变化加以观察，也就是利用相关方法对不同年份居民收入位置的动态变化加以测量和分析。在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中，Khor与Pencavel分析了中国1990-1995年间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结论是这一期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王海港发现高比例持续贫困的发生比较分散，并不固定在哪一类型家庭。尹恒、李实、邓曲恒研究发现，1998—2002年间中国城镇个人的收入流动性比1991—1995年间出现了全局性的显著下降，收人流动性的降低使得收入阶层的分化趋于稳定化。
社会收入流动性增强意味着人们相对收入地位是不固定的，在跨期内将出现多种可能的变化，也意味着即期的低收入者有充分的机会在后期进入高收入人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社会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很高，但长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明显小于短期不平等，因此人们往往更多关注长期的收入分配结果。
收入流动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实质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而且通过收入流动也可以有效缓解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只有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收人流动机制，才有可能促进一个真正的拥有一定实业基础和财富实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而这无疑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地对待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不宜通过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强行实现收入均等化，又好又快的发展依然是当前经济建设的主题(见表一)。另一方面，确实不应忽视低收入阶层。1996年以来，低收入阶层收入增幅趋减，甚至出现徘徊局面。20％的低收入阶层高度集中于农村，由此也证实了老“三农”问题的严峻(见图一)。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同时考虑到全社会货币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那么，目前的低收入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体。
即使在基尼系数相同的情况下，收人流动性也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积极的收人流动(即收入向上流动大于收入向下流动)会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应该重视收入流动性因素在社会经济不平等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市场化的制度改革，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在许多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二元性和多维性，新旧制度并存，从而大量的新旧制度“空隙”为寻租等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行为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在导致不合法的收入上升的同时，也造成市场竞争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公权侵犯私权的行为严重造成了收人流动的机会不公平。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经济，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分别在各行业、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自由充分的流动，使得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同时，生产要素流动也可以促进收入流动，加快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在没有公权干预的假定条件下，生产要素越是充分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就越大，也就越利于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实现收入自由流动，缓解因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所造成的社会冲突和不稳定。
一般地，随着收入度量时间跨度的延长，由于收入的暂时陸波动被平滑掉，不平等程度一般会下降。在一个流动性比较充分的经济体中，长期收入的不平等指标与短期收入的不平等指标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长期和短期不平等指标变化的幅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收入流动性的大小。而且比较不同收入组(层)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可以发现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如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高收入阶层，则收人流动性就比较大，从较长时期看，不平等指标会呈下降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大国难题”集中表现在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上，控制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和减少贫困是有益的。而这三个方面的目标至少在整个社会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共识和认同，而不必再使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争论停留在是否公平的层面上。
三、结论
从根本上说，收人流动性大小依赖于市场经济制度、公共政策和机会平等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机会平等是收人流动性加快的基本条件。收入流动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机会平等。我国目前存在若干导致扩大收入差距或不利于减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需要解决教育的公平性以及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就业脱节的问题、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以及经济的高效率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中国收入分配关系改革中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是应当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减少并消除各种有碍于收人流动的种种体制性阻滞，营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收人流动机制，从而加快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压力，逐渐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在促进收入流动的过程中，促进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逐步实现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和和谐社会的目标。
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保障在促进收入流动和缓解社会不平等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和保护各种职业的自由选择，鼓励职业流动和收人流动，而且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收入不平等，减少由于收入不平等而导致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知识贫困”的发生，促进社会公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