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是当代文学批评家中少有的“另类”，其敢于说真话，观点十分地有见地，不附和或人云亦云的姿态令人钦敬。他评中国文学也好，论外国文学也罢，远到古代，近至当代，都说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说文学少不了要说作家和批评家，作家和批评家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其实这种态度已蕴蓄在其作品中了。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辉映，彼此烛照，二者俨如一个共同体，密不可分。“说真话的批评，可以给作者提供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像；优秀的作品，则能点燃批评家的创造激情，激活他们的思想，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和言说的冲动。”这就是作者在《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向我们呈现关于文学的态度的一个总的概括。
　　具体点说——
　　先看他对司马迁的看法。“在司马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人文精神，一种健全的人格现象——他挺身冒险，仗义执言，敢对权力说真话，甚至敢于批判那些握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宅心仁厚，同情百姓，具有尊重生命、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且说，“他从来没有跪着仰视那些滑贼淫威、冷酷无情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卑躬屈膝地替他们唱赞歌。”这点，《史记》尤为可证。
　　继承司马迁衣钵的，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关于鲁迅，毋庸赘言。
　　说巴金呢，指出：《随想录》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文化遗书”。“《随想录》是朴素的，但却并不苍白；它是温厚的，但却内蕴着庄严的愤怒。它是一杯上等的淡茶，细细品味，便觉得余香满口。”“巴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没有把文学仅仅当作文学，而是自觉地通过文学追求伟大的文化理想，通过文学表达对人类的爱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说路遥。“路遥无疑属于契诃夫所赞许的那种有才华的优秀的作家。”“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将从路遥的作品中，体验到我们曾经体验过的忧伤和痛苦、激情和希望。他们会用欣赏的语气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作品是真正有才华的作品；因为，他能用最朴素的形式，表达强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思想。”
　　说蒋子龙。“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蒋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脱、明快、朴实的叙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年轻读者的文学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愿循规蹈矩的个性和敢于挑战的姿态，也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内心生活。”对于蒋先生的为人，他更是钦佩：“这种任人评说的宽容和平静，体现着一种良好的教养和风度。”并指出，《农民帝国》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是“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俨如“灌木丛中一棵颀伟的银杏树一一它风神秀雅，气度非凡，值得人们驻足观赏，行注目礼。”
　　而对于有些作家，而且是出名的作家，包括像莫言这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坛大腕，他也敢于针对作品亮出自己的观点。他在《当代文学：基本评价与五个面影》中连连诘问：“平心静气地讲，《檀香刑》与《狼图腾》不正是‘热衷于暴力和残忍’的作品吗？《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不正是‘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讴歌基本冲动而不是高级冲动’的作品吗？《废都》和《秦腔》不正是‘流于淫秽’、‘沉溺于性反常’的作品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之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我们缺乏成熟的鉴赏力，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说真话的勇气？”在《怎可如此颂秦皇》（针对孙皓晖《大秦帝国》的批判）中，更是上升到斥问：“令人困惑的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作家，为什么要想加入秦始皇的‘摇尾系统’呢？为什么要为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暴君卖这份力气呢？”并且在另一篇文字中他这样写道：“许多的作家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方式来写作，要么满足于玩弄技巧和形式，要么沉溺于随意而虚假的编造，要么陶醉于对无聊的个人经验的叙说，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与他人经验的非相关性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非介入性。”针对此，他呼吁：“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想要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就必须直面问题和苦难，就必须承受内心的煎熬和严峻的考验，就像韦君宜写《思痛录》那样，就像陈忠实写《白鹿原》那样……”
　　有如此般的认识，他对作家无疑寄予了厚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总是要把眼光和兴趣，集中在那些重要的问题上，要关注人们心灵上那一道道深深的裂痕。”“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即便在绝望的时刻，也能创造出光明，以温暖人心，驱除黑暗，鼓励寂寞甚至绝望的人们。”总之，不能“玩文学”，不能没有严肃而庄重的态度，否则写出的作品不能叫成熟，更不能叫成功。而对于认真严谨辛苦到近似“愚人”般的写作，他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尊重，并且坦言：“我喜欢‘愚人’所写的朴实而言之有物的寻常之作。我不喜欢‘聪明人’所写的华丽而空洞无物的‘巅峰之作’。”
　　对于批评家，他更是希望他们能够“求真”而不是“为善”，说“‘求真’的文化通常指向事，‘为善’的文化通常指向人；指向事则论迹不论心，指向人则舍事而诛意；‘求真’的‘批评型文化’具有鼓励思考、保障自由的积极倾向，而‘为善’的‘人情型文化’则具有束缚思想、限制自由的消极倾向。”进而指出，“无论多么艰难，无论可能遭遇多少误解和伤害，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都应该克服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恐惧，都应该坦率而勇敢地说真话。”
　　无论是作家的写作，还是批评家的批评，都是文学的“左膀右臂”，都牵涉到一个文学态度的问题。而对于文学，他说：“文學不是向人类的弱点妥协的投降书，不是把庸俗当做荣耀的无聊游戏，恰恰相反，文学表现的是人类战胜自己弱点的光荣记录，是人类为摆脱庸俗奴役所进行的卓绝的努力。”进而写道：“倘若我们爱自己，那就应该爱文学；倘若我们尊重自己，那就应该尊重文学；倘若我们将文学说得一钱不值，那么，事实上，我们是在让自己蒙羞受辱。”
　　这算不算文学的使命呢？当然算。
　　在《文贵好，不贵多》中，他说：“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是艰难的创造，而不是轻松的游戏。……它向上探寻人类精神可能抵达的高度，向内探察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度。”
　　在《重新理解现实主义》中，他说：“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它是一种与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及任性的主观主义格格不入的文学样态。”并且强调：“现实主义没有死。现实主义也不会死。……只有当现实主义的鲜花遍地盛开的时候，文学的春天才会真正来临。”
　　而对于理想主义，他是这样界定的：“文学在苦难中寻求希望、在困境中追求理想的高尚事业，天然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理想主义意味着热情和力量，意味着信念和执著。”并指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大都具有温柔的同情心和深刻的悲剧意识。”
　　然而，“一个优秀的作家，既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也必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向恶而写，向善而趋”的写作姿态，他自然表示赞赏；而对于村上春树的“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文学立场，他更是发自内心的鼓掌。并且一再强调：“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态度真诚、善良、勇敢和正直的作家，才能获得人们由衷而持久的尊敬。”
　　态度之凛然，文学之必然，这就是这部书所呈现给我们的。